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中【文义解释】有没有行不通的时候？
什么时候文义解释会“行不通”？
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文本本身的模糊性、不确定性或矛盾性：
模糊的词语或概念： 法律文本并非都是用精确无误的数学语言写成的。很多词语本身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比如，“合理”、“必要”、“重大”、“足够”等词语，它们的具体含义会随着时代、社会背景、具体情境而有所不同，无法单纯依靠字面意思来固定。
举例： 某法律规定“经营者不得进行不公平竞争”。这里的“不公平”到底包含哪些行为？是仅仅指明文禁止的行为，还是也包括一些虽然没有明确禁止但显失公平的行为？如果只按字面解释，很容易出现争议。
文本之间的矛盾： 在一个法律体系中，不同条款、不同法律之间可能存在表面上的矛盾。如果仅仅拘泥于某一条的字面意思，可能会导致整个法律体系的混乱或逻辑不通。
举例： 一部法律规定“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另一部法律可能规定“不得诽谤他人”。这两条规定放在一起，如果不对“言论自由”的边界进行解释，就可能出现“诽谤”是否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的问题。简单地认为“言论自由”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不得诽谤”的规定就形同虚设了。
词语的多义性： 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如果法官或解释者不加区分地套用，就会导致解释的偏差。
举例： 某个条款使用了“许可”一词，但这个“许可”是指行政机关的审批，还是行业协会的自律性认可，亦或是仅仅是对方的同意？字面上看都是“许可”，但实际法律效力天差地别。
2. 法律文本未能预见到或明确规定（法律漏洞）：
时代变迁与技术发展： 法律的制定总是有其时代背景和预设的社会场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出现了许多立法时未曾预料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时候，如果死守着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就可能无法解决新的社会矛盾。
举例： 早期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法律，可能主要针对的是印刷品的复制。当出现了互联网、数字拷贝、软件盗版等新的侵权形式时，如果只是按照原有的字面解释，很难有效地规制这些新的行为。这就需要通过解释（比如目的解释、体系解释）来将旧法适用于新情况。
立法者的疏忽或遗漏：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立法者，也难免会存在疏忽或遗漏。某些本应规定的情况，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明确写进法律条文。
举例： 一部关于合同的法律，可能详细规定了各种合同的成立、履行、变更、解除的规则，但唯独遗漏了某种新型合同的处理方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完全依赖文义解释，可能就无法处理这类合同纠纷。
3. 文义解释可能导致不公平、不合理或违背法律精神的结果（“背离目的”）：
“机械解释”的弊端： 严格按照字面意思进行解释，有时可能会得出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甚至荒谬的结论。这种“机械解释”可能会违背立法者当初的初衷，也损害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任。
举例： 某个旨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条款，字面上可能只提到了“女性”。如果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出现了一位跨性别女性受到歧视，而严格按照字面解释“女性”只指生理性别女性，那么该法律条款就无法对这位跨性别女性提供保护，这就可能违背了法律保护弱势群体的立法目的，显得不近人情。
著名的“小船案例”： 历史上有个例子，一个旨在禁止酒类消费的法律，其字面意思是“禁止在船上饮酒”。但有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将酒船开到陆地上，从而规避了法律。这种严格的字面解释，显然是违背了禁止酒类消费的立法本意的。
立法目的与字面意思的冲突：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和价值。当字面意思与立法目的发生严重冲突时，解释者往往需要优先考虑立法目的。
举例： 刑法中关于“盗窃”的定义，字面上可能描述的是“秘密窃取公私财物”。但在实践中，如果一个人为了救济濒危的亲人，不得不“偷窃”少量的食物，虽然符合字面上的“秘密窃取财物”，但其行为的性质和立法者惩罚犯罪的初衷可能有所不同。这时，解释就需要考虑“紧急避险”等原则，来避免简单的字面套用。
文义解释“行不通”时，法律解释者怎么办？
当遇到上述情况，单纯的文义解释无法解决问题时，法律解释者（主要是法官）会转向其他解释方法，通常是相互结合、相互印证：
目的解释（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探究法律条文所要达到的立法目的，并以此目的来理解和适用法律。这比单纯的文义解释更关注法律的“为何”和“为了什么”。
体系解释（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之中，考察其与其他相关法律条文、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更准确的理解。这有助于解决文本间的矛盾和理解特定条款的意义。
历史解释（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考察法律条文的立法历史，包括立法前的讨论、修正案等，以了解立法者当时的意图和背景。
社会学解释（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考察法律条文在社会现实中的运作情况和实际效果，根据社会发展和变迁来调整理解。
总结来说， 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基石，是理解法律条文的第一步，但它不是终点。当法律文本本身存在不足，或在新的社会实践中暴露出局限性时，仅仅依靠字面意思去机械套用，就会“行不通”。此时，必须结合其他的解释方法，尤其是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才能真正实现法律的公正、合理适用，维护法律的生命力和价值。这恰恰体现了法律解释的动态性和智慧所在。
网友意见
举个美国税法的例子，说明为什么文义解释需要立法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的补充：
美国联邦税法162条规定了几种“课税减免”（tax reduction) 的情况，其中有一类就是“商务旅行”费用减免 -- 纳税人为从事商务活动或因工作需要离开经常居住地，可以从税前总收入中扣除差旅食宿费用来计算税基。
打个比方，假如我国非著名相声演员于谦老师的父亲，威廉 约翰逊先生，家住在美国纽约市中心的皮条胡同，每天在家里脱好了衣服，叫辆洋车拉着去马路对面清华池澡堂试水温。由于他并没有离开经常居住地，所以车钱并不能算入162条的减免，约翰逊先生在澡堂赚来的钱都要纳税。
然而，加入约翰逊先生因为生活所迫，必须离开纽约市，到东北的新罕布什尔州卖西洋参，那么他可以按照162条在报税时抵扣差旅费用。假如约翰逊老爷子卖参赚了1000美金，来回火车票花了700，在新罕布什尔州买烟酒花了200，烫头花了200，那么他可以在1000美金总收入中减免掉700美金，只需要按照300美金的收入来纳税。（说明一下，162条有一个细则：只计算因为前往外地工作所增加的费用，而不是全部在外地的开销。由于约翰逊老爷子在纽约一样要抽烟喝酒烫头，所以不能全部减免相关费用。）
您得问了，这题目问“文义解释”，这都不挨着啊。
别急，要讲到点子上了：
如果一个人没有家，没有长期居住地，他的心一直在流浪，在流浪，那该怎么办？
约翰逊老爷子的故事是编的，这是真的，这就是 1971年Rosenspan v. United States一案。
此案中，Rosenspan是一名珠宝商人，他行走在美国各地推销珠宝，虽然偶尔会住在亲戚家，但始终没有自己固定的居住地。在报税的时候，他主张应当在总收入中减去买火车票和住旅馆的费用来计算税基，理由就是这是他因为工作需要而产生的差旅费。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驳回了他的请求，原因正是基于对税法162条文义的解释：
162条原文对于“离开居住地”用了“away from home"的字眼，非常的大白话，法官也对其中的”home“做出了常识性解读：home就是“家”，Rosenspan没有家，所以也不可能离开家，所以也不可能减免离开家去外地工作的旅费。
在判决中，法官还补了一刀，把另一种解释”家“的方式也堵上了：Rosenspan的律师辩称，”home“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居所，也指当事人主要开展活动的区域（principle place of business）。法官表示，首先，这不符合home一词的文本意思，其次，就算你说的对，Rosenspan处处为家，那也不会改变判决结果--走到哪都是家，那也就等于没有离开家吗！
从文义上来说，Rosenspan v. United States的判决非常符合162条的文本，然而，在和其他判例做出对比时，可能就会感觉到不合情理之处。
在1991年Andrews v. Commissioner一案中，法官遇到了和Rosenspan一案不同的情况： Andrews的家，也就是法定经常居住地，在波士顿，然而每年冬天他都南下佛罗里达的牧场养赛马，一待就是几个月。Andrews在报税的时候，引用162条，将自己的总收入减去了往返佛罗里达的旅费。
在此案中，联邦第一巡回法院依旧对162条做出了严格的文义解读：波士顿是Andrews的“家”；而他前往佛罗里达也是出于商务或工作目的，因为经营牧场和养马也是他的收入来源，因此应当允许减免旅费。
说到这里，大家觉得公平吗？
一个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推销员，因为没有“家”，所以不能不能在纳税时减免旅费；
一个在波士顿有房产，在佛罗里达有牧场，在冬天逃离阴冷的东北部前往阳光明媚的南方，悠哉游哉捣鼓赛马的有钱人，因为离开了“家”，所以可以在纳税时享受减税优惠。
按照文义，两个案子中法官对税法162条的解释都没错，的确，只有因离开家工作产生的旅费才能享受课税减免。
如果我们按照立法目的解释，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从立法目的上，给予差旅费以税收减免优惠是为了鼓励纳税人积极开展商业活动，积极把握工作机会，不会因为机会在外地就因为高昂的旅费而打退堂鼓。从这一目的为出发点，也许推销员Rosenspan能获得税收政策的照顾。
如果按照体系解释，也许法院可以借用税法中其他部分对于居住地和商业活动的规定，对相应概念做出扩大或者限缩解释。例如，考虑是否能把Andrews的牧场也解释为他的“家”，是否能对养赛马这一行为是否属于商业活动这一点重新审视（例如，利用税法其他部分的规定，界定商业活动与个人爱好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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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这两个案子判得不对。这两个判决，都是依据法律文义解释所做出的，完全符合法律。
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超越文本，看到背后的立法目的，看看立法者到底希望法律鼓励什么行为，限制什么行为；再看到背后其他相关法律，看看某条文中的用词是否和同一体系下其他法律条文有一致性，也许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就算结果相同，也许在综合考虑这些解释方式后，所写出的判例更能够说服人。
这两个判决都没有错，但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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