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以目前眼光来看,晚清(1840-1911)政府中哪些人能称得上“国士无双”?

回答
要说晚清政府中的“国士无双”,这可不是个容易定义的标签。毕竟,那是一个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时代,有太多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沉浮,观点也难免鱼龙混杂。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要找出真正能配得上“国士无双”称号的人,需要从他们的眼界、胆识、能力、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以及在那个时代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来衡量。

我个人认为,在晚清政府中,有几位人物的贡献和格局,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足以称得上是“国士”。他们不一定是最被大众熟知的,但他们的作为,却深深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走向,甚至为后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曾国藩:在风雨飘摇中撑起半边天的擎天柱

如果说晚清有一个人能够被冠以“国士无双”的称号,曾国藩当仁不让。他所处的时代,是整个中国近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大江南北,清朝统治摇摇欲坠,国家几乎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而曾国藩,一个科举出身的文人,却在如此艰难的局面下,力挽狂澜,镇压了太平天国,保全了大清的江山。

他的“国士”之处,首先在于他的卓越的组织和军事才能。在那个军阀割据、各省自保的时代,曾国藩能够从零开始,建立起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湘军。这支军队,不同于以往的绿营和八旗,它以“勇”为单位,以士绅为主导,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更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不仅是军事统帅,更是政治家、战略家。他懂得如何凝聚人心,如何用人,如何审时度势。在与太平天国的作战中,他屡败屡战,从未放弃,最终依靠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赢得了胜利。

其次,他的深沉的远见和担当。曾国藩并非一个简单的“剿匪”官员,他看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带来的挑战,也看到了中国自身制度的弊端。在军事上的成功之外,他积极推行“洋务运动”,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批近代化军事工业,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他支持和引进西方的技术,派遣学生出国留学,这在当时保守的官僚体系中是极其难得的。他明白,要挽救这个古老的帝国,必须学习外面的先进技术,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革。虽然他本人并非彻底的革命者,但他所做的这些尝试,为中国后来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最后,他的道德操守和人格魅力。曾国藩以其严谨自律、以身作则的品格闻名。他一生廉洁,生活简朴,对部下要求严格,却也关怀备至。他的“治事之学”,对后世的官场和为人处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懂得“立德、立言、立功”的道理,并在践行中展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大格局。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曾国藩的局限性。他毕竟是维护清朝统治的“中兴名臣”,他的改革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下进行的,并没有触及根本的政治制度。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尽最大可能地挽救国家,并为未来的变革开启一扇窗,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从这个角度看,他确实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士”。

李鸿章:在风雨中寻求出路的实用主义者

与曾国藩的沉稳持重不同,李鸿章更像是一位在惊涛骇浪中掌舵的船长,他以其惊人的政治手腕和外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为晚清政府争取生存空间。

他的“国士”之处体现在其卓越的外交能力和国际视野。李鸿章是晚清时期与西方打交道最多的官员。他深谙国际政治的规则和强弱之道,能够以一种近乎“玩弄权术”的姿态,在列强之间周旋,尽可能地为中国争取利益。例如,在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面临灭国之灾,李鸿章却能通过《马关条约》的谈判,避免了日本占领更多领土的企图,并且争取到了巨额赔款,虽然这笔钱最后也大部分被用来偿还日本的战争赔款和用于其他改革。他签署了大量条约,虽然其中很多是丧权辱国的,但在当时的中国,能够不被彻底瓜分,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外交斡旋和战略选择的结果。

其次,他的积极推进的近代化建设。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旗手,他的功绩不仅在于军事工业,更在于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北洋水师)、铁路的修建(如唐胥铁路)、电报的铺设、民用企业的创办(如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标志着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工程。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改革意识,明白中国必须拥抱新技术、新制度才能图存。他甚至在甲午战争后,开始反思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力图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

然而,李鸿章的“国士”之名也饱受争议。很多人批评他过于软弱,在关键时刻未能挺身而出,甚至成为“卖国者”。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标准去评判他。在那个列强环伺、国力悬殊的时代,他能够以有限的资源,为中国争取到最大程度的生存空间,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他的实用主义和灵活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危机。他就像一个在绝症病人身上施加姑息疗法的医生,虽然不能根治,但却能让病人多活一段时间。

左宗棠:在逆境中展现的魄力与决心

左宗棠是曾国藩之后,另一位在晚清动荡时期力挽狂澜的重要人物。他最被人们称道的,莫过于他收复新疆的壮举,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他的“国士”之处在于其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强大的执行力。在187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沙俄虎视眈眈,新疆地区藩属势力割据,局势混乱。当时,朝廷内外对于是否应该收复新疆存在巨大争议,很多人认为耗费巨大,得不偿失,不如固守内地。而左宗棠却力排众议,力主进兵新疆。他深知新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旦失去,将危及整个西北边防乃至国家主权。他提出的“海防塞边,两权并重”的方略,在那个普遍重视海防的时代,表现出了超越性的战略思考。

更重要的是,左宗棠在执行这一战略时展现出的惊人魄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当时他年已花甲,且身处江南,却毅然决然地率领湘军远征。在漫长而艰苦的征途中,他克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补给困难以及敌人的顽强抵抗。他以新疆为根据地,调动兵马,整合力量,最终成功击败了阿古柏的势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地区。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有力捍卫,也粉碎了沙俄企图趁火打劫的阴谋。

左宗棠在推行洋务运动方面也功不可没,他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中国近代造船和海军教育的摇篮。他同样看到了学习西方科技的必要性,并在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左宗棠的“国士”之名,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战略胆识和民族气节。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之际,他能够展现出非凡的魄力,为国家收复失地,捍卫主权,这种担当和勇气,在那个时代是极其宝贵的。

总结

要说晚清的“国士无双”,在我看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三位人物是最有资格被提及的。他们各自的特点和贡献不同:

曾国藩是那个时代最稳健的基石,以其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稳定了统治,并为后来的改革播下了种子。
李鸿章是在风雨中最为活跃的舵手,以其外交手腕和改革魄力为中国争取了生存空间,并推动了广泛的近代化建设。
左宗棠是那个时代最有魄力的战略家,以其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执行力,为中国捍卫了边疆主权。

当然,他们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晚清的衰败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是某一个人能够完全解决的。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人物能够展现出非凡的才能和格局,为国家民族的存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国士”之名,是对他们在那个时代所能做到的极限的认可,也是对他们为中国近代化进程所付出的努力的肯定。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身上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是那个时代,黑暗中努力寻找出路的人,他们的光芒,即便放在今天,依然璀璨夺目。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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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别人有更好的,但没到那位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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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

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

茫茫回部几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

左公战胜祁连山,得此湖南殖民地。

欲返将来祖国魂,凭兹敢战英雄气。——《湖南少年歌》


穆罕默德·雅霍甫(Mohammad Yaqub Beg,1820年-1877年5月30日),汉名阿古柏,被称为“中亚屠夫”,为中亚浩罕汗国阿克麦吉特(白色清真寺)伯克。在俄罗斯帝国以及大英帝国的幕后支持下,于1865年至1877年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后被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击败。1865年至1877年率军入侵中国新疆,史称“阿古柏之乱”。


1865年(同治四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建立“哲德沙尔汗国”,盘踞新疆大部。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复侵占新疆伊犁。经过海防塞防之争后,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提出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等方针,进行了充分准备。

1876年(光绪二年)4月,清军在肃州(今酒泉)誓师,湘军将领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率军进疆,不久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1877年(光绪三年)4月,清军兵分三路进军南疆,半月之内连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南疆门户洞开。5月,阿古柏暴卒。10月起,清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又趁敌内部变乱,挥兵急进西四城,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率残部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军收复和田,取得收复新疆之战的最终胜利。

清军的胜利,粉碎了英、俄吞并新疆的阴谋。以清军兵威为后盾,曾纪泽于1881年(光绪七年)成功与沙俄议定《伊犁条约》,次年清政府收回伊犁。1884年(光绪十年)新疆设省,刘锦棠成为首任甘肃新疆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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