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国史大纲》真的那么不堪吗，为什么这么多人批评?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在史学界确实引发了不少争议，说它“不堪”未免过于绝对，但其间存在的某些观点和叙述方式，也的确招致了不少批评。要理解这些批评，我们不妨深入钱先生写作的时代背景、他个人的史学理念，以及后世史学发展带来的视角变化。
时代背景与钱穆的初心：
首先得明白，《国史大纲》是在中国历史、文化面临前所未有动荡和挑战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20世纪初，西学东渐，传统文化备受冲击，许多知识分子在反思历史、探寻民族出路时，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出现了分歧。钱穆先生的初心，是用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重新梳理和呈现中国历史，旨在为当时迷茫的国人找回民族自信，理解“中国”这个文化与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与延续，为文化的根基提供一种新的阐释。他希望通过《国史大纲》，“为吾国当前之治乱，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国史大纲》的核心理念与特色：
《国史大纲》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通史”观和“人性”论。钱穆先生认为，历史并非孤立事件的堆砌，而是有其内在的生命脉络和精神走向。他尤其强调“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政治、社会意义的整体，其发展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温情与敬意”： 这是贯穿全书的写作态度。钱穆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传统、以西方的标准来苛责中国历史的“欧化”史观。他更注重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基因，试图发掘其积极意义。
“本国史”的自觉： 钱穆强调“一本本国史”，即以中国自身的文化精神和历史经验为出发点来解释中国历史，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史学理论。他认为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
“人”的关注： 钱穆非常注重“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尤其是知识分子、政治人物的命运，以及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他关注历史人物的心理、道德和精神追求。
“史”与“论”的结合： 《国史大纲》并非纯粹的叙述，其中融入了钱穆大量的个人见解和评价，他试图通过“论”来阐释“史”的意义。
为何受到批评？
尽管钱穆先生的出发点和很多观点都得到了肯定，但《国史大纲》也确实存在一些引起争议的地方，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通史”的局限性与史料的筛选：
宏大叙事的必然简化： 作为一部通史，尤其是篇幅有限的通史，必然要在史料的选择和叙述上有所取舍。钱穆先生为了构建一个连贯的、有内在逻辑的历史叙事，有时会选择性地突出某些方面，而忽略或淡化另一些方面。批评者认为，这种筛选可能导致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片面解读。
对某些史实的解释： 比如，在处理一些政治斗争、社会矛盾时，钱穆先生的“温情与敬意”有时会被批评为回避矛盾、粉饰现实，甚至将其解释为“人际关系”的调整，而忽略了背后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斗争。
史料利用的侧重： 钱穆先生对于传统的文献、思想史、文化史的把握非常深厚，但对于一些考古发现、社会经济史、下层民众史的研究，则相对不够重视。后世史学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后，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分支学科的兴起，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使得《国史大纲》在某些方面的阐释显得有些“老旧”。
2. “中国中心论”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质疑：
对西方文明的态度： 钱穆先生对西方文明的态度，被一些人认为是抱有保留甚至批判的。他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这种“中国中心论”在一些追求普世价值或认为西方文明具有更先进性的批评者看来，显得过于狭隘和保守。
对近代化的解读：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转型，一些批评者认为钱穆先生未能充分肯定西方思想和制度对中国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反而更倾向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的根源，这种解读被认为过于“反西化”。
3. “政治史观”的痕迹：
侧重于“朝代”与“制度”： 尽管钱穆先生强调“人性”和“文化”，但《国史大纲》的叙述线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围绕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政治制度的演变来展开。这种“政治史观”的倾向，在后来的“社会史”、“经济史”占据更重要地位的史学潮流中，显得不够全面。
4. “人性论”的模糊性：
“中国人的精神”的抽象： 钱穆先生提出的“中国人的精神”、“历史人格”等概念，虽然具有文学性和启发性，但在具体如何量化、如何验证上，却显得有些模糊。批评者认为，这些概念过于抽象，难以作为严谨的史学分析工具。
缺乏微观的实证： 相比于运用大量史料进行细致分析的“微观史学”，《国史大纲》更像是一种宏观的“文化精神”的阐释，这种风格与实证主义史学的主流方法有所不同。
5. “主观性”过强：
“我见”与“历史”的界限： 钱穆先生在书中融入了大量的个人评论和判断。对于一些读者而言，这种“以我为主”的叙事方式，虽然体现了作者的独立思考，但也可能将其个人的“见解”与客观的历史事实混淆。
总结：
说《国史大纲》“不堪”，是对这部著作价值的低估。钱穆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中国通史。它在民族危亡之际，凝聚了民族精神，对于恢复民族自信、理解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和视角的拓展，后世的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史大纲》中的某些观点、方法以及史料利用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并非全盘否定，更多的是一种对话、一种修正，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国史大纲》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激发了后人的思考和讨论。它是一部有争议但绝不平庸的著作，其“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以及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沉关怀，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批评者们的声音，也使得我们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的面貌，并在继承中有所创新。
因此，与其说《国史大纲》“不堪”，不如说它是一部引发了深刻讨论的、具有时代局限性和个人风格的经典之作。它的价值，也体现在它能够持续地被阅读、被研究、被批评，并在每一次的讨论中，让我们对历史和我们自身有更深的认识。
时代背景与钱穆的初心：
首先得明白，《国史大纲》是在中国历史、文化面临前所未有动荡和挑战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20世纪初，西学东渐，传统文化备受冲击，许多知识分子在反思历史、探寻民族出路时，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出现了分歧。钱穆先生的初心，是用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重新梳理和呈现中国历史，旨在为当时迷茫的国人找回民族自信，理解“中国”这个文化与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与延续，为文化的根基提供一种新的阐释。他希望通过《国史大纲》，“为吾国当前之治乱，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国史大纲》的核心理念与特色：
《国史大纲》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通史”观和“人性”论。钱穆先生认为，历史并非孤立事件的堆砌，而是有其内在的生命脉络和精神走向。他尤其强调“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政治、社会意义的整体，其发展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温情与敬意”： 这是贯穿全书的写作态度。钱穆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传统、以西方的标准来苛责中国历史的“欧化”史观。他更注重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基因，试图发掘其积极意义。
“本国史”的自觉： 钱穆强调“一本本国史”，即以中国自身的文化精神和历史经验为出发点来解释中国历史，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史学理论。他认为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
“人”的关注： 钱穆非常注重“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尤其是知识分子、政治人物的命运，以及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他关注历史人物的心理、道德和精神追求。
“史”与“论”的结合： 《国史大纲》并非纯粹的叙述，其中融入了钱穆大量的个人见解和评价，他试图通过“论”来阐释“史”的意义。
为何受到批评？
尽管钱穆先生的出发点和很多观点都得到了肯定，但《国史大纲》也确实存在一些引起争议的地方，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通史”的局限性与史料的筛选：
宏大叙事的必然简化： 作为一部通史，尤其是篇幅有限的通史，必然要在史料的选择和叙述上有所取舍。钱穆先生为了构建一个连贯的、有内在逻辑的历史叙事，有时会选择性地突出某些方面，而忽略或淡化另一些方面。批评者认为，这种筛选可能导致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片面解读。
对某些史实的解释： 比如，在处理一些政治斗争、社会矛盾时，钱穆先生的“温情与敬意”有时会被批评为回避矛盾、粉饰现实，甚至将其解释为“人际关系”的调整，而忽略了背后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斗争。
史料利用的侧重： 钱穆先生对于传统的文献、思想史、文化史的把握非常深厚，但对于一些考古发现、社会经济史、下层民众史的研究，则相对不够重视。后世史学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中叶后，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分支学科的兴起，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使得《国史大纲》在某些方面的阐释显得有些“老旧”。
2. “中国中心论”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质疑：
对西方文明的态度： 钱穆先生对西方文明的态度，被一些人认为是抱有保留甚至批判的。他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这种“中国中心论”在一些追求普世价值或认为西方文明具有更先进性的批评者看来，显得过于狭隘和保守。
对近代化的解读：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转型，一些批评者认为钱穆先生未能充分肯定西方思想和制度对中国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反而更倾向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的根源，这种解读被认为过于“反西化”。
3. “政治史观”的痕迹：
侧重于“朝代”与“制度”： 尽管钱穆先生强调“人性”和“文化”，但《国史大纲》的叙述线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围绕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政治制度的演变来展开。这种“政治史观”的倾向，在后来的“社会史”、“经济史”占据更重要地位的史学潮流中，显得不够全面。
4. “人性论”的模糊性：
“中国人的精神”的抽象： 钱穆先生提出的“中国人的精神”、“历史人格”等概念，虽然具有文学性和启发性，但在具体如何量化、如何验证上，却显得有些模糊。批评者认为，这些概念过于抽象，难以作为严谨的史学分析工具。
缺乏微观的实证： 相比于运用大量史料进行细致分析的“微观史学”，《国史大纲》更像是一种宏观的“文化精神”的阐释，这种风格与实证主义史学的主流方法有所不同。
5. “主观性”过强：
“我见”与“历史”的界限： 钱穆先生在书中融入了大量的个人评论和判断。对于一些读者而言，这种“以我为主”的叙事方式，虽然体现了作者的独立思考，但也可能将其个人的“见解”与客观的历史事实混淆。
总结：
说《国史大纲》“不堪”，是对这部著作价值的低估。钱穆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中国通史。它在民族危亡之际，凝聚了民族精神，对于恢复民族自信、理解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和视角的拓展，后世的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史大纲》中的某些观点、方法以及史料利用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并非全盘否定，更多的是一种对话、一种修正，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国史大纲》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激发了后人的思考和讨论。它是一部有争议但绝不平庸的著作，其“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以及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沉关怀，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批评者们的声音，也使得我们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的面貌，并在继承中有所创新。
因此，与其说《国史大纲》“不堪”，不如说它是一部引发了深刻讨论的、具有时代局限性和个人风格的经典之作。它的价值，也体现在它能够持续地被阅读、被研究、被批评，并在每一次的讨论中，让我们对历史和我们自身有更深的认识。
网友意见
我记得知乎有个问题是《抗战14年中国人民到底绝望到何种地步》，里面有个回答是“绝望到钱穆要写《国史大纲》”。
钱穆当年写《国史大纲》的初衷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要给已经是日本人的中国人看的，只盼文化火种不绝，复国未必无望。
如果你看到“五千年的文明史满满都是吃人二字”你还会去谋划复国吗？
说两句，
我看到很多答案都在谈此书写作背景，如何在书中表达民族自豪感，激发民族感情云云。我有些纳闷，这和题主提的问题有关吗？貌似题主首先问的是这本书堪不堪吧。
首先表明态度，我就是《国史大纲》的批评者之一。题主要问“堪不堪”，如果指的是他的学术水平，那我从一个历史学爱好者的角度看，至少在我比较感兴趣的宋代这部分，他有些“不堪”。就不必说他那些观点以及对史料的运用方面了，在基本史实的掌握层面，这位老先生都是有欠缺的。试举两条：
“太宗两次亲征，均败归，其死传系箭疮发”
首先，宋太祖确实两次亲征。第一次是太平兴国四年（979）的高粱河之战，这个尽人皆知。第二次则是太平兴国五年十一月，根据长编，十一月十五日太宗“ 詔巡北邊”，十一月十八日出发，十一月二十四赶到大名府（“戊午，駐蹕於大名府”），辽方却于两天前撤退了（《辽史，景宗纪》乾亨二年十一月条“丙辰，班师”）。
此战战史上命名“瓦桥关之战”，宋辽双方互有胜负。但无论胜败，都发生在太宗亲征前。最多可以说他无功而返，“败归”又从何说起呢？我猜钱穆其实想说的是雍熙北伐，但雍熙北伐太宗并未亲征。所以无论如何他这个史实错误也圆不过去。
“真宗时，西夏已陷灵州。其时李继迁卒，子德明立。”
据长编咸平五年三月条：
李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知州、內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死之。濟在靈州凡二年，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焉。及被圍，餉道斷絕，孤城危急，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訖不至，城遂陷。戊申，西面部署司以聞，宰相等上表待罪，詔慰諭之。
这条记录写的清清楚楚，灵州是咸平五年李继迁攻占的，何来“其时李继迁卒”呢。李继迁死于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史书记载甚明。
短短一节，钱老先生于基本史实错误都两出了，仅此而论，从一个历史学爱好者的角度看，至少在我比较感兴趣的宋代这部分，他从本书中表现的学术水平有些“不堪”。
再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批评问题。这个别人我就不好代表了。只说我自己的看法。既然我认为钱穆这本书中关于宋章节学术水平有些“不堪”，那么，对至今那些把钱穆的话当权威的人，我是不怎么认同的。比如宋朝如何“积贫积弱”之类话题，如果有人拿出钱穆的话来诉诸权威，那我往往会不客气说，钱先生水平不太高，你拉他出来姿势不对云云。
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批评钱穆的《国史大纲》，那不是钱穆问题，而是捧钱穆言论如圭臬者的问题。有那么多比钱穆水平更堪的学者的书不读，非捧他，怨谁呢？
至于我对钱穆的态度，前几天天我在另外一个话题里说过一段话，可以概括：
史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他们观点，我们既不必奉之以圭臬，也不必弃之如敝履。以尊重和善意理解前辈，本着开放的心态取长补短，才是后辈应有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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