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刘慈欣「未来人类必须改变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念」的观点？
刘慈欣在某次访谈中提出的“未来人类必须改变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念”的观点，无疑触及了我们社会最核心的价值判断之一。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好恶判断，而是一个关乎人类文明演进方向、社会结构重塑以及个体价值实现的深刻命题。要理解并评价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视角下进行剖析。
首先，让我们审视“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句古老箴言的根基。这句箴言深深植根于农业社会，它直接关联着生存的根本——劳动是生产食物的唯一或主要途径。在这种模式下，劳动不仅是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更是参与社会分工、贡献价值的体现。它塑造了一种朴素的公平感：你付出多少努力，就应该获得多少回报。这种观念在历史上起到了巩固社会秩序、激励生产积极性的重要作用。它鼓励勤奋，惩罚懒惰，是许多社会进步的驱动力之一。
然而，刘慈欣的观点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他预见到并且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的，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的深刻变革，而这些变革正是对传统劳动观念的巨大挑战。
1. 科技进步的颠覆性影响：
这是刘慈欣提出此观点的最重要背景。科幻作家对未来的洞察力往往比我们更为敏锐。他所设想的未来，很可能是一个由高度发达的自动化、人工智能（AI）和机器人技术主导的时代。
生产的解放： 当机器能够高效、廉价地完成绝大多数体力劳动、重复性脑力劳动，甚至许多需要高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复杂工作时，劳动力的价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基本的生存物资（食物、住所、能源等）能够通过极低的成本甚至免费的自动化生产来满足，那么“劳动”与“生存”之间的直接、强制性联系就会被大大削弱。
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许多传统职业可能会消失，新的职业虽然会涌现，但其数量和类型是否能完全吸纳被替代的劳动力？“人海战术”式的劳动将变得毫无意义。那么，那些无法适应新技能需求、或者被AI取代的个体，他们的生存将如何保障？
“无用阶层”的担忧：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但并非空穴来风的设想。如果社会的大部分生产力由非人类智能和自动化完成，那么那些不再直接参与生产的个体，他们的“价值”何在？如果我们的社会仍然固守“付出劳动才配享有生存”的逻辑，那么这些人很可能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无用”。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尊严和存在意义的问题。
2. 对“劳动”定义的重塑：
刘慈欣并非在鼓吹懒惰，而是在提示我们，对“劳动”的定义可能需要拓宽和深化。
创造性与精神性劳动： 随着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人类的价值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创造性、艺术性、哲学性、情感交流、人际关怀等领域。这些领域往往难以被量化，也并非以传统的“生产商品”形式出现，但它们对于个体的幸福感、社会的情感连接以及文明的精神高度至关重要。比如，一个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一个哲学家提出的思想，一个优秀的教育者对学生心灵的启迪，一个志愿者提供的关怀——这些很难用“多少小时劳动”来衡量，但其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学习与自我实现： 在一个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终身学习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劳动”，它关乎个体能否跟上时代步伐，能否持续创造价值。而追求个人兴趣、探索未知、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积极的生命状态，即便它不直接产生“食物”。
社会贡献的多样化： 并非只有直接生产物质的人才有资格“食”。那些维护社会和谐、促进文化发展、推动科学研究的“非直接生产型”工作，其价值同样不可忽视。
3. 公平分配机制的必要性：
如果科技进步导致生产力极大提升，并且基本生存需求能够被轻易满足，那么如何将这些“剩余价值”公平地分配给所有人，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全民基本收入（UBI）： 很多讨论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应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的一种可能解决方案。即使一个人不“劳动”，也能获得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这不仅能保障生存，还能为人们提供尝试新领域、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自由。
社会契约的更新： 传统的社会契约是“你劳动，我给你报酬”。未来的社会契约可能需要更新为“社会提供基本保障，个体以多种形式为社会做出贡献，或至少不损害社会利益”。这种贡献可以是创造性的、体验性的、学习性的，甚至是积极参与社会互动和维护社群联系。
4. 刘慈欣观点的潜在风险与挑战：
当然，任何激进的观念都有其两面性，刘慈欣的观点也不例外：
“懒惰”与“不作为”的界限模糊： 如果“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念被彻底颠覆，如何区分那些因技术进步而“无事可做”的人，和那些主动选择“无所事事”但对社会无益甚至有害的人？如何确保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静态的、依赖性的群体？
激励机制的重塑： 如果生存不再与劳动直接挂钩，那么什么能激励人们去学习、去创造、去付出？道德约束、社会荣誉、个人追求，这些能否取代物质激励？这需要社会在价值观和文化层面进行重大的调整。
社会分化的新形式： 即使基本生存问题得到解决，新的分化可能出现。那些掌握高级技能、能够与AI协同工作、或者在创造性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人，与那些仅仅依靠基本收入生存的人，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影响力差距可能会被放大。
总而言之， 刘慈欣关于“未来人类必须改变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念”的观点，并非对懒惰的颂扬，而是对人类社会即将面临的科技巨变所引发的深刻反思。他是在提醒我们，当生产力极大解放时，我们对“劳动”的定义、对“贡献”的理解、对“公平”的衡量，都需要进行一次根本性的重塑。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好”或“坏”的观点，而应该将其看作一个预警和一个挑战。它要求我们积极地去思考：
如何利用科技进步来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未来，而不是一个技术奇点下的人类生存危机。
如何建立一套新的社会伦理和分配机制，既能保障每个人的基本尊严和生存权，又能激发个体的潜能和创造力。
如何引导人类从物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去追求更高级的精神满足和价值实现。
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更是哲学、伦理和社会学的问题。刘慈欣的这一观点，或许正是我们开启这些思考的绝佳契机。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如何理解和适应未来的变化，将决定人类文明的下一个篇章。
首先，让我们审视“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句古老箴言的根基。这句箴言深深植根于农业社会，它直接关联着生存的根本——劳动是生产食物的唯一或主要途径。在这种模式下，劳动不仅是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更是参与社会分工、贡献价值的体现。它塑造了一种朴素的公平感：你付出多少努力，就应该获得多少回报。这种观念在历史上起到了巩固社会秩序、激励生产积极性的重要作用。它鼓励勤奋，惩罚懒惰，是许多社会进步的驱动力之一。
然而，刘慈欣的观点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他预见到并且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的，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的深刻变革，而这些变革正是对传统劳动观念的巨大挑战。
1. 科技进步的颠覆性影响：
这是刘慈欣提出此观点的最重要背景。科幻作家对未来的洞察力往往比我们更为敏锐。他所设想的未来，很可能是一个由高度发达的自动化、人工智能（AI）和机器人技术主导的时代。
生产的解放： 当机器能够高效、廉价地完成绝大多数体力劳动、重复性脑力劳动，甚至许多需要高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复杂工作时，劳动力的价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基本的生存物资（食物、住所、能源等）能够通过极低的成本甚至免费的自动化生产来满足，那么“劳动”与“生存”之间的直接、强制性联系就会被大大削弱。
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许多传统职业可能会消失，新的职业虽然会涌现，但其数量和类型是否能完全吸纳被替代的劳动力？“人海战术”式的劳动将变得毫无意义。那么，那些无法适应新技能需求、或者被AI取代的个体，他们的生存将如何保障？
“无用阶层”的担忧：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但并非空穴来风的设想。如果社会的大部分生产力由非人类智能和自动化完成，那么那些不再直接参与生产的个体，他们的“价值”何在？如果我们的社会仍然固守“付出劳动才配享有生存”的逻辑，那么这些人很可能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无用”。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尊严和存在意义的问题。
2. 对“劳动”定义的重塑：
刘慈欣并非在鼓吹懒惰，而是在提示我们，对“劳动”的定义可能需要拓宽和深化。
创造性与精神性劳动： 随着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人类的价值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创造性、艺术性、哲学性、情感交流、人际关怀等领域。这些领域往往难以被量化，也并非以传统的“生产商品”形式出现，但它们对于个体的幸福感、社会的情感连接以及文明的精神高度至关重要。比如，一个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一个哲学家提出的思想，一个优秀的教育者对学生心灵的启迪，一个志愿者提供的关怀——这些很难用“多少小时劳动”来衡量，但其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学习与自我实现： 在一个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终身学习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劳动”，它关乎个体能否跟上时代步伐，能否持续创造价值。而追求个人兴趣、探索未知、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积极的生命状态，即便它不直接产生“食物”。
社会贡献的多样化： 并非只有直接生产物质的人才有资格“食”。那些维护社会和谐、促进文化发展、推动科学研究的“非直接生产型”工作，其价值同样不可忽视。
3. 公平分配机制的必要性：
如果科技进步导致生产力极大提升，并且基本生存需求能够被轻易满足，那么如何将这些“剩余价值”公平地分配给所有人，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全民基本收入（UBI）： 很多讨论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应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的一种可能解决方案。即使一个人不“劳动”，也能获得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这不仅能保障生存，还能为人们提供尝试新领域、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自由。
社会契约的更新： 传统的社会契约是“你劳动，我给你报酬”。未来的社会契约可能需要更新为“社会提供基本保障，个体以多种形式为社会做出贡献，或至少不损害社会利益”。这种贡献可以是创造性的、体验性的、学习性的，甚至是积极参与社会互动和维护社群联系。
4. 刘慈欣观点的潜在风险与挑战：
当然，任何激进的观念都有其两面性，刘慈欣的观点也不例外：
“懒惰”与“不作为”的界限模糊： 如果“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念被彻底颠覆，如何区分那些因技术进步而“无事可做”的人，和那些主动选择“无所事事”但对社会无益甚至有害的人？如何确保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静态的、依赖性的群体？
激励机制的重塑： 如果生存不再与劳动直接挂钩，那么什么能激励人们去学习、去创造、去付出？道德约束、社会荣誉、个人追求，这些能否取代物质激励？这需要社会在价值观和文化层面进行重大的调整。
社会分化的新形式： 即使基本生存问题得到解决，新的分化可能出现。那些掌握高级技能、能够与AI协同工作、或者在创造性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人，与那些仅仅依靠基本收入生存的人，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影响力差距可能会被放大。
总而言之， 刘慈欣关于“未来人类必须改变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念”的观点，并非对懒惰的颂扬，而是对人类社会即将面临的科技巨变所引发的深刻反思。他是在提醒我们，当生产力极大解放时，我们对“劳动”的定义、对“贡献”的理解、对“公平”的衡量，都需要进行一次根本性的重塑。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好”或“坏”的观点，而应该将其看作一个预警和一个挑战。它要求我们积极地去思考：
如何利用科技进步来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未来，而不是一个技术奇点下的人类生存危机。
如何建立一套新的社会伦理和分配机制，既能保障每个人的基本尊严和生存权，又能激发个体的潜能和创造力。
如何引导人类从物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去追求更高级的精神满足和价值实现。
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更是哲学、伦理和社会学的问题。刘慈欣的这一观点，或许正是我们开启这些思考的绝佳契机。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如何理解和适应未来的变化，将决定人类文明的下一个篇章。
网友意见
“人生来得食”这应该要成为一项基本人权。
大刘的关键词其实并不是“不劳动”，而是“不得食”。共产主义绝对不会否定个人劳动，而是否定人必须要强迫劳动才能生存。人类文明发展几千年，仍有一项基本人权尚未实现，就是不用付出代价而生来生存的权利。这便让人生来便要被迫参与到异化的劳动。这便要人参与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换取生存权。
人类以异化自身来构成生产关系，而这种生产关系既生产了供人生存的商品，且又高效却不平均地分配这些商品的使用权限。这是在低技术水平下社会为供养更多人类作出的妥协。因此“不劳动者不得食”。
未来自动化越来越发达，生产必需品的生产力逐渐不需要人类。人类全体天生可以让机器供养，有何不可。每个人为什么不能天生地获得足够的食物、饮水、衣物、住房供应？人类为什么不能就通过机器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养生丧死需求？
未来的人类，应该献身科研，探索太空，思考文明与哲学。而不要小家子气，为自己没钱买厕纸而发愁。
既然机器可以替人工作，人类就应该闲着没事，坐享其成，过着极其幸福的生活，所谓失业问题，是人类的精神病导致的，谁会因为家里买了一个机器人把自己失业出家门要饭？刘慈欣说得对，人类应该结束精神病时代，回归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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