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肾还不敢骂西医，是不是可笑？
时代背景：西医的“新”与“神”
首先，我们需要回顾的是20世纪初的中国。这是一个旧秩序摇摇欲坠，新思想、新事物如潮水般涌入的时代。西医，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人眼中，往往带着一种“先进”、“科学”、“救世”的光环。
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中国人对西医的了解甚少，对其治病救人的神奇疗效抱有极高的期待，甚至有些盲目的崇拜。相比于传统中医，西医的器械、麻醉、手术方式，都显得前所未见，充满了神秘感。很多人认为，能用手术刀解决问题，就是比只能开方抓药的中医更高级、更有效。
梁启超作为一位积极倡导变法图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思想家，更是对西医寄予了厚望。他深知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也看到了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选择西医进行手术，本身就体现了他对“新”的追求，对科学的信任。
梁启超的病情与手术：一场赌博
梁启超生病，是在他生命的后期。他当时身患多种疾病，身体状况本就非常糟糕。而导致他最终离世的，是膀胱结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接受了西医的手术。
这场手术，在当时无疑是一场冒险。虽然西医技术在进步，但医疗条件、医生经验、麻醉水平，都与现代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在那个缺乏有效监管的年代，医疗事故的发生，虽然令人痛心，却并非绝无仅有。
而最关键的，是手术过程中出现的“割错肾”事件。据记载，当时替梁启超手术的是一位名叫“李医生”的西医。在手术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具体原因已不可考，但可以推测是技术失误、经验不足或是对病情的判断出现偏差），误将他的一侧肾脏切除。
这无疑是严重的医疗事故。一个健康的肾脏被切除，对本就虚弱的梁启超来说，是雪上加霜，极大地加速了他的死亡进程。
“不敢骂”的深层原因：
那么，面对如此重大的失误，为什么梁启超“不敢骂”？这绝非仅仅是“可笑”二字可以解释的，其中蕴含着复杂的考量：
1. 维护西医的“神圣光环”： 梁启超是一位极力推崇西方文明的先驱。他明白，当时西医在中国刚刚起步，正处于一个“树立形象”的关键时期。如果自己这个备受瞩目的名人，因为西医的失误而大肆挞伐，很可能会给西医在中国的发展蒙上阴影，甚至打击国人对西医的信心。这与他“启蒙民智，引入新知”的宏大目标是相悖的。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全西医来之不易的声誉。
2. 对“科学”的信仰，不容动摇： 梁启超对科学的信仰是坚定的。他认为，科学是进步的动力，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即便出现了事故，他也可能将其视为“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偶然失误”，而不是对科学本身的否定。他更倾向于从“科学体系”内部去理解和接受，而非将其彻底推翻。将科学看作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完美无瑕的实体”，是他认识世界的角度。
3. 个人修养与顾全大局： 梁启超素以温文尔雅、顾全大局著称。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深知个人的恩怨与国家的未来相比，孰轻孰重。他可能认为，与其追究个人的责任，不如将精力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比如继续他的著述、演讲，继续影响社会。这种“克制”和“隐忍”，恰恰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一种担当。
4. 缺乏维权机制与话语权： 在那个时代，医疗体系远不如现在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更是无从谈起。普通民众即使遭遇医疗事故，也往往只能自认倒霉。梁启超虽然是名人，但在面对外国医生及其背后可能的利益集团时，他的话语权也未必足够强大。贸然发难，未必能得到公正的处理，反而可能引来更多麻烦。
5. 对传统中医的隐忧（间接因素）： 尽管梁启超是西医的拥趸，但我们也知道，他同样对传统中医的许多方面有所批评。在那个全盘西化的思潮下，西医被认为是“进步”的代表，而中医则被视为“落后”的象征。在这种语境下，梁启超更倾向于肯定西医的优越性，即使出现问题，也可能不愿意“拉西医一把，踩中医一脚”的情况发生，他可能希望西医能够独立地发展并证明自己。
“可笑”与“深刻”的辩证：
从今天的角度看，一个被医疗事故夺走生命，却不敢发声指责，反而要顾全“科学”大局，这似乎是“可笑”的。这种“可笑”，源于我们当下成熟的法治和医疗体系，让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可笑”的层面，我们就错失了理解梁启超及其所处时代的深度。他的“不敢骂”，并非懦弱，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更宏大的目标所做出的艰难选择。这种选择，折射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国家命运、文化变革与个人生死之间的复杂纠结，以及他们身上那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梁启超的遭遇，与其说是“可笑”，不如说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个深刻的缩影。它提醒我们，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必须将他们置于其所处的时代土壤中去审视，去理解他们“不敢”背后的“敢”，和他们“沉默”之下的“呐喊”。他的“不敢骂”，恰恰是他“敢于”求新、求变、为国家民族未来担责的另一种体现。
网友意见
2006年，协和医院展出了梁启超的病历，结合梁启超出院后其弟弟梁启勋先后在晨报和大公报发表的《病床日记》、《病院笔记》两文，以及梁启超本人术后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还有梁启超儿子梁思成在其父去世后写的《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我们不难还原梁启超在协和诊疗的真实经历。
1924年，51岁的梁启超出现了病因不明的尿血。由于尿血不严重也没有其他伴随症状，他并不以为意，没有及时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加之夫人去世使他开始担心自己健康，于是开始求医。
梁启超先是去一家北京当地的德国医院，德国医生为他做了全面检查，排除了泌尿系统结石和结核，但未能查明其尿血原因。于是梁启超又去看中医，请当时号称京城四大名医的中医萧龙友诊治，萧对他说尿血不是急症，任他尿个二三十年也没关系。
名医的回答肯定不能让梁启超满意，而且他由于夫人刚刚癌症去世，很担心自己患有癌症，于是决定到当时最先进的协和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协和医生的诊断顺序，即使以现在观点看也是非常科学的。
血尿首先考虑泌尿系统问题，而泌尿系统包括：尿道、膀胱、输尿管、肾脏。
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医生首先查明他的尿道和膀胱都正常，鉴于梁启超之前已经排除了结石和结核，输尿管病变可能性也不大。那最可疑的病变部位就是肾脏了。
到底是哪个肾脏呢？医院又对双肾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发现肾脏排泄功能左侧强于右侧，而且左侧尿液“其清如水”，右侧排泄物则带血。至此，医生将病变部位锁定为右肾。
然后，医生对右肾进行了X光检查后，发现右肾有一个樱桃大小的阴影。医院多位专家认为：这个阴影应该是肿瘤，是导致梁启超尿血的原因。
到这一步，可以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医生的判断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检查提示病变在右肾，右肾影像学检查也确实发现了肿瘤，而恶性肿瘤也确实可以导致尿血。
于是，医院建议切除右肾。从医学观点来看，这个决策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肾脏肿瘤极少有良性且良性肿瘤不会引起尿血，而恶性肿瘤不仅会导致尿血，更会短时间内危及患者生命。
手术由医院院长，外科专家刘瑞恒主刀，一名美国医生做助手。右肾顺利切除。
然后，问题来了。
首先是右肾病理检查显示肿瘤为良性，并非恶性。然后是梁启超做了手术后依然有血尿症状，尽管是镜下血尿，但确确实实有血尿。
没办法，协和医院最后只能诊断为“无理由之出血症”，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不明原因尿血”。梁启超在住院35天后，出院回家。
此后梁启超的的血尿反复发作，而且每次严重劳累后都会加重。一直到1929年去世也未能痊愈。
以现代医学观点来看，我觉得梁启超有可能是IgA肾病之类的肾炎，合并右肾良性肿瘤。
手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难免有些不满，他随后在报纸上发表的《病院笔记》里面，这种不满之情溢于言表。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协和医院也一时陷入舆论漩涡中。
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跟着写了一篇《我们病了怎么办》，气势汹汹的要求协和给个说法。文章写道：
“协和最能干的大夫替他下了不容疑义的诊断，说割了一个腰子病就去根。腰子割了，病没有割”。
“最后的答话其实是太妙了，说是无原因的出血：Essential Hoematuria”。
“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
鲁迅则对此颇不以为然，写了一篇《马上日记》嘲讽徐志摩等人：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不用说，这个“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就是指的徐志摩等人。
倒是身为患者的梁启超，对此颇为大度，他特意写文章为医院和医生辩解：
“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梁公毕竟是大才，此论可以说极为公允。按照当时的医疗水平，医生的诊疗过程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这事儿只能算是限于医学水平难以避免的“医疗意外”，却绝不是什么“医疗事故”。
而且，梁启超也说的明明白白：术前认为“罪在右肾”，而切除的也是右肾。
梁启勋虽然对治疗结果有些不满，但在《病床日记》中也清清楚楚的写着：
“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及右肾割去后，小便出血之症并未见轻，稍用心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稍减”。
梁思成在梁启超去世后，在《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中也记录的很清楚：“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
到这一步，我们应该很清楚了：梁启超术前医生准备切除的是右肾，手术中切掉的也是右肾。而患者和家人术前也都知道要切的是右肾。
再看上面要求协和医院给个说法的徐志摩等人，也只是指责“腰子切了，病没有割”，而没有说医院把好肾切除留下了坏肾。
那么，协和医院搞错左右误切梁启超好肾的谣言是哪儿来的呢？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作者李昕老师和《西医东渐史话》主编亓曙东老师均认为：这个谣言，最早见于费正清夫人费慰梅1997年出版的《梁思成与林徽因》。
费在书中说梁思成在1971年从协和医生口中得知了父亲去世的真相：
“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这个惊人的消息的来源和佐证呢？费也讲了：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也就是说，这个费女士在事隔70年后突然提出来的，将协和医院置于不仅技术不精而且医德沦丧至天理难容之地步的惊人指控，是她从一个梁启超朋友那儿听来的，而这个朋友又是从协和医院实习医生那儿听来的。
作为这个传言唯一佐证的，是“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而这一点，又是费慰梅从刘博士熟人那里听来的。
这是不是有些太儿戏了？
不仅如此，费慰梅还把梁启超手术时间给写错了，梁启超是1926年做的手术，她写成了1928年。梁启超是1929年去世的，她这样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梁启超是被协和医院的手术事故害死的。
梁思成续弦夫人林洙在2001年出版的《梁思成》中，重复了这个谣言，说梁启超术前一侧肾脏坏死，主刀的刘院长误将好肾切除将坏肾保留。协和医院事后严加保密，1970年梁思成入院时，才从主管医生口中得知父亲死亡真相。
林洙这个说法完全是从费慰梅那儿抄的，连同费慰梅写错的手术时间，她也一样抄了过去。
两人都说协和医生事后“严加保密”，这简直令人无语。
这事儿有可能“严加保密”吗？难道术前医生不给梁启超和家人解释手术的原因？不告诉他们准备切哪个肾？作为高级知识分子，难道梁启超先生和家人连手术切口在左侧还是右侧都分不清？
梁启超出院后，媒体对此事极为关注以至于成为当时舆论热点。梁启超兄弟梁启勋在媒体发表文章表示不满，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等人更是气势汹汹的在媒体上找协和讨说法，如徐志摩文章所言：“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协和医院有多大能量能“严加保密”？
由于费慰梅和林洙的身份，其说法被大众不加辨别的接受了。就这样，协和医院给梁启超手术时候弄错左右，误切好肾保留了坏肾之说，和那个1700亿的留言一样，逐渐流毒全国，愈传愈真。
谣言逐渐变成信史，中国现代医学重要的开拓者，医学巨星刘瑞恒博士，为此院长期背负污名。直到现在，百度百科在“刘瑞恒”词条下还用大段篇幅讲他错切梁启超肾脏的事情，简直是千古奇冤！
梁启超被西医割错了肾脏，和胡适的糖尿病被中医治好，这些都是些谣言而已。
2006年，也即在梁启超“割肾”手术后的80年，协和医院举行了小规模的病案展，梁启超病案被展出，协和医院并无割错肾。
另外，就算梁启超被割错了肾脏，这也只是医疗事故个案，跟现代医学的整体理念没任何关系。
至于胡适的所谓糖尿病，无非就是有段时间他有多饮多尿的症状而已，并没有被现代医学确诊。然后一个姓陆的老中医给胡适开了些黄芪汤，后来有人到处吹中医治疗了胡适的糖尿病。
多饮多尿的原因多了，可自愈的普通尿道炎症也可能多饮多尿，很多时候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多饮多尿。
中医粉造这些谣，可见他们在实际疗效上没什么办法吹了。
中医自古连肾脏是什么玩意儿都不知道，肾脏明明是泌尿器官，中医说是生殖器官，没肾脏就生不出孩子。
事实情况是尿毒症患者照样生儿育女。
肾病科产科联手护航，尿毒症孕妇成功分娩男婴|医护人员|肾病科|尿毒症|产科|男婴|孕妇|怀孕|-健康界
中医能治糖尿病，甚至尿毒症，就是一个笑话。
1，并不存在割错肾
2，并不存在不敢骂
3，中医根本没诊断出病
4，大部分中医粉也就这智商了。
对头，可笑至极，题主以后千万别去那些医院了！咱中华医学博大精深，中药治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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