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史中很多大臣被皇帝责备后会自杀？
一、 政治环境的严酷与皇帝权力的高度集中
1. 君权至上，臣属地位的脆弱性： 汉朝是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时期，尤其是在秦朝统一后，皇帝的权力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皇帝是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大臣则是皇帝的臣属。这种君臣关系中，皇帝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臣子无论地位多高，其命运都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一旦皇帝的恩宠尽失，被视为不忠不孝或能力不足，其政治生涯便可能瞬间终结，甚至性命不保。
2.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汉朝政治舞台充斥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大臣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需要依附于某个派系，或与权力中心保持紧密联系。一旦皇帝对某位大臣产生不满，这往往会被其他政敌抓住机会，加速对该大臣的攻击和排挤。在这样的环境中，被皇帝责备，往往意味着政治上的孤立无援，随时可能遭到更严厉的打击。
3. 株连制度的存在： 汉朝的株连制度相当普遍。如果一位大臣因罪被处死或被罢黜，其家族成员、亲信甚至下属都可能受到牵连，轻则抄家，重则全族受罚。这种严酷的株连制度，使得大臣们在犯错或惹怒皇帝时，会预见到自己家族的悲惨命运，因此选择自杀，以求速死，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家人免受进一步的牵连（尽管这种保护效果也并非绝对）。
4. “以臣为子”的观念与“大不孝”的指控： 汉朝强调“君父一体”的观念，皇帝被视为国家的父亲，而臣民则是其子民。这种观念之下，对皇帝的不敬、不忠就被视为“大不孝”。汉武帝时期尤其强化了这种观念。一旦被皇帝指责为不忠、欺君，这种“罪名”在当时是极其严重的，足以断送一切。
二、 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与士人价值
1. “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人）普遍具有一种强烈的自尊心和道德操守。他们将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在他们看来，被皇帝公开责备，尤其是被指责为“不忠”、“欺君”等严重罪名，是对其人格和名节的巨大侮辱，是无法忍受的。与其苟活于世，承受这份屈辱，不如选择死亡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和清白。这种观念根植于儒家思想，强调“君子坦荡荡”，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也更不愿意在失去尊严的情况下继续生存。
2. “忠君”思想的极端化： 汉朝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时期，“忠君”被视为臣子最重要的道德义务。这种“忠”被高度理想化，甚至是极端化。一旦大臣认为自己无法再以“忠”的姿态面对皇帝，或者认为自己的行为已经辜负了皇帝的信任，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作为臣子的价值，选择自杀是一种对“忠”的终极体现（尽管这种理解带有悲剧色彩）。
3. 政治清明的理想破灭： 许多大臣怀揣着报效国家、辅佐君王的理想进入仕途。当他们被皇帝责备，尤其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或误会时，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的理想彻底破灭，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在这样的绝望下，自杀成为他们对政治失望的最后一种表达。
4. “为臣死节”的道德标杆： 在汉朝的价值观中，“为臣死节”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行为，会被后人传颂。选择自杀的大臣，有时也是为了给自己树立一个“忠义”的形象，在死后赢得美名，并以此告诫后世。
三、 具体情境与个人选择
1. 免受进一步审讯和折磨： 汉朝的刑罚种类繁多且残酷。一些大臣可能预感到，如果接受皇帝的责备，接下来很可能会面临严酷的审讯、酷刑甚至公开的处决。选择自杀，可以避免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并且能够相对体面地结束生命。
2. 避免株连家人： 如前所述，株连制度是重要原因。自杀可能被视为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试图以此来减轻家人的负担，或者至少是快速结束自己，避免牵连更广。
3. 个人性格与处境： 并非所有被责备的大臣都会自杀。个人的性格、心理承受能力、家庭背景、在朝中的具体处境等都会影响其最终的选择。一些性格刚烈、自尊心极强的大臣，更容易选择自杀。
一些具体的例子（虽然不是直接的自杀，但能体现被皇帝责备后的严重后果）：
晁错： 在“七国之乱”后，汉景帝为了平息叛乱，被迫牺牲晁错。晁错被逮捕并处死，虽然不是自杀，但足以说明得罪皇帝及其政治对手的下场有多么悲惨。
田蚡： 汉武帝时期的丞相田蚡，因骄奢淫逸，且在一次宴会上酒后失言，引起了汉武帝的不满。虽然他没有自杀，但他的政治生涯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最终失势。
卫青、霍去病等大将： 即便功勋卓著，也需要时刻警惕皇帝的猜忌。卫青的家人卫长公主曾因得罪皇帝而被冷落，卫青自己也曾因被指责为“私自为宗族求官”而受到斥责。这说明即便是最受信任的大臣，也无法完全摆脱皇帝的压力。
总结来说，汉史中大臣被皇帝责备后自杀，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宏观层面： 是高度集权的君权政治、残酷的政治斗争以及株连制度共同造成的压抑环境。
文化层面：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名节、忠义的高度重视，以及“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体现。
微观层面： 是个人在绝望和屈辱面前，为保全名节、避免更严酷的刑罚或减少对家人的牵连所做的艰难选择。
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官僚体系中，君臣关系的不平等，以及个人在强大皇权面前的脆弱性。大臣的自杀，既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生态的真实写照。
网友意见
7月20日政变后，希特勒给了隆美尔两个选择：认罪受审或者自杀，隆美尔果断选择了自杀。死后不但没再被追究罪责，还得到风光大葬，举国哀悼。
然而有权选择自杀的也就隆美尔一个，究其原因还是他被捧得太高，如果被定罪处决，德军的士气会大受影响，对战局不利，不如给他个选择，自杀封神。
所以说，如果最高统治者明示或暗示地让你自杀，其实是一种优待，常常是对你的声望有所顾虑，保全你的颜面，也保全自己的颜面，如果这样你还不识相，非要撕破脸，只会更没好果子吃。
一千多年后的第三帝国都是如此，何况汉朝？
当然，大多数人不过是自知难逃一死，干脆先自我了断，但即便这样，死后能够在当朝保全名节的也少之又少，最多也就是少牵连点人，少受点苦楚罢了。
仅仅被责骂几句当然是犯不上去死的，但位极人臣的都是人精，哪些是单纯的责骂，哪些是实际上的要你死，他们心里清楚得很。
本题下面三大高票答案当中 @陈舞雩 的答案反应了一定的现象，但是史料引述和数量都有不专业不规范的问题。另一个 @司马懿 和 @张佳玮的答案算是自己的一家之言，不够严谨，笔者是秦汉史专业硕士毕业，先在此介绍六点秦汉史专业行规，继而借用国内历史学科权威杂志《中国史研究》总编彭卫先生的经典论文《论汉代的自杀现象》一文，解析一下这个秦汉史研究领域的经典问题。
一般史料引述应该引述最初的一手文献。秦汉史研究的史料使用根本准则大致有六：
其一，如果《史记》和《汉书》当中有相同记载，应该引述《史记》的记载而非《汉书》。
其二，如果在人物传记部分（帝纪、世家与列传）与志书、列表中均有记载的情况下，应该先引述人物传记部分的，实在没有再引述志书、图表中的。
其三，如果记述的是汉武帝一朝发生的事情，发生在司马迁去世之前的应该引述《史记·封禅书》，因为《封禅书》与《史记·孝武本纪》内容几乎一样，除非两者都没有的情况下，才会引述《汉书·武帝纪》的内容，而@陈舞雩的答案当中的大量内容来自《汉书·武帝纪》可以用来反应历史事实，但不够精确。
其四，如果《史记》《汉书》记载有出入时，还可以考虑《资治通鉴》，不能简单的以文献出现的时间先后来武断史料性质，要对比分析进而得出结论，历史案例参考田余庆先生的经典论文《论轮台召》，以及辛德勇教授之后的《制造汉武帝》，就是对于这个经典问题的探究，感谢 @gm zeng 先生对本答案的批评指导意见！
其五，东汉部分，通行版本中华书局版本的《后汉书》其实并不是一家的作品，更是现存的九家《后汉书》的综合体，范晔的《后汉书》是不存在志书的，现在收录正史的后汉书的志书部分，其实来源于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的《续汉书》，今本《后汉书》的八篇志书，均来自于司马彪，故而在引述中，应改写为《续汉书·天文志》，范晔的《后汉书》没有流传《天文志》，此处错误予以订正。
其六，《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南朝时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魏晋时人，如果记录的是东汉末期的历史典故的内容相同时，应该引述《三国志》的观点，如果两者出现差异，才能再引述范晔的观点。 @张佳玮 的答案先引述《三国志》，继而引述《后汉书》在这一点的论证过程中还是靠谱的。
关于汉代王侯的自杀现象，是汉代文献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早在23年前的1995年，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史研究》杂志主编彭卫老师，就有一篇经典的论文《论汉代的自杀现象》（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链接，免费注册即可下载，《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地55-66页）
这篇论文在知网上给出的被引用次数是20次，是所有关于两汉史中自杀问题的讨论中，最经典的一篇，文中彭卫先生对汉代官员的自杀现象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他列举了汉代官员的自杀模式分别是：自刎、自刺、饮药、绝食、自缢、自焚、闭气、投阁（跳楼）、投河自溺、投井自溺，以及用头撞击重物，一共是11种自杀方法，涉及的案件是86例，其中自刎、饮药和自缢是三大自杀方式，一共占所有案例当中的69%。他还指出汉代的自杀存在突发性与预备性两种分型，自刎与饮药的方式较为常见，是因为汉代有带刀的风俗，另外许多家庭常备毒药。同样受风俗影响的是，东汉就没有自焚和自刺这种对身体产生损害并且痛苦的行为，这些都与汉代风俗有关，彭卫老师是汉代风俗文化研究的专家，关于他的研究可以参考他的代表作《《汉代社会风尚研究》》。
继而，彭卫先生还分析指出，性别和年龄不同，所选择的自杀方式也不同，男性官员较为激烈，女性较为柔和。另外他在文中还指出所有的传世汉代文献资料中，记载的自杀人口数量近700人，其中有姓名记载的是161人。汉代的自杀之风如此兴盛，与汉代社会风尚有关，是重要的社会心理问题。他将汉人自杀行为从动机出发分为了自尊型、尽忠型、恐惧型、绝望型、利他型、愧疚型、悲痛型、贞洁型和逼迫型共9种类型，除此之外也包括一些因为自尊问题羞愧而死、狂病发病而死的个案。
关于题主所问的政治自杀的这一部分，彭卫老师有着详细精辟的分析，在此直接粘贴原文表达一下：
另外，彭先生也指出汉代如此普遍的自杀行为，从官员自杀到百姓自杀的氛围，主要是源自汉人“轻生尚义”的社会风尚，人们普遍重视尊严感和荣誉感，自杀行为存在传染性，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两汉政坛血雨腥风过于残酷，法律制度严苛，而且法律对于自杀现象存在一定纵容、乃至鼓励的色彩，使得大众都觉得如果自杀的话，只是自己死，如果不选择自杀的话，那么就是全家死。更或许说自杀是一种荣誉性行为，包含着崇高的价值，社会风尚也并不批判自杀的不合理性，故而自杀现象特别突出。
关于汉人的生死观念的话，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延安大学刘蓉老师发表在《晋都学刊》2005年第一期的文章《论西汉的自杀现象》进一步的补充了彭卫先生的观点。她的这篇论文客观而言，驳斥了 @张佳玮 答案里面非常偏题的不靠谱举例，作者指出西汉的自杀现象与春秋战国时期“士为知己者死”的那种淡然平和的现象的出发点有所不同。西汉时的官员自杀前对生命有着强烈的渴望，之所以选择自杀，大多是在残酷政治的酷刑酷法的威慑之下，在恐惧与悲愤之下，选择自己捍卫个人荣誉感的行为，充满了屈辱与无奈。
关于汉代的社会风尚的话，想要增强了解的话，可以阅读彭卫先生和其夫人南开大学杨振红教授合写的《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是目前研究该领域的必读书目。
关于汉代的生死观念，理论层面可以参考余英时先生的经典名著《东汉生死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大陆版）。最新出土文献材料相关可以参考四川大学姜生教授的《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汉朝刑法太酷烈。大臣被皇帝不满后，如不自杀，就意味着大概率自己和家人生不如死。
后世刑罚，最酷莫过于凌迟“千刀万剐”，比如刘瑾刘公公被剐三千多刀。然而，这基本只是对“谋反大逆”之人才施的刑法，而且极其难得用在国家重臣身上。
比如清朝最著名的三个权臣，让君主恨之入骨，所受的刑罚也只是：
鳌拜：囚禁下狱，被“病死”。和珅：白绫赐死。肃顺：斩首。
而汉朝呢？动辄血淋淋的“夷三族”，而且对灭族之人还要“具五刑”：就是刺面、割鼻、断舌、斩去双足脚趾、活活打死、于闹市中斩首、尸骨剁为肉酱。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第三》：【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与其妻、子女、兄弟姊妹三族，每个人皆是被“具五刑”杀害。所谓后世流传的“韩信被宫女竹签钉死”云云，已经是美化过无数倍的小说家言了。
本质上，汉朝处于从先秦版本的五刑制【墨刑、劓刑（割鼻）、剕刑（断腿）、宫刑、大辟（死刑）】，向后世刑法的过渡阶段。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的行为，之所以留下骂名，不在于他活埋了几百个大部分可能连儒都谈不上、仅仅是骗子的方士，
而在于他禁止私人学校，焚毁除秦国以外的各国史书，焚毁除博士官所藏图书，除医药、农书、占卜以外的天下所有私人藏书，违令者被罚戍边为苦役，"聚谈诗书"则斩首，"是古非今"则灭族。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也就是说，绝对禁止私人学术和私人交流，只将部分书籍藏进皇家图书馆，让皇族达到绝对的知识垄断。
而这个摧残先秦灿烂文化、阻碍华夏文化交流和扩张的【挟书令】，在汉朝建立后依旧保留，居然是汉惠帝时期才废止的。
《汉书·惠帝纪》【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注：秦律敢有挟书者族。】
汉文帝废除了墨刑、劓刑、剕刑等断残肢体的肉刑，改为笞刑（小竹片抽打），废除妻孥连坐法、赢得千古仁君之名。然而到了他孙子汉武帝时期，实际上就将连坐法恢复了，同时还屡次对臣属施以宫刑，不止严重的肉体损害，更是严重的人格侮辱。
除了众所周知的司马迁，仅仅因为给李陵辩护就遭此酷刑。而且，像张汤的儿子张贺，音乐家李延年，汉宣帝的岳父许广汉，还有楼兰国派到汉朝当人质的王子，都是因过失或罪责被处以宫刑。
汉朝的掖庭令（太监总管）及下属官员，相当一部分并非是专职宦官，而就是由受了宫刑的大臣担任。他们还可以在宫外有自己住所，保留原来的妻室并共同生活。如张贺、许广汉都是如此。
司马迁受刑后，也同样被任命为当时专门由宦官担任的中书令。所以：有人说司马迁不是太监，其实是不懂装懂，说司马迁是太监，反而是历史真实。
而太史公对此的感想，是「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
而从隋朝《开皇律》起，后世朝代通用的是封建五刑制：笞刑（小竹片）、杖刑（大木板）、徒刑（限期囚禁）、流刑（流放）、死刑。直到宋仁宗时代，又从辽国引进了对谋反大逆之人才有的凌迟。
特例也有，比如朱元璋时代对贪官，对蓝玉的“剥皮实草”刑法，但连他自己最后都废除了，不为后世子孙之例。
因此，隋、唐、宋、明、清各朝的大臣，只要不是涉及谋反大逆，能遭受的最重刑罚，也不过就是被斩首了，还时常能得到赐毒酒、赐白绫，留得全尸之类的恩典。
而在汉朝……大臣一被下廷尉，就犹如人间地狱，不肯自杀的，狱吏在皇帝的授意和暗示下，有一百种办法让他生不如死……而且饱受痛苦摧折之后，还是不能活命。比如周亚夫的下场：「不食五日，呕血而死。」
即使幸运值高，侥幸得以出狱，许多也如司马迁一样残损肢体，颜面扫地，从士大夫沦为被世人不齿的宦者，所谓“刑余之人”。
汉宣帝即位时，以“故剑情深”立许平君为皇后，想依照旧例封自己岳父许广汉为侯，霍光就以“刑余之人不可封侯”为借口，拖了一年多，给许广汉封了个“昌成君”。而当时的“封君”按惯例已经成了女性爵位……
所以，在汉朝，大臣一旦发现皇帝不满，就迫不及待自杀，不止能最大程度保全自身，还能保住子孙和姻亲不受牵连，也是迫于无奈了。
至于连这种事，也要吹嘘汉朝大臣比后世更有所谓“风骨”的，只是对可能遭遇的刑罚轻重，都一无所知、或者视而不见罢了。
如果后世王朝也和汉朝一样，动辄把士人出身的大臣阉割了当太监，还封他们太监专属的官职，那么争先恐后自杀的大臣，难道会少？
心理问题？
既然是汉史，不妨一起来总结总结，汉代大臣自杀的死因究竟是如何？
题主默认是大臣，那么我们就抛却宗室、王侯、后妃、百姓这些阶层，仅仅从汉代在政府里任职的官员中来考察。
（好吧其实是因为懒~）
话不多说，先上图。
上图为西汉中央政府官员自杀名单，详细的表明了自杀原因以及文献出处。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汉，自杀的官员，一共有34人。
其中，光是武帝一朝，就高达14人，占了约十分之四，可谓是汉代大臣自杀的高潮期。
汉武帝是一个怎样的人？
动不动就杀你全家的人，蛮横不讲理。
既然如此，还不如在罪名还没彻底敲定之前，自我了断呢。
毕竟，反正你终究是要死，死一个还是死全家，这个选择题还不会做么？
……
在西汉这34位自杀者中，不论是真实情况还是遭人诬陷，反正客观上，大多都是触犯了法律，唯有一个人例外。
就是第二张图第二位的那个仁兄，翟方进。
他居然是因为灾异而自杀的。
这就让人很摸不着头脑，“荧惑守心”无非就是自然现象，居然还能害得一位丞相自杀，难道不能说明这位丞相心理有问题？
莫急，我们还原一下历史。
汉成帝在位的绥和二年，天空发生异象，也就是史书上说的什么荧惑守心，按照“天人感应”的理论，发生了不好的自然现象，那肯定是统治者有问题。
于是，汉成帝坐不住了。
他想：我是皇帝，是一把手，这他妈不就是冲着我来的么？
不行，眼看着大臣们看朕的眼神儿都不对了，得想辙。
于是，汉成帝约谈了宰相翟方进。
约谈内容很长，总结一下，大致如下：
这些日子，发生了很多自然现象，你晓得吧？这肯定是我们这些当权者事情没做好，惹了老天爷生气，降下了灾异。
可是呢，朕发现哈，这些灾异发生的时间，好像和爱卿你担当宰相的时间重合耶！
由此可见，惹怒老天爷的，不是朕，是爱卿你啊！
既然如此，你还不自杀以谢天下？
总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朕的这口锅，你得给朕背了。
第二日，翟方进自杀。
可以说，这一则自杀事件，也反应出了封建社会的老一套：皇上很英明，都是奴才们不争气！
翟老兄唉，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皇帝明里暗里都已经暗示了，你不自杀，还能怎么办？
……
我们再来看看东汉。
东汉自杀官员，一共22人。
你会发现，东汉与西汉自杀官员的动机是不同的。
西汉官员自杀，大多是犯罪不想受辱或者为保全家人，亦或者是躺着也中枪的背锅侠。
但东汉更多的是因为政治斗争。
讲真，东汉与西汉虽然都叫汉朝，但实际上从权力结构上来说，和两个朝代没什么差别。
你看看上面这些人，姓阴、姓窦、姓邓……全都是外戚世家。
可以说，这些人，大部分是与皇权博弈时的牺牲品。
如汉和帝与蔡家的争斗、汉安帝与邓家的争斗、汉桓帝与梁家等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在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一旦被抓住痛脚，自杀，是掩护同志安全的最好办法。
最后补充一句。
你或许从哪里听过、看过他们的故事，但你依旧没有资格对他们指手画脚。
因为你永远无法体会在那一刻，他们内心是多么的绝望。
……题主这个脑洞开的挺好玩的，难不成明清的高官都心理素质很好，坐等抄家流放还能死皮赖脸的求皇帝开恩，而唯独汉朝的公卿们就心理素质不行，一听要见廷尉就直接自尽？
汉朝的大臣被皇帝责备之后自尽是有原因的，一曰自重，二曰隐诛。
说自重又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自尊心，汉朝距离上古未远，那种轻生死，重荣辱的习气犹存，我们看春秋战国的故事，比如伍子胥出逃遇到渔父，就因为安排了一句不要透露他的行踪，让渔父认为自己收到了很大的屈辱（不被信任）而自沉江中。
既去，诫渔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诺。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
而这种行为在明清就是很难想象的。而汉朝的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类似的表现，宁可自杀，也不受辱。
关于这个渔父，评论里面有知友讨论是不是为了保密而不是受辱，这个其实要结合前文来看。其实渔父开始并没有死的心思，他帮助伍子胥渡江和饱食之后，和伍子胥的对话是这样的：
子胥曰：“请丈人姓字。”渔父曰：“今日凶凶，两贼相逢，吾所谓渡楚贼也。两贼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字为？子为芦中人，吾为渔丈人，富贵莫相忘也。”子胥曰：“诺。”
渔父本来是匿名做好事，最后告别说了富贵莫相忘，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死志，但是伍子胥说了后来的话，才让渔父感觉到了不信任，于是以死明志。
那什么是辱呢？这就牵扯到自重的第二层意思——尊卑有别。早在秦朝的时候，冯去疾和冯劫被赵高下狱，两人因为“将相不辱”而直接自杀就是一个例子。作为高官显贵，尤其是到了三公九卿这个档次，去面对“刀笔吏”这么一个卑下的阶层，并且要被他们诘问，在汉朝公认是一种侮辱。比如汉宣帝时期的大司农田延年因为贪污事发，等待皇帝处理，有人为他求情而汉宣帝没有同意，这个时候田延年已经存了死志，说：
我何面目入牢狱，使众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
每天拿着剑在家里等消息，等到了皇帝让他下廷尉之后，直接伏剑自杀。
汉元帝时期的太傅萧望之，也是一样的，并且还是自己的门生劝着自杀：
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为非天子意。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
这种面对下吏诘问的强烈屈辱感，加上先秦习气的留存，就造成了很多高官直接自杀。当然这中间又有点猥琐的小心思——因为皇帝也知道下廷尉会让很多人自尽，于是如果皇帝还坚持这么做，就有了一点直接要赐死的味道。但是这个情况下，大臣一般还是有选择权的，比如周勃、黄霸都曾经下狱过，但是人家脸皮厚就熬出来了。
上面的例子，还可以说是真自杀。而汉朝还有一种“被自杀”的行为，就是隐诛了。因为一般来说，皇帝亲自下令诛杀，表明是有罪之身，而自杀则可以保存体面，这个体面是双重的，一来是自杀者的体面，不用明罪正法，二来也是皇帝的体面，不显得皇帝对重臣薄幸。
比如汉文帝舅舅薄昭因故杀了朝廷的使者，文帝很生气，但是因为毕竟是自己的舅舅，不忍心加罪，于是怎么办呢？
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先是让人劝薄昭自杀，薄昭不想死，然后让群臣直接丧服哭，逼得薄昭不得不自尽。薄昭这是求生欲望强烈，不怎么配合的，所以搞得皇帝很被动。其实很多人都是很配合的，经常是皇帝一“切责”和“赐牛酒”，马上就自尽了，在『陔馀丛考』里面专门有一节就讲为什么汉朝大臣多自杀的：
《翟方进传》：成帝赐册曰：“今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
如淳曰：丞相有大罪，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车，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即以丞相不起闻。此赐死法也，亦见卫宏《汉官旧仪》。按赐牛酒，本朝廷所以优大臣告病之礼。《史记·公孙弘传》：弘以病乞骸骨，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疾瘳，仍起视事是也。今赐大臣死亦用之，使若病终，又以全大臣之体也。
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赐牛酒是对待重臣告病的礼仪。但是如果丞相其实没有病，皇帝这么赐，就是暗示“你该生病不起了”。于是大臣会很配合的马上告病，然后自尽。原因后面也解释了：
使若病终，又以全大臣之体也。
如果根据当代一些研究的说法，隐诛甚至于可以扩大到“忧死”的范畴，也就是在史书上记载“以忧薨”的，都可能是隐诛。最著名的忧死，自然就是荀彧了。在一个史料里面记载被杀，另外一个史料里面记载忧死在汉代的记载中屡见不鲜。比如汉武帝的钩弋夫人，如果但看这一段记载：
钩弋婕妤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因葬云阳。
似乎就是因为被皇帝斥责而忧死，但是：
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
明显是送到了掖庭狱，还说“不得活”，这明显是死于非命了。
从汉朝到明清，整体来讲，这个进程是皇权不断拔高，而臣子们地位逐渐降低的过程，地位降低的之后，也不会有那么强的自尊心了。中国的皇权社会中，除了皇帝之外的人变得越来越“平等”。到明清的时候，无论是阁老还是国公，皇帝一句话，该进诏狱就进诏狱，一个锦衣卫小旗官都能照样拷打『与国休戚』的勋贵。这个时候，『一责备就自杀』已经不再是常态了。
谢邀。
远在汉之前，已有此惯例：
君要臣死，不必亲自加诛。
刑不上大夫，那么责罚之后暗示你死，允许你自由选死法，已经是大体面了。
所以这实在不止是汉朝一朝的玩法，只是汉时成型了而已。
早期甚至不责罚，只是表达个意思。
像夫差赐死伍子胥，是派使者送剑过去，逼他自尽。
伍子胥自尽前，说要亲眼看越国灭吴，夫差大怒，又亲自过去斩了伍子胥首级，处理了他尸体。
这就是自尽与加诛的区别。
后来勾践要文种自尽，也只是赐剑，连责罚都没有，但文种就懂了，自尽吧，也没多说，省得还要尸体受罪。
吕不韦被流放时，嬴政给他敕书：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乍看只是两句反问，但在诏书里，这是很严格的口吻了。
吕不韦也明白了，于是服毒自尽。
哪位会问了：伍子胥和文种若不自尽，吕不韦若不服毒，是什么下场？
答：您是不了解古代刑罚的变态啊！
商鞅嫪毐荆轲，那都是车裂。
自尽不比车裂体面些么？
为啥是汉时成型？
汉时重儒，《礼记》成篇；又汉文帝废肉刑，身体侵害才少一点。
刑不上大夫，遂成潜规则。
而且逼自尽，是分等级的。
汉文帝要杀薄昭，薄昭不肯自尽，汉文帝让大臣们穿了丧服去给他哭丧，逼他死。
后来孙权要杀陆逊，是派人去责骂：
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
累=多次。孙权不停派人去骂陆逊，意思很明白：你怎么还不死？你怎么还不死？？你怎么还不死？？？
所以陆逊所谓愤怒而死，嘻嘻。
比较优雅的，像《三国志》里，陈寿要给曹魏留脸面，说荀彧“以忧薨，”，谥了个敬候，然后，“明年，太祖遂为魏王矣”。
——荀彧因为忧虑而死去；第二年，曹操顺心如意当了魏王。
《后汉书》里，范晔很直白了：
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
看，你如果不肯死，催命使者会不停上门来逼你。
你如果看见空盒子就乖乖自杀了，连史书上都会给你留面子，君臣之间不失体面，还有谥号呢。
当然，催命的不止是使者。
李广因为失道，被责罚，即将下狱面对刀笔吏，于是自尽。
哪位会问：刀笔吏有多可怕？比死还可怕？
看一个典型案例流程：如果不及时自杀，是什么后果？
汉景帝时，周亚夫为丞相，汉景帝已经看他不顺眼了。逮住个机会，说周亚夫儿子为了给他陪葬买盔甲、苛待故宫。
汉景帝先遣使询问，周亚夫拒绝回答——如果这时周亚夫及时自尽，情况会好些。
可惜他是个直性子。于是汉景帝让廷尉以谋反罪审案。一个丞相当了阶下囚，当然没那么舒服了。
著名对话如下：
廷尉：你买盔甲是要谋反吧！
周亚夫：我买盔甲是为了陪葬！
廷尉：你在活着时不谋反，死了也要在地下谋反！
于是廷尉“稍侵辱之”，这四个字不忍细想。
总之，经过各色折磨，周亚夫才知道真没活路了。
但在狱中，要自尽没那么方便了：绝食五天，吐血而死。
他一个军人世家出来的太尉，真正在军营战功赫赫，平吴楚七国时账下大乱都不动如山的将军，到这时都撑不下去了。这时要死，没有白绫和长剑用来自裁，只好绝食饿死。那是漫长而痛苦的死法，但他确实没得选。
这还是汉景帝，“文景之治”的汉景帝。
到武帝朝，酷吏横生，张汤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手法华丽多样，庄青翟这路人又没有周亚夫坚强，所以能自由选择死法，比绝食吐血饿死之类好多了。
最后一个故事。
李秀成投降曾国藩后，写数万字自供书。
赵烈文写，李秀成被曾国藩斩首前，还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
被斩首还感恩？因为太平天国其他诸位被擒，那都是凌迟。
所以天京城破前，太平天国许多重要干部都及时地病死/自尽了。嗯。
千古艰难唯一死。
所以能让那些人精们主动自杀，甚至到后来明清被赐自杀还有谢恩的，那自然是：
有比让你自杀更残忍的玩法。
咱们来看等级排列：
暗示自尽最优雅，参考荀彧。
逼自尽很留面子，参考薄昭。
赐自尽是相对体面的，参考文种。
斥责令自尽稍微吓人点，参考吕不韦和陆逊。
廷尉逼令自尽已经很痛苦了，参考周亚夫。
你无法自尽，必须处刑了，就很痛苦；曹操恨吕布，所以先勒死，再斩首，让他尸体受两茬罪。
最痛苦的自然是车裂与凌迟。所以吕不韦赶紧自杀免得车裂，李秀成感激曾国藩免得凌迟。
觉得被责让就自杀很奇怪，那是因为不了解：残忍的统治者有多少暴力可以对一个人及其亲族的肉体施展。
末了，推荐读一下莫言《檀香刑》，这是我认为他写过最好的小说。
「责令」辞职
谢邀
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氂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跌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
——贾谊，《治安策》
汉帝国宣传体系里，皇帝永远正确，大臣德行贤明。如果对大臣公开处刑，会削弱这一价值观的公信力，所以贾谊提出“刑不至大夫”。大臣有罪，不直接说罪名本身，用委婉的说法暗示。也不公开处刑，派人去谴责，按轻重程度自杀或请求自杀（轻罪是做好自杀准备提出申请，中罪和大罪都是自尽）。通过君臣这一默契，既能维护皇帝的权威，也能保留罪臣的尊严，对国家治理有利。贾谊称“古者”云云固然有儒者借古自重的偏好，也侧面说明这一默契是汉朝以前就存在的传统。先秦卿士确实自杀率很高也是佐证。
所以，以谴责方式委婉令罪臣自杀是汉朝延续并加以模式化的传统治理手段。
顺便一提，贾谊治安策整篇都是很有水平的，值得一读。
死一个，保全家。
当代自杀的受指控官员也非个例，这有什么稀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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