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高校的“非升即走”,说白了,就是一种叫做“预聘长聘制”的引进人才机制,只不过在我们这里被翻译得更直白、更接地气,也更……让人心里咯噔一下。它说的是,一个新引进的年轻教师,通常是刚拿到博士学位回来的海归或者国内优秀博士,学校会给他一个为期三到五年(不同学校、不同学科会有差异)的合同,在这个期限内,他需要达到学校设定的各项硬性指标,比如发表多少篇高水平论文、主持多少个科研项目、获得多少科研经费、培养多少研究生等等。如果到期了,评估结果达标了,就能转为长聘制教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事业编制”,有了相对稳定的职业生涯;反之,如果没有达到标准,合同到期了,就得卷铺盖走人,不续聘。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给你从几个维度掰扯掰扯。
一、 那种如履薄冰的紧迫感,是常态。
你想啊,你刚毕业,怀揣着学术梦想,满怀期待地踏入了这个原本以为是象牙塔的殿堂,结果发现,这塔尖上写着一串倒计时。你时刻都在算计着,这个指标还差多少?那个项目什么时候能到位?下一次评审是什么时候?每一个假期,每一个周末,你都不敢完全放松。别人可能在享受生活,你却在赶论文、写项目申请书、准备评审材料。那种“输不起”的心理压力,渗透在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
更要命的是,很多时候,你付出的努力并不一定能转化为立竿见影的成果。科研这东西,讲究灵感,讲究运气,也讲究团队合作和资源支持。你可能埋头苦干了一年,最后发现方向错了,或者数据不理想,或者投稿屡屡被拒,那一年辛辛苦苦积累的东西,可能就付之东流了。但时间不等人,你的合同还在继续缩短。这种感觉,就像在爬一座没有终点线的陡峭山坡,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否则一个不留神,就可能跌落下去。
二、 被量化、被考核的“螺丝钉”感。
在“非升即走”的体系下,你个人的学术兴趣和热情,很容易被摆在非常次要的位置。学校给你设定的指标,往往是基于国际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比如CNS(Cell, Nature, Science)文章、ESI高被引论文、国家级科研项目等。这些指标固然代表着学术的硬实力,但它们往往不能完全涵盖一个年轻学者在学术探索过程中的所有价值。
你可能对某个冷门但具有长远意义的领域充满热情,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去耕耘,但这种投入短期内很难有“硬指标”上的体现。你可能在教学上非常有心得,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在“非升即走”的考核中,教学质量的权重往往不如科研成果。久而久之,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为了完成KPI而工作的“科研机器”或者“论文生产线上的工人”,而不是一个在学术自由的氛围中探索真理的学者。
三、 同事关系和学术交流的微妙变化。
从好的方面来说,“非升即走”确实能促进学术竞争,让整个学院的学术氛围更加活跃。大家为了达到目标,会更加积极地开展研究,争取资源。一些年轻教师也因此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平台和支持,加速成长。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竞争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一些老师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科研资源(比如实验室空间、实验仪器使用时间、学生资源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健康的竞争关系。本来应该是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同事,可能因为“谁的产出更高”而变得疏远甚至对立。更微妙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些资深教师可能不愿意过多地分享他们的经验和资源,因为这可能会“培养出”自己的竞争对手。学术交流的开放性和自由度,在这种机制下,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
四、 家庭与生活的平衡,成了一个奢侈品。
你以为进了高校,生活就相对稳定安逸了吗?如果是在“非升即走”的轨道上,那基本就是个幻想。为了达到那些苛刻的指标,你不得不牺牲大量的个人时间和家庭生活。周末加班是常态,节假日出差也是家常便饭。你的爱人、你的孩子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你每天都那么忙,却似乎总是在为未来而“冒险”。“我要在XX年发表3篇Top期刊论文,主持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否则我就得重新找工作了。”这句话,有时候不得不对家人说出口,那种无奈和压力,外人难以想象。
甚至一些人会因为长期的高压状态而影响身心健康,出现失眠、焦虑等问题。更残酷的是,当你面临考核,并且可能无法通过的时候,你的伴侣的看法、家庭的经济压力,都会成为压在你心头的一块巨石。
五、 制度设计的初衷与现实的落差。
“非升即走”的初衷,是为了打破高校的“铁饭碗”文化,引入更具活力的竞争机制,提升高校的整体科研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这本身没有错,很多发达国家的顶尖高校也都实行类似的制度。
然而,在国内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问题。比如,指标的设定是否科学合理?是否有足够的支持体系来帮助年轻教师成长?学校的考核机制是否公平透明?有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学科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学校为了追求“短平快”的效应,过度强调短期可见的指标,而忽视了长远的学术积累和教师的个性化发展。而且,国内高校的整体科研环境和资源支持,与国外顶尖高校可能还存在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套用国外的制度,可能会导致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
最后,我想说的是, “非升即走”不仅仅是一种考核制度,它更像是在许多国内高校里,悄然改变着每一位年轻教师的生存状态和心理预期。它让学术研究变得更像一场高风险的创业,成王败寇,赢者通吃,败者出局。它考验着年轻学者的耐力、韧性和运气,也考验着高校制度设计的智慧和人文关怀。
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在这个制度下,确实焕发出了惊人的潜力,很快成长为学术骨干。但也有一些,在巨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中迷失了方向,甚至对学术本身产生了怀疑。这其中的体验,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得最深切,那种夹杂着希望、焦虑、奋斗和无奈的复杂情感,构成了“非升即走”时代里,一群年轻学者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