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都行过哪些善？
首先，社会福利和保障是GDR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
全民免费医疗： 这是GDR最广为人知的一项成就。国家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从普通感冒到复杂的疾病，公民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即可获得医疗服务。医院和诊所遍布全国，医生和护士的培训也由国家负责。虽然医疗水平和设备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但确保了最基本的健康权能够得到保障，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当地居民能够获得比过去更便利的医疗。
免费教育体系： 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教育都是免费的。国家大力投资教育，旨在培养有技能的劳动者和忠诚的公民。这种免费教育体系为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的孩子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打破了阶级壁垒。此外，职业技术教育也得到了高度重视，为国家工业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
住房保障： 在战后重建时期，GDR政府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解决住房问题上。国家投入巨资建设了大量的公寓楼，尤其是所谓的“Plattenbau”（预制板建筑），以解决人口增长和战后房屋短缺的问题。虽然这些建筑的居住环境和设计风格相对单一，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基本居住权，降低了居住成本，并基本消除了贫民窟现象。新婚夫妇通常可以获得住房配给，而家庭人口的增加也会被考虑在内。
就业保障： 在GDR，几乎不存在失业问题。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公民都有工作。这意味着人们不必担心找不到工作而陷入贫困。即使是一些被认为效率不高的企业，也会被维持运营以提供就业岗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稳定性，但长期来看也导致了效率低下和创新不足。
社会公正和性别平等（理论层面）： GDR的官方宣传中，非常强调社会公正和性别平等。法律规定男女同工同酬，女性在工作场所和政治生活中也享有较高的参与度。许多女性能够获得托儿所和日托中心的便利，从而在工作的同时照顾家庭。然而，实际情况可能并非总是如此完美，尤其是在高级领导职位上，男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相比于很多西方国家在同一时期，GDR在保障女性就业权和生育支持方面确实走在了前面。
儿童和青年关怀： 国家为儿童和青年提供了大量的福利和活动。从免费的幼儿园、夏令营到支持青年组织的各种活动，政府试图在每个孩子的成长阶段都发挥作用。这种全面的关怀，虽然带有政治宣传的目的，但客观上为许多家庭减轻了负担，也为孩子们提供了成长的空间。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善举”是在一个高度集权、政治自由受限的体制下实现的。它们往往伴随着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对异见的压制，以及国家对经济和生活的全面干预。而且，这些福利的背后，往往也隐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商品短缺、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以及因国家补贴而导致的资源浪费等。
所以，当谈论民主德国的“善”时，我们需要一种审慎的态度，既要承认其在改善民众基本生活条件方面的努力和取得的一些成果，也要深刻反思其体制性局限以及这些成果背后付出的代价。这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历史时期，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概括。
网友意见
在二砂工作的东德人，曾经是郑州西郊一道别样的风景。
先后有６７位专家和他们的４８位家属长期在郑州生活，二砂为他们盖了专家楼，修了游泳池和网球场。这时西郊已经建起了几所大中专学校，到了周末，学生们不爱去“市里”了，他们喜欢去看东德人打网球，去看舞会上东德女孩红色的布拉吉飘扬。
过惯了苦日子、并且还在过苦日子的中国人，马上发现东德人的不同了：他们设计的厂房和办公用房都是“超豪华”的！二砂原企管办主任余志坚说，当时中国正提倡“勤俭节约”，厂里认为东德人设计的建筑标准太高，一层建筑，没负荷也没震动，不需要把柱子下去几米深！
但东德人坚持。他们认为砂轮厂在战争中会成为破坏的首要目标，希特勒进攻苏联，第一批轰炸目标就有砂轮厂：砂轮是机械工业的“牙齿”，破坏了砂轮厂是对军工企业的重大打击。争论的结果是东德人占了上风。二砂的厂房、生产工艺、产品质量最终都是按照东德标准来的，后来这个企业能成为中国砂轮行业的“龙头老大”，或许跟这样的建厂标准不无关系。中方在争论中也不是一无所获，原本设计得“特别气派”的办公楼，被建得简易了。但就这样，二砂的办公楼在当时的郑州也是“超豪华”的，有屋顶花园，还有餐厅、电影院，后来“大屋顶”受批判，二砂办公楼上的屋顶花园等被去掉。
余志坚说，尽管双方有分歧，但那时大家对东德专家还是很佩服的，对他们也发自内心地尊敬。他们待人热情，工作认真负责，什么东西都手把手地教，还时常办培训班讲课。那些专家跟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干活，进行指导和监督，质量方面要求很严格。
陈福恒告诉记者，东德人的责任心很强，工作认真，五六十年代的工人够勤快了，还经常被他们批评：“太懒了！交代三天了怎么还没干？！”
二砂的《厂志》记载，当时东德专家提出的书面建议就达２９７８条，对保证工程质量、节约建厂投资都起了很大作用。土建专家西蒙与中国技术人员一起，试制成功３０跨度的钢筋混凝土屋架，节约了大量的钢材；原设计要把厂区表层土挖去３０厘米，但有专家现场查看后，认为这里的土地从未施过化肥，无酸性，不必挖除，节省了土建费用、加快了工程进度。
或许就因为当初对二砂的这份真诚和这种责任感，多年以后，那些年已老迈的德国专家，仍对二砂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当时东德专家在郑州也生活得很愉快，他们感受到了郑州人的热情和友好。他们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去旅游。克鲁克纳迷恋上了壮阔的长江，陈福恒陪着他从武汉坐船去上海，他一路兴奋不已，回来时坚持坐船逆水而上。
1959年7月，第一届毕业生分配到全国七大砂轮厂及郑州三磨所。1960年第二届毕业生主要分配到郑州第二砂轮厂，1961年第三届毕业生也分配到全国各地。这三届毕业生成为我国砂轮制造厂的主要技术人员。先后参加了各省砂轮厂的筹建并负责技术工作。特别是分配到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的毕业生，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人造金刚石合成研究工作。第一届毕业生程春先发明了我国第一个金刚石锯片，被行业称为“锯片大王”，荣获国家“五一”劳动奖章并被评为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校友院兴国教授成为我国著名的金刚石微粉专家，黄祥芬高工一直是我国金刚石及制品国家标准方面的制订专家。组织参加了国家金刚石方面的系列标准制订工作。
798艺术区发展沿革
时段
大事记
1951年
中央提出在北京大山子地区建设工厂，生产无线电电子元件，周恩来批示与东德协商援建。
1954年
东德援建专家与苏联专家抵达北京。
1957年
建成投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亲自为工厂开工典礼剪彩。
1958年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掀起“大跃进”高潮，工厂响应号召举行游行和誓师大会。
1964年
根据第四机械工业部有关文件，原厂定名为798厂，形成上万个品种的电子元器件产品体系。
20世纪90年代
798厂由以生产为中心的车间到分厂制承包经营，再到股份制改造。
2000年
798等单位整合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房产被闲置了下来。为了使这部分房产得到充分地利用，七星集团将这些厂房陆续进行了出租。
2002年
隋建国、刘索拉、于凡等艺术家开始进驻798，建立工作室。
2003年
美国人罗伯特在798开设八艺时区书店。
2005年
798成为北京政府首批授牌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到该年，共有一百多位艺术家和三百多家私营艺术机构进驻798艺术区。
798艺术区（ArtDist）位于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街道大山子地区，故又称大山子艺术区（英文简称DAD－Dashanzi Art District），原为原国营798厂等电子工业的老厂区所在地。如今798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成为了北京都市文化的新地标。
此区域西起酒仙桥路，东至酒仙桥东路、北起酒仙桥北路，南至将台路，面积60多万平方米，因当代艺术和798生活方式闻名于世。艺术区的名字是由北京国营电子工业老厂区的名称沿用而来。在798艺术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798共识，因此，798也指这一艺术区引申出的一种文化概念，以及LOFT这种时尚的居住与工作方式，简称798生活方式或798方式。
北京798艺术区所在的地方，是新中国“一五”期间建设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即718联合厂。718联合厂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王铮部长指挥筹建，前苏联、民主德国援助建立起来的。
1952年，联合厂在京郊毫无工业基础的酒仙桥地区筹建，1954年开始土建施工，1957年10月国家领导参于了开工典礼并宣布开工生产。[1] 其速度之快在建国初期是罕见的，它凝聚着老一代领导及建设者的辛勤劳动。在酒仙桥地区，与718联合厂同时筹建的还有774厂、738厂，这三个厂的建成，不但改变了酒仙桥地区的面貌，而且在中国电子工业史上形成了大发展的开头，这一先头作用永远载入了中国电子工业发展的史册。718联合厂建成后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对电子工业的建设、国防建设、通信工业的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1964年4月，四机部撤消718联合厂建制，成立部直属的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及751厂。
718联合厂是国家“一五”期间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是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的援建项目之一。由于在这个阵营中电子工业的领先地位，东德被赋予了建设联合厂的重任。当时，东德副总理厄斯纳亲自挂帅，利用全东德的技术、专家和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工程。因为东德不存在同等规模的工厂，所以厄斯纳组织了东德44个院所与工厂的权威专家成立一个718联合厂工程后援小组，最后集全东德的电子工业力量，包括技术、专家、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带有乌托邦理想的盛大工程。718联合厂的首任厂长李瑞在回忆文章里说：“我看过德国20多个厂，其中没有单独一厂具有如此规模的。据我所知，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其他阵营的国家中，此类规模的工厂也实属罕见。
2000年12月，原700厂、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等六家单位整合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七星集团是北京市及电子城园区最早一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对原六厂资产进行了重新整合，一部分房产被闲置了下来。为了使这部分房产得到充分地利用，七星集团将这些厂房陆续进行了出租。
2002年2月，美国人罗伯特租下了这里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改造成前店后公司的模样。罗伯特是做中国艺术网站的，一些经常与他交往的人也先后看中了这里宽敞的空间和低廉的租金，纷纷租下一些厂房作为工作室或展示空间。“798”艺术家群体的“雪球”就这样滚了起来。由于部分厂房属于典型的现代主义包豪斯风格，整个厂区规划有序，建筑风格独特，吸引了许多艺术家前来工作定居，慢慢形成了今天的798艺术区。
代号为“005工程”的北京电报大楼由中国建筑设计师林乐义主持设计，在苏联、民主德国的援助下，工程于1956年4月21日开工，1958年9月21日竣工。
主要通信设备由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塔钟及其相关部分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得到了当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专家的帮助。电报大楼启用时，当时的邮电部长朱学范亲临剪彩。
在“一五”期间，北京玻璃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生产，主人翁精神得到极大发扬。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协助政府实施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130多户小厂组合成四个公私合营玻璃厂；在生产上争创一流，积极从国外进口先进设备，完善对旧设备的改造；在“赶超先进”强烈意识驱使下，玻璃行业与祖国一同成长。到1957年底，北京市玻璃厂有职工 1653人，工业总产值598.9万元；拥有12座熔炉、3台手工制瓶机，年产玻璃3400吨。
北京市玻璃厂在厂长肖秧的领导下，不满足现状，立足本厂，放眼祖国发展需求，审时度势，大胆提出采用国外先进技术建新厂的设想。当年9月建新厂计划任务书上报，12月6日得到市人民政府地方工业局批复。即着手筹备有关事宜，肖秧和贾循德同志先期赴东德考察，后续派出全套各工序12名同志扑东德学习玻璃制造先进技术，从此开始了建立现代化新玻璃厂的征程。
1958年由民主德国援建的北京市玻璃厂新厂在东郊建成，是当时亚洲最具规模玻璃工业企业。新厂的建成为北京玻璃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投资2500余万元，占地31.53万平米，为解决原料运输，院内铺设总长为981.6米的铁路专用线，厂里装备了由民主德国引进的包括配料系统、池炉座、坩埚炉、室式退火炉、丹那式水平拉管机、制瓶机、刻度机、手研磨机、外圆磨床等近90台先进生产设施。使北京市玻璃厂的机械化程度提高60%。新厂建设大大改善了生产环境，无论是生产工艺、还是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均居全国首位，时称“亚洲一流”。 《北京日报》报道说，“新建北京市玻璃厂开始试车，……随后陆续建成了六零三厂、六零五厂，朝阳区九龙山西大望路21号后来发展成为北京玻璃总厂、玻璃集团公司本部所在地，成为北京玻璃工业的神经中枢。
罗马尼亚和苏联提供的：北京有线电厂（738厂）、电子动力厂。还有北京焦化厂。
西安仪表厂创立于1954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 项重点工程后续项目中由原民主德国援建的新中国第一个大型仪表厂，1960年正式投产。是国内最大的综合性工业自动化仪表与装置制造企业之一。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最大的制药企业，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公司的前身华北制药厂是中国 "一五"计划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由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的抗生素厂、淀粉厂和前民主德国引进的药用玻璃厂组成，1953年6月开始筹建，总投资7588万元，1958年6月全部投产。
在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第一机械工业部有21项，原民主德国也援建了我们2个项目，另引进捷克斯洛伐克制造技术自行设计了上海三大动力设备厂，这就是上海锅炉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
前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6国援助我国的工业建设项目为68项；另有一说法为计划援建108项，“一五”开建64项，1957年建成2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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