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衔遇到警衔，谁会听谁的？

直接上结论，第一种，按规定，听三级警督；第二种，谁也不听谁。

先上法条，再分析问题。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2018年4月版，第四章内部关系里面

第三十六条 军官、士兵依行政职务和军衔，构成首长与部属、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或者同级关系。在行政职务上构成隶属关系时，行政职务高的是首长又是上级，行政职务低的是部属又是下级，部属的上一级首长是直接首长；在行政职务上未构成隶属关系时，行政职务高的是上级，行政职务高的是下级，行政职务相当的是同级；在相互不知道行政职务时，军衔高的是上级，军衔低的是下级，军衔相同的是同级。

这里主要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上级，一个是首长，这里面行政职务高的都是你的上级，就跟血缘关系里面，辈分比你大的都叫长辈一样。而首长，需要的是构成行政职务上的隶属关系，放在血缘关系里面，就是生你的才叫祖宗。这两个概念比较重要。

第三十七条 首长（注意这里是首长）有权对部属下达命令。命令通常按级下达，情况紧急的时，也可以越级下达。越级下达命令时，下达命令的首长，应当将所下达的命令通知受令者的直接首长。

第三十八条 部属接到越级下达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在执行的同时，应当向直接首长报告；因故不能及时报告的，应当在情况允许时迅速补报。

这两条一起分析，还是用血缘关系来比喻，就是你爷爷（越级首长）让你（部属）干活，你必须要干，但是你爷爷（越级首长）需要跟你爸爸（直接首长）说这个事，你（部属）也要和你爸爸（直接首长）报告这件事情。

那么问题1来了，你二大爷（上级非首长）让你干活，你是否需要听呢？同理，东部战区司令员能不能直接命令西部战区的一名小兵？文尾解答。

第三十九条 不同建制的军人共同执行任务时，应当服从上级指定的负责人的领导和指挥。

军人在战斗中与上级失掉联系时，应当积极设法恢复联系。一时无法恢复时，应当主动接受友邻部（分）队首长的指挥。如果与友邻也联系不上，应当主动组织起来，由行政职务高的负责指挥；一时难以区别行政职务高低时，由非专业技术军衔高的负责指挥。

这一点就比较接近问题的原型，里面规定的是军人，其实可以延伸。你（部属）跟隔壁老王（地方政府、警察等）出去玩（执行任务），你妈（直接首长）跟你说，仔呀，你在外面要好好听老王的话，那么你出去玩的时候就好好听老王（地方政府、警察等）的话；如果你妈说（直接首长），隔壁的老王是个糟老头，坏的很，你不要听他的，你听我的，那你就听你妈的（直接首长）。

那么问题2来了，解放台湾的时候，李云龙军长冲的太快，与部队失散，这时候孤身一人遇到孔二愣子的一枝部队，那么这只部队归谁管？文尾解答。

回归问题，分析提问1，得出要点，战时，被征召的警察（最高三级警督，大约相当于军队的少校），预备役散兵（最高的是少尉排长）。人数相仿不用考虑（一般是散兵融入成建制单位），最低军衔不用考虑。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警察已经被征召到了战场，预备役排也已经是上过战场并且被打散了，那么这两者的身份在这个时候都已经转换为现役军人了。而预备役在战场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补充现役部队，迅速恢复现役部队的战斗力。一般这个时候，警察也会授衔的了，所以这时候会是由警察指挥。但是，这是理论上的，或者说是条令条例规定的。也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情况1：三级警督匆匆赶至战场，碰见败阵下来的少尉一行人。三级警督摆开虎步，一手叉腰，一手掏出手枪对准少尉一行人，大吼一声：“国难当头，大丈夫应当马革裹尸，后面就是北京/上海/广州，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少尉双手插地，跪着大吼，“兄弟，敌人火力太猛了，天津/浦东/佛山已经失守了，你这是何必呢。”三级警督怒目圆睁，“我能答应放你过去，但是你问问我手中的枪答不答应。”少尉一行人加入三级警督的队伍。

情况2：三级警督匆匆赶至战场，碰见败阵下来的少尉一行人。三级警督摆开虎步，一手叉腰，一手掏出手枪对准少尉一行人，大吼一声：“国难当头，大丈夫应当马革裹尸，后面就是北京/上海/广州，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少尉双手插地，跪着大吼，“兄弟，40火会操作不，120反坦克火箭会使不，88狙能用不，三三制班组战术会不……”警督心中万马奔腾，心想这和剧本不一样呀。“兄弟，你现在上去只会给敌军送人头，送经验，送装备，大丈夫能屈能伸，随我找到主力部队回头一起干他丫的。”三级警督一行人加入少尉的队伍。

分析提问2，提取要点，和平时期，暴乱，任务受阻的特警队，和路过的解放军一部。实际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排长一般是会先带人撤退的。毕竟，外勤时候的部队是不会携带武器装备的，这时候的部队面对暴乱级别事件，其实战斗力有限，这时候最正确的做法是与单位取得联系，安全撤离到营区，领取武器装备，回头再战。

拓展

一般和公安联合行动的比较多，这方面也算是比较了解，在武警部队还在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的时代，处理事件确实需要听公安的指挥，毕竟公安的情报人员较多，对全局掌握比较全面。但是现在武警部队不归国务院领导，只归中央军委领导，所以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央对这个比较重视，设立了地区维稳指挥部（目前只知道新疆有），负责调度协调地区内的武装力量，包括解放军，武警，民兵，公安，护边员等，但是各自单位的指挥权仍然归各自单位最高首长。

以城区遭受暴恐袭击为例，先期发现的警察负责前期处置，疏散人员，将有关情况报告维稳指挥部；维稳指挥部迅速将情况通报地区内的武装力量；武警部队接受情报之后迅速做好出击准备，并向上级汇报请示出击权限，得到批准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对接，地方政府或者公安会请求（不是命令）武警部队担负突击任务，公安干警转为外围警戒和道路封控，武警部队研究突击方案……如果情况比较危急，会考虑请不请解放军出动。

平时相处的时候，都会注意分寸，一般都会说，请求，而不会说命令。曾经有个新晋的地区领导，想体验一把运筹帷幄，统领三军的感觉，下命令让武警部队出动。结果武警部队一动不动，出动是给面子，不出动是应该的。其实都是为了保卫国家，保护人民，维护社会良好秩序。军和警之间更多的是配合，你对任务比较了解，那就听从你的，但是这绝对不是听你的领导，只是觉得你的建议很合理，采纳而已。

回答自己提的问题1：你二大爷（上级非首长）让你干活，你是否需要听呢？同理，东部战区司令员能不能直接命令西部战区的一名小兵？

解答：这个时候，你不用听你二大爷（上级非首长）的话，小兵也不用听东部战区司令员的命令。但是实际情况是，你二大爷（上级非首长）找到你大爷（越级首长），说，你这个娃不听话，你要好好收拾一下。你大爷说，好。你，卒。所以说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但是你二爷也是你大爷。言归正传，如果仅仅是因为你的军衔比别人高就能够指挥别人，那么一个刚授衔的军官就能够指挥全国的士兵，想想都是很恐怖的事情。

回答自己提的问题2，解放台湾的时候，李云龙军长冲的太快，与部队失散，这时候孤身一人遇到孔二愣子的一支部队，那么这只部队归谁管？

解答：归孔二愣子的那支部队的指挥员管理，因为失散的人员归建制的部队管，不然一个叛国的将领能够随便指挥别的一整支部队，这损失大了。孔二愣子：“你李云龙小子也有今天。”李云龙：“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你孔二愣子的部队能够遇到老子，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老子还不屑指挥呢。”

看战争状态，

战争前，军衔服从警衔；

战争中，警衔服从军衔；

战争后，军衔服从警衔；

如果是散兵遇上散兵，我猜是所有党员先成立临时党支部，然后临时党支部投票推选领导人，领导问题就解决了，而且领导人的权利监督也解决了。
果然我共产党比什么驴党象党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仔细想想，临时党支部的建立，意义是很大的，尤其在鼓舞人心上。要是一支溃败的散兵，群龙无首，前途茫然，胜利无望，突然又受到了党的指挥，大概就和东北抗联重新联系到共产党是一样的吧。

历史上很多现成的例子，而且结论非常明确：

1. 二战期间德国治安警察被征召参加作战，史称“治安警察营”。

他们全都归军队指挥，一部分归党卫军指挥，一部分归国防军安全师指挥。

军队作战时没有那么无秩序，不会让一支武装力量竟然连归属都没有，成为无主孤军。

2. 两次车臣战争期间，俄罗斯内务部警察系统的OMOH和SOBR两支特警队参加作战，也是全归军队指挥，具体讲就是归当时由俄罗斯国防部组建的联邦联合部队指挥，其主要部队是来自俄军北高加索军区的摩托化步兵部队。穿这种蓝色迷彩服的都是警察，都是在陆军的指挥下当成步兵使用：

战争时期，对于地面作战来讲，都别说警察和内卫部队了，连空降兵和海军陆战队都可能被划归给陆军指挥。

两次车臣战争期间，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兵都归联邦联合部队里的陆军指挥官来指挥。

二战时德军伞兵在被当作常规步兵使用时，大多是由国防军陆军来指挥的，尽管伞兵在建制上属于空军。

比如：在德军入侵苏联时，德国空军第一伞兵团的第一营和第三营就归德国国防军陆军北方集团军的陆军第十八军指挥。

在乌克兰战役中，德国空军第二伞兵团就归国防军陆军南方集团军指挥。

真要是把警察征召到了前线，肯定会先明确他们的指挥关系归属。

到时候没有什么军衔警衔之分，全看指挥关系。

和你没有指挥关系的，不管对方是什么衔你都指挥不了人家。

如果单凭军衔就可以指挥，那么你一个陆军的中将就可以命令空军的少将出动轰炸机了？

也没有说两支部队碰到一起，就一定要一起行动，然后哪一方一定要听哪一方的道理。

《拯救大兵瑞恩》里，寻找瑞恩的那队美军游骑兵遇上了一队远离大部队的101空降师的侦察兵，他们也没有跟着游骑兵一起去寻找瑞恩吧？

而且最后这队游骑兵和瑞恩所在的空降分队一起作战，也是因为瑞恩死活不走，他们为了保护瑞恩，完成自己的任务才留下来。正常情况下，游骑兵的任务应该是把瑞恩带回去，空降分队的任务是继续守桥，他们要是敢跟游骑兵一起回后方就是犯了军法。

大家都有任务，谁也不是闲着没事在外面逛的。

你只听你的上级的命令，他也只听他的上级的命令。

如果凡是两支部队碰到一起，就要一起行动，那军队的整个指挥体系不是全混乱了么？

你让你的兵去捣毁敌人的一个炮兵阵地，然后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伙被打散的友军，然后对方的军官军衔更高，命令你的兵听他的指挥，然后你的兵就可以跟着他们一起逃跑，不用去捣毁炮兵阵地了？

至于和平时期暴乱的那个例子，那就更没有意义了：

警察对军队完全没有指挥权，动用国防军的一兵一卒都需要军队方面同意。

放在美国，有专门的《警卫团法案》严禁军队被用于国内执法。如果警察遇上军人后，要求军人协助他们执法，那警察就已经违法了。

放在英国，八十年代时长年有英军的各种部队在北爱尔兰平暴，也没见警察可以指挥他们。从来都是军人只听军人的，警察只听警察的，各自有各自的指挥体系：

从这张照片上也能看出来：如果英国北爱尔兰的警察真的可以指挥军人平暴，那在合影时他们显然也不会站在那样的位置上：

1980年，伊朗驻英国大使馆被恐怖分子劫持，英国警察处置不了。最后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亲自许可，根据《军队对民事当局援助法案》，英国陆军特别空勤团来到现场。

结果，对事件的处置权从英国警方完全移交给了英国军方，根本没有谁指挥谁一说，最后由特别空勤团成功处置了这起事件。

日本人处置抗日志士，其中就有警察

周恩来总理说过：天下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诚然，警察装备、训练均不如军队

但国难当头，谁都可以缩卵，军队和警察

责无旁贷

如果已经到了征集警察上阵的时候，警察必然会成为独立部队，上一次警察参与战争是抗日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的黄显声，在东北军全军撤退之时，率2000多名警察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坚持了三天的战斗才撤出沈阳城。日本人炮击北大营后二十分钟，黄显声便带领警察总队阻击敌人，同时命令下属警察分局、警署消耗敌人的兵力。最终因敌人增兵，敌众我寡，被迫向锦州方向撤离。沈阳的警察被称为“九一八”事变中抵抗最坚决、最令国人骄傲的抗日力量。原沈阳县警务局长张凤岐及其5名下属为策应黄显声反攻沈阳的计划，被日军逮捕并以油烧、割舌、活埋等方式虐杀。

撤离沈阳后，黄显声便建立起东北义勇军，同时把警队扩充为三个骑警大队。

威海卫失守后，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代理专员兼警察局长郑维屏带领手下500名警察，面对日军海陆空的攻势，进行了多次阻击和游击斗争，还建立龙门兵工厂，制造地雷、手榴弹，后改组为保安部队，仅1939年就对日军各据点进行了小股分散的偷袭战34次。

事变之初，驻上海日军有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及武装日侨40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另有海军舰只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由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1932年1月27日夜，日军步兵在浪人的掩护下前进，遭到中方警察例行询问，当浪人辩解时，其后的步兵突然开枪。4名警察迅速进入掩体还击，淞沪抗战正式爆发。

1937年，税警总团直接参与淞沪会战，几乎团灭。此外在南京保卫战中，时任宪兵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兼首都防空司令部司令、首都警察厅厅长、南京市市长萧山令，指挥宪兵、警察背水一战，萧山令也举枪殉国，血染金陵。而首都警察厅“六千员警，亦为参加战斗之一部，十之六七尽成国殇”。

日军进攻杭州后，原浙江省会警察局长赵龙文将省会警察改建成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抗日部队，同时受命担任浙江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省抗卫总队第一支队司令，苦守钱江南岸三年。

1941年4月21日，福州沦陷，有162位警察为掩护群众撤离而壮烈殉国，至今福州西禅寺还立着刻有这些烈士英名的抗战纪念碑。

1941年 4月21日深夜11时30分，日军10多个侦察兵向福州东门外派出所哨兵射击。福州警察局保警第二大队副大队长方孟庚立即令该派出所警察严密监视，必要时退至塔头路桥头据守。半小时后，方孟庚亲自率领第二中队第一分队的警察前去援助，他们到塔头路时，遭遇一小队日军拦击，伤亡颇众。

　　不久，保警第一大队一中队也前去援助。此时，日军已开始持续增强火力。福州警察局大根分局警长吴子章，警士郑文华、张松梅，保警一中队队兵李克忠等10多位警察先后阵亡，多人受伤。4月22日，福州城内通讯中断、战况危急。当天11时，北门、汤门、井楼门三处皆遭日军猛攻。守北门的三中队三分队警察们伤亡殆尽。中午12时，据守在于山、水部一带的一中队、二中队也有5位警察阵亡。12时50分，为免遭南门兜、东街一带日军的合围，一中队、二中队的警察撤至鼓楼前、渡鸡口一带。15时10分，据守在井大路的保警二大队消防队副队长兼暂编中队中队长傅虎臣等42人腹背受敌，壮烈牺牲。该队余部撤向华林坊、北门一带。与此同时，前去增援的西门兜保警一大队一中队、三中队被从孙老营、小排营、善化坊等街巷内冲出的日军冲断队伍，之后一中队、三中队撤向大梦山。

　　16时，日军开始向移驻在屏山龙腰附近的福州警察局指挥部围袭。警察局及各大队向洪山桥、桐口方向撤退。其间，一大队二中队在西禅寺一带掩护指挥部突围时，死伤最多。

1943年，常德警察大队在常德保卫战中与日军巷战肉搏，150人，仅十人生还

1943年 11月23日，常德城的东西北三面环城展开激战，日军攻城炮火猛烈。守军余程万师长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和减少作战中的顾虑，力劝县长戴九峰率县政府官员及尚未撤离的百余名老百姓突围出城。警长张信隆率领13名警员充当尖兵，为大队人马在前面探路；中间是警察局办事员邓钢率领的80名警员，护卫县政府的文件物资及逃难的老百姓；最后是警察局何局长、吴队长率领的20名警员与戴县长为队伍殿后。其余40余名警察留城与守军一道战斗。

　　11月23日午夜，这支300余人的队伍借着夜色掩护，利用事先掩藏在江边吊脚楼下未被日机炸毁的木船由上南门南渡沅江。上岸后大队人马往南沿常德至沅陵的公路行进，行至离常德城十公里处的斗姆湖时，与从南面合围的日军第三师团第34联队的三千名日军前锋遭遇，尖兵班和担任押运护卫的数十名警士凭着夜色掩护和熟悉地形，与日军激战，顽强地阻止了日军半小时。戴县长率领殿后的20名警察带领大队人马绕小道行进，脱离了大队日军主力的追堵，向茅湾方向撤退。东方微明时第二次与日军相遇，20余名警察且战且走，掩护大队人马向黄市港方向突围，终于安全脱险。此时，20人的警察殿后队伍，只剩下何局长、吴队长、刘巡官、雷警长等五人幸存。

　　原来狙击日军主力掩护大队撤离的警察大部分已壮烈殉国。天亮后，日军收缩包围圈，剩下的数十名警察边打边向常德城方向撤退。一部分在督察陈国栋的带领下，利用沟渠与日军厮杀，全部战死，陈督察也负伤被俘。还有一部分由办事员邓钢带领边打边向与常德一河之隔的南站（今鼎城区武陵镇）方向撤退。

　　陆续撤退归来的警察在南站会合，共40余人，与驻守南站的骑兵排十余名官兵一道，用两挺轻机枪占据有利地形，抗击日军数小时后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分乘两艘木船渡江返城。船行至江心时，日军已追至江边，在南站码头架起重机枪扫射，将其中一艘船打沉。该船仅骑兵排排长孟学如和警士雷保成各抓住一块船板漂游至东门被守城官兵救起。另一艘船虽未被击沉，但幸存者无几，船靠下南门码头上岸时又遭日机轰炸扫射。至此，这支一百余人的护送县政府人员与难民撤退出城的警察队伍仅14人得以生还。与留守城内经过激战尚存的40余名警察共约60名，由于警察都熟悉街巷地形地物，被分到各个地堡工事，为最后开展巷战做准备。史料记载，在常德沧陷的最后关头，警察和守军一道与日军开展巷战肉博，“表现十分忠勇顽强，从不胆怯”。“丁东初、左光正……不幸阵亡”。警士翦象钧绰号翦麻子，巷战开始后，他守在小西门一碉堡内。小西门陷落那天，他见阵地尽毁，子弹已用光，同壕兄弟相继倒下，这时一敌兵举枪迎面冲来，他便一跃而起，踢掉敌人手中枪，将敌人按倒在地，活活掐死。“等到城内战斗停止，警察幸存的也只有十余人了。在常德陷落后的第三天，随着57师骑兵连孟排长从马木桥出城脱险。”

1940年8月，日军从南宁出兵侵犯越南，途经宁明时，汛警（防汛警察）第二大队大队长李国安率领200多名汛警在峙浪河边伏击，杀伤100余名日军，后又在爱店镇后山顶与日军激战数日。此次战斗，汛警死伤数十人。嗣后，当地各界人士及越南华侨集资在爱店山麓建造坟场，安葬抗日殉国英雄。

1944年平江县警察在局长带领下伏击日军，击毙少佐一员，并收复平江县城，为抗战史中第一次由警察光复国土的胜利。

1944年，日军进犯平江。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27集团军司令杨森带队撤往浏阳，并命令平江县政府一起撤离。身为警察局长的单先麟对这个命令感到不满。

　　不少人劝单先麟不要违抗军令。“这些人说，正规机械化部队都撤了，你们‘鸡鸭部队’（只会抓鸡抓鸭的警察）哪是鬼子的对手。”但保卫家乡的念头最终战胜了对抗军令后果的恐惧。掩护县政府撤到平江与浏阳交界处后，单先麟率领部下回到了平江。

　　第一次以警察抗衡机械化部队毕竟有点怕，但兵法讲得对，就得勇往直前。单第一个冲下山，弟兄们看到局长不怕死，来了精神，一起跟他冲，比他跑得还快。日军几下就被打垮，他们缴获了手表、盐等战利品。”那次小伏击让他信心大增，开始了更频繁地以游击战袭击交通线。

　　1944年12月初，有人报信说，平江的鬼子出城抢掠，甚至连百姓家的米糠也不放过。单先麟说：“米糠是喂猪的啊，鬼子连这都抢，肯定是没粮了。”随后不久，单先麟的妻子任培辰从老家赶来说，日军最近将从汨罗送粮到平江。情报一综合，单先麟决定在日军必经之路黄棠埋伏。黄棠是峡谷，两边是山，队伍提前在路上埋下铁蒺藜，设下陷阱，队员则埋伏在两旁山上，静等日军入瓮。

　　日军指挥官相当狡猾，看到地势险要，就令队伍拉长，以便回旋。看到这种情况，单先麟没有急于下达进攻信号。待日军指挥官和拉辎重马车进入射程后，单先麟打响第一枪，撂倒了带队日本军官。接着，单先麟手下的轻重武器雨点般地向日军倾泻子弹。

　　单先麟说：“鬼子一下就被打乱了阵脚，无法组织有效反击，马车也被铁蒺藜扎破轮胎动弹不得。整个战斗持续两个多小时，消灭了30多个鬼子。”

　　打扫战场时，手下报告发现一名日本军官的尸体。这正是日军在平江县城的最高指挥官小林兴吉祥少佐。单先麟从他身上搜出一面日军军旗，一把手枪和一架望远镜。

单先麟在黄棠伏击日军粮队以后，城里日军断了粮。而单先麟的队伍不断壮大，从100多人发展到了1000多人。他们挨个拔除日军据点炮楼，对县城展开围困。

　　与日军打仗，想了不少土办法譬如，没有装甲，火力又不够，没法靠近日本炮楼怎么办？他们就在木桌子上放沙袋，人钻在桌子底下，顶着桌子跑到炮楼底下。只要一到那里，就是警察们的天下了。鬼子要是躲在里边不出来，他们就困死他、饿死他；要是他敢出来，都练过武术，就用拳头打死他们。就这样，积小胜为大胜。1945年2月底，鬼子终于放弃了盘踞9个多月的平江县城，向长沙方向逃窜。

　　由地方警察收复县城的事例当时相当罕见。为此，第9战区司令长官向单颁发嘉奖训令，称赞他“迭建奇功”。不久，又把他提升为平江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