三国时期曹操刘备孙权没有一个君主能统一是三人都太强了还是三人都太弱了？
一、 双方实力均衡，但各有侧重，难以彻底压制对方：
曹操：北方的绝对优势，但南方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
优势： 曹操占据了北方中原地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域，拥有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基础。他继承了汉朝大部分的政治和军事遗产，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完善的官僚体系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在统一北方后，他的军队规模、训练水平和后勤保障都处于领先地位。
劣势： 曹操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在统一战争中也暴露了其局限性。
水战的劣势： 北方平原地区骑兵是优势，但南方水网密布，需要强大的水军才能有效作战。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惨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军队不适应水战，且对南方水军的实力估计不足。
地缘的限制： 南方的长江天险是天然的地理屏障，阻碍了曹操进一步南侵。即使攻占了江陵等战略要地，也难以长期维持对南方的控制。
人心和政治遗产的差异： 尽管曹操政治手腕高明，但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在道义上始终不如打着恢复汉室旗号的刘备。孙吴集团也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地方凝聚力，其统治基础相对稳固。
刘备：汉室正统的旗帜，但实力根基相对薄弱
优势： 刘备集团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其“汉室正统”的政治号召力，能够吸引和团结忠于汉朝的士人和百姓，形成强大的道义优势。他拥有诸葛亮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制定了“隆中对”这样长远而可行的战略规划。在军事上，刘备也培养出了一批忠勇善战的将领，如关羽、张义、张飞、赵云等，并能够吸引诸如黄忠、魏延等名将投奔。
劣势： 刘备集团虽然有理想和人才，但其建立的基业（蜀汉）相对弱小，地理位置偏僻，地势险要但资源有限，人口不如曹魏和孙吴。
经济和人口不足： 蜀地虽然易守难攻，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口数量也远少于北方和江东。这导致其兵源和财政收入都受到很大限制。
战略纵深的局限： 虽然易守难攻，但一旦被突破，就很难有战略纵深可以回旋。
继承人问题： 刘备死后，刘禅虽然有诸葛亮等人的辅佐，但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表现难以企及刘备，导致蜀汉的国力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张。
孙权：江东的基业，固守能力强但扩张受限
优势： 孙权继承了孙策打下的江东基业，拥有长江天险的地理优势，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统治和强大的水军。江东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人口也比较充足，能够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孙权集团在抵御曹操南侵方面表现出色，证明了其固守能力。
劣势： 孙权集团的实力主要集中在江东地区，其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在主动对外扩张方面存在一些制约。
战略重心偏向防守： 面对强大的曹魏，孙权集团的战略重心往往是固守江东，而非大规模北伐。虽然也曾有过几次北伐行动，但效果并不显著。
内部权力斗争： 孙权集团内部也存在一些士族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平衡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整体行动的效率。
人才的青黄不接： 在老一辈名将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去世后，孙权集团后期在军事和政治上缺乏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导致国家实力有所下滑。
二、 战略上的僵持和未能实现关键突破：
三国鼎立的局面并非偶然，而是三国力量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难以彻底打破的平衡。
赤壁之战后，曹操失去了南征的有利时机。 即使此后曹操仍有北方的强大实力，但要再次跨越长江天险并彻底击败孙刘联盟已是难上加难。
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设想是先取荆州，再取益州，然后进逼曹魏，最后东和孙权，西平东吴。 然而，荆州是四战之地，在关羽失荆州后，蜀汉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也未能实现北伐曹魏的伟大目标。
孙吴集团在战略上相对保守，更多的是利用地利优势来抵御外敌，而非积极寻求统一。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保住江东的基业，对抗曹魏。
三、 缺乏能够彻底终结乱局的“天命所归”的领导者：
虽然三人都有其过人之处，但都没有达到能够真正整合全国力量、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或绝对威望。
曹操的霸道和政治手段，虽然让他能够集中力量，但也让他难以获得天下士人和百姓的普遍认同，始终存在道义上的劣势。
刘备虽然以仁德和正统自居，但其力量过于弱小，无法支撑其宏大的统一理想，最终未能实现“匡扶汉室”。
孙权则更多地是一个守成的君主，其统治区域相对稳定，但缺乏向外扩张的动力和能力。
四、 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因素：
“时”： 汉末的乱世并非一个短暂的时期，而是经过了数十年的积累。即使有强大的领导者，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整合力量。三国鼎立的局面，也说明了各个势力在特定时期内都具备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地”： 南北方的地理环境差异，长江天险，以及蜀地的险峻，都形成了天然的地理屏障，使得任何一方想要完全统一天下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人”： 人才是战争的关键。虽然三国都涌现了大量杰出的人才，但人才的分布和使用也各有侧重。缺乏能够弥合所有裂痕、赢得所有人心的人物，导致了统一的困难。
总结来说，三国时期没有出现统一的原因是：
实力上的相对均衡，但各有短板，难以彻底压制对手。
战略上的僵持，未能实现关键的突破和整合。
缺乏一个在政治、军事、道义上都能获得绝对优势的领导者，无法形成一股压倒性的力量。
天时、地利、人和等综合因素的制约。
所以，与其说他们“太强”或“太弱”，不如说他们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都具备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但又都无法形成足以压倒其他两方的绝对优势，导致了长期而复杂的均势局面，最终未能实现统一。 他们的存在和相互制约，共同塑造了三国鼎立这一独特的历史时期。
网友意见
直接原因是赤壁之战，深层原因是各种局势条件使得赤壁之战发挥出了远超时人预料的影响。
在曹操消灭袁氏兄弟后，发动南征之前，其势力已经和消灭赤眉军之后的刘秀相差无几，当时马腾自愿入朝，刘璋也几度遣使，南征时刘琮举州投降，天下早已进入统一的倒计时。然而赤壁之战打乱了这一切进程，它开了南方割据政权对抗北方的先河，并成为今后中国历史里反复上演的情形。
刘秀在平定河北和中原后，主要敌人是西北的隗嚣和巴蜀的公孙述，江东和荆州并没有强大割据势力。而曹操却遇到了割据江东的孙权和在荆州极有人望的刘备，这既是曹操运气不好，也是时势所造就。
根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末年的元始二年（2），全国总户籍人口为59594978，其中荆州人口3597258（南阳以南部分为1655207），益州人口4784214，扬州人口3206213（江东部分为1789740），交州人口1372290。去掉南阳郡和扬州的江北部分，南方四州总户籍人口为9601451，仅占全国户籍人口的16.11%，可以很直观地看出为什么当时南方只有益州产生了强大的割据势力。
而在续汉书郡国志里，东汉中期的永和五年（140），全国总户籍人口为49150220，荆州人口6315952（南阳以南部分为3876334），益州人口7242028，扬州人口4338538（江东部分为3483429），交州人口2372251。去掉南阳郡和扬州的江北部分，南方四州总户籍人口为16974042，占全国户籍人口的34.54%。
总的来看，这138年间南方人口增长7372591，增长率76.79%，北方人口降低17817349，降低率35.64%。南北人口从一比五变为一比二，因而南方已经隐隐具备了和北方相抗衡的实力，一旦出现能够有效整合江东和荆州的割据势力，曹操便无法像刘秀一样对这两个地区传檄而定。
东汉时期南方大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当时的平均气温降低了2℃左右，北方的无霜期大为减少，而黄河冻结次数大增，气候变寒给北方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却使原本湿热的南方变得宜居。其次北方的豪强势力强大，在北方减少的大量户口里相当一部分都是豪强隐户，朝廷为了增加收入来源，在南方开拓户口就是十分理想的选择。
东汉一朝南方在农业方面有很大发展，官方起到了推动作用。南越人不会冶铁，吕后还曾经禁止将铁器运往南越，但东汉朝廷在南方大力推广使用铁器，发展冶铁业，这一点在史料和考古发现中均有体现。
随着铁器的推广使用，朝廷还在南方推广使用牛耕。官员禁止祭祀宰杀食用耕牛，将牛犁耕作的模式一路推广到了交州。而工具的进步又推进了耕作方式的进步，东汉时期南方的丘陵地区发展出了梯田耕作法，南方人也学会了育秧移栽和圈猪积肥的办法。根据相关文献，交州出现了一年两熟，荆州甚至出现了一年三熟。
同时，朝廷在南方大量修建水利设施改善土地质量，并引导流民在南方开垦荒地，光武帝时期的李忠担任丹阳太守时，仅用三年时间就引导了五万流民开垦荒地。此外边郡官员们也将异族人编为户口，教他们学会耕种技术。尚书里称天下九州中，扬州和荆州的田地为下下等和下中等，即最末和倒数第二，汉书里说江南人大多以捕鱼为生，少有富者。而东汉安帝时期北方粮食欠收时，两度依靠扬州的粮食进行救济，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南粮北调项目。
除开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农业基础，益州和江东地区各自都有完整的盐铁织造业，完全具备割据能力。
而汉末时期的北方又是一个因战乱、瘟疫、人口逃亡等原因遭到严重削弱的北方，甚至整个社会都出现了倒退。三国时期的户籍人口为中国历史上有人口统计之后的最低数据，不到东汉时期的六分之一。董卓的举措使得经济出现混乱，曹丕即位后甚至无法流通货币而被迫回到以物易物，曹操为了充实军用而建立了近似于农奴制的屯田制。
文化方面遭受的打击也极其严重，董卓焚毁大量图书资料，士人逃往各地。魏略中记载曹魏办的太学里博士水平糟糕，而京师官吏近万，能应书与议者没有几人，公卿以下四百余人，能操笔者不到十人，官员的文化水平倒退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典略里说钟繇王朗等人身为卿相，朝廷奏议时经常停笔措手不及，甚至于曹操刚迎奉天子时，要靠袁绍派来的人帮忙制定朝廷礼仪，可见中原人才的流失现象有多么严重。九品官人法最初的建立就是因为士人大量流亡，导致各地乡议遭到破坏，需要官方额定品级。
面对这场大乱，中原人的主要逃亡方向有四个，分别是荆州、益州、河北、江东，次要逃亡方向还有交州和辽东（往细了分还有在在各个流亡地之间相互移动的）。结果就是中原人士的流亡却给南方输送了大量人才，例如刘备的四位谋主里，庞统是荆州人，黄权是益州人，诸葛亮是逃亡到荆州的北方人，法正是逃亡到益州的北方人。
吴蜀的开国功臣都是遍布四海。江表十二虎臣里只有董袭和凌统来自江东，四英将中则只有陆逊出身江东，关张马黄赵分别来自五个不同的州，且全部不是益州本地人。吴蜀建立时都不是普通的地方性政权，倒不如说是纠集了四方精锐的流亡政权。史书上称曹操“三分天下其有二”，这个说法极不靠谱，至少在曹魏政权建立初期，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三分天下其有二的。
赤壁之战的失败原本可以只是一场普通的军事失利，换成是刘邦或者刘秀在这里打输一场，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统一大业，但对于曹操来说，统一几乎已经化为了泡影。
大乱后孱弱的经济基础使得曹操对北方的统治极不稳固，赤壁之战后连年叛乱。建安十四年（209）淮南陈兰梅成雷绪叛乱，建安十五年（210）太原商曜叛乱，建安十六年（211）西北韩遂马超叛乱，建安十七年（212）河间田银苏伯叛乱，建安十八年（213）前后有十余万户口从江西逃亡到江东。军事上的失利令北方统治不稳的问题显露出来，政治方面曹操也陷入被动，他先是撰写让县令，后又与荀彧决裂。
这四年里曹操都无暇对孙刘发起大举进攻，也就是说在军事方面，赤壁之战至少拖延了曹操四年的时间。四年说长不长，但也足够刘邦打一次天下了。尤其对赤壁之战时的曹操来说，此时他的人生只剩下十一年的时间，要用最后七年来打败已经变得更强的孙权和刘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曹操攻打孙权有个特点，就是总在下半年出兵，然后在春天之前撤退。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南征孙权，次年春正月撤军。建安十九年（214）秋七月曹操南征孙权，冬十月撤军。建安二十一年（216）冬十月曹操南征孙权，次年春三月撤军。
这个特点在曹丕身上也得到了延续。黄初三年（222）冬十月曹丕南征孙权，次年春三月撤军。黄初五年（224）秋九月曹丕至广陵，次月撤军。黄初六年（225）冬十月曹丕临江观兵，同月撤军。包括后来曹叡司马师三路伐吴以及司马炎灭吴，无一不是在秋冬季节发兵。
原因很简单，这个季节处于长江的枯水期，吴军无法发挥出水军优势，只能与魏军进行陆战。但反过来说，这也说明了魏国的水军力量薄弱，完全没有和吴国水军相抗衡的实力。张辽在合肥大破孙权的事让人津津乐道，但与之相对的是，魏国后来却将合肥城废弃，修建了合肥新城，一大原因就是合肥城离河道太近，防守时会暴露在吴国的水军之下。曹丕三路伐吴时，西路大军几乎把江陵城完全包围，结果涨水期到来，魏军只能紧急撤出江上中洲，差点全军覆没。孙权还曾经在涨水期到来前亲自给曹操写信劝他撤军，曹操也只能照做。
魏国水军常年不如吴国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造船厂和造船人才。根据文献和考古遗址，东汉的造船基地大多分布在南方，而北方最重要的两个造船基地分别在洛阳和京兆，结果前者被董卓付之一炬，后者遭到李郭之乱的重创。用现在的话来说，曹魏政权在造船方面的工业体系是不完整的。
后来尚书仆射杜幾为曹丕监造龙舟，连洛阳都没开出去就在孟津遭遇风浪沉没，身为尚书台二把手的杜幾溺亡，当时还只是个尚书郎的诸葛诞也差点一命呜呼。等到蜀汉灭亡后，晋朝获得了益州的造船基地，刺史王濬大造楼船，他所率领的水军沿长江航行数千里，成为制胜的关键。
实际上曹操也一度获得了强大的造船基地，荆州的江陵夷陵长沙等地都有造船基地，三国志记载刘备南逃时就准备前往江陵夺取军械物资，其中显然是包括战船的。然而赤壁大败之际，曹操为了防止资敌，自行焚毁了战船，几个造船基地也被孙刘联军夺走。等到后来襄樊战役时，关羽从江陵带来的水军将魏军打得一败涂地，徐晃在解除了樊城的包围之后也只能对着南岸的友军望江兴叹。
水战上的劣势使得曹魏对孙吴的进攻被限定在了枯水期的三四个月以内，若无法在这期间取得决定性战果，就只能无奈撤退。这种情形恐怕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他在无意之中就开启了地狱难度。
而赤壁之战最后也是最大的意义，便是帮助江东集团完成了内部整合。虽然汉末的江东地区已经具备了割据的基础，但由于没有先例，因而内部人士对于是否反抗曹操出现了内部分裂。同样地，荆州的刘琮便是因为没能有效整合这些分裂意见，以至于无法形成割据。
支持反抗曹操的周瑜鲁肃甘宁等人都是贪乱之人，鲁肃曾对孙权说，凭他的出身足以在曹操手下混个一官半职，在东汉的框架下鲁肃这样的豪强按部就班地当上县吏郡吏轻而易举，运气好的甚至能当上太守，但基本也到头了。他不肯投降曹操的原因无非就是不满足于这个框架，他一再表示要让孙权登上帝位，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从龙之臣，从而发挥出自己的才干，这是东汉朝廷不可能带给他的。周瑜也对蒋干表示孙权兄弟对自己言听计从祸福与共，这就是自己所追求的。至于韩当周泰吕蒙这些下级出身的人，就更是离不开孙吴政权，他们只能是孙权的铁杆支持者。
但对那些原本在东汉政权里有一定地位且又并非贪乱分子的人而言，曹操的政权对他们仍有相当的吸引力，代表人物就是张昭秦松。孙策曾经苦恼于众人不肯对自己行臣礼，孙权早期也有宾旅寄寓之士未有君臣之固的记载，王朗华歆等人更是想方设法都要回到北方。
而赤壁之战则是向这些人证明了，江东确实拥有割据自保的能力，对曹操抱有幻想的人要正视一个现实，就是江东大概要长时间处于孙家的统治之下。与其寄希望于重回东汉框架，不如投身于这个能够带给自己更大利益的未来政权。于是在赤壁之战后，亲曹的孙贲倒台，孙权从太守进位为州牧，成功完成内部整合。
综合下来就是，曹操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拿到了刘秀的剧本，然而南方已不是从前的南方，而是拥有了相当程度的农业基础和来自中原的大量人才，而曹操手中的北方正处于无比虚弱的状态。赤壁之战的失利令他失去组建强大水军资本的同时，还帮助江东政权完成了整合，而后他靠着仅剩七年的寿命在玩着一个地狱难度的游戏。
其实三国真正有能力统一的只有蜀汉，理由只有一个:刘备是三国唯一能正确地统一士族的集团。刘备集团非常注重道统的建设，配合峻法宽刑让他们能真正统一士族阵线，这是当时社会最应走的政治路线。而魏晋和东吴完全由着士族牵鼻子走，道统也好法律也好全部一塌糊涂。
汉末的分裂，本质上就是士族在自己地头上抱团划片，他们由于汉帝国版图的庞大形成各个地区派系。国家的分裂是表象，他们的分裂才是根源。垄断高层建筑的士族自私而精明，想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无比困难，即使表面上将他们聚集到一起，如果算不透他们心中的小九九，依旧会在强权松缓时再度被他们抓住机会架空权力，到最后还是四分五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袁绍，他表面上统一大部分北方，实际上一败即溃，去世后四方士族裹挟他的几个儿子疯狂叛乱，曹操打败袁绍本质上是重新收复北方。
对付这些人，不仅需要雷厉风行的体制手段，还需要一个真正称得上伟光正的理想，能把他们那点落后知识分子的文人激情调动起来，并且要像滚雪球一般把这个势头扩展到别地区。当君主把这种积极影响扩大到全国时，国家才有可能完成统一了。
刘备和诸葛亮正是如此。在体制方面，他们制定出严峻的法规约束益州和东州士族，用直百币限制他们的经济。在文化的方面，他们号召士族一起达成恢复汉室的伟大理想，用刑却非常轻微（几无肉刑和株连），并多次大赦，蜀汉四十年统治大赦十三次。士族们受刘葛这样的真英雄感召，甘心为复兴汉室而献身，像黄权这样本来忠于刘璋的官员也决定转而为更宏伟的理想服务。而对不服从者和小人而言，若想越距搞小动作则会被峻法纠错，又因为用刑宽松，只会丢人不会致死，增加悔改的可能性。于是这些人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相互惹事乱搞摩擦，而心中对汉室的归属感也被唤醒了。在如此全面的督促引导下，蜀地士族在刘备刚刚征服四川后就开始积极帮助刘备逆几倍的兵力差打败夏侯渊和曹操。
而对于最关键的官员劝进任用问题，刘备用了一套现在看起来很寻常但当时绝对是非常特殊的办法:依据基层经验考核进行调任。刘备习惯于把投奔来的人才塞进基层锻炼，等有了业绩和经验再往上提拔。史料里可以看出他对基层官员的巡查非常重视，入蜀后再忙也不忘巡查基层，还差点剁了贪杯误事的蒋琬。这就基本既确保了人才的质量，又能进一步激发士族报国积极性。
刘葛的对士族的高效率管理能力是绝对的三国第一，这是可以对比出来的。比如曹操在得到汉中后由于有些小原因放弃进一步灭蜀，这是因为他由己推敌，觉得刘备不可能短期整合好自己都苦手无比的本地士族，所以他放心大胆地走了，准备等刘备被本土士族玩的手忙脚乱时再料理他不迟。而事实证明曹操大错特错，曹操这稍微一缓的功夫刘备就瞬间整合好了刚到手的益州直接逆推汉中，足够证明刘备的统合能力远远超越曹操想象。
另一个可供对比的地方是贫富差距。封建王朝的更替其实就是旧王朝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所以新政权必须能确实地缩小贫富差距才配成为新王朝。而蜀汉正是三国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蜀汉重臣诸葛亮仅有四十倾地，蒋琬费祎董允姜维皆是清廉之士，邓芝更是穷的家里揭不开锅。这些居于锦官城中的朝廷大员，为中国织锦业贡献良多，穿着却仅是粗布素衣。刘备更抠门，他甚至都不给亲儿子刘永刘理一点封地，全给他们封成魏国占区的王侯。要知道曹操称帝前就已经给三个儿子封成千户侯了，而蜀汉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千户侯。
而从农民起义次数看，曹魏东吴农民起义多如牛毛，蜀汉却仅在后期有两次起义。蜀汉屯民士民两清安稳无恙，只有后期有剥削羌族的记载。而曹魏迁民门多族灭，剥削屯民收税过半竟比东汉末年豪强剥削更加恐怖，到后期的八成税率更是空前绝后，无怪乎西晋开国就是一派亡国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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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下曹操，他统合士族的能力算是三国第二，但他用得是一套毫无未来可言的方法:国家军事化。
其实三国里曹操集团才是最怪异的存在。他基本放弃了儒家道统，他在召贤令里亲口说可以选不忠不孝的人当官，说明他并不只是针对道德选拔，而是对道德本身就弃如敝履。曹操决定完全依仗军事力量来达成士族的统一。你稍微研究一下这个人就会发现曹魏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信仰可言，网民为了掩盖这一点才试图给他挂一个献帝忠臣的名号遮羞。曹操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口号只有那句“若天下无我一人不知几人称孤几人称王”，但那本质上还是将军思路。
曹操几乎所有的新体制策略其实都不过是军队手段的变种，比如大规模屯田（把汉朝在军事区屯田改为国家级屯田），比如强制征召士族做官（老拉壮丁了，可惜拉了个司马懿），比如简朴廉政（谁能在只有白米军粮的军队花天酒地啊）。他还整编青州兵和游牧民族军队，创造出士家这一低种姓，确保军团的可持续发展，并允许大规模屠城激励士气。
曹操的国家严重依赖强制性力量推动，像一台没有润滑油的机器，总有些磨损的零件要出事。于是这台机器在前期就开始笨手笨脚对自己的零件疯狂输出。
曹操本质上只是一个将军，并不是一个君主。把军队模式强推到国家上，这种把戏有前劲无后劲，管的了一时管不了一世，曹操强行用军队方法压制士族只会受到不断地反弹。许都变乱时献帝联系上士族和暴乱的屯民，打算和樊城关羽一起起事，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因素而失败，曹操已经凉透了。愤怒的曹操屠尽了许都百官，但谁都不知道魏国下一根爆掉的血管在哪里。
等曹丕接手这一锅快熬成水泥的硬粥时，他发现自己没能力也没胆量使用曹操那些不可持续的手段，曹操也没有办法给他指条新路，最后还是选择和士族媾和了事（当然也是几代人慢慢放弃曹操的），变成另一个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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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孙权。三国志避讳曹操刘备，却全程直呼孙权之名，说明这个人和其他群雄没有本质区别。稍微有点想模仿曹操却没那个胆子，最后只能对百姓横征暴敛，使东吴成为三国唯一的负人口增长国。
不过孙权也有优点，他能用媾和士族这种慢性死亡的把戏，使东吴成为三国最晚灭亡的国家。好比是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孙权磕着大烟袋楞是活到了大家都快忘了有这个人的程度。毕竟只要老佛爷不发动伤筋动骨的改革，大清就永远是我老佛爷的大清 。当然这种才华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别说当时纷纷扰扰的群雄了，后来人称小东吴的东晋也完全比不过大魏吴王的各种微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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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下西晋。司马家族其实并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么黑，教员认为司马懿很多方面比曹操要高，在下也深以为然。
司马家族对统一的内核有一套不错的理解，起码比曹操曹丕有好的多。首先他们继续采用建设道统的方式——这不没了忠还有孝吗，虽然发展上略显畸形但也比曹魏完全放弃道统来的好（当然曹操曹丕也不敢说孝）。其次就是在体制方面复兴汉初分封制，重新恢复汉初年间皇权凌驾于士族的情况——实际上汉代就是因为逐步取消了分封制才引发士族分割天下，复兴分封确实可以抑制地区豪强的权力。
司马炎还吸取汉朝七国之乱的教训，巧妙地弄出一套封建式的“三权分立”，让诸侯王权，地区兵权，人事任命权分开独立彼此监督，不让司马王族掌管一切，避免出现地区兵变。他不仅在地区分权，连京都中心的权力也剁成了肉沫子，确保所有人都在相互制衡。
但很可惜，道统的衰败已经无可挽回，而把权力分的这么稀碎也反而增加了变乱的可能性——所有人都有一样的权力不就是在养蛊吗？据说司马炎非常渴望得到诸葛亮的辅佐，想来他也知道，这一套乱七八糟的操作只是刘葛的替代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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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唯一能正确统一士族的刘备集团被客观因素限制半路夭折，最后士族集团的统治只能走向末日。三国历史的最终答案是魏晋南朝，是道统建设的彻底失败。最初是仁义礼智信等国家理念的名存实亡，后面连家族伦理也被人们抛弃，到最后连孔祭都停祀了。三国的最终结局是“玉树后庭花”，是“玉体横陈”，最终不得不让位于胡人建立的北朝。
不过历史的规律总不会变，有垄断性质的高层阶级总会再度出现。而道德建设配合峻法宽刑以及经济管制，永远是统一管理的最好办法。我们现在号召的中国复兴，说是继承发扬了当年的复兴汉室的理想又有什么问题呢？
曹刘不够强，孙权不够弱。
曹操但凡理智一点，徐州不屠城，宛城不搞事，后期不得意忘形。天下就定了。不是说曹老板不好，是对比前人刘邦，刘秀，曹老板显的在获得战略优势后基本不会打。
刘老板成势太晚。前期太糟糕，没有自己的文官势力和系统。他俩祖宗，分别有丰沛集团和南阳集团，刘备有个屁，就一个简雍是狂士，不理庶务，再就关张。孙乾糜竺都是徐州中期加入的。对比下萧何曹参卢绾樊哙周勃夏侯婴灌婴；邓禹吴汉贾复岑彭马武刘隆任光朱祜；都是要哥们儿有哥们儿，要老乡有老乡，要同学，不对，刘邦没同学。刘备有啥。早期，一切军队事务看资料就老哥仨。然后到哪儿都和客军一样，事务长官都不是自己人。到荆州呼啦啦一帮荆州人，到益州呼啦啦一帮益州人，还捏不到一起去。
对比下，孙权则是他父兄不够强，他自己不够弱。就他那个情况，打出去基本没戏，政府不爆炸就非常厉害了，早期依仗人物，周瑜，庐江人；张昭，徐州人；张纮，徐州人；鲁肃，临淮人；等等都不是江东人。和当地官员干不到一起去。知乎大神讲的故事很多，都是孙权底下争斗怎么混乱。对比同时代的刘表，同样建都建业的东晋，老孙家表现过于好了。
要是菜一点，曹老板把江东吃掉了，后面大半本三国演义就没了。
时代造就的，三国时期无法统一的根源在刘秀，新朝为了避免土地兼并大搞土地改革，具体内容就是将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恢复以往的“井田制”，并且根据人口重新划分土地。这无疑动了豪强们的饭碗，所以豪强地主积极反对，最终埋葬了新朝。刘秀吸取教训，或者说刘秀就是地主豪强的代言人。
东汉时期庄园经济大规模兴起，巨大的庄园连同上面的人口一切都为地主豪强所有，而且这个时期的地主很有意思，他不是后期的收租形式，而是更进一步的类似于私人所有的依附关系，庄园普遍规模巨大，拥有部曲，这个时期的很多文物都能体现出这个情况。
这个东汉的陶俑可以看到高亭上有弓手，周围养殖着马匹，鸡鸭。
四周拥有箭楼防御的乌堡。
那个时代大庄园都类似欧洲后期的城堡，东汉只能说在形式上统治着这里，这也是为什么董卓进京后为什么天下迅速碎成了渣，涌现出那么多小诸侯的原因。当时如何当官，举孝廉，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地人都说你够孝顺行为又很廉洁，这个东西就跟你们村有一个当官的名额，谁去啊，村长说了算一样，非常有利于地方豪族把持行政权，这种情况直到科举制度的大规模兴起才有了一些改观。
地方豪强的兴起结果就是大家非常抗拒统一，毕竟中央强则地方弱，而刘备前期就是因为没有地方有实力的豪族支持，才显得特别的脆弱。孙权的东吴集团本身就是地方豪强们的集合体，这也是为什么东吴显得进取心不足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曹魏搞九品中正制，就是为了打破地方豪强的垄断地位，既有中央来平定人才等级，将豪强的察举权力收回，但它同时也留下了对大豪族的妥协。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统一的阻力和成本都非常高，完全不同于楚汉之争时期，那时候天下豪族被秦国一清，没有什么有实力的地方豪族，自然统一就容易的多。
其它仔细对比一下十六国南北朝，就知道为啥后人（尤其唐朝）为啥那么推崇三国的武德了，无它，就是比出来的。。。
即便是国力大大削弱之后的曹魏，仍然可以牢固控制东至乐浪、西至西域的汉朝传统领土。曹魏与诸胡的战报以前也专门开贴写过（ 三国那么乱为什么没有其他国家来侵略呢？），如果说曹魏的破敌战报可能会撒谎的话，战线则不会，至少三国时期鲜卑的状况的确是给打成了“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资治通鉴），大大扭转了东汉后期对鲜卑作战的不利局面。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东汉时鲜卑有“东方的上帝之鞭”檀石槐，而三国时期鲜卑分裂了，所以无法与曹魏对抗。这个又是比较一下十六国就知道了，鲜卑再分裂，能有十六国的时候分裂么，当时就辽东那么点大的地方，竟然都分成了慕容皝、慕容仁、段兰三个势力，慕容皝在位前期多猜忌逼反两兄弟（其中慕容仁自立，慕容翰投奔了段氏），然后一度被慕容仁、段兰夹攻，若非段兰出兵的时候因为慕容翰劝说手下留情了，慕容皝当时就被灭了都有可能。结果就是这样的慕容前燕，南下的时候还是如猛龙一般，一路横扫中原，你说气不气？
冉闵鼎盛时号称拥兵30万（晋书数字，可能有水分），结果两年就败亡了，政治原因很多，军事原因则是因为输掉了两个决定性的战役。这个过程怎么输的，其实说起来真很搞笑：
冉闵北上襄国的时候，被后赵军（石氏残余)、羌军（姚襄）、鲜卑军围攻，手下大将说敌军势大，应该坚壁营垒先守一阵，然后再转入反攻。结果越说冉闵越不服，莽出去决战了，结果被包饺子，全军覆没，据说损失了10余万人（晋书数字，可能有水分）。
最后失去了中原的冉闵，又遭前燕南下猛攻，手下大将说鲜卑军势大，又兵精将强，应该坚壁营垒先守一阵，等敌人疲惫了再转入反攻。结果越说冉闵越不服，又莽出去决战了，这回不仅全军覆没，连自己都被生擒活拿了，冉魏就这么亡了。
就这个水平，放三国演义和三国游戏里，冉闵不知道智力有没有吕布的水平（当然有些人说，战争并非儿戏，有勇无谋岂能为将，演义和游戏里的”智力“，更接近一种战略智力），更遗憾的是，就是这样的冉闵，是永嘉之乱到高欢篡位（311-534）的这200多年间，汉人在北方腹地成功称帝建国过的唯一一人。十六国有三个是汉人所建，但这三个国家都偏居凉州一隅。而且冉闵好歹还可以说自己最后是输给了十六国最强名将之一的慕容恪，后来东晋和慕容恪交战的战绩更加不堪回首。
最后，有些人可能说，这也有可能是因为三国将领的牌好，手下水平如此之强不能统一反而说明了这三个人不行。那么，曹操在成为东郡太守之后，的确是那么一点点地盘逐渐打下了整个北方，汉末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被曹操消灭的大大小小的军阀的确不在少数，那么成王败寇的角度，这些人肯定不能说比曹操更高明的。
西晋八王之乱的胜者是司马越，这家伙是个什么玩意我想就不用多说了吧，洛阳被汉赵军围攻不但不抵御反而带走公卿大臣逃跑以保存实力，就是空一格都不敢这么干吧！所以演义写后面英雄越来越弱可能还真很符合古人的印象，三国后期邓艾、杜预起码也算个人杰，再过几十年你就得从司马越、王浚（西晋幽州刺史王俊，不是灭吴那个）、冉闵这些人里面拔高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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