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后的未来史学家认为,中国与美英搞的都是群体防疫。
中国是社会性群体防疫,美英是生物性群体防疫。
这标志着两边的人类文明已经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
不同的进化阶段,这就是原因。
在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诸如“德械师,美械师,日械师,苏械师”这种称呼,而是有黄继光连,杨根思连这样的团队,因为我们知道,重要的不是军械,而是战士。
我们不用数据目标作为人命的衡量砝码,不会告诉你原本要死一百万,现在只死了二十万是我们工作的巨大成功!!!确诊病例上涨一个,死亡病例增加一例,我们都要痛心不已。
我们不会在生死问题上搏概率问题,不会告诉你这病症的死亡率就跟大号流感一样,你有很大几率不会死!杜绝每一丝安全隐患,解决每一个潜在问题,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应当具备的思考标准。
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教员同志曾说:“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世界两个大国的抗疫情况:抗疫成功再复工,双赢,反之抗疫无果强行复工,那就是草菅人命,最终会一无所得。
曾经有个答主曾说,当武汉封城令下达的那一刻,他就知道,改开这么多年,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要性仍然是高于经济利益的。诚然,封城令多一天,经济损失便多一分,但晚封城一天,我们收获的或许就是一张贪吃蛇版本的统计图。
中央集权也好,动员体质也罢,都不是核心,亦不是根本。我国抗疫的优越表现,凸显的仍然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精神,
一个国家是否具备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就看他在面临人命关天的选择时,是否会考虑所谓的成本。
抗疫时是否有过抗疫成本,是否有过封城成本,是否有过抢救成本?本质上这些事情是不能谈成本的,不是说70岁以上老人就可以放弃治疗的,不是说60岁以上就可以拔掉呼吸机的,不是说口罩供给不足就可以欺骗民众说口罩无用的,不是说为了大选就可以强行复工的,不是说因为某种关系就可以直接说自己口服了什么羟氯喹的。
如今,各国手忙脚乱,顾此失彼,群体免疫,电视驱魔,丑态百出,而我们风景独好,欣喜之余,也希望他的未来不要发生改变。
摸石头可以,可别故意摸漩涡。
1,家庭观念。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带来的春节的团聚传统,让此时全国各个家庭都储备了足够的生活物资,中国人的家庭观念让人们在危难之时更倾向全家人守在一起。面对新冠这样一种未知的、医疗手段一时措手不及的传染病,没有什么手段比全国人民闭门不出更适合了。同时,家庭观念让中国人不可能放弃任何一位亲人。这一观念让我们不惜代价把医疗资源用在更富裕的国家认定可以“被牺牲”的病人。
疫情暴发之初正逢春节。各类抗疫物资供应因为春节长假遭遇了暂时的困难,我们引以为傲的“世界工厂”几乎是“冷启动”。但是,春节假期客观上降低了全国范围内的人员流动,减少了非紧急的就医需求,为限制疫情传播和集中医疗资源创造了条件。同时,不少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本来习惯从腊月二十几放假到正月十五,客观上促进了员工在疫情期间居家不出,同时减少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2,家国情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疫情爆发之初, @凌楚眠 医生向我诉说了当时前线缺少物资、定点医院等硬件条件硬性不足、新确诊病人按照当前增速几天以后“每天都能塞满一个火神山”的趋势。那时候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武汉市很快会出现几万张设施齐全的隔离病床与配套医务人员,做到“应收尽收”和“床等人”。面对看不到胜算的战斗,90后的凌医生没有退怯,更没有利用信息优势逃命(武汉封城的最初几天一直有漏洞,走小路可以离城),反而加入了风险最高的危重病人“插管队”。我从许多医务人员那里,从接触到的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服务总队编撰的前线护士札记当中,得知了抗疫之初我们面临的许多波折。但是,这些困难没有使人蹉跎,更没有带来悲观怯战情绪。大无畏的医务人员和劳动者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一一战胜了困难。从武汉重灾区到全国各地,无数医务人员、干部职工、基层工作者、普通劳动者,不论是像凌医生那样明知道面对的危险,或是对当前的局面懵懵懂懂,他们都义无反顾的用自己的劳动,不论是在病床前还是在生产线上,不论是把守村居道口还是驾驶交通工具,不论是挥舞扫帚还是腰跨警棍,大家都不计自己性命得失的战斗在一线。
可能大家不知道,那些日子满载物资前往武汉的卡车司机、执飞医疗队包机的飞行员与空姐都是“一次性”的,执行完任务要隔离14天,谁也不能保证任务的安全。全国对武汉和湖北的支援,就这样以一种悲壮的姿态毫无保留的进行。我有一位朋友是江苏某医院的行政人员,他刚刚完成支援内蒙古鼠疫的防疫任务结束借调回到家中,没等结束医学观察期又申请加入武汉的前方工作组,当时全国不少来自各个部门的普通干部都加入了这一行列。刚到武汉的几天,他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一天睡不了四小时,甚至还要全副武装进入方舱医院检查工作。等到他有闲功夫回复微信的四月份,他经常跟我说,比起每天要跟社区居民打交道、解决居民具体困难的“下沉干部”——这些“干部”多数是体制内的普通人,并无一官半职,能力未必突出;比起社区居民自愿报名组成的志愿者;比起寻找病魔传播踪迹的流行病调查人员;比起挺身而出保证这个城市的供电、供水、交通、食品供应……的劳动者,他只不过是做一些协调工作,不少工作连办公室都不出——他谦虚的说“这也叫干活”?
你我都是凡人,惧怕这凶残的病魔。但是你我总会站出来,保卫大家的生命与生活。
3,人民。
我反复的强调过好几遍,武汉和湖北最大的奇迹不是治愈了几万病人和阻断病情蔓延,而是全市乃至全省停产停工几十天,食品,水、电、燃气等重要生活物资有保证,社会秩序没有大的问题。这要感谢英雄的武汉人民!英雄的湖北人民!现代社会的基础是环环相扣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抗疫模式把武汉和湖北“关停”了将近三个月,将近一个季度!
此前,我从来没想过,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全体社会成员如何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既不能上班又没法出门还不会饿死。三个月前,封城之初,我认为想要保证武汉和湖北的正常生活,必须用军管确保社会秩序,用军人的刺刀保证基础的物资生产与分配。军队容易成为聚集感染的受害者,军人进入疫区,可能造成集体染病,不得不牵扯进来更多的援军。这一幕幕,在我的脑海中绘制出一副可怕的景象。
但是,武汉不愧是首义之地,首义之地的人民是英雄。首义之地的劳动者坚守岗位、志愿者挺身而出、普通人相忍为国,维持了正常社会秩序和物资供应,大家用自己的双手护卫自己的家园,为全国援助创造了条件。这才是武汉最大的奇迹!
最可爱的人民又岂止在湖北一省。全国人民承担了停产停工的损失和生活上的不便,锁死了病魔的脚步。我也是曾经站大门口给行人测体温、扫健康码的,现行措施的漏洞我是知道一点的。我之前说过好几次,我们的不少防疫措施,包括健康码,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一怕蓄意破坏,二怕麻痹懈怠。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往常的“小聪明”与“凑合”此时都似乎绝迹了……
自上而下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战胜疫情的关键因素。人民的觉悟和自发力量是我们战胜疫情的基本力量。
4,“经济账”
由于全国一季度大范围停产停工,我们可能损失了2万亿的GDP与5000亿的财政收入,不少企业与家庭都面临了一定程度的困难。我说一个万人唾骂天打雷劈的假设:治疗一个新冠病人平均花费2.2万元,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取2.5万元;束缚疫情传播我们损失的5000亿财政收入可以治疗2000万病人。假如我们不停工停产、限制交通,任由此前的经济活动照常进行,只要全国的病人总数不到2000万,在经济上就“不吃亏”。如果病人总数没等达到2000万,全国的医疗服务就休克了,病人无法送医治疗,“省下来”的钱更多。
很多看似比我们“文明”、比我们“管理水平高”的国家在抗疫期间表现不佳。他们是不是出于类似的“经济账”想法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有的“发达国家”直到最近才强调要戴口罩,此前他们的社会不存在我们曾经面临的口罩紧缺,群众傻呵呵的一副乐天。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2000万病人意味着200万次生命逝去。我国宁愿损失的5000亿财政收入和2万亿GDP,换来的是百万同胞的性命,平均下来很多同胞一生都创造不了这么多财富。一些看来比我们更富裕、日常标榜“人权”的国家,他们满口“自由”却放任疫情“自由”的戕害人民,真想查查他们的“账”是怎么算的。
当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面临新冠超过武汉、超过10%的死亡率,他们惊呼“中国隐瞒新冠真相”。他们可能不知道,除了在最初措手不及阶段的武汉,我们所有同胞都享受了别国达官贵人的医疗水平……在不惜一切代价的医疗支出背后是更庞大的抗疫成本,包括无数企业和家庭为了配合防疫牺牲的机会成本。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付出的不是金钱,支持这些牺牲的是全体中国人为了守卫生命的庄严共识。
最后的话:
我们的家庭观念,我们的家国情怀,是历史铭记在中国人民骨血当中的,伴随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五千年。为什么作为这一切的总合,我们的人民,在1840年是愚昧麻木的,在1900年是悲壮盲动的,在1945年用艰苦卓绝的十四年避免了亡国灭种,在2020年却是不可战胜的?是什么赋予了我们古老的民族全新的风貌,让今天的我们作为一个仍然在许多领域存在短板和不足的国家,以一个抗疫“超级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谢邀。
中央集权,优势在中央。
地方一开始是挺拉稀摆带的。
这个不多说,大家不是金鱼。
暴露出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央对地方的信息穿透不足。
数据是统治的基础。
中央要高效协调地方,就必须准确快速地获取地方的信息。
获取信息的层级越低、穿透越深,治理越有效。
疫情之初,大量信息被地方截流、干扰、掺杂噪音,导致中央的决策机制不能及时启动。
这个短板不能仅仅归过于基层防疫体制的失效。我国基层防疫体制虽然残缺,但是基本的回报制度是有的。
所以竟然要出动几次中央专家小组到地方摸水温,这反映了地方在与中央共享信息上的阻力。
何况疫情是可以减轻责任的,不属于人为范畴。这种信息的共享都能施加明目张胆的阻力,其他的像债务、土地等深切牵动地方利益的信息,共享难度恐怕更大。
这是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
所以,既然是体制的胜利,就应当优化体制,确保优势积累。
中央对地方的信息穿透要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是在启动六保的现在,金融上的信息穿透是当务之急。
不有效掌握地方对债务、土地指标、产业规划的执行有效度,会严重消耗政策的价值。
另外,一体两面,体制的优势既体现在体制本身,也体现在体制参与者对体制的信心。
这次防疫的动员效果,其实是被动员人民对体制认可的表现,他们用行动表达了对体制的支持。
体制决定了动员资源的上限,体制信用决定了下限。
为了维系一个较高的下限,应该对动员的参与者给予回报,尤其是医护人员与社区基层工作者,如警察、社区人员。
维系体制信用,加强信息穿透,我们的制度化优势就能长期保持,并在已经到来的国家对抗中产生锚定作用。
人生巅峰了,有生之年居然可以谢邀 @新华社
这个问题是张文宏医师提出来的,这让我想到了张文宏医师第一个爆红全网的视频。
“没有讨价还价,抗疫前线党员先上!”,这其实就为当时的救援行动定了一个基调,可以说是给全国人民打下了一针强心剂。
在这个和平年代,唯有在第一批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战争年代的那种壮烈,在对病毒还知之甚少的时候,每个省份每个地区把最精干的力量派到一线去,记得新闻出来那天,我妈吃饭的时候谈到这件事都哭了,她说:“虽然看起来只是一只队伍,但这背后可是多少个家庭啊”
真就应了那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这件事让所有中国人知道了,能不能赢不知道,但我们有直面困难,挑战病毒的决心。
要知道,一件事,在没有任何把握,输了就失去一切的情况下,还能够这样勇往直前,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强的信念。
好在,从结果上来说,中国人是迈过了这个坎。我们现在的群体免疫不是说我们有了病毒抗体,而是我们在抗疫举措和经验上,基本可以杜绝病毒的传播,我们在面对未知威胁的时候,有了可以依靠的政府。
财政宣布新冠治疗费全免,各个社区党员干部日夜巡逻,短视频平台上各种村书记的硬核喊话,医护人员舍家为国的职业精神,这都是我们现在“群体免疫”新冠病毒的原因呐。
当然,还有我们所有不随便外出的老百姓,每个人都是“抗疫英雄”。
对这件事最大的感慨就是“活着,真好,活在中国,太TM好了!!!!!”
谢邀,
我能想到的大概有三条:
1,中央集权
2,能力出众、经得起考验的干部队伍
3,完善合理的医疗保健体系和相对廉价的医疗服务
庞大的国家机器,体量如中国或者美国这样,如果没有中央集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重大的挑战,很有可能要出大问题的。最好的例子就在太平洋对岸——各州各自为战的,全国确诊人数166万,死亡人数马上就要破10万大关,而且因为经济停摆马上就要撑不下去。
本来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在面对重大挑战的时候完全可以通过强大的国家动员机制爆发出可怕的战斗力。二战的时候这种战斗力有多可怕,轴心国的那帮法西斯是深有体会的,不用多说。
但为什么曾经那样武德丰沛的美国,如今就如此费拉不堪了呢?!恐怕还是因为美国从来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如果美国的舵手是罗斯福那样的强人,而且刚好对法西斯宣战、启动军工生产和海外用兵符合大多数州的利益,那么美国还能攥成一股绳,完成国家的总体动员。但今天的掌舵人是一个多数政客都觉得是傻叉的人,而且白宫的很多决策也不能让多数州买账,更巧的是马上要赶上大选年了,很多惦记着把傻叉赶走的政客刚好能够借题发挥。所以太平洋彼岸在疫情发生以来迷惑行为一个接一个发生,抗疫成果非常有限。
视野返回到太平洋此岸,疫情发生之初,武汉当地的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小九九还在对人传人的事实遮遮掩掩。直到第二批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进入武汉,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才查清楚了人传人的事实,并向外界公布。
然后整个国家就开始快速动员起来了。1月23日武汉封城,然后是全国多地宣布进入公共卫生一级响应状态。然后是全国各地如同搬家似的往湖北运送各种各样的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各地医疗卫生单位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医生、护士组团打包送过去参与抗疫。然后14亿人共同见证雷神山、火神山拔地而起......直到武汉解封,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官员到一般百姓都在想办法帮湖北恢复经济,又是带货,又是积极“剁手”。
我们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每一级官员都要向上一级负责,同时还要对老百姓负责,谁都不敢拖后腿。而且中央集权的统治触角是深入到最基层群众中去的,各级居委会、业委会在抗疫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不仅把主机传达的各项防疫举措落到实处,还充分保障了居民的生活需求。
所以,从统治方式上讲,中央集权面对这样的挑战可以说更加游刃有余。
我们国家的干部选拔和晋升类似于打怪升级,要从最基层做起,然后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经历了一定年限才有机会晋升更上面一级。干部队伍中有从最基础的科员干起的,也有从各行各业中选拔提升的一些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特殊人才。但无论如何,不通过扎实的工作、不积累相当的治理经验就无缘晋升。这种干部选拔和晋升的制度是对岸永远无法比拟的。某个退役的国民警卫队飞行员个通过一场选举就能从棒球队经理摇身一变成为一方封疆大吏,再一次选举经当上了总统。而对岸的官僚系统里面不乏这种坐火箭的政治精英,真正从基层做起,逐步积累治理经验的官员可谓少之又少。
太平洋两岸,这两个国家从干部的治理能力上已经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国家的政令需要各级干部带着群众一项一项落到实处;各级的情况又需要各级干部一级一级向上面反映,然后给出合理的决绝方案。干部的能力直接决定了国家机器运转的效率。
我们从本世纪初就经常听到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反复提出要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反而最近几年基本上不提了。这是因为我国的医疗保健体系已经基本覆盖全民,而且支付比例相当高。现在农村的新农合医疗,老百姓每年只要交250元,就能享受到住院报销、大病保险,甚至还有部分药物的优惠。城镇职工医保更不用说,甚至针对城镇低保居民也有相应的医疗保障体系。我们这个国家无论是平时还是疫情期间,都不曾考虑过放弃任何一个公民的生命和健康。
而对岸的医疗系统和医疗保健体系又是如何呢?我这个回答里面讲的很多了,感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城镇职工医保/新农合报销一定比例,再加上医疗费用本来就很低,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老百姓看病的门槛。所以我们会看见中国老百姓稍微有点不舒服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看病,而美国人想到的是熬一熬。快晕倒了还不忘跟周围人说一声不要叫救护车——因为他们的医保很有可能不cover急诊。
虽然国家把医疗服务的定价,尤其是医护工作者的劳动报酬压得很低,对医护人员不公平。但无可厚非的是中国的医疗保健体系非常合理,而且高效。再加上利出一孔,很多医护人员在国家发出号召的时候第一时间响应,一如军功爵制度下冲向敌阵的秦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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