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古代（最好是汉文化圈内）有哪些特别奇葩的法律，制度或不成文政治惯例吗？
咱们就来聊聊几个，尽量讲得细致点，也尽量不那么“标准答案”味儿：
1. 汉朝的“肉刑复兴”与辩护者的困境——身体的代价与道德的绑架
汉朝初年，吸取了秦朝严刑峻法的教训，实行了相对宽容的“文景之治”。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维持社会秩序，肉刑（如劓、刖、宫刑等）这种在中国古代曾被视为“苛酷”的刑罚，却悄然“复兴”了。这本身就够让人不适的了。
但更“奇葩”的是，当时竟然还有一种不成文的政治惯例，或者说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思维模式：如果你为犯人辩护，一旦辩护失败，甚至罪犯被判处了更重的刑罚，那么为你辩护的人也可能被视为与罪犯同罪，甚至被认为是“不忠不孝”的表现。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 сучасний 法庭里律师的“误导观众”的表演？但当时的情况更像是，一旦你插手别人的案子，就等于把自己也绑在了那艘破船上。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人犯了罪，他的家人朋友谁还敢为他说话？他们不仅仅是要承担辩护失败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承担道德上的压力。在这种环境下，司法公正本身就变得异常艰难。一个人如果犯了罪，他的家人朋友甚至都会因为“不敢”或“不能”去为他求情而遭受指责，仿佛不为罪犯说话就是对国家不忠，对长辈不孝。这是一种多么扭曲的逻辑啊！
这种惯例的背后，反映了汉朝时期一种极端强调“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和集体责任的社会氛围。个人在集体和社会秩序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个人的辩护，变成了对现有秩序的潜在挑战，而辩护者的失误，则被解读为对整体忠诚度的动摇。想想看，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官员，在面对一起案件时，是选择袖手旁观，还是冒着“引火烧身”的风险去主持公道？这种“奇葩”的惯例，让很多本可以得到公正审判的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2. 北齐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反转剧——皇帝的私欲与律法的弹性
在中国古代，男女授受不亲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原则之一。然而，在北齐这个历史上以混乱和荒诞著称的朝代，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咋舌的“反转”。
北齐的文宣帝高洋，就曾下令，凡是官员的妻女在朝堂之上，不得与男子有身体上的接触，包括递送东西。这似乎是传统礼教的体现。然而，更“奇葩”的是，当他自己想要接触某个官员的妻女时，这种“礼教”就变得无比“灵活”。比如，他可以以“检查身体”为由，公开抚摸大臣妻子的脸颊，甚至强行让她们脱衣，并宣称这是“国家之法”，是为了“检验她们的贞洁”。
这哪里是什么法律或制度，这简直就是皇帝个人私欲的遮羞布！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本应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但在北齐，皇帝的喜怒无常和个人意愿，却可以轻易地凌驾于一切之上。当皇帝想“亲近”某个官员的妻子时，他可以把“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扭曲成一种“特权”，而当他不需要的时候，它又会变成一种束缚其他人的枷锁。这种“弹性”的法律和政治惯例，使得朝堂之上充满了荒谬和不安，官员们不得不时刻警惕着皇帝的脸色和突然的“恩赐”（或者说侵犯）。
这种现象，也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法治的漠视。当权力不再受到制约，所谓的法律和道德，就成了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可以随意摆弄和解释，以满足他们个人的欲望。
3. 明朝的“廷杖”与官场的“集体表演”——体罚的仪式化与权力斗争的舞台
廷杖，即皇帝在朝堂上对大臣施以杖打的刑罚，在明朝尤其盛行。这本身就够让人心惊胆战了，因为这是一种公开的、屈辱性的肉体惩罚。但更“奇葩”的是，廷杖在明朝已经变成了一种高度仪式化的政治表演，甚至成为了官场权力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
首先，廷杖的执行方式极其残酷。被杖打的大臣，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剧痛，更要承受在全国官员面前被裸露身体、被鞭打的屈辱。很多时候，廷杖是直接打在裸露的臀部上。打完之后，官员可能皮开肉绽，甚至直接死亡。
其次，廷杖的发生往往与政治斗争紧密相关。当皇帝对某个官员不满，或者某些党派想要打压另一个党派时，廷杖就成了一种直接有效的工具。皇帝可以借机敲打不听话的大臣，而大臣们也可以通过“替罪羊”式的廷杖，来显示自己的“忠诚”或者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更“奇葩”的是，在廷杖发生时，其他官员的态度也很有意思。一方面，他们会同情被打的大臣，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表现出对皇帝的绝对服从，甚至要对被打的大臣进行“劝诫”，劝他“认罪服法”，以免惹怒皇帝，殃及自己。有时，当某个官员被打得奄奄一息时，其他官员会争相上前去“帮忙”——当然，这里的“帮忙”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姿态，他们会给被打者盖上衣服，或者扶他起来，但这背后，谁知道有多少是真心，多少是表演？
这种“集体表演”的背后，是一种极度扭曲的政治生态。官员们活在恐惧和表演之中，他们的身体和尊严，都成了政治筹码。当一个社会允许这样的公开羞辱和肉体折磨存在，并将其视为处理政治分歧的常态时，这个社会的法治和人道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廷杖不仅打在大臣的身上，也打在整个官场的脸上。
这些例子只是冰山一角。每一个看似“奇葩”的法律、制度或惯例背后，都有一段复杂的历史逻辑和深刻的社会背景。它们提醒我们，历史并非总是线性进步的，也充满了曲折和反复，而那些被我们视为“荒诞”的过去，恰恰是我们理解现在，避免重蹈覆辙的宝贵财富。
网友意见
韩国一直到2005年都保留有一个：禁止相同本贯的人结婚。
本贯就是安东权氏、金海金氏、庆州崔氏、密阳朴氏、海州尹氏等等这种以第一代始祖的缘故地命名的宗族群。同一本贯的人确实拥有相同的直系祖先没错，但千百年过后血缘早已相差甚远，禁婚其实并没有什么规避乱伦的意义。
朝鲜王朝初年制定同姓同本禁婚令后，该法令延续了六百余年。1948年，成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北朝鲜废除了该法令。而南韩地区则一直保留，甚至在1961年的民法中名文强调了禁止同姓同本结婚。（同姓同本的意思是同姓且同本，同一个姓但不同本贯的人完全不算一家所以还是不受影响的）
韩剧<请回答1988>里就对这一法令有所涉及。宝拉和学医的大男孩（忘了叫啥了）就是同一本贯，他们之间的恋情也让双方家长十分愁苦。
每个韩国人的户籍登本里都载有本贯一栏（现在也依然登载），相同本贯的男女去登记结婚，是会被拒绝受理的。
根本就不相干不认识的两个人，因为上千上百年前的同一直系祖先，而无法相爱结婚，可谓是荒谬至极。八九十年代起不断有人提出争议，为此当局曾先后数次颁布临时的特别法救济同一本贯夫妻。1997年宪法法院判断同姓同本禁婚令违宪，2005年国会完成民法修改，正式废除了这一古老的法令。
修法后，只要不是8寸以内（含8寸）的血亲，就都可以结婚了。（8寸：你的曾孙女和你亲兄弟姐妹的曾孙女之间就是8寸）
这问题简直棒极了
1、明代版的同命不同价
北边的蛮子比南边的蛮子值钱，南边的蛮子比内地的反贼值钱。
首功四等：迤北为大，辽东次之，西番、苗蛮又次之，内地反寇又次之。——《明史·职官志》
凡军前记功，南蛮首三级为一功，北狄首一级为一功，凡妇女首级受赏而已，不升官。——《菽园杂录》
2、御史的坐骑
明代前期，都察院的老爷们出门，什么打扮呢？
按道理说，明朝官员都是宽袍大袖，前胸后背绣着飞禽走兽，飞禽以凤凰为之长，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哦不对，跑题了，前胸后背绣着飞禽走兽，文官绣禽，武官绣兽，可偏偏御史胸口的并非禽兽，而是一种特殊的神兽——獬豸。獬豸双目有神，额上一角，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掉。这不正是御史的职责么？
要知道，明代御史的职责，说起来是很拉风的：
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
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
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
然而有趣的事情来了，按朱元璋的规定，御史出门，不能骑马，那骑什么呢？很简单，驴。
这画面简直萌到天边了……
这事一直沿到宣德年间，有位叫胡智的御史实在受不了，给宣胖上道折子：皇上我给你讲啊，不是我吹牛，现在我们御史出门办事，百姓看见了能笑疯一群，因为其他人都是骑高头大马，唯独我们御史骑一头小毛驴……宣胖是个好人，就把这事给废了，从此之后御史出门才能骑马。
明旧制，御史乘驴。——《宸垣识略》
旧制，御史皆乘驴。宣德间，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纪纲之职，受耳目之寄，纠劾百僚，肃清庶政。若巡按一方，则御史以朝廷所差，序于三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务，三司皆乘马，御史独乘驿驴，颇失观瞻。自今请乘驿马为宜。”宣宗谓兵部臣曰：“御史所言亦合大体，其从之。”——皇明典故纪闻
3、我不能去户部？！
明代祖制，凡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州、松江人。
《明史》中有记载的户部郎中四十四人，员外郎十八人，无一上述四处的。自朱元璋颁布这条法令之后，担任过户部尚书的上述四地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正统年间的周忱，他是江西人，刚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寻以江西人不得官户部，乃改工部”；一个是崇祯十六年五月，浙江人倪元璐超拜户部尚书，当时倪元璐以“祖制，浙人不得官户部”为理由进行了谦让，崇祯不许……当然这位倪尚书当了仅仅十个月就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然后整衣冠拜阙，取帛自缢而死，真是壮烈！
凡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大明会典》
4、
谢邀。
在绝大多数人印象中清朝是满族联合蒙古族征服汉族，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丁亥，理藩部奏变通禁止出边开垦地亩、民人聘娶蒙古妇女、内外蒙古不准延用内地书吏教读、公牍不得擅用汉文，蒙古人不得用汉字命名等旧例，许之。
整个清朝一直严厉限制蒙汉交往。在满清眼中，其实汉人是温顺的绵羊，只要不再搞剃发之类的事情，是不会有太大的反抗的，但是桀骜不驯的蒙古人，外面还有更加桀骜不驯的卫拉特蒙古，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清朝在表面上给予蒙古很高的政治地位，满蒙世代联姻，王爷满地走，但是实际上内心是充满了警惕的。
各种变态的限制蒙汉交往、严防蒙古人汉化的禁令，直到大青果药丸的前一年才废除。但是以上条款其实又并不适用于八旗蒙古（建国后蒙古八旗算蒙古族，汉军八旗算满族~），比方说出身正红旗蒙古的理学大家倭仁，汉学水平极其之高。
限制蒙汉交往的禁令对蒙古人是很有效的，蒙古人除非奉命征伐长毛捻军，不然是不能擅自到汉地的；而对汉人的禁令事实上效果是很感人的，早在光绪年间就已经大规模在蒙古人的地盘上开垦土地了，还因此引发了“金丹道之乱”（光绪十七年，1891年）。
草原游牧经济很难自给自足，必须从外部输入一些商品。蒙古人在游牧和野外生存方面技能全部点满，动不动就给你来一个万里大迁徙，但是在商业方面的科技点基本上一个都没有点。蒙古语里面生意人是 ᠮᠠᠶᠢᠮᠠᠶᠢᠴᠢᠨ maimaiqin，玩过帝国时代就应该知道qin是人的意思（表职业），maimai就是汉语借词，可以想见当时蒙古人的商业技能，限制蒙汉交流就是为了从经济上盘剥蒙古，而且还连汉语都不准学（除了贵族阶层以外），任凭晋商忽悠，几乎整个蒙古民族都欠上了永远还不清的高利贷（汉族雇农其实也差不多甚至更恶劣）。
PS：民国初年，徐树铮出兵外蒙，外蒙王公也打算放弃独立，条件之一是把欠晋商的利息免了，还本就行，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无理要求，可是徐树铮坚决拒绝，于是外蒙最终独立。
不请自来 法盲强答一阵
近顷重温剑桥朙史、在法律部分发现了这些关于通奸刑罚的描述：
1.1 丈夫发现妻子与奸夫通奸、当场打死二人、无罪。
1.2 丈夫发现妻子与奸夫通奸、当场打死奸夫、无罪、妻子判通奸罪、任由丈夫处置。
1.3 丈夫发现妻子与奸夫通奸、当场打死妻子、判杀妻罪。
1.4 丈夫发现妻子与奸夫通奸、在室外而未在现场打死奸夫淫妇、判杖罚。
1.5 丈夫发现妻子与奸夫通奸、报复行为若与事发时间间隔过长、判故意杀人罪。
结论：皇朙的意思是、大郎们只有在不可描述现场一次性击杀奸夫淫妇、才能成功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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