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沙俄那种地广人稀的情况是如何做到中央集权?
一、 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挑战：
广袤的疆域与稀疏的人口： 这是最显著的特征。广阔的土地意味着巨大的统治成本，信息传递缓慢，地方势力的天然分离性强。稀疏的人口使得地方力量难以形成足以挑战中央的规模。
恶劣的气候与交通不便： 漫长的冬季、严寒的气候以及缺乏发达的交通网络，极大地限制了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也使得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的控制更加困难。
天然的边疆与外部威胁： 沙俄自早期起就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西方的欧洲列强以及后来的东方帝国的持续威胁。这种外部压力迫使中央政府必须集中资源、统一指挥，以应对生存危机。
二、 历史的积累与政治遗产：
蒙古统治的影响（金帐汗国）： 俄罗斯公国在蒙古统治时期，就逐渐习惯了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蒙古人征收贡赋、任命总督、以及残酷镇压反抗的做法，为后来的沙皇集权提供了某种“范例”。莫斯科大公正是通过充当蒙古人的税收代理人和镇压者，逐渐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莫斯科公国的崛起： 莫斯科公国在众多罗斯公国中脱颖而出，其权力扩张过程就是一部中央集权的历史。通过联姻、购买、战争等手段，莫斯科公国逐渐吞并了其他公国，并将权力集中到大公手中。
伊凡四世（雷帝）的贡献： 伊凡四世是集权化进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加强了沙皇的绝对权力，创立了“特辖区”（Oprichnina）制度，用恐怖手段打击和清除可能威胁中央集权的贵族势力，并将权力进一步集中到沙皇和他的亲信手中。
三、 军事力量作为集权的基石：
常备军的建立： 沙皇政府认识到，一支忠诚于中央的常备军是维护集权统治的根本。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建立了现代化的常备军，并实施义务兵役制。这支军队的直接指挥权掌握在沙皇手中，成为其推行政策和镇压反抗的有力工具。
军事扩张与领土巩固： 军事上的胜利，如征服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等地区，不仅扩大了沙俄的疆域，也为中央政府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和税收，同时将这些地区纳入中央的军事和行政管辖之下。军事征服是地广人稀的俄罗斯能够控制如此广阔土地的重要手段。
强大的边防和军事化管理： 广阔的边疆需要强有力的军事存在。军事力量被用于维持边疆的稳定，并逐渐渗透到地方行政管理中，强化了中央的控制力。
四、 宗教的整合与意识形态的强化：
东正教的“沙皇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 俄罗斯东正教强调君权神授，将沙皇描绘成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和保护者。这种宗教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为沙皇的绝对权威提供了神学上的合法性，也使得臣民对沙皇的服从带有宗教色彩。
牧首权力的集中与服务于沙皇： 在蒙古统治时期，教会相对独立，但随着莫斯科公国的崛起，教会的权力逐渐被沙皇所控制。伊凡四世废黜了独立的牧首，并任命了亲信担任。彼得大帝更是直接废除了牧首职位，建立了宗教总局，将教会置于国家行政的管辖之下，使其成为维护沙皇权威的工具。
东正教的意识形态宣传： 教会在教育、文化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布道、圣像等方式，向民众灌输忠君爱国、顺从权威的思想。
五、 法律与行政体系的塑造：
法律的统一与中央化： 沙皇政府致力于建立统一的法律体系，取代各地复杂的习惯法。例如，1649年的《法律大全》巩固了农奴制，加强了沙皇的司法权力，并对地方司法进行规范。
官僚体系的建立与控制： 为了管理庞大的帝国，沙皇政府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官僚体系。虽然地方官员拥有一定的权力，但他们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通过任命、考核、调动等方式受到中央的制约。彼得大帝推行“表格制度”，根据官员的出身和能力来晋升，试图打破旧的贵族垄断，建立更高效、更忠诚于沙皇的官僚队伍。
地方行政的强化： 尽管存在地广人稀的问题，沙皇政府也在不断尝试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通过派遣中央官员、建立地方行政机构、以及军事驻扎等方式，试图弥合中央与地方的距离感。
六、 经济控制与资源调动：
税收与贡赋的集中： 建立和维持一支常备军以及庞大的官僚体系都需要巨大的财力。沙皇政府通过征收各类税赋、贡赋以及国有资源的收入，将财富集中到中央。
国有经济与垄断： 沙皇政府常常通过国家垄断特定的经济部门（如盐、烟草、酒等）或参与商业活动，来增加财政收入，并以此作为控制经济和调动资源的重要手段。
农奴制的巩固与利用： 农奴制为地主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也为国家提供了兵源和税收基础。沙皇政府通过法律巩固农奴制，使得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为国家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和军事人力资源，同时也限制了农民的流动性和潜在的叛乱。
七、 高压统治与镇压机制：
秘密警察与政治侦探： 沙皇政府拥有强大的秘密警察机构（如后来的第三处），负责监视、侦查和镇压一切反对派和异议分子。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惧感有效遏制了反抗情绪的滋生和蔓延。
残酷的刑罚与流放： 沙皇统治时期，对于政治犯和叛乱者，刑罚非常严酷，包括酷刑、公开处决、以及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艰苦地区。这种严酷的镇压手段对潜在的反对者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
对贵族势力的制约： 尽管贵族是沙皇集权的支柱，但沙皇也对可能威胁其权力的强大贵族家族进行制约。通过任命制、联姻、以及在关键时刻采取强硬手段，防止地方贵族形成强大的独立势力。
总结而言，沙皇俄国地广人稀却能做到高度中央集权，是其独特的历史机遇、生存压力、宗教文化认同、强大的军事机器、以及一套严密的法律和政治控制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 沙皇政府并非通过仁政或完全的市场化经济来维系统治，而是更多地依靠军事力量、宗教宣传、法律强制和高压统治来克服地理上的分散性和人口上的稀疏性，从而将帝国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高度集权的负面影响，例如地方经济和文化的活力受到压制，官僚体系的效率低下和腐败，以及民众的普遍贫困和压抑。正是这种集权模式，在为沙皇统治提供稳定性的同时，也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网友意见
俄国在十六世纪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农业帝国，其关键在于形成了皇权(官僚机构和军队)、服役贵族(领地的管理者)以及基层农村公社(米尔)的三层次结构。
帝俄社会结构的上层是以沙皇为中心的官僚机构，它透过服役贵族这个中间层次统治农村基层社会。皇帝为了让贵族为其服务(包括扩张领土)，赐给贵族一定的封地。俄国军功贵族得到的封地与西方领地完全不同，称为米尔；米尔为俄国特有的农村公社。
虽然米尔名义上是属于服役贵族(米尔的农民都是贵族的农奴)，但严格说来服役贵族不具有米尔土地的所有权，而只能掌握部分米尔的农产品作为自己的收入。米尔土地属于国家。米尔成员虽由服役贵族(公社主)管理，但必须共同劳动，向国家提供税收和兵源。他们要分别为国家、军功贵族(公社主)及村社管理者交税。
没错我知道看了这些描述你想起了这个
而与中国底下核心家庭经济独立不同，俄国的米尔则完全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其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实行连环保，即贵族所收的税金由公社统一支付，而不是每家每户自己上缴；如果有哪一家逃税，就由公社共同承担租税。米尔还实行土地共同耕种，强制性聚居和村社民主。
换言之，中国基层社会组织是实行私有制，而米尔是集体所有制，甚至是公有制(全国土地实为沙皇所有)。正因为如此，俄国中央政府对农业剩余的汲取能力远比古代中华帝国要高。
从地方小共同体角度看（老生常谈），十九世纪末，俄国总共有35万个米尔。这意味着其管理者共有一百多万至数百万人(包括其家族)，帝俄的中层人数虽然和清代绅士人数差不多。但是帝俄的服役贵族与中国传统社会绅士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绅士大多身兼祠堂长老，是基层组织的利益代表（虽然作用是乡愿，但聊胜于无）。而服役贵族作为米尔的统治者，和米尔组织既无血缘关系亦不代表村社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绅士属于士大夫阶层，是儒家伦理的载体，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协助政府管理地方事务。他们本身并不是官僚机构成员，往往是地主、文人，亦可以经商。而服役贵族只为沙皇服务，以祈沙皇赏赐他们米尔，即帝俄官僚机构和国家军队远比中国庞大。而且俄国贵族经商的兴趣很少，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中，他们多转化为知识分子和文学家，而不是成为商人，亦不能代表地方利益。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俄国维系沙皇、服役贵族、米尔三个层次的整合的是东正教。沙皇被认为是宗教最高首领，特别是农民视沙皇为君父。天主教实现了希伯来精神(一神信仰和救赎)和古希腊理性主义(主智认知精神)的结合.
而东正教只有希伯来精神，没有包含古希腊理性主义和罗马的法律传统。
东正教要实现终极关怀与理性的二元分裂甚至比儒学还要困难。
这亦构成了俄罗斯特有的思想方式，主张人可以通过冥想接近上帝。这种寻找救赎的方式和天主教差距极大，和新教更是南辕北辙。在思维结构上，它有点类似于黑格尔的观念一元论。
据此，以东正教为背景的民族主义只能是泛斯拉夫主义，沙皇仍是民族国家的代表，其建立的民族国家属于德意志帝国及日本同一类型。
俄国因其特殊的米尔制度使得国家具相当大的汲取能力，可以利用农奴制经济的剩余推行国防现代化。这使得俄国面临西方现代社会冲击初期，在保持其原有社会结构不变前提下的国防现代化相当成功。
早在十七世纪末，俄国已感受到西方最早现代社会的军事冲击，因米尔可以向国家提供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农业剩余，俄国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和国营工业，十八世纪成为欧洲军事强国，十九世纪初击退拿破仑，国防现代化的成功使得俄国社会现代转型要等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即在西方民族国家普遍建立全球化不可阻挡时才感到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沙俄的中央集权有很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着非常柔性的一面。简单说就是广大领土上的居民们，对合理缴税和服兵役这俩事认同度很高。但是一旦超过居民根据传统习惯不能理解的命令，就是各种抵制了。
比如说有两种税居民认可很容易征收，一种是养兵的税，另外一种是赎金。因为常年对外打仗和被鞑靼人，克里米亚汗国，土耳其等袭击，经常无论军民都有被抓走贩卖的可能。所以出军费和凑赎金这种事情很受支持，当然凑的赎金经常不够沙皇还得常年自己掏腰包往里填，每年的赎金经常高达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这也是沙皇被称为小爸爸的原因之一。这种类似的赎金一直持续到叶二时代，前后三四百年的历史。有意思的是外患一旦结束俄国国内贵族和农民的对立立刻尖锐了起来。
但是除此之外的税种，还有行政命令，推行就非常困难了。比如种土豆一事，从彼得大帝开始企图推广种土豆，就死活推广不下去，乃至彼得还被扣上一个企图毒死俄国人后给德国人腾地方的帽子，后来叶二又推广了一阵也没啥大用。最后一直到了尼古拉一世的时候为了强力推广土豆，打了六七年此起彼伏的土豆战争，四处农民为了反抗种土豆发动暴动，废了好大力气最后才能强制推广下去。结果等农民学会种土豆吃土豆了，才觉得这玩意其实也挺好，这前后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所以熟知历史的普京死活不同意强制性打疫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政府主要把精力集中在对外作战和贸易上，但是对国内经济发展，建设和精密发展，就差了很多，经常强力推动的事情搞的鸡飞狗跳，所以更多的是层层委托下的自治……
唔，这个问题挺复杂的，正好我最近在翻译一本古俄通史，正好看到了这个问题，那就这个谈谈吧。
沙俄（沙俄就俄国的历史分期是指伊凡四世称沙皇到彼得称皇帝这段时间，彼得之后称帝俄）集权的启始是在莫斯科大公国时期了，开始于瓦西里二世在位期间，而完成这个集权的则是伊凡三世。
瓦西里二世在位期间确立了德沃制度，所谓德沃，也就是大公本人的宫廷封臣，他们的财富和地位都是完全依赖于大公，依仗着德沃，瓦西里二世建立一支强大的宫廷重臣和重骑兵队伍，正是这样一支队伍奠定了日后莫斯科的扩张。
瓦西里二世在位期间的莫斯科，主要面对着纵向（父子）继承制度和横向（兄弟）继承制度的交锋，虽然说之前几代莫斯科大公的继位都很平和，但是那是建立在横向势弱的情况下——大公没有兄弟或是只有一个兄弟——这两种继承制度的矛盾因此被规避了，而不是获得了解决。
在瓦西里二世继位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有四个兄弟存留于世，其中他的叔叔尤里和尤里的儿子舍米亚卡，将会成为瓦西里二世在接下来几十年里面的主要对手。
在这几十年里面，瓦西里二世两次被逐下大公之位，被流放到地方去担任地方王公，期间还被刺瞎了双眼。
但纵然如此，瓦西里二世的德沃家臣们无论瓦西里二世被流放到什么地方，都依然忠实跟随在其后，也是碍于这些德沃家臣的存在，以及罗斯政治斗争惯例，所以哪怕是瓦西里二世数次被敌人抓获，敌人也只是流放而不是杀了他。
正是由于这个强力集团的支持，瓦西里二世才能屡败屡战，德沃家臣们的支持使得他可以失败无数次，同时瓦西里二世还找来鞑靼人，作为自己的军事力量。
瓦西里二世虽然军事能力稀烂，但是他的德沃改革实在是莫斯科大公手中的力量获得了飞跃，权力也更加集中。
在瓦西里二世去世之后，罗斯土地聚合者伊凡三世的时代到来，这位大公在位期间东北罗斯的统一进程大大加快，诺夫哥罗德为首的一系列罗斯公国都在德沃大军的威胁之下纷纷降服，同时伊凡三世的外交手段使得他的扩张更加游刃有余。
但是德沃体制终究是不够用的，很快伊凡三世就感受了服役人员的不足，他需要更多可靠的士兵，而且伊凡三世也感受到了依赖封邑王公们提供兵力是多么不可靠。
例如在1479年，伊凡的哥哥安德烈和鲍里斯威胁要断绝与大公的关系，当鞑靼人在边境集结时，他们还可能会获得立陶宛人的支持，再次爆发内战的前景使伊凡不得不向他的兄弟们做出让步。1480年，他们在鞑靼人对面的防线上增加了兵力，但在1491年，安德烈拒绝参加反对大帐汗国的战事，四个月后，他被伊凡三世逮捕。
出于这个考虑，伊凡三世推行了服役领地制度。
所谓服役领地制度，就是把地产和军役挂钩，即唯有服从军役之人才能够拥有地产，拥有地产者即服役贵族。这一制度将地产分配给低级贵族或封邑王公服役人员，条件是他们在大公的军队中服役，服役领地也被授予莫斯科的王公和侍臣。
这一举动强化了莫斯科朝廷的权力，随着没收、驱逐和分配，大公边远地区的控制得到了保障，而军事人员则被安置在莫斯科脆弱的边界附近，兵役越来越多地与服役领地系统联系在一起。
而且所以服役贵族们依赖地产生活，但是他们和地产之间的联系并不牢固，一个地区的服役贵族不是完全由本地人组成。相反，他们是当地服役者、其他地区罗斯人以及立陶宛和鞑靼移民还有曾经的奴隶的组合，这些人的一切都来自于莫斯科的宫廷，因此他们对莫斯科宫廷保证着极高的忠诚。
不过服役系统并没有使获得大公对军事权力的完全垄断，一些封邑王公继续保留自己的服役人员，他们被纳入服役王公体系，变成了服役王公，包括服役王公和波雅尔在内的大型服役领地的持有者可以拥有私人军队，因此，他们不仅需要亲自服役，只需维持装备齐全的骑兵，数量与他们的财产大小成比例。
莫斯科军队从一个由自治王公军队构成混合体转变为一支由大公统一指挥的部队的过程耗时数十年，这没有使那些有权势的侍臣突然消失，也没有使国家的财政陷入紧张。
在伊凡三世统治期间，进入莫斯科服役的封邑王公、鞑靼人和立陶宛王公，甚至强大的波雅尔继续维持和指挥自己的军队。然而，逐渐地，大公将他们置于他的权力之下。罗斯王公被拉入莫斯科宫廷，被分配到远离家乡的地方服役，承诺效忠伊凡三世的立陶宛王公同样失去了他们最初享有的自主权，并与其随从一起被吸收到宫廷和兵役中。
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正是中央集权的充分保证，随着军队改革的推进，政治改革也在并行。
随着大量的实权贵族进入莫斯科宫廷，地方越来越多的被纳入莫斯科政府的控制之下，莫斯科的集权也随之推进，相关机构的官僚化职业化也随之推进。
来自大公宫廷的总督和官员前往了地方，他们的存在依赖地方的供应，也就是所谓食邑制，这期间莫斯科对地方控制加强的体现就是莫斯科全面把原来由劳役和实物组成的租税，转变成了统一的货币税，大公的法律和标准也进入了民间，并被强制执行。
至于在莫斯科中央，随着大量贵族的涌入宫廷当充当大公的侍臣，莫斯科宫廷之类的竞争越发的激烈，为了维持宫廷的和平，各方最后达成了妥协，而妥协的产物，就是门第制。
门第制确定了莫斯科宫廷每个人的“位置”，后来发展成简单的原则：侍臣的“位置”越靠近位于门第制中心的大公，他的地位越高。
位置的计算方法是将个人及其家族的服役记录、家族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其在家族中的资历综合在一起，个人或家族的地位可以通过改变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来提高，例如，通过与更高级别的家族建立婚姻关系，或在军事或行政任务中的优越表现。（其实就是俄国的九品中正）
是对于莫斯科宫廷的秩序极为有利，它平息了很多争端，化解了一些宿怨。同时这也强化了侍臣们对于大公的依赖，毕竟他们地位的提升和下降，都得按照大公的意志。
在这个基础上，莫斯科宫廷这些顶级侍臣，波雅尔和侍中组成了一个排外的精英群体，通常被称为“波雅尔杜马”。在大部分时间，杜马成员通常只有10至15人，他们可以亲自接触大公，定期就政策决定和国家事务向他提供建议，包括战争与和平、重大财政支出以及王室成员的婚姻选择等问题。
围绕着杜马成员的身份，莫斯科宫廷之中的竞争也更为强烈，尤其是在来自地方的实权王公进入宫廷之后斗争更是激烈，同时对于大公的依赖也更加强烈。
当然，也大公有翻车的例子，不过那就不是需要在这里讨论的东西。沙俄的集权，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日后称沙皇的伊凡四世，不过是继承了莫斯科的这一套然后在在基础上进行改革的，本质是加强，而不是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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