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和评价张一兵教授提出的「回到马克思」？

这组文章的题目可以看作是以“回到马克思”为一个环节的，从孙伯鍨到胡大平为止的中国文本学运动的由来与结果。

我要指出的是，中国学人提出的“文本学”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方式，它在时间上以二十世纪下半叶乃至今天的意识形态、舆论导向、学术路径为背景，在空间上以苏东地区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形势为背景，整场运动应该视作在这种前提下左翼知识份子以理论的形式作出的应对。换句话说，即使是孙、张、胡这些旗手，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理论自觉”，像他们对古人的文本解读那样，他们当然也不会主张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任何情况下都要“回到马克思”的。因此，不考虑这一切的前提，不明白中国文本学运动回应了什么、反对什么、主张什么，而仅仅是抽象地、在一种超时空的场景中设想如何“发展理论”、如何取得“文本的研究价值”，不唯在理论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一向的问题意识，哪怕按照最基本的“就事论事”这个要求来说，也全是无稽之谈。

当然，另一个方面，正如wwbld已经指出的，中国文本学这几十年来的努力，特别是张异宾的努力，也不是没有成果的，相反，文本学已经成为了国内相关研究的某种共识与背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中国文本学运动的“结果”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而这种谈论当然要以对整场运动的梳理为前提。我在这组文章中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而就“结果”这一方面来说，在我回顾了运动的发展与转折以后，总结了中国文本学这种理论方式的成果与问题，相应地也得出了答主自己的方式。“这样，对理论上和实践上两方面健全的读者来说，因为摆正了马克思、恩格斯相对于时代的位置，也就摆正了自己相对于时代的位置、自己相对于前修的位置。”^[1]你对处于自己思想谱系上的任何一个人采取了文本学的办法，或多或少，随此人对你的影响力而定，都会更加明确对自己的定位的。

话说到这里，我们也就明白，我们的“炼金术士”这位常换新名字的老朋友提出的“回到费尔巴哈，回到鲍威尔，回到施蒂纳，回到蒲鲁东，回到巴枯宁，…”，无论如何，至少不会是“回到马克思”这个意义上的“回到”。我不太了解当代的无政府主义潮流，或许蒲鲁东与巴枯宁在他们那里还是有一席之地的？而至于他异想天开的“鲍威尔、施蒂纳、…”，这意图只是拉来一个已经无关痛痒的古人作傀儡，唱一出双簧把戏罢了。认真钻研图论的王颀呢？我只是为他对马克思的这一次宽饶感到庆幸，又不禁有些担忧起数学的命运了。

我写这篇回答的时候，时而想到文章里面提到的共产主义文献史早期处理过往文献的办法，“新写一篇序、跋、导言”来“‘唤醒’文本”^[2]。作为补充，我乐于承认，我在前面提到的“理论自觉”当然也适用于我的理论方式自身。这组文章除了以我国的当代情况、以中国文本学的运动为前提，不能嫁接到其他任何场合。历史或许在某些时候呈现出相似，但那需要加以经验的说明。

在学术界，“中国文本学”当然还没有结束，但我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也不能一定就为时过早。大家知道，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讲到这个“终结”，是这样讲的：

但是这时，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任何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3]

但是，二十世纪重新发现了谢林在1809年《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以后，乃至他在黑格尔死后的著述，当黑格尔去世、黑格尔学派解体的时候，谢林这个公认的古典哲学家仍然在孤独地探索着。这样看来，似乎恩格斯将黑格尔定为古典哲学的终结，就不是十分妥当了。1955年，哲学史家瓦尔特·舒尔茨直接就提出了“德国观念论在谢林晚期哲学中的终结”这个题目，从而引起了谢林研究的新潮流。那么，果真是恩格斯错了吗？

如果简单作出这样的判断，似乎就忘了，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在柏林大学接触过这个“晚期谢林”，恩格斯本人还在四十年代写过批判文章。即使他们的理解不深甚或有误，要认出其学说与古典哲学的关系应该不难。它更忘了一个显明的事实，既然48年革命以后仍然有那么多哲学著作出版，费尔巴哈本人也没有结束其理论生涯，怎么恩格斯就说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任何哲学都撇在一旁”了呢？怎么就说这是费尔巴哈的“终结”了呢？可见这样的经验事实并不能否定恩格斯的哲学史论，恩格斯也不是在“某派哲学的自我意识”这种意义上作的史论。

而在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今天，或许我们还可以替恩格斯回答：正是从作为古典哲学一员的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这个意义来说，正是从贯穿了整个古典哲学的“思维与存在”这个意义来说，古典哲学到黑格尔死后，如果说还存在的话，也已经完全改变了性质，谢林手中的古典哲学已经不再是世界精神，它的思维已经完全远离了存在，与存在无关了。如果说德国人这个“哲学民族”创造的古典哲学是对历史现实的隔靴搔痒的话，那么谢林的“神话”、“天启”就是在脚已经抽出靴子以后仍然装模作样地挠个不休。

而在当代的我国，热衷于海德格尔文献的“重新发现”的张异宾，津津乐道于“构境”的张异宾，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文本之为“文本”的历史因由，失却了“自觉”，这对中国文本学运动来说又是什么样的延续呢？21世纪20年代高校里作为“国家科研项目”的《文本学》，一篇篇、一册册，又是在挠着谁呢？

因此，到今天，我认为确实是对“回到马克思”与中国文本学运动加以“理解和评价”的时候了。

@走地鸡 @火焰旁的炼金术士 @JoJo王颀

参考

1. ^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2622483
2. ^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2622483
3. ^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1/020.htm

无非是把西方马克思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卖到中国。

我们从方法论上来评价一下这个回到马克思派（以下简称回马派）。题主描述：

据张一兵教授称，“回到马克思”打破了“用原理反注文本”的教条主义枷锁，是一种对“前苏东官方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祛魅。

那么，“前苏东官方哲学教科书”到底赋了什么魅呢？

据回马派在知乎的代表人物安玲说：

“回到马克思”的要义在于，马克思的文本并不具有现成性，具有解释学意义的终结性。我们对于马克思的解释可以随时重新生成，根据我们的实践需要重新生成。马克思主义是不断生成的，它既要随着时代生成，也要随着具体实际生成。“回到马克思”实际上是一种对于以往释经学思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祛魅策略，要求我们“在回到文本的过程中背负时代的要求”，在开放的视阈中解决目前生活世界的新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文本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通过再次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打破以往的诸多对于文本的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性解读，重新建构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生成性。用张一兵的话来讲就是，只有“回到马克思”，我们才能彻底肃清“前苏东传统马克思哲学诠释的非历史绝对话语权的非法性”，“摆脱前苏东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文本现在的结构性编码作用”，摆脱服从苏东官僚教科书“用原理去反注文本”的需要，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

据张教授说：

我们知道，教科书体系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独断论，是一种唯一性的提供真理标准的断言方法。就是马克思说了什么我们照搬就可以了，只要把马克思的东西说完整了，这就是做学问了。过去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模式，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话堆积在一个专题里边，这就是在研究马克思哲学了，比如《马恩列斯论科学技术》《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等等，这种语录式的引用是我们过去研究方法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研究方式的影响今天仍然存在，比如常见的模式： “马克思说…”、“海德格尔说…”、 “波兰尼说…”等等。而我们在引用这些语录时，又往往不去仔细研究马克思等思想家这些话语当时具体言说的语境，因而，常常闹出引述语录与文本的原初语境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这样的笑话。

所以，我在对方法论的反思时认识到，过去这种方法是“用原理来反注文本”的一个基本思路。我在《回到马克思》中指出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真正要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首先必须认真读马克思的原著。而且在读马克思原著过程中，不能按照语录或者教科书的原理来预先为文本划定边界，比如说，先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辨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又分为几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又分为几大问题，如此等等。按照这样的方法，就出现了诸如“《资本论》中的辩证法”、“《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类的论著，这样的阅读方法我们是无法读到马克思实际思想是什么的。正是通过这样的反思，促使我开始认真探索解读马克思文本的特殊方法。

看来“前苏东官方哲学教科书”的罪名是“用原理反注文本”。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牛顿之所以是伟大的物理学家，是因为牛顿发现的力学原理，还是牛顿的具体文本？

答：力学原理是认识世界的成果，改造世界的利器，而牛顿的具体文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承载了力学原理。

同样，脱离原理去读马克思的文本，还有多大意义呢？

文本的研究价值通常有这么几种：

一，文学价值。例如，谁都无法否认，研究李白的文本，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他是古典诗歌大师，他的文本，对诗歌创作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法布尔的《昆虫记》虽然是科学著作，但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马克思的文本在这方面的价值并不高，我们也没有见到张教授对这方面进行考察。

二，历史学价值。例如，对《史记》咬文嚼字，很可能就能纠正史实错误，甚至有助于新的考古发现。

马克思的文本在这方面的价值，仅限于考据马克思的生平和各时代的想法，考据当时发生的一些社会运动等，似乎对“在开放的视阈中解决目前生活世界的新问题”意义一般。

三，经学价值。例如，在教徒看来，《圣经》《古兰经》既然是上帝（安拉）的旨意，它必然一字不错。正确解读经书，才能上天堂，得拯救。

张教授否认他是在追求马克思的文本在这方面的价值，说“马克思的文本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通过再次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打破以往的诸多对于文本的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性解读，重新建构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生成性”，说“‘回到马克思’实际上是一种对于以往释经学思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祛魅策略，要求我们“在回到文本的过程中背负时代的要求”，在开放的视阈中解决目前生活世界的新问题。”何其伟大的事业啊！

但是，我又不得不认为张教授在追求这方面的价值。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科学家，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他都因为他发现的原理而伟大，而不是承载这些发现的具体文本。只有教徒才认为文本本身具有特殊价值。

例如，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微积分著作文本是大相径庭的，而其承载的原理却基本等价。

在社会科学里也有类似的现象，狄慈根的文本和马克思的文本当然有很大差别，但它们承载着基本相同的原理。

所以，张教授的方法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珠），而是用马克思的文本（买椟）来“背负时代的要求”。

那么，时代要求了什么呢？在张教授看来，时代要求“彻底肃清'前苏东传统马克思哲学诠释的非历史绝对话语权的非法性'”。

张教授的真实目的已经昭然若揭。那么，用张教授的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点吗？

如果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而不是教徒，那么毫无疑问是不能的！比如说，张教授发现马克思说某句话的语境是某，列宁在其他语境引用了这句话，这个发现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呢？如果它是正确的，它也仅仅证明了如下陈述：

列宁的引用表达的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它无法证明：

马克思对，列宁错。

因为完全可以是另一种情况：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假如列宁在科学上有错误，张教授要改正相应的错误，那么张教授需要“回到马克思”吗？需要细读马克思的文本吗？显然也是不需要的，他只需指出列宁具体错在哪里就行了，读马克思的文本，咬文嚼字，是完全不必要的步骤。

假如张教授用他的方法，证明了他比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更接近马克思文本的原意，那么最终能证明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因为科学是随时代发展而进步的，马克思未必比列宁斯大林高明，正如牛顿未必比爱因斯坦高明一样。从历史上来看，“背负时代的要求”的恰好就是列宁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人民。

最后引用一段诛心之论：

“马克思学”（Marxologie）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而创立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学”主要指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和思想的专门研究。这个词是由法国著名学者M·吕贝尔在50年代正式提出的。他主编的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刊物名称就叫《马克思学研究》。但是，在吕贝尔发明这个词（由马克思加上希腊文表示学科或科学的Logos构成，即Marxo+Logus→Marxologie）的时候，马克思学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却是早已存在了。在与马克思对照的意义上，马克思学也包括对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马克思学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能够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出现，其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一方面，它说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影响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再也不能视而不见，采取不予理采的态度了，他们不得不认真地对待它；另一方面，它说明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释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对象和重要领域，它的出现本身就富于挑战性。用马克思学家们自己的话说，它是针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提出来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家们认为，要对马克思的学说“正本清源”，就要像科学家们对待他们的科学研究对象一样来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即不仅要使用一些“科学的”手段和方法，而且也应该是超党派的。为此，他们一方面力图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专业范围内，并标榜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中立性”；另一方面也以学者特有的认真精神、以其固有的偏见和模式对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做经院式的考察和诠释。
马克思学坚持“两个马克思”（见“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条）、“恩格斯反对马克思”（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条）、“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等谬论。在西方马克思学家看来，所谓“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其所指主要还不是针对巴枯宁为首的“反权威派”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马克思本人断然声明“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而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构想”。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死后由恩格斯的脑袋构想出来的。它打上了“蒙昧主义的印记”。他们说，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而恩格斯所“独撰的”马克思主义则相信有一种宏观宇宙力量决定了历史的必然道路，把革命的历史发展看成是由经济形态和阶级斗争所决定的多少有些自动的过程；他们说，马克思所主张的是“人类中心说”。马克思把人基本上看作是实践的存在物，认为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自然界，使之人化，也就是说，为人的目的利用这个世界，从而给它赋予人的性质。而恩格斯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宇宙中的基本力量是物质和运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都是从这两种力量中导引出来的；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东西至多是一种理论或学说，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它特别发端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则把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符合那个时期精神的科学和实证主义意向加以过分的系统化，从而有可能使别人把它变成绝对真理或意识形态体系。马克思学家认为，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是实质上的“恩格斯主义”。所谓“列宁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其主要观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西欧现象，而列宁主义则只是在俄国土地上产生的现象，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偏离；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革命的理论家，列宁则首先是革命的战略家和策略家，马克思主义是关系社会革命的学说，列宁主义首先是包含“先锋党”理论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的革命的意识形态；说列宁主义发展了恩格斯的“退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同时还加深了这种“退化”，它反映了不发达国家的现实需要，但是这种反映也不是很充分的。在工业发达国家中，它是不能应用的。
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以马克思学为主干的合流趋势，尤其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学的流动。其次，马克思学的学术性特征有所淡化，主要表现为随着新保守主义的兴起马克思学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性，表现为那些愿意打着马克思学家的幌子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宣扬资产阶级官方意识形态的御用学者的人数增加了、影响扩大了，从而正在逐步地改变着这些人传统上在马克思学家中不占主导地位的状况。
几乎全部马克思学家都是学术界人士，少数虽然正在担任或者曾经担任过官方职务，但他们一般都具有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职位和专业学位。按照政治倾向，马克思学家大体上分为左、中、右三类：一类是一些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即试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走出资本主义死胡同的办法的人。主要代表是一些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60、70年代的“新左派”的学者；第二类是一些远离现实斗争而进行学术研究并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同其专业结合起来的学者，如吕贝尔等。这是马克思学家中的主流派；第三类是资产阶级的官方御用文人及思想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如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社会学家D·贝尔、布热津斯基、鲍享斯基、威特尔等。其实，那些有官方职位的学者严格说来只能算半个马克思学家，因为他们不像其他马克思学家那样把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专业选择。他们可能是其他某个学科领域里的专家，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马克思学家，多半是因为他们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在其著作和言论中总忘不了同马克思“对话”，即发表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从研究内容和研究风格上看，马克思学家又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考据学派”，即那些比较注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事业、著作、思想的考证、诠释、出版及分门别类地研究的学者（如朗兹胡特、迈尔、吕贝尔等）；“分析学派”，即那些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的马克思学家，他们热衷于寻找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自相矛盾”、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不合时宜”；“挑战学派”，即那些带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总之，对马克思学家我们可以从多维视角上进行划分，而无论哪一种划分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我们不应该思考怎样回到马克思，而是怎样思考去解决现有问题，然后再发展出一条路子来。

马克思主义过后，列宁同志对俄国的现有状况发展出来了一套适应于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可以肯定，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延续和发展。而在列宁之后，毛润之同志对中国的条件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随后发展出一条毛泽东思想出来。前人的经验，给我们很好的指导。

而所谓回到马克思，我只想出一个词，叫训诂。很奇怪，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过去的矛盾和现在的矛盾都巨大变化的世界，回到马克思有用么？所以我对回到马克思这个命题是很反感加排斥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再一次发展，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再加以实践，来解决当前矛盾。这才是路子，而绝非是所谓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不是孔子，我们也不是儒生，不需要搞训诂，要理论加以实践，再把实践中加以提炼，提炼我们自己的理论，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并且解决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