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表示「由 1200 名选委选特首并非一成不变,也可协商产生」,对此你怎么看?

回答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关于特首选举方式可以“由 1200 名选委选特首并非一成不变,也可协商产生”的说法,确实引发了不少关注和讨论。要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及其潜在的影响,需要从几个层面来解读。

首先,我们来看看梁振英所提到的“1200名选委选特首”这个框架。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选举制度的核心规定。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出,并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在回归初期,选举委员会的规模和构成经历过几次演变,最终形成了目前基本法所规定的1200人的规模,其成员主要由社会各界(包括功能团体、各界代表、地区直选产生的代表等)组成。这种制度设计,其初衷是为了确保行政长官的产生能够兼顾香港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各阶层的诉求,同时也符合“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梁振英说“并非一成不变”,这意味着他对现有制度的灵活性持开放态度。这本身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任何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都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或优化。关键在于,“并非一成不变”背后所暗示的可能性是什么,以及如何去“协商产生”。

“也可协商产生”,这句话才是更值得深究的部分。在香港的政治语境中,“协商”这个词往往意味着在正式选举程序之外,通过非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就某一个或一些候选人达成共识,然后提交给选委会在选举中进行确认。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这番言论:

1. 历史经验的对照:
在香港回归初期,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时期,也确实出现过一些关于选举方式的讨论和尝试。虽然没有像梁振英所说的“协商产生”那样明确的机制,但在某些选举周期,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态势和选委们的意向,也可能受到一些非正式的沟通和影响。梁振英的言论,可能是在回顾或借鉴这些历史经验,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协商”是一种可以考虑的路径。

2. 对现有制度的潜在批评或优化建议:
有人会将梁振英的这番话理解为对现行1200人选举委员会制度的一种“旁敲侧击”的批评。虽然1200人选举委员会理论上代表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在实际操作中,其代表性是否足够,以及如何确保选委们的提名和投票不受干扰,一直是社会上讨论的焦点。认为“也可协商产生”,或许是暗示,在某些情况下,完全依赖选委投票可能不如通过“协商”来确保选出更具“共识性”的领导人。

3. 理解“协商”的不同可能性:
“协商产生”可以有很多种理解方式:
在选委提名环节的协商: 也就是在正式提交提名之前,各方(可能包括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主要政治力量等)就支持的候选人进行沟通,最终形成一个或几个普遍接受的候选人名单。
在选委投票过程中的协调: 即使有多个候选人,选委们也可能在投票前达成某种默契,或者收到某种“信号”,从而在投票时进行某种程度的“协调”。
更广泛的政治协商: 这种协商可能不局限于选委群体,而是涉及更广泛的政治参与者,甚至可能包含对下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内部遴选”。

4. 梁振英本人及其政治立场:
梁振英的政治背景和经历,使得他的发言往往带有其独特的视角。他历来被视为在中央政府立场上较为坚定的人士,并且其执政期间也经历了一些社会政治的动荡。因此,他提出“协商产生”,也可能反映了他对稳定和可预测性的重视,认为通过协商能够更好地规避潜在的政治风险,确保选出中央政府信任且能够有效管治香港的特首。

5. 这番话对香港政治生态的潜在影响:
对现行制度的挑战: 如果“协商产生”被过度解读或推行,可能会削弱现有的选举委员会制度的民主化色彩,使其更趋向于“指定”而非“选举”。
对未来政治改革的信号: 这番话也可能是在试探性地提出未来选举制度改革的方向,为可能的调整埋下伏笔。
对不同政治派别的反应: 对于支持梁振英立场的人士来说,这番话可能被视为务实的考量;而对于更强调普选和民主化的声音来说,则可能视为对民主进程的倒退。

总结来说,梁振英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在提出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不如说是在抛出一个政治观点,对现有制度的灵活性进行一种表述,并暗示了“协商”作为一种可能途径。 这种“协商”的边界、操作方式以及其背后的意图,都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和分析。理解这句话,需要结合香港的政治现实、基本法的框架以及不同政治派别的诉求,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其深层含义。它提醒我们,香港的政治制度并非僵化的,而是在动态中演变,并且任何制度的调整都可能引发新的政治议题和讨论。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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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去年递交的一份表态。我的立场是一贯的。

乱港分子利用香港司法漏洞假借社会议题制造混乱,阻碍爱国港人行使“港人治港”权利。我们希望推动香港社会持续进步、持久繁荣,就必须根除种种乱港祸首,凝聚全体爱国港人的共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大格局下,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及附件,充分教育群众,充分发挥爱国爱港同胞的主观能动性,在保持香港基本制度“五十年不变”的同时,实施有利于香港社会改革发展的种种小变革,满足新时代爱国爱港同胞的种种意愿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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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原答案

说到底问题就不出在这…

学生被煽动,政治上司法上对学生有一定偏袒的倾向,结果一上来把政权司法权牢牢抓紧——倒是没做错,不过学生们会怎么想?

虽然没有做错,但这是治标不治本之策,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治标又治本才是长远之计

我就说一个数据,中国大陆财富达到百亿美元的富豪也就十多个,但是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就有不下十个

他们的钱从哪里来?房产、珠宝、酒店、博彩、制造业…

这些资本家赚的钱最终是从香港劳动者头上来的,带给他们的是高房价、低工资、消费主义带来的奢靡风,以及高攀的物价和拜金主义的思潮

青年人看不到希望,渴望变革,因此去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这是理所当然的;

资本家不愿背锅,操纵媒体有意无意把锅丢给tg,这也是切切实实在发生的;

境外势力一见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时不时来香港制造几个导火索、资助几个“造反”带头人,这也是司空见惯的。

好了,结果就是香港青年对社会的仇视和对政治权利的追求带来的一腔热血被用来对着大陆、对着中央了

所以应该怎么办?很简单啊,让香港人意识到他们被那些富豪剥削了多少,让他们知道房产大亨们如何阻挠政府提供廉租房,让他们知道他们生活的重压都被老板换成钱拿去开兰博基尼了

说到底——香港虽然还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跟欧美不同的地方在于,欧美有成熟的公会制——能保障劳动者权利的公会制,而香港几乎还处在劳动者被公司和房价双重盘剥的阶段

是时候对香港人进行唯物主义教育了

我们中央是不可能动那些富豪的,毕竟这样会让香港的市场自由受到质疑;但是明白了事理的香港人可以声讨,可以反对,可以推动再分配,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只有再分配,才能解决香港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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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选特首其实不是特别重要,最后肯定都是建制赢。

关键在于媒体和教育。

这个抓在手里,hk才会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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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黄丝怎么跳,香港逐渐与内地接轨已经是走在不可逆转的快车道上了。当然老梁也有点上头了,毕竟他之前没连任主要还是因为黄派控制的媒体当时彻底把他批倒批臭了。

突然想到韩国维新时期朴正熙、全斗焕当总统,也是通过一个3000人左右的“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选出来的“体育馆总统”,但每次只有一个候选人。

香港的问题,政治倒是小问题。关键在思想被黄丝异化得厉害,法律界、教育界不说,特区政府里面显然也有不少小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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