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高煦的比较真实的历史评价？
燕王朱高煦：一位被低估的悲剧性人物
提起明朝的燕王朱高煦，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叛逆”、“野心”、“一事无成”的标签。他参与“靖难之役”，辅佐父亲朱棣夺取皇位，却在之后因为自己的野心和皇帝的猜忌而走向了悲剧的终点。然而，如果抛开那些简单的定性，深入史料，我们会发现朱高煦并非一个脸谱化的反派，而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具悲剧色彩的人物。
初露锋芒的勇武与辅佐之功
朱高煦生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是明成祖朱棣的第二个儿子。从小他就继承了父亲的英武气质，身材高大健硕，性格也比较豪爽。在朱棣还是燕王，蓄势待发之际，年轻的朱高煦就已经展露出过人的胆识和军事才能。
在“靖难之役”爆发的关键时刻，朱高煦是朱棣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史书描述他“骁勇善骑射，年十四，随父王在北平，辄以胆略自任。”在北平守城战中，他表现出了不俗的军事指挥能力。更重要的是，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中，他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的战役。比如，在攻打济南时，他身先士卒，奋勇向前，甚至亲自爬上城墙，鼓励士气。在随后的渡江作战中，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次，军队遭遇围困，弹尽粮绝，是朱高煦冒险潜出重围，寻觅粮草，才得以解围。
可以说，在朱棣夺取皇位的过程中，朱高煦绝对是功不可没的。他不仅是父亲的儿子，更是战场上的得力干将，是朱棣能够依靠的力量。这份功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足以让他获得超乎寻常的回报。
封王后的骄纵与失落
“靖难之役”成功，朱棣登基为帝，建立永乐朝。作为最大的功臣之一，朱高煦被封为汉王，领有高唐、乐安、平原三地，年岁也逐渐增长。在朱棣眼中，他是自己的继承人选之一，对他寄予厚望。史书曾记载，朱棣曾经说过：“吾有二子（指朱高炽和朱高煦），一文一武。”这说明他认为朱高煦具备了继承皇位的“武”这一特质。
然而，伴随着封王和日益增长的权势，朱高煦的性格也逐渐显露出骄纵和不安分的一面。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亲信，他们怂恿他野心勃勃，认为自己才应该是皇位的继承人。相比之下，他的兄长朱高炽虽然被立为太子，但因为体弱多病，性格文弱，在朱棣看来似乎不够“英武”，不足以支撑大明江山。
朱高煦本人也对自己的地位并不满足。他认为自己是“靖难”的首功之臣，有能力，有功劳，却不如兄长那般地位稳固。这种心理落差，加上周围人的鼓动，使得他开始产生篡位之心。他明目张胆地在自己的封地内招募士兵，训练亲信，甚至在自己的府邸内建造营帐，宛如一个小朝廷。这种行为，在任何一个皇帝眼中，都是极大的威胁。
明宣宗登基后的危机
朱棣去世后，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然而，仁宗在位时间很短，仅仅一年多就驾崩了。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皇位传给了仁宗的长子朱瞻基，即明宣宗。
宣宗继位后，虽然年轻，但却是一个颇有治国才能的君主。他对朱高煦的野心早已洞悉，并且深知其潜在的威胁。朱高煦也趁着仁宗病重，甚至在宣宗登基之初，试图有所行动。他曾一度被召至京师，但却被朱棣留在了京城，作为一种牵制。
宣宗即位后，对诸王藩国的管理也更加严格。朱高煦的行为越来越难以容忍，他在自己的封地内仗势欺人，横行不法，甚至拥兵自重，与朝廷离心离德。宣宗多次派人劝诫，希望他能够收敛，但朱高煦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
最终，在宣德元年（1426年），朱高煦起兵反叛，史称“乐安之役”。他拥兵数万，试图以武力夺取皇位。然而，此时的宣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迅速派遣大将张辅等率军前往镇压，同时采取了怀柔和瓦解的策略。许多被朱高煦收买的官员和将领纷纷投降。朱高煦的军队很快就溃败，他本人也被俘虏。
悲剧的结局与历史的思考
朱高煦的结局是悲惨的。被俘后，宣宗并没有立刻处死他，而是将其囚禁。然而，在一次意外中，朱高煦被一堆柴火压死，结束了他波折的一生。
对于朱高煦的评价，历史上存在争议。
从朝廷和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朱高煦的叛乱是对皇权稳定和国家统一的严重威胁。他的骄纵、野心和拥兵自重，都触犯了君主专制的底线。从这个角度说，他是一个反叛者，其结局是咎由自取。
然而，如果从更客观、更人性的角度去审视，我们或许能看到更多层次的东西。
“靖难”功臣的失落感： 朱高煦是“靖难之役”的实际参与者和功臣，但他却被兄长压制，未能获得与功劳相匹配的地位和权力。这种失落感和被边缘化的感觉，很可能成为了他内心不满的根源。
“文武”之争的悲剧： 朱棣认为自己“一文一武”，希望继承人也具备这两方面素质。朱高炽的“文”与朱高煦的“武”似乎是一种互补。然而，一旦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朱高煦的“武”就变得难以安放，反而成为了一个威胁。如果历史走向不同，比如朱高煦更早地被培养成储君，或者有更合理的安排，他或许不会走向反叛。
野心膨胀的个人因素：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朱高煦个人的性格缺陷。他的骄纵、自负以及身边人的不良引导，都助长了他的野心，让他忽视了现实的政治环境和自身实力的局限。
“藩王制度”的弊病： 明朝初年的藩王制度，给予藩王极大的权力，这无疑为后来的藩王反叛埋下了隐患。朱高煦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制度弊病的体现。
总结来说，朱高煦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 他曾是战场上英勇的战士，是父皇身边得力的臂助。但随着年龄增长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他的野心膨胀，最终走上了反叛之路，酿成了悲剧。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恶棍，更像是在历史洪流和个人命运交织下的一个悲剧人物。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定性为“叛逆”，而应该看到他在“靖难”中的贡献，看到他作为藩王的失落感，也看到他个人性格和时代环境共同作用下的悲剧性。了解朱高煦，也是了解明朝初年政治格局和统治者权力运作方式的一个窗口。他的一生，是对权力、野心、忠诚与背叛的深刻诠释。
提起明朝的燕王朱高煦，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叛逆”、“野心”、“一事无成”的标签。他参与“靖难之役”，辅佐父亲朱棣夺取皇位，却在之后因为自己的野心和皇帝的猜忌而走向了悲剧的终点。然而，如果抛开那些简单的定性，深入史料，我们会发现朱高煦并非一个脸谱化的反派，而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具悲剧色彩的人物。
初露锋芒的勇武与辅佐之功
朱高煦生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是明成祖朱棣的第二个儿子。从小他就继承了父亲的英武气质，身材高大健硕，性格也比较豪爽。在朱棣还是燕王，蓄势待发之际，年轻的朱高煦就已经展露出过人的胆识和军事才能。
在“靖难之役”爆发的关键时刻，朱高煦是朱棣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史书描述他“骁勇善骑射，年十四，随父王在北平，辄以胆略自任。”在北平守城战中，他表现出了不俗的军事指挥能力。更重要的是，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中，他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的战役。比如，在攻打济南时，他身先士卒，奋勇向前，甚至亲自爬上城墙，鼓励士气。在随后的渡江作战中，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次，军队遭遇围困，弹尽粮绝，是朱高煦冒险潜出重围，寻觅粮草，才得以解围。
可以说，在朱棣夺取皇位的过程中，朱高煦绝对是功不可没的。他不仅是父亲的儿子，更是战场上的得力干将，是朱棣能够依靠的力量。这份功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足以让他获得超乎寻常的回报。
封王后的骄纵与失落
“靖难之役”成功，朱棣登基为帝，建立永乐朝。作为最大的功臣之一，朱高煦被封为汉王，领有高唐、乐安、平原三地，年岁也逐渐增长。在朱棣眼中，他是自己的继承人选之一，对他寄予厚望。史书曾记载，朱棣曾经说过：“吾有二子（指朱高炽和朱高煦），一文一武。”这说明他认为朱高煦具备了继承皇位的“武”这一特质。
然而，伴随着封王和日益增长的权势，朱高煦的性格也逐渐显露出骄纵和不安分的一面。他身边聚集了一批亲信，他们怂恿他野心勃勃，认为自己才应该是皇位的继承人。相比之下，他的兄长朱高炽虽然被立为太子，但因为体弱多病，性格文弱，在朱棣看来似乎不够“英武”，不足以支撑大明江山。
朱高煦本人也对自己的地位并不满足。他认为自己是“靖难”的首功之臣，有能力，有功劳，却不如兄长那般地位稳固。这种心理落差，加上周围人的鼓动，使得他开始产生篡位之心。他明目张胆地在自己的封地内招募士兵，训练亲信，甚至在自己的府邸内建造营帐，宛如一个小朝廷。这种行为，在任何一个皇帝眼中，都是极大的威胁。
明宣宗登基后的危机
朱棣去世后，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然而，仁宗在位时间很短，仅仅一年多就驾崩了。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皇位传给了仁宗的长子朱瞻基，即明宣宗。
宣宗继位后，虽然年轻，但却是一个颇有治国才能的君主。他对朱高煦的野心早已洞悉，并且深知其潜在的威胁。朱高煦也趁着仁宗病重，甚至在宣宗登基之初，试图有所行动。他曾一度被召至京师，但却被朱棣留在了京城，作为一种牵制。
宣宗即位后，对诸王藩国的管理也更加严格。朱高煦的行为越来越难以容忍，他在自己的封地内仗势欺人，横行不法，甚至拥兵自重，与朝廷离心离德。宣宗多次派人劝诫，希望他能够收敛，但朱高煦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
最终，在宣德元年（1426年），朱高煦起兵反叛，史称“乐安之役”。他拥兵数万，试图以武力夺取皇位。然而，此时的宣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迅速派遣大将张辅等率军前往镇压，同时采取了怀柔和瓦解的策略。许多被朱高煦收买的官员和将领纷纷投降。朱高煦的军队很快就溃败，他本人也被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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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煦的结局是悲惨的。被俘后，宣宗并没有立刻处死他，而是将其囚禁。然而，在一次意外中，朱高煦被一堆柴火压死，结束了他波折的一生。
对于朱高煦的评价，历史上存在争议。
从朝廷和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朱高煦的叛乱是对皇权稳定和国家统一的严重威胁。他的骄纵、野心和拥兵自重，都触犯了君主专制的底线。从这个角度说，他是一个反叛者，其结局是咎由自取。
然而，如果从更客观、更人性的角度去审视，我们或许能看到更多层次的东西。
“靖难”功臣的失落感： 朱高煦是“靖难之役”的实际参与者和功臣，但他却被兄长压制，未能获得与功劳相匹配的地位和权力。这种失落感和被边缘化的感觉，很可能成为了他内心不满的根源。
“文武”之争的悲剧： 朱棣认为自己“一文一武”，希望继承人也具备这两方面素质。朱高炽的“文”与朱高煦的“武”似乎是一种互补。然而，一旦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朱高煦的“武”就变得难以安放，反而成为了一个威胁。如果历史走向不同，比如朱高煦更早地被培养成储君，或者有更合理的安排，他或许不会走向反叛。
野心膨胀的个人因素：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朱高煦个人的性格缺陷。他的骄纵、自负以及身边人的不良引导，都助长了他的野心，让他忽视了现实的政治环境和自身实力的局限。
“藩王制度”的弊病： 明朝初年的藩王制度，给予藩王极大的权力，这无疑为后来的藩王反叛埋下了隐患。朱高煦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制度弊病的体现。
总结来说，朱高煦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 他曾是战场上英勇的战士，是父皇身边得力的臂助。但随着年龄增长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他的野心膨胀，最终走上了反叛之路，酿成了悲剧。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恶棍，更像是在历史洪流和个人命运交织下的一个悲剧人物。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定性为“叛逆”，而应该看到他在“靖难”中的贡献，看到他作为藩王的失落感，也看到他个人性格和时代环境共同作用下的悲剧性。了解朱高煦，也是了解明朝初年政治格局和统治者权力运作方式的一个窗口。他的一生，是对权力、野心、忠诚与背叛的深刻诠释。
网友意见
汉王的战绩和人望绝对是被抹除过的，汉王跟随朱棣在靖难战争中出生入死，同时期的丘福朱能张玉不提，就连张武 陈珪 孟善 郑亨 徐忠 郭亮 张信等战功较平庸的燕军阵营将领，在战争方面的笔墨都比朱高煦多，这合理吗？
汉王竟然只有四条战绩遗留于世，让我们看看这是哪四场，看来这几场是因为功劳实在太大，抹除不了，仅这四条记录就可以称为一流猛将了
白沟河之战，成祖几为瞿能所及，高煦帅精骑数千，直前决战，斩能父子于阵
及成祖东昌之败，张玉战死，成祖只身走，适高煦引师至，击退南军
徐辉祖败燕兵于浦子口，高煦引蕃骑来………高煦麾蕃骑力战，南军遂却。
高煦窥见南师罢，即帅众自林间突出，王还兵掩击其后。福等大败，杀伤万余人，丧马三千余匹，燕师尽获其粮饷。
说到人望，明史里唯二明确提到与朱高煦交好的，是丘福和王宁，更离谱了，虽然说王宁是条杂鱼，但丘福是朱棣钦点的靖难第一功臣、堂堂淇国公啊，连他都主动投效，朱高煦的势力又怎么可能没有其他人投奔
转念一想，明白了，永乐七年丘福败没，朱棣废他国公之位，全家流放海南岛，这三个衰仔肯定得凑一起
朱瞻基唯一像他爷爷的地方，就是改史，改的永乐十二年北伐瓦剌中，朱瞻基明明是冒进中伏，他改成什么了？劝说朱棣退兵，好嘛，真是尽显一代明主风范
身为天子，还敢来看望一个能举起三百斤巨鼎的仇人？而且还去近距离仔细观看？凭朱高煦的个人勇武，杀宣德真的不难
一日，帝往，熟视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铜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顶负缸起。
在白沟河战役，朱高煦就是可以统率张玉等人的燕军顶级将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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