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人黑曾国藩?

曾国藩被认定为妖孽，有多重依据，应被称为“曾国妖“

大家都知道，太平天国称曾国藩为“曾妖”。那么，这是否只是太平天国的一面之词呢？或者说是否为孤证呢？

个人以为，绝对不是。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太平天国而外，就是北京的老百姓和先秦时期的贤哲荀子（荀况、荀卿），也都或明或暗地指认曾国藩（或曾国藩一类人）为妖孽。

太平天国人士称曾国藩为“曾妖”、“曾妖头”，一般来说只是援引惯例。在天国那里，“妖”是对清朝统治阶级的统称，如“清妖”、“胡妖”、“满妖”、“妖胡”、“妖朝”等皆为清朝的贬称；在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书里，康熙皇帝被称为“伪妖康熙”，咸丰皇帝被称为“咸丰妖酋”，清军统帅和春被称为“妖帅”，清军将领张国梁被称为“妖将”。这样，曾国藩被称为“曾妖”、“曾妖头”就极为自然了。当然，太平天国称曾国藩为“曾妖”、“曾妖头”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

在老北京那里，曾国藩却被专门认定为“蛇妖”了。看一下镇楼的《西山十戾图》（康好贤绘），那个吐着芯子的妖精就是曾国藩。应该说，在北京老百姓那里，曾国藩“妖孽”的身份进一步被坐实，而且被具象化了。在他们的心目中，曾国藩就是一条转世的妖蛇。

戾，凶恶残暴，在这里是形容词活用作名词，指“凶暴的妖精”，或者理解成"妖孽"。西山十戾：按老北京的说法，北京西山有十只动物；在修得千年道行之后，它们投胎转世，成为从清朝开国到灭亡时的十个重要人物。这十个妖孽分别是：洪承畴獾、多尔衮熊、吴三桂鹗、年羹尧猪、海兰察驴、和珅狼、慈禧狐、曾国藩蟒、张之洞猴、袁世凯蟾。

《荀子·大略》有言：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嘴里能说出大道理，又能身体力行，这样的人是国家的珍宝；嘴里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能亲身加以实践，这样的人还不失为国家的重器；嘴里能讲出大道理，却在行动上完全做不到，这样的人还是能为国家所用的；嘴里能讲出大道理，却在行动上为非作歹，这样的人就是国家的妖孽。
刚读到这段话，洒家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荀子说这话，难道不是在专门讽刺晚生二千年的一代“大儒”曾国藩？

曾国藩口中言善，而且是言大善。在他亲自写成的《爱民歌》之中，殷殷爱民之心天日可鉴。《爱民歌》的结尾是：“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号我军士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至于他留下的家书，更是阐明了很多做人的大道理，令人观后肃然起敬。
按孔子观点，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那么，曾国藩能否做到言行一致呢？
答案是：根本就做不到。
曾国藩亲身行恶，而且是行大恶。曾国藩不仅对擒获的太平军将士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就是对无辜的民众也经常滥施淫威。在攻克天京以后，按目击者、曾国藩的亲信赵烈文记载：“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能静居日记》）曾国藩自己也说：“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 “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
攻破天京以后，曾国藩就指使部下做了这些事情。后来松井石根在南京大搞屠杀，就是师法曾国藩。
当然，他绝不只是在天京一地作恶。他的同乡谭嗣同在太平天国失败30年后曾游览南京，且在《仁学》中写下了所见所感。他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江南焼杀淫掠，给当地人来带了无穷灾难。

太平军称曾国藩为“曾妖”，可能涉及人身攻击。对此，我们没必要太过重视。老北京说曾国藩是妖精（蛇妖）转世，也可算是无稽之谈。对此，我们也不必太过认真。可是，若是结合《荀子·大略》中的那段至理名言，我们把曾国藩认定为妖孽还是有充分依据的。曾国藩这厮口言善而身行恶，作为“两面人”，确实是妖孽一个。称其为“曾国妖”，绝不过分。

以上文字是洒家写的文章，以下文字则全部出于范文澜先生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洒家只是充当了搬运工的角色（这篇长文在网上很难找全，但从来就没见到哪个曾粉能够驳倒它）。

曾国藩从此不但与满清皇帝更亲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终于将太平天国的革命火焰淹没在几千万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国藩的这个“事业”，使他成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一个地主家的子弟。他和曾国荃、曾国华带兵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在家乡依势横行，无恶不作，谁要是不合他们的意，就被加上会党的罪名，送到县里，教县官立即执行死刑，不许释放或监禁。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隔几天总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县里设立码头，照例杀猪祭神，曾家父子以为不够虔诚，杀十六个人代猪，表示敬意。曾国藩在这一家人里尤为特出，因为他不仅凶恶超人，而且还善于讲道德仁义来掩护超人的凶恶。他在道光十八年应科举成翰林，道光末年已升官到侍郎。他从满人倭仁、湖南人唐鉴讲习程朱道学，又被与乾隆时和绅*并称满清二大奸相的另一个道学老师穆彰阿认作特等人才，向道光帝密保，因此升官特别快。曾国藩既然一开始就是穆彰阿的门生私党，又是号称理学大师倭仁（官至首席大学士，为西太后所尊重）的讲学后辈，故与满洲贵族有亲密的关系；他的前辈唐鉴在湖南声望也很高，学徒众多；再加他本身侍郎资格；这些对他后来的“飞黄腾达”，都是有力的条件。曾国藩学得道学的虚伪，却不曾受束缚于道学的迂腐。邵懿辰（今文经学家）当面责备他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曾国藩说，“我生平以诚自信”，专标一个诚字来用人、办事；左宗棠与他因派别冲突，结成深仇，就专标一个伪字来揭穿他。事实上虚伪和残忍是结合在一起的，虚伪乃是残忍的一方面，这两方面正是曾国藩这个反动派代表者的特点。没有虚伪就不能表现他反对革命的真诚。

当时的满清统治，内政则残暴贪污，外交则丧权卖国，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代为隐讳的。连曾国藩这样一个“诚实”走狗也不能不承认：满清钱粮太重，民不聊生；官吏害民，甚于盗贼；“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咸丰元年《备陈民间疾苦疏》）；“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道光三十年《应诏陈言疏》）。这样恶贯满盈的政府，人民还不该革命自救么？曾国藩却坚决屠杀数千万革命人民（依容闳估计，约二千五百万人死在战争中），来保持这个万恶的满清政府，除了他的阶级贪暴性和汉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说明他和他所领导的一大群贼匪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原因。

曾国藩深研程朱理学，熟悉清朝政制，当京官时已显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于一般官僚。带兵以后，虽不断受了革命力量的打击，但反革命意志却极坚决，自称能在受挫受辱的时候，咬牙立志，毫不气馁；愈是军事棘手，众议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后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崇奉这个“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认他“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把他的汉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协的外交路线，当作统治人民与麻醉青年的经典，完全是有理由的。可惜他们不懂得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用以破坏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

曾国藩办团的方针是大张绅权，在省城设“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处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他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大家叫他“曾剃头”，形容他杀人像剃头发那样多。他感觉到公论不容，给咸丰帝上了一个奏章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自然，咸丰帝大加褒奖，鼓励他“务期根株净尽”，巡抚们也就不敢公然对立了。这样，曾国藩成为湖南土豪劣绅的首领，同时也得排除某些阻碍，进一步完成他的办练计划。

曾国藩办练的方针是封建团结。练勇与将领全用湘乡人(湘军、湘勇由此得名)。练勇招募落后的农民充当以便制驭。将领选取至亲、密友，以及秀才、童生，这些人多是罗泽南(与曾国藩同学，也讲程朱道学)的学徒，平时讲究所谓“忠诚”，声称愿为保卫“圣道”“伦常”而死战。事实上他们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求富贵，曾国藩也不愿意罗泽南势力独盛，采用收门生的方式，使罗氏学徒争着拜曾氏做老师。湘军人将王珍(即王鑫)不服，说“我的老师只有罗山(泽南)一人”，大遭他的嫉忌，终被排去，其旧部后来即形成左宗棠系的湘军。曾国藩用同乡、同学、亲友、师牛四种关系团结湘军，造成私人军队谁招募、服从谁的作风，同时又奉他为唯一的独裁领袖。在左系湘军成立以前，整个湘军只服从曾统领一人，每个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各个营独立，彼此不相统属，除服从曾国藩，不受其他仟何人节制。近代车阀军队从曾国藩湘军开始，李鸿章淮军、袁世凯北洋军等等军阀军队一直继承着。并且愈演愈烈地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军队。

曾国藩出境作战，感到三个困难：

第一，太平军作战勇敢，“愈剿愈多。愈击愈悍”，湘军死伤极重，锐气挫损。曾国藩乃提倡兽性来报复泄愤，“振作士气”。例如兴国、大冶战斗，获俘虏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迟”；九江成外获俘虏十二人，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挖目凌迟”；武昌成外太平军新兵战败，“带回七百余人，全数斩决”。崇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杀死祭阵亡将士，祭毕，令兵勇割人肉生吞。在曾国藩兽性示范下，湘军的残忍是从古少有的。例如一八六二年七月（同治元年七月），湘军攻破宁国府，“大呼直入东门，……一律斩剃*无遗”。过了两个月，还是“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请简亲信大臣会办军务片》）。贼匪逊湘军的残暴，野兽逊湘军的贪婪，贼匪兼野兽，才是湘军的真面貌。谭嗣同描绘这个真面貌说：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仁学》卷下）事实上湘军攻破一城，就是屠灭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谓“城破时，百物同归于尽”（《批示徽州知府刘传祺禀》），就是全城生命财产，顿时化为乌有。

第二，人民拥护太平军，敌视满清。许多记载都说：“民贼合一”，“民不恨贼而恨兵”，“贼如梳（没收富贵人财产），兵如蓖（无所不取）”。曾国藩自己也说：自岳州以下直至金陵数千里，小民蓄发纳贡，习为固然，虽经谕令剃*发，而乡民狐疑观望。官军稍有挫衄，则四面皆贼，饷道易断（《水师搜剿襄河续获大胜摺》）。又说：官兵有骚扰之名，贼匪有要结之术，百姓不甚怨贼，不甚惧贼，且有甘心从逆者。官兵过境，无物可供买办，无人可为向导（《水师小胜并陈近日剿办情形摺》）。派出探兵，多被乡民擒杀（《陈明邻省援兵协饷片》、《曾国华殉难三河镇摺》）。于是曾国藩的兽性发泄到人民身上，纵兵烧杀抢掠，残留的人民强迫剃*发，作为投顺大标记。英人呤俐*《太平天国革命史》称太平军纪律严明，沿途破坏大多为清军所为，责英国援助清军为不义。容闳《西学东渐记》对太平军、“官军”曾作公平的记载，他说：“居民对太平军较为信用，商不辍业，农不辍耕，无荒凉景象。而太平军对人民，亦未闻有虐待事，相处甚得。”又说：“运河（江南运河）两旁之田，皆已荒芜，草长盈尺，满目蒿莱，绝不见稻秧麦穗。旅行过此者，设不知其中真象（指清军烧杀破坏），必且以是归咎于太平军之残暴，殊不知官军之残暴实无以愈于太平军。以予等沿途所见，太平军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治以极严之军法。”就是曾国藩在同治二年《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里也承认：太平军“禁止奸淫”，“听民耕种”，“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南京攻破以后，太平军还是“民心未去”（《复陈逆酋李秀成正法片》）。他为要取得胜利，乃大烧大杀，做到“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他见长发人便杀，实际就是见人便杀。强令中国人民当满洲贵族的奴隶。

第三，湘军是贼匪组织,目的在抢掠,抢饱了就“思扬*”，就是说想逃散。咸丰四年，曾国藩对咸丰帝报告攻破武汉以后的情形说：“水师抢船太多，私匿藏货，破城以后，水陆弁勇各获财物，颇有饱则思扬*之意”（《水师搜剿襄河续获大胜摺》）。田家镇战斗“各勇夺获贼船至五百余号之多，彭玉麟恐船只太多，争夺贻误，又恐众勇饱则思扬*，遂将夺回之船，一并焚之”（《官军攻破田家镇烧尽逆船收复蕲州摺》）。这还不是强盗争赃的图画这算是“抱道君子，赫然奋怒以卫吾（孔、孟）道”（《讨粤匪檄》）？曾国藩要巩固军队，乃用一暗一明两个办法。暗的办法就是纵兵殃民。例如湘军驻扎石埭城，绅士们间接向他们诉苦说：“兵勇拆毁房屋，以作柴薪；捉去归民，为伊搬运；所有店铺，被兵勇辈占居买卖；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实攫取室中器物；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百无一二；如此横行，以致归民有官兵不如长毛之叹”（《石埭绅蓍致在省诸绅书》）。这是平时驻军的情况，战时杀掠算作军功，谁敢向他诉苦呢？他在事情无可掩蔽的时候，训斥军官一顿，表示维持“纪律”和“声誉”。明的办法是虚报战功。凭他善于做文章，把湘军写得战无不胜，一方面取得满清皇帝的信任，一方面笼络饱则思扬*的军心。湘军保至三品以上的军官，不下数万人（《陆军借补小缺请饬部核议片》），使这些人贪利又贪官，升官无止境，贪利也无止境，继续留在军营当贼匪。也有整营的官和勇，抢饱了不愿打仗，曾国藩只好全营解散，另招一群“深山穷谷寒苦之民”来补充。湘军始终依靠“贪”“残”维持它的“战斗力”。

一八五五年一月（咸丰四年十二月）湘军围九江，至一八五八年五月（八年四月）陷九江，一八五九年七月（九年六月）陷景德镇，江西入湘军手，前后凡四年半。中间经无数次大战，陆军主将塔齐布、罗泽南（六年三月回救武昌时毙命）都被太平军击毙，水军战败被分为内湖（鄱阳湖）外江（长江）两部，形势常在危急中。曾国藩出死力保持通浙江的道路，从浙江方面获得闽浙的饷银、食盐及上海的关税、厘金，湘军不断溃败，终得免于散灭。石达开主持江西军事，曾国藩最怕他，说他“狡悍为诸贼之冠”。一八五六年九月（六年八月），洪、杨、韦内讧，石达开驰回南京，咸丰帝喜出望外，令曾国藩准备石达开来投降。曾国藩到底是老练的，他答复咸丰帝，深怕石达开执朝政，说：“若其石逆胜而洪韦败，则该逆挟诡诈以驭众，假仁义以要民（结民心），方且飞扬自恣，未必遽有投诚之心”（《江西近日军情据实复奏摺》）。他又知道即使石败也不会投降，说他曾劝太平军九江守将林启容归顺，伪造文件骗瑞州守将赖裕新离防地，均无成效，还是切实备战要紧。果然，石达开出南京后，率兵自江西攻浙江，曾国藩大恐慌，急令大将曾国荃、李元度率湘军主力攻石军后路，大将李续宾（罗泽南部统将）出全力攻陷九江，石达开是孤军，不得不退出浙江。

正在这是，又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使满清的统治更见危急，也使曾国藩的毫无民族立场的汉奸本质更见发展。这就是英法联军之占天津、攻北京，直接威胁到清室与整个中国的生存。照常理说，这是满清立国以来的空前巨变，忠于皇室、忠于圣道的曾国藩应该火速去抵抗了，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曾国藩仍旧坚持他的军事计划，自己专攻安庆，江西交给左宗棠，准备从江西入浙江，对英法的侵略者方面则预定投降、丧辱，悉所不计。他在《奏复胜保请飞召外援摺》里说：“俟该夷就抚。”胜保的所谓外援自然是指湘军，但这个外援这时却不是咸丰帝的外援，而是英法的内应了！形式上他是说要英法就咸丰帝之抚，但这显然只是要咸丰帝就英法之抚的阿Q式的说法罢了！当时咸丰帝调湘军上谕说：“情形万分危急，勿得藉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曾国藩却拒绝调兵，直接提出“抚”的办法。他知道对英法侵略者接仗，只能丧失兵力，破坏反革命的内战计划，不如投降妥协较为便宜。满清昏聩卖国，曾国藩精明卖国，他的才干胜任反革命的内战首魁，因之他也胜任卖国能手。

当英法反动派联合的军队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往热河，清政府订城下之盟《北京条约》的时候，曾国藩正在江西、安徽埋头作反革命的内战，连打败仗。中、英、法和议成功，法国、俄国的反动派要求出兵助攻太平军，美国反动派要求从海道运漕米到天津，曾国藩赞成“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尤”。法国刚把他的“皇上”驱逐出北京，还不曾回来，也要“奖而允之，许其来助”以反对太平天国（《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摺》）。他的头脑里，确是除了反对革命的人民以外，再没有别的思想。《北京条约》后，英法与满清的勾结进了一步。一八六一年六月（咸丰十一年五月），帮助满清的英人赫德（管理中国海关）建议进口鸦片每箱加课新税，用税款买外国小火轮及枪炮，法国也愿出卖枪炮并派人传授制造法，咸丰帝很满意，征询曾国藩意见。曾国藩完全赞成，认为“我皇上圣虑周详，安内攘外（！）之至意”（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他要求咸丰帝订购洋船未到前，马上先拨给两只从美国租来的破旧轮船使用。在利用外国人力物力以屠杀人民时，曾国藩就全然不管什么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的界限了，相反地，把外国侵略者当作救命王，把本国人民当作唯一的仇敌，假“安内攘外”之名，行“按内让外”之实，假尊孔复古之名，行亡国灭种之实，这正是曾国藩传给后来统治阶级的“不朽”衣钵！

曾国藩坚决围攻安庆，一八六一年九月（十一年八月）终于被他攻破，屠杀城中太平军二万余人（老弱妇女在外）跳水图逃的又被水师截杀，“实无一人得脱”。他自称大快“人”（兽）心，向咸丰帝报功，不料这个满洲主子在八月里因荒淫过度死去了，他接到消息，哭得“伏地恸绝”，说是不得趁主子活着的时候博他一笑。

曾国藩本人驻安庆，一八六二年六月（咸丰元年五月），曾国荃率湘军主力进至雨花台。九月（八月），李秀成猛攻湘军，血战四十六日，秀成军败退，南京合围。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年十月）李鸿章、戈登陷苏州。一八六四年四月（三年二月）左宗棠陷杭州。清政府催曾国藩迅速攻下南京，令李鸿章带兵来助。曾国藩拒绝李鸿章，说最好教他带饷银来，李鸿章也就托故不敢来。这是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最显著的一次矛盾表现，像他那样老奸虚伪，为什么不能掩蔽这个矛盾呢？湘军起初利用饷银招诱破了产的游民当练勇（饷比绿营兵多三倍），出境作战以后，官、兵主要收入是抢掠财物，掳获金币珍宝不可胜计，流行着“军兴不乏财”的谚语。曾国藩在咸丰七年《恭谢天恩并吁请开缺摺》里也说：湖南练勇“以以投营为名（官爵）利（抢掠）两全之场，以战阵为日用常行之务；湘中勇夫，赴江西、湖北投效者，络绎不绝，父缺子代，此往彼归”，造成湖南省绅士流氓痞棍大发贼匪财的热闹场面。抢掠，鼓舞了湘军的“战斗勇气”，也强固了湘军夺取南京的“战斗决心”。因为当时“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摺》）。湘军志在独吞，决不允许别人来分赃。这就是湘军拒绝淮军来助，各营轮流苦攻，不惜任何严重损伤，围城二年以上，病死二万人，战死八九千人，而作战竟始终不懈的原因。

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攻破南京，“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的勇敢，他说：“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韧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摺》）。从敌人的口中，正显出了太平天国的将领士兵，乃是中国民族伟大的英雄的战士。他们为了反对满清统治者、外国侵略者和汉奸的联合反革命势力，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社会改革，忠贞不屈，视死如归，悲壮激昂，可歌可泣。曾国藩辈无情地杀戮这样大量的民族精华，不是穷凶极恶罪该万死的民贼是什么？他大报杀人功，对财物却说“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贼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摺》）。

南京为什么变为“全无货财”的空城呢？原来南京的一切财物，特别是江南民间的财物，已都完全被湘军洗劫一空，曾贼只好说一句“为从来罕闻之事”来掩饰。曾国藩看到《李秀成自述》，畏惧李秀成深沉机智、可能设计分化湘军与满清的结合。如果李秀成到了北京，利用满清政府一向疑忌湘军的潜在裂痕，进行谋略，万一发生作用，对曾国藩将是不利的，所以决定违抗“御旨”，把李秀成留下自行处置。这时再也顾不得他一生标着一个“诚”字的假面具，删改了李秀成的自述，匆促地杀了他以灭口。秀成受凌迟极刑，死讯传出，南京居民罢市哀悼这位伟大的英雄。就是他的敌人戈登（C.C.Cordon)也认为他是太平军中“最勇敢的，最富于才情的、最具有进取心的领导者”，“他的死亡，是值得惋惜的”。曾国荃抢得宝物金银最多，湘军老将如多隆阿、杨栽福、彭玉麟、鲍超等心怀嫉妒，借不同意擅杀李秀成为由，纷纷向曾国藩告退，曾系湘军几乎闹到争脏火并的局面。反对派左宗棠、沈葆桢又向清帝攻击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事载《湘军志》：《曾军后篇》）清政府本想从审问中查究出金银所在，但在曾国藩提供裁撤湘军三四万人的交换条件下，又看到将领争夺财物，形势紧张，也就追认拒绝献俘，擅杀李秀成为“合法”，把危机和缓下去。曾国荃给李鸿章信里说：“李秀成擒获后，弟遍刺以锥，流血如注，随即传置槛车（囚笼）中。”曾国荃对这位民族英雄施行如此的毒手，不是简单的为了泄忿，更不是强迫投降，而是逼供南京藏金的地窖。李鸿章给友人信说：“沅翁（曾国荃）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当局固无如何。后贤难竟厥施（后来的地方官难于完成恢复的工作），似需百年方冀复旧也。”湘军烧杀抢掠的惨酷，一群匪魁自己供的够清楚了。曾国藩杀李秀成，大裁湘军，令曾国荃称病归家（托辞回家治疥，而曾国藩长着极重的痫，不曾回家医治过）都是为了掩护湘军贼匪的暴行。但国荃在家乡大建私第，置肥田一百顷，不纳租税，声名仍是恶劣不堪。

曾国藩入南京，急办三件大事：首先是盖造贡院，当年举行乡试，提拔江南士人（地主绅商的子弟）；其次建筑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发给全饷；同时强力裁撤湘勇（不发欠饷或名义上发欠饷），一部分交曾国荃押解回籍，一部分流落南京，因索欠饷及其他非法行动，又被曾国藩用惩办游勇名义杀死无数。曾国藩不仅消灭了农民起义的太平军，而且也消灭了农民中受骗从逆的大部分湘勇，食战胜之果的只是满清统治者及一批拥护封建旧制度的士大夫，买办和大地主。

曾国藩正在江南巩固他的胜利成果，北方另一支反抗满清的农民军捻军势力又已大张，满清两个大师----钦差大臣僧格林沁（蒙古人）与湖广总督官文束手无策，清政府不得不再用湘军，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同治三年十月）令曾国藩带兵带皖鄂交界处督“剿”。曾国藩深知满清想在攻捻战争中造成满蒙将帅的威望，对抗湘军将帅，自己再出“立功”，将更招满清猜忌，名利不保。他一面继续裁减湘军，一面推荐后起的淮军并湘军的一部分，归僧格林沁、官文调遣，保证各军服从命令。这正合满清的愿望，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原任。

僧格林沁憎恶湘淮军，说他们都不能作战，嗾使安徽地主武装首领苗沛霖杀湘军挑衅，又令部将陈国瑞与湘军互斗，奏劾湘军争功。湘淮军方面，曾系湘军只服从曾氏兄弟（国藩、国荃），左系湘军只服从左宗棠一人，淮军只服从李氏兄弟（鸿章、鹤章、昭庆），曾国藩地位高，指挥淮军，仍需通过李氏兄弟，左李互不相统，更不能统曾系湘军。僧格林沁、官文统率湘淮军，结果引起汉满两系间显著的分裂。僧格林沁败死，满清只好又教曾国藩出来统军，维持北方的危危局。

曾系湘军大部分经曾国藩强力裁撤，又因长官可口军饷，兵勇和下级军官非常愤恨，兵变到处发生。例如同治四年，鲍超部（川勇，在湘军中作战最悍，抢掠也最凶）在湖北、江西、福建兵变，李、蒋、成三军在湖北，训、义两军在皖北，金、唐、朱各军在皖南，相继哗变溃败，再加被捻军击败（攻捻中湘军只残留曾系张诗日，左系刘松山两部），湘军基本消灭了。湘军失意官勇，深抱不满，相率加入秘密反满团体哥老会，影响在营官勇也秘密入会，曾国藩严令“查获哥匪，立予正法”，与湘军士兵形成严重的对立。从此哥老会代天地会勃兴，成为有力的反满团体之一。湘军纪律，人民早有“官兵不如长毛”的定评。淮军同样“与民为仇”（《批淮军提督吴长庆禀》），曾国藩无法约束，指挥不灵，屡战屡败，只好让位给李鸿章，使淮军享灭捻的军功（刘松山部战功最大，招满清及李鸿章的疑忌，抑功不赏）。攻捻战争中，湘军本身分裂，实力保存无几，湘淮军又分裂，于是李鸿章政治地位追上曾国藩。

捻军败后，满清认湘军为“隐患”（淮军后起，战功较小，兵勇很少参加哥老会，满清扶植淮军，使与湘军对立），定计消灭湘军，令左宗棠带刘松山部与西北回族起义军战斗。同治八年，刘松山部在绥德，高连升部在宜君兵变，起因都是查拿哥老会员。将领不敢信任湖南士兵，招募北方人充当，跟左宗棠到新疆的湘军，士兵不全是湘人了。

消灭湘军，满清与曾国藩意见一致，起初利用落后的一部分农民，消灭革命的一部分，转过来又消灭被利用者，所谓兔死狗烹，统治阶级是惯用这个毒计来巩固自己的权位的。直使得满清在人民起义反抗中得转危为安，曾国藩及其同类大汉奸们得享受富贵尊荣，自然获利极大。为他们充当爪牙的士大夫，单就湘乡一县说，二品以上文武官将近一千家，这些都是豪绅大地主，占地不缴租税，官吏强迫贫民代缴，造成普遍破产的现象。曾国藩号召为保卫圣道，维持传统文化而战，他达到目的了，封建主义战胜的结果自然是少数人富贵，多数人死亡和破产。

曾国藩在内战中获得胜利以后，竭力媚满媚外来保守个人的反动成果。他替满清制造半殖民地政府的媚外理论来巩固国内统治。认为“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本部堂分内之事”专重在反对革命人民的内战（《批侯选训导计棠禀呈豫中采访记略摺》）；“借洋人之力，开诚布公，与敦和好，共保人财”（《遵旨通筹全局摺》）。但如洋人并不与敦和好，共保人财，如英法联军之役，那又该怎么办呢？他认为这里应该从大处着眼：“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同治元年五月日记）。他把外国侵略者看作救命恩人，侵略是“有德于我”，要联络他“共保人财”半殖民地统治阶级的媚外心理，以曾国藩为代表而理论化了。英法联军的藉口之一就是广西人民的仇教案。一八七0年，天津又发生一起教案，因当时各地发生迷拐人口案件，河间拿获拐犯王三纪，静海拿获刘金玉，“供词涉嫌教堂”，天津拿获拐犯王三、武兰珍、安三（教民）等，也“当堂直供，系天主堂主使；此事哄传之后，人心大愤”（萧若瑟神甫：《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人民群众天主堂前与教士理论，法国领事丰大业（H.Fontanier）汹汹来见通商大臣崇厚，向崇厚开放手枪，又向天津知县刘杰放枪，击死仆从一人。人民遂激动义愤，欧死丰大业，焚烧教堂，共杀死法国领事、教士、商人十三名，俄国人三名，共烧毁法、英、美、俄教堂、洋行、住宅十处。这一类的仇教事件，本质上是人民原始的自发的反侵略运动。法国藉口仇教，又提出许多无理要求，满清令曾国藩往天津查办。在反对太平军时口口声声大骂天主教的曾国藩，这时却力主“和平”办理了，对法使预先保证杀人数目，求其满意，以至连政府中人（包括李鸿章）也不能忍受，群起抨击，说“办案当以供证为凭，岂能预为悬拟，强人就案”。这个人头贩子曾国藩坚持自己的主张，终于重办“滋事人犯”，斩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也办充军罪），又由政府特派崇厚到法国谢罪。经这次屈辱外交，曾国藩的汉奸面目太暴露了，全国朝野呼为卖国贼，人人欲得而诛，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了。他自己也觉得没趣，说是“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为一生憾事。”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这个汉奸刽子手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呼声中死去了。

被后来直到现在的一切反动派所讴歌的“曾文正公”，他的一生的真相就是这样的。这些本来都是公开的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事实，但是统治阶级却把它隐蔽起来，无耻地捏造另外一套“历史”，竟然把曾国藩说成“圣贤”了。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正是和曾国藩一模一样的人物，他们不也在装模作样要群众承认他们是“圣贤”吗？客观事实对他们总是那末不幸，他们满以为“圣贤”可以掩盖些自己的嘴脸，结果恰恰相反，人们看到他们的“圣贤”，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嘴脸。

曾国藩是封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下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是尽了“继往开来”的任务。他精通极端专制主义也是极端奴隶主义的哲学----程朱道学，运用在言论上，就是满口“诚”、“礼”、“仁义”、“道德”等字样；运用在行动上，就是极度的残忍，屠杀数千万中国人民，认为“痛快”。他被《天朝田亩制度》骇倒了，要挽救封建统治者的权利，牺牲数千万人生命，说是“卫吾道”，所讲的“道”，只是少数大地主大官僚的“道”，从人民看来，恰恰是大逆不道。

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代理人，认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满清、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同治七年十二月日记）。他有意识地认清了要维持国内统治，必需依赖外力，必需不惜丧权辱国的条件去交换外力。他规定这个对外公式，也就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规定半殖民地的依附关系。对国内弱小民族，左宗棠杀回民数百万，席宝田杀苗族一百万，这群人把杀人当作专业，他们杀汉民数千万，当然不会放松对回苗的屠杀。当时一位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今文学大师戴望，给曾国藩一类人下了定评，说是“贼盗夷狄，相帅（率）角逐”（《汪仲伊握奇图解序》），真是一点不错。

曾国藩是屠杀同胞的内战能手，一切思想行动都以反革命的内战为中心。他反对太平天国获胜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利用了太平军自身的错误，一方面是他取得了外国反革命的助力。在湖南练长江水师，洋炮不到决不出战，“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因此得出“尤需有洋炮陆续接济，乃能收愈战愈精之效”的结论（《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驻军江西、安徽逐步进逼南京，军饷来源多数是上海关卡的税银，主要是鸦片捐税。保卫上海，攻陷江浙，得力在洋兵直接参战。没有外国的反革命援助，就不能战胜太平天国。曾国藩以后，凡是反革命的内战能手，也定是卖国能手，曾国藩给这些能手启示了实例。

鸦片战争压迫中国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太平军起义揭开了救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曾国藩创造了走殖民地道路的反民主革命的反动典型。文化方面，坚守旧文化的黑暗面，拒绝外来的进步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却依赖外国侵略者的援助，合力镇压民众，在外国侵略势力保护下，保存封建权利，这样一个典型；中国一天不解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反动统治者一天不放弃这个典型的继承。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无疑地已经极大、极重地打击了满清的统治，动摇了它整个统治的基础，满清廷廷的声威，从此一落千丈了。归根到底，曾国藩之流究竟还是没有救活了满清廷廷，只让他多延长了几天的残喘；而太平天国的人民革命精神也并没有死亡，这种革命精神的种子，经过太平天国英勇的战士们是更深地种下在人民的心中，甚至也种在由湘勇发展的哥老会的心中了。孙中山先生自幼即以太平天国的继承者自许，并终于完成了太平天国推翻满清的未竟之业，这正如他的叛徒们以曾国藩的继承者自许，并幻想完成曾国藩消灭中国革命的未竟之业一样，完全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就反动方面说，曾国藩创湘军，主观上虽是为了挽救满清，客观上却也起了些削弱满清的作用：

满清侵入中国，军队主力是八旗兵，平吴三桂到鸦片战争，主力是绿营兵，两种军队清政府都有充分的指挥权。湘军、淮军是近代汉族军阀军队，清政府要通过汉族军阀才能使用。这样，满清的武力削弱了。

太平军起义前，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极大多数是满洲人，咸同两朝，湘军转战全国，督、抚、提、镇（总兵）不得不用湘淮军中人。这样，满清对地方的统治也削弱了。

鸦片战争时，满清独揽外交权。咸同以来，曾、左、李与上海绅商、买办、反革命的洋人打成一片。例如上海道吴煦劣迹昭著，被人参劾，曾国藩奏称吴煦联络洋人，广交洋商，厚结洋将华尔，吴煦的进退，关系英法各国对中国的态度。清政府得奏，不敢撤换吴煦。左宗棠经买办胡雪严介绍，以一分二厘五毫的重利向英商借款五百万两，作为出兵新疆的经费。李鸿章身兼官僚军阀买办三种性质，与反革命的洋人关系尤密，满清不得军阀同意，不能单独进行外交。这样，满清对外关系也削弱了。

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满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满清，汉满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著的变化，从此满清政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但这种变化，当然是出乎曾国藩这批反革命汉奸刽子手的主观意识之外，其结果倒不是加强反革命，而是成为有利于新的革命火焰爆发的因素之一了。历史发展规律之不可抵抗的力量，正在于此。

发布于2019年12月31日13:32 编辑于 2020-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