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律师对法律的解释往往倾向于有利于公民，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往往倾向于有利于国家机关？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触及到了法律实践中一个非常核心的方面：不同职业角色在解读和适用法律时，由于其立场、职责和目标的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倾向性。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律师会倾向于公民，而法官又会倾向于国家机关。
律师：公民的代言人与法律的“辩护士”
律师的核心职能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里的“当事人”绝大多数时候是公民个人或者社会组织，而与之相对的，往往是强大的国家机器或者商业巨头。
1. 立场与利益驱动：
为当事人辩护： 律师的委托人是公民，他们的利益直接与公民的利益挂钩。无论是民事诉讼中的个人权益，还是刑事案件中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律师的首要职责就是为委托人争取最大化的合法权益。
收费与声誉： 律师通过提供服务获得报酬。如果一个律师能够成功地为当事人争取到有利的结果，赢得官司，那么他的声誉会提高，吸引更多客户。反之，如果总是输掉官司，或者处理方式不当，他的执业生涯就会受到影响。这种直接的利益和声誉驱动，使得律师不得不站在公民的立场上，用法律的武器去挑战那些可能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
权利的保障者： 在很多情况下，公民面对的是拥有更多资源和权力的国家机关（比如警察、检察院、税务部门等）。如果没有律师的专业介入，公民往往难以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律师的存在，正是为了平衡这种力量悬殊，确保公民的权利不被不当剥夺。
2. 解释法律的方式：
积极解释，争取空间： 律师在解读法律条文时，会倾向于寻找对当事人有利的解释角度。他们会搜集所有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包括过往的判例，去论证他们的观点。他们会更加关注那些“有利于”公民的条款，甚至是那些可能被忽略的细微之处，用来构建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论证。
“最有利”原则： 他们的解释不是为了追求某种绝对的“公平”或“平衡”，而是为了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到“最有利”的结果。这就像一个棋手，总是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走法。
对抗性思维： 法律实践很多时候是对话和对抗的。律师需要预见到对方（往往是国家机关的代表）可能提出的法律观点，并提前准备好反驳的理由。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就鼓励他们去发现那些可能对公民有利的法律“漏洞”或者“弹性”。
3. 案例：
刑事辩护： 即使面临铁证如山，辩护律师也会尽力寻找程序上的瑕疵，或者对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提出质疑，以期减轻被告人的罪责，保障其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行政诉讼： 公民起诉政府部门时，律师会仔细审查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并运用法律条文来挑战政府的决定。
合同纠纷： 在合同纠纷中，律师会帮助公民解读合同条款，寻找有利的解释，确保公民的权益不因合同的履行或违约而受到不当损害。
法官：法律的“裁决者”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法官的工作则完全不同。他们的角色是公正地审理案件，依据法律做出裁判，维护社会秩序和法律的权威性。
1. 立场与职责驱动：
中立裁判： 法官的首要职责是保持中立，不偏不倚。他们是法律的适用者，而不是任何一方的代言人。他们的判决必须基于事实和法律，而不是个人好恶或政治立场。
维护法律的稳定与权威： 法官的每一个判决，都在塑造和巩固法律的解释。如果法官总是随意地偏向某一方，那么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就会受到损害。
关注社会整体利益与公共秩序： 虽然法官也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但他们更需要考虑判决对社会整体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对公共秩序、社会稳定的维护，以及对国家正常运作的支撑。
2. 解释法律的方式：
追求“合法性”与“合目的性”： 法官在解释法律时，会力求找到一个既符合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又符合法律的立法目的的解释。他们会思考法律条文的初衷是什么，以及这样的解释是否能实现法律应有的功能。
权衡与平衡： 法官经常需要在公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权衡。例如，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法官可能会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同时，给予国家机关一定的裁量空间。
遵循既有判例与司法解释： 法官的解释会受到上级法院判例、司法解释以及相关法律原则的约束。这有助于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可预测性。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性，法官可能不得不采纳一个对当事人（公民）来说不那么“有利”，但却是“合规”的解释。
避免“过度创造”法律： 法官通常被认为不能“创造”法律，只能“适用”法律。虽然解释本身就带有创造性，但法官会避免做出过于激进、可能与现有法律体系冲突的解释，尤其是当涉及到国家机关的权力边界时，他们会更加谨慎。
3. 案例：
刑事案件中的国家机关： 在刑事案件中，检察院代表国家追究犯罪。法官需要判断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是否合法、充分，被告人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但同时，法官也需要考虑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全这一国家机器的基本职能。如果辩护律师提出的某个程序性抗辩，虽然理论上成立，但对案件实质审理影响不大，并且会导致国家打击犯罪的努力受挫，法官可能会在此处权衡，选择一个“最符合法律精神”的处理方式。
行政案件中的政府行为： 法官在审理公民诉政府的案件时，会仔细审查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但同时，他们也会认识到政府承担着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例如，在城市规划、交通管理等领域，政府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都会是法官考量的重要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法官可能会认为政府的行为虽然对某个公民个体造成了不便，但为了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这种行为是“合法”或“可接受”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倾向性”？
角色分工： 律师是“战士”，为客户而战；法官是“裁判”，为公平和正义而判。战士需要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战术，裁判需要确保比赛规则得到执行。
信息不对称与资源差异： 公民个人在面对国家机关时，往往处于信息、资源和权力劣势。律师的存在就是为了弥补这一差距。法官则需要在已知信息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做出判断。
法律的复杂性与解释空间： 法律条文本身往往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解释空间。律师会积极利用这些空间来争取当事人权益，而法官则需要在这些空间中找到一个最符合法治精神和公共利益的落脚点。
制度设计： 整个司法制度的设计，就是围绕着“控辩审”三方展开的。律师的“辩”确保了公民的声音被充分表达，也为法官提供了审判的素材和对立的观点。法官的“审”则是一个在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后，进行独立判断的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倾向性”并不是说律师就不讲事实，或者法官就完全不顾公民利益。 这是一个相对的、在特定职业角色下自然产生的结果。优秀的律师也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不能歪曲事实或虚假陈述。而法官更是在维护公民权利和国家职能之间寻求平衡。
总而言之，律师的“倾向于公民”是其作为公民合法权益守护者的角色定位所决定的，是弥补力量不对称的必要手段；而法官的“倾向于国家机关”更多是一种对法律统一性、权威性、以及社会整体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其作为中立裁判者的职业要求。两者共同构成了司法实践的动态平衡。
律师：公民的代言人与法律的“辩护士”
律师的核心职能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里的“当事人”绝大多数时候是公民个人或者社会组织，而与之相对的，往往是强大的国家机器或者商业巨头。
1. 立场与利益驱动：
为当事人辩护： 律师的委托人是公民，他们的利益直接与公民的利益挂钩。无论是民事诉讼中的个人权益，还是刑事案件中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律师的首要职责就是为委托人争取最大化的合法权益。
收费与声誉： 律师通过提供服务获得报酬。如果一个律师能够成功地为当事人争取到有利的结果，赢得官司，那么他的声誉会提高，吸引更多客户。反之，如果总是输掉官司，或者处理方式不当，他的执业生涯就会受到影响。这种直接的利益和声誉驱动，使得律师不得不站在公民的立场上，用法律的武器去挑战那些可能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
权利的保障者： 在很多情况下，公民面对的是拥有更多资源和权力的国家机关（比如警察、检察院、税务部门等）。如果没有律师的专业介入，公民往往难以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律师的存在，正是为了平衡这种力量悬殊，确保公民的权利不被不当剥夺。
2. 解释法律的方式：
积极解释，争取空间： 律师在解读法律条文时，会倾向于寻找对当事人有利的解释角度。他们会搜集所有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包括过往的判例，去论证他们的观点。他们会更加关注那些“有利于”公民的条款，甚至是那些可能被忽略的细微之处，用来构建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论证。
“最有利”原则： 他们的解释不是为了追求某种绝对的“公平”或“平衡”，而是为了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到“最有利”的结果。这就像一个棋手，总是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走法。
对抗性思维： 法律实践很多时候是对话和对抗的。律师需要预见到对方（往往是国家机关的代表）可能提出的法律观点，并提前准备好反驳的理由。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就鼓励他们去发现那些可能对公民有利的法律“漏洞”或者“弹性”。
3. 案例：
刑事辩护： 即使面临铁证如山，辩护律师也会尽力寻找程序上的瑕疵，或者对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提出质疑，以期减轻被告人的罪责，保障其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行政诉讼： 公民起诉政府部门时，律师会仔细审查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并运用法律条文来挑战政府的决定。
合同纠纷： 在合同纠纷中，律师会帮助公民解读合同条款，寻找有利的解释，确保公民的权益不因合同的履行或违约而受到不当损害。
法官：法律的“裁决者”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法官的工作则完全不同。他们的角色是公正地审理案件，依据法律做出裁判，维护社会秩序和法律的权威性。
1. 立场与职责驱动：
中立裁判： 法官的首要职责是保持中立，不偏不倚。他们是法律的适用者，而不是任何一方的代言人。他们的判决必须基于事实和法律，而不是个人好恶或政治立场。
维护法律的稳定与权威： 法官的每一个判决，都在塑造和巩固法律的解释。如果法官总是随意地偏向某一方，那么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就会受到损害。
关注社会整体利益与公共秩序： 虽然法官也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但他们更需要考虑判决对社会整体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对公共秩序、社会稳定的维护，以及对国家正常运作的支撑。
2. 解释法律的方式：
追求“合法性”与“合目的性”： 法官在解释法律时，会力求找到一个既符合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又符合法律的立法目的的解释。他们会思考法律条文的初衷是什么，以及这样的解释是否能实现法律应有的功能。
权衡与平衡： 法官经常需要在公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权衡。例如，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法官可能会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同时，给予国家机关一定的裁量空间。
遵循既有判例与司法解释： 法官的解释会受到上级法院判例、司法解释以及相关法律原则的约束。这有助于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可预测性。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性，法官可能不得不采纳一个对当事人（公民）来说不那么“有利”，但却是“合规”的解释。
避免“过度创造”法律： 法官通常被认为不能“创造”法律，只能“适用”法律。虽然解释本身就带有创造性，但法官会避免做出过于激进、可能与现有法律体系冲突的解释，尤其是当涉及到国家机关的权力边界时，他们会更加谨慎。
3. 案例：
刑事案件中的国家机关： 在刑事案件中，检察院代表国家追究犯罪。法官需要判断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是否合法、充分，被告人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但同时，法官也需要考虑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全这一国家机器的基本职能。如果辩护律师提出的某个程序性抗辩，虽然理论上成立，但对案件实质审理影响不大，并且会导致国家打击犯罪的努力受挫，法官可能会在此处权衡，选择一个“最符合法律精神”的处理方式。
行政案件中的政府行为： 法官在审理公民诉政府的案件时，会仔细审查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但同时，他们也会认识到政府承担着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例如，在城市规划、交通管理等领域，政府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都会是法官考量的重要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法官可能会认为政府的行为虽然对某个公民个体造成了不便，但为了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这种行为是“合法”或“可接受”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倾向性”？
角色分工： 律师是“战士”，为客户而战；法官是“裁判”，为公平和正义而判。战士需要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战术，裁判需要确保比赛规则得到执行。
信息不对称与资源差异： 公民个人在面对国家机关时，往往处于信息、资源和权力劣势。律师的存在就是为了弥补这一差距。法官则需要在已知信息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做出判断。
法律的复杂性与解释空间： 法律条文本身往往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解释空间。律师会积极利用这些空间来争取当事人权益，而法官则需要在这些空间中找到一个最符合法治精神和公共利益的落脚点。
制度设计： 整个司法制度的设计，就是围绕着“控辩审”三方展开的。律师的“辩”确保了公民的声音被充分表达，也为法官提供了审判的素材和对立的观点。法官的“审”则是一个在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后，进行独立判断的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倾向性”并不是说律师就不讲事实，或者法官就完全不顾公民利益。 这是一个相对的、在特定职业角色下自然产生的结果。优秀的律师也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不能歪曲事实或虚假陈述。而法官更是在维护公民权利和国家职能之间寻求平衡。
总而言之，律师的“倾向于公民”是其作为公民合法权益守护者的角色定位所决定的，是弥补力量不对称的必要手段；而法官的“倾向于国家机关”更多是一种对法律统一性、权威性、以及社会整体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考量，是其作为中立裁判者的职业要求。两者共同构成了司法实践的动态平衡。
网友意见
看到这个问题突然想起一件事，10·27东莞追砸运钞车事件：2016年10月27日上午，东莞市骏安押运有限公司运钞车在执行押解任务途中，遭到黄某持砖块等物追砸，致使押运车倒视镜损坏，无法正常押运。运钞车护卫员兼车长梁某多次口头警告无效后，对仍继续砸车的黄某开了一枪。随后，梁某立即指挥同车人员报警并拨打120通知医护人员到场施救，黄某因伤势较重死亡，最后梁某被判故意伤害罪。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同学群里对这个案子开展了讨论，那时大家基本上都已经参加工作，大家的讨论意见呈现出鲜明的职业特点。
还没判决之前，讨论主要集中在砸车的黄某身上：
做律师的同学普遍强调保护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认为虽然黄某的行为不对，但是尚达不到足以使押运员开枪的程度，因此押运员开枪属于防卫过当；
公检法的同学普遍强调权威和秩序，维护稳定，认为黄某砸运钞车的行为已经造成严重威胁，黄某砸运钞车就该办他，押运员开枪无可厚非；
还有少部分同学在人大立法部门工作，全程围观大家讨论，最后悠悠的来一句“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应该综合考虑”，日常和稀泥。
这个案子最后是判了故意伤害，判决之后群里又掀起一波讨论，这次讨论的焦点在开枪的梁某，然后有意思的事情来了：
做律师的同学认为黄某违法砸车在先，且梁某已经鸣枪警告，开枪后又及时救治，其行为并无不当之处，判决有失公允，本质仍然是强调个体的人的权利；
公检法的同学们则认为判的没问题，虽然黄某砸车不对，但是押运员也不能开枪，要是人人都学梁某，那还要公检法干什么，社会岂不是乱了套，本质仍然是强调权威；
人大立法部门的同学，全程围观大家讨论，最后悠悠的来一句“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应该综合考虑”，继续和稀泥。
当然，大家还是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舆论影响了案件结果。
同样的人，分别站在黄某和梁某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虽然前后的观点都会发生变化，但是价值取向是一以贯之的：律师更加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和自由；公检法更加强调权威和秩序，要维护社会的整体稳定；立法就是“和稀泥”，要协调各方利益，是各方势力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判的合理与否我们不讨论，我想说的是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社会分工，维护不同的利益，人的屁股坐在什么位置、站在谁的立场上，真的会对三观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甚至是无意识的。律师是服务业，是“民”，当然希望法律越宽松越好，宽松才好操作。公检法是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是“官”，当然希望法律越严格越好，严格才好管理。你信不信，假如有朝一日国家把律师这个行业都“收编”了，律师全都代表国家，律师看客户就不再是上帝，而是爱打官司爱告状的“刁民”。大家就是立场不同而已，很正常，也没什么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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