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什么是乌托邦?什么是反乌托邦?

回答
乌托邦和反乌托邦,这两个词在描绘社会理想与阴暗面时,常常被并列提及。它们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另一面则是对现实社会弊病的深刻忧虑与警示。理解它们,就像是走进了一场关于人类文明走向的哲学对话。

乌托邦: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无限描绘

简单来说,乌托邦(Utopia) 是指一个虚构的、理想化的社会,它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完美无瑕、和谐美好的地方,在那里,社会成员过着幸福、公平、繁荣的生活,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乌托邦》中。莫尔创造了这个词,它源自希腊语的“outopos”(意为“无何有之乡”)和“eutopos”(意为“好地方”),这个双关语本身就暗示了乌托邦既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又是一种现实中难以寻觅的存在。

乌托邦的想象,根植于人类内心深处对摆脱苦难、追求幸福的天然渴望。在历史长河中,无数哲学家、思想家、作家都曾尝试描绘他们心中的乌托邦蓝图。这些蓝图往往包含以下几个核心要素:

高度的社会公平与平等: 在乌托邦社会中,贫富差距被消除,人与人之间没有阶级压迫,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资源分配公平,没有人会因为出身、财富或权力而受到不公正对待。
普遍的和谐与幸福: 冲突、战争、犯罪、疾病等负面因素几乎不存在。社会成员彼此友善、互助,共同营造温馨融洽的氛围。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充满满足感和意义。
完善的制度与治理: 乌托邦的社会制度设计得极其精巧,能够高效地运转,满足所有成员的需求。政治结构通常是理性、公正的,可能是一种民主、贤能或基于某种社群共识的治理模式。法律法规少而精,且得到普遍遵守。
高度的文明与进步: 科技、文化、艺术在乌托邦中得到充分发展,服务于人类福祉。知识的普及是常态,人们拥有充足的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机会。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许多乌托邦设想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反对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和破坏,追求生态平衡。

然而,正是因为乌托邦的“完美”,它也常常被认为是脱离现实的幻想。历史上一些试图照搬乌托邦设想的社会实验,往往因为过于理想化、忽视人性复杂性或强行推行统一思想而走向了失败,甚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反乌托邦:对美好幻想的警醒与反思

与乌托邦的乐观美好截然相反,反乌托邦(Dystopia) 则描绘了一个令人窒息、充满压迫和痛苦的社会。它并非是人们臆想出来的“坏社会”,而常常是作者对当时或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极端化、负面化的推演。反乌托邦作品通过展现一个看似秩序井然但实则极度扭曲、非人化的社会,来警示人们过度追求某种理想化目标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弊端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可能演变成的可怕后果。

反乌托邦的典型特征包括:

极度的压迫与控制: 这可能是最核心的特征。政府、企业、宗教组织或某种意识形态(如科技至上、效率至上、集体至上)拥有绝对的权力,对个体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和控制。自由、隐私、个人选择权被严重剥夺。
非人化的社会结构与生活: 社会成员被标签化、分类化,个体的独特性被抹杀。人们可能像机器零件一样被安排工作,情感被压抑,生活枯燥乏味,缺乏创造力和个性。
虚假的繁荣与幸福: 表面上看,反乌托邦社会可能拥有先进的科技、整洁的环境,甚至宣传着“幸福”的概念。但这种幸福是强加的、表面的,是建立在个体牺牲和精神阉割之上的。人们可能被药物控制,或者生活在被精心构建的谎言之中。
技术滥用与异化: 科技在反乌托邦中常常成为压迫的工具,而不是解放人类的手段。基因工程、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可能被用来操纵人口、制造顺从者、消除异见者。
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的枯竭: 许多反乌托邦设定还包含了对环境的破坏,如污染、气候灾难,或者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公,导致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和绝望之中。
丧失人性与道德的沦丧: 在极端的压力和控制下,人性的光辉被磨灭,同情心、爱、个体尊严等基本价值可能荡然无存。

反乌托邦作品的价值在于其批判性和警示性。通过将现实社会中的某些问题放大到极致,它们迫使我们反思: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是物质的丰裕,还是精神的自由?
自由与秩序的界限在哪里? 过度的安全和稳定是否会以牺牲自由为代价?
科技的进步应该服务于谁? 它是否会成为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工具?
什么是“进步”? 我们追求的进步是否正在走向一个与人性相悖的未来?

例如,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描绘了一个无处不在的“老大哥”监视着所有公民思想的极权社会;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展现了一个通过基因控制、药物麻痹和感官享乐来维持社会稳定的“快乐”奴役世界。这些作品都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人类社会可能走向的阴暗深渊。

总结来看:

乌托邦是对理想社会的美好畅想,是人类对美好未来的不懈追求;而反乌托邦则是对这种追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失控甚至走向反面的深刻反思和严厉警告。它们虽然描绘的是两种极端景象,但都紧密地关联着我们对现实社会现状的关切和对未来走向的思考。理解它们,就像是为我们如何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以及如何避免落入黑暗的陷阱,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它们并非遥不可及的虚幻泡影,而是与我们当下息息相关的思想坐标。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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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乌托邦人们一般会想到什么?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而谈到反乌托邦又会想到什么?

是声名远扬的反乌托邦三部曲?

《1984》奥威尔

《美丽新世界》赫胥黎

《我们》扎米亚京

还是被大众媒体炒得一塌糊涂的

《饥饿游戏》

《移动迷宫》?


乌托邦是什么?反乌托邦又是什么?人们谈起反乌托邦经常讲到的极权主义又是什么?乌托邦、反乌托邦、极权主义是怎样的一组关系?反极权等同于反乌托邦吗?

认知有限,学识有限,更多地是寻找相关的研究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整合。


一、乌托邦


乌托邦(utopia),本意指“不可能出现的理想社会和事物”(维基百科:乌托邦);反乌托邦(Dystopia、Cacotopia、kakotopiaanti-utopia),则是一种与理想社会相反的“不得人心、令人恐惧的假想社群或社会”(维基百科:反乌托邦)。

然而无论是维基百科还是百度百科,都没有对乌托邦内涵的演变做一个澄清,而乌托邦、反乌托邦这些词语在国内的滥用更是让其变得愈加复杂。乌托邦至少有四个层面的意思:

(一)原意,“不可能出现的理想社会和事物”,兼有不存在、完美社会两个意思,源于托马斯·莫尔所著的《乌托邦》一书,在这层意义上,天堂、伊甸园、桃花源等宗教或世人的美好愿景都能囊括进去;

(二)文学意义上的乌托邦,15世纪托马斯·莫尔所著的《乌托邦》开创了乌托邦文学的先河,乌托邦文学(确切的说是正面乌托邦文学)兴盛于17与19世纪,17世纪代表作有弗兰西斯·培根的《The New Atlantis》、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8世纪乌托邦“脱离了文学的表现,变为社会理论和政治理想”[1],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19世纪西方资本社会弊端的暴露引发了新一轮的乌托邦文学热潮,以贝拉米的《回顾》、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等为代表作。如果说在莫尔那乌托邦还停留在一个朴素、原始的古典阶段,那么19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对于科技的期待值则让乌托邦设想呈现出具备可操作性的幻象,此时的乌托邦文学与科幻小说、科技主义的交集愈发频繁,而伊托邦(e-topia)的出现更是与赛博空间(Cyberspace)紧密联系。达科·苏文在《定义乌托邦文学流派》一文中指出,乌托邦是“

对根本不同于历史上的另一种社会政治环境的描述;另一种社会,这个社会中组织关系要比作者所处的社会更完美;任何对这种环境,场所或社会的虚构或是更清晰的口头解释性质;相对于通常的抽象的乌托邦计划而言独特的赋予个性特征的任何建构。”[2]

(三)政治意义上的乌托邦,可细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指某种思想实验或社会规划, 确切的说它是指詹姆逊所说的“乌托邦模式/规划”(Utopian models/projects),

“它指向未来的可能政治安排、新的治理概念、新的规则和法律(或者规则和法律的缺失)等等”[3](此处的乌托邦词性为中立)。

二是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的指称,将某种社会规划称之为“乌托邦”,意味着该社会规划不切实际、存在内在弊端,这种社会规划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相挂钩,在20世纪 ,“尤其是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一切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规划,皆被各色论者目为'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加以批判和否决。”[4]更有甚者将乌托邦直接与斯大林主义划上等号。三是指称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用科学/空想这样一种二元划分的方式将科学社会主义与圣西门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区分开来,“第二国际和苏联(尤其是在斯大林掌权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纷纷用‘乌托邦’、‘乌托邦的’来攻击论敌或政敌,用‘科学’来标榜自己或标榜某种‘马克思主义正统’”[5]。第二、第三种意义上的乌托邦或多或少都扭曲了乌托邦存在的价值,迎合了自身某种政治需要。

(四)哲学意义上的乌托邦,布洛赫从精神层面来理解乌托邦,乌托邦精神“泛指对更好更完美的未来的期盼、预感和预显(pre-appearance)”[6]。正如姚建斌所说的,乌托邦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精神冲动……乌托邦是对存在的研究与揭示”。[7]也正因为如此,詹姆逊反对某种固化的乌托邦模式,宣扬冲击既有体制的“乌托邦冲动”。

二、反乌托邦

那么,问题来了,当下国内大众所说的反乌托邦反的是哪个乌托邦?他们口中的“反”又是什么意思呢?

反乌托邦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概念,它与乌托邦紧密相连。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于1868年在英国下议院前的演讲中第一次使用dys-topians这个词,他指出爱尔兰土地政策

“They ought rather to be called dys-topians, or caco-topians. What is commonly called Utopian is something too good to be practicable; but what they appear to favour is too bad to be practicable”。

而cacotopia则是1818年边沁用来与utopia做比较,表示“the imagined seat of the worst
government”。将dys-topians或caco-topians翻译成反乌托邦多少带了点歧义,它提出来并不是指对于乌托邦(第一层面上的)的反对,而是指乌托邦的反面——恶托邦。同样的,针对不同层面的乌托邦,反乌托邦指涉的意义也有所不同。政治层面上的反乌托邦更多的是指对于乌托邦式社会规划的批评,文学层面上的反乌托邦则复杂的多。

反乌托邦文学大致分为两个类别:反面乌托邦/恶托邦(dys-topians)与反乌托邦(anti-utopia)。反面乌托邦小说着力于描绘一个糟糕的社会,并旨在批判现有体制的弊端,它的着眼点在现在,而“帕特里克在《寻找乌托邦》(1952)中也首次将dystopia作为描述人类危险未来的小说体裁的术语”[8];反乌托邦则旨在揭露、讽刺乌托邦本身及其理念存在的不足,它的着眼点在乌托邦的理念

反面乌托邦小说出现的社会原因不再详述,社会体制弊端、战争、理性与科学的幻灭等等,三部曲就算没看过至少也听过。《美丽新世界》、《我们》、《1984》既是反面乌托邦小说,同时也是反乌托邦小说、政治小说,它们采用了与17、19世纪乌托邦小说相类似的社会建构形式,并将其乌托邦建构理念推演到极致,描绘出一个“表面看来是公平有序、没有贫困和纷争的理想社会,实际是受到全方位管控只有自由的外表,人的尊严和人性受到否定”。三部曲的出现不仅有其社会原因,也有理论支撑,即对乌托邦社会规划(政治层面上的第二个意思)的批判理论。1945年,卡尔•波普尔的反共产主义宣言《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称:

“乌托邦方法只有靠柏拉图哲学的对于一个绝对的且不变的理想的信仰,加上两条进一步的假定,才能得以拯救。这两条假定是,(a)存在着一劳永逸地决定这种理想是什么的理性方法,以及(b)决定实现这个理想的最佳手段是什么。”“乌托邦工程管理者们之间的任何一种意见分歧,在不存在理性方法的情况下,因此必然导致运用权力而不是运用理性,即导致暴力。”[9]

与共产主义挂钩的乌托邦社会规划何以走向另一种极端,又何以具有一元论的倾向?一元论又是如何导向极权主义的?这些问题或许能在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找到答案。而在网友联邦共和dsbird《一元论、乌托邦主义和极权主义》(blog.sina.com.cn/s/blog.)这篇博文中,作者提到:

按照一元论的观点,通过一种单一的模式,各种价值和利益可以得到调和或包容,这样的观点或许并不必然导致乌托邦主义,但是它使得乌托邦主义成为可想象的。”
如果存在着一种压倒一切的价值、价值组合或者公式,那么对于所有的价值、利益冲突也将存在一种原则上的解决方案:无论做什么或有多大的牺牲都将实现或者最大化那种至高价值。




反乌托邦三部曲恰恰是这样一些反乌托邦(anti-utopia)理念的文学反映,由此引出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第一个主题——反极权主义。建立于某种统一的公共价值之上的乌托邦社会,这种高度统一的整体性引起了个体性缺失的焦虑。对于个体性消失的恐惧同时也体现在科技对人的异化上,《我们》、《美丽新世界》表现出了对20世纪现代化进程的质疑,人们所标榜的理性主义、科学技术并没有把人类带向一个美好幸福的世界,与此相反,高度机械化的生命变得卑劣、残酷,这是反乌托邦三部曲的第二个主题——反科技主义/理性主义/现代性,在这一层面上更引申出了“类似人的生物或机器是否也是人”的话题。无论是反极权还是反科技,他们都是立于“人”存在的本质这个永恒不变的话题。

乌托邦小说、与共产主义挂钩的乌托邦社会规划的一大弊病是对于人性的完美构想,

“这种体制忽视了人性的软弱和原罪,显示出了对完美系统的统一性以及理想化的单纯性的意愿。而这一系统,始终要强加于其有缺陷的、难以驾驭的对象”((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正面乌托邦小说描绘的社会是一个与现世完全割裂的彼岸幻想,它忽略了社会建构、人性改造的过程,呈现出的是一个完成态的社会。而在三部曲建构的社会却是半完成态的,它们并没有完全与现世脱离,在它们所构建的社会里,人的公共价值理念并不是自发的,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固,对于人的思想控制变得不可避免。而诸如欲望、冲突等问题,它必然要诉诸一套严谨、整齐划一的社会控制模式。




然而,我们今天将某部作品冠以“反乌托邦”的名义(集中在影视领域),比如《华氏451度》、《超世纪谍杀案》、《我不能死》、《银翼杀手》、《V字仇杀队》、《饥饿游戏》等,我们是从哪一方面进行考量的?从描述一个糟糕的未来的角度而言,称这些作品为反面乌托邦并不为过,但如果从反乌托邦理念(述宾短语)出发,名不副实的作品不在少数。反乌托邦三部曲存在着乌托邦社会这个直接的对话对象,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乌托邦社会的构建原则将其推演至另一个极端,与其说它们讽刺现实政治,不如说它们在反讽乌托邦(《1984》是个例外,它带有强烈的政治讽喻倾向)。然而,像《饥饿游戏》以反乌托邦为噱头的作品,它们更像是在对话反乌托邦三部曲,利用三部曲的某些元素便巧妙地伪装成反乌托邦作品。


以极权主义为构建理念的反面乌托邦不完全等于反乌托邦(anti-utopia),其区别在于,反乌托邦的极权是为了维持看起来平等美好的乌托邦社会,它是一种手段;而纯粹的极权主义却是为了维持某种阶级权益或享乐主义,极权即是目的



[1] 张隆溪.乌托邦·观念与实践,《读书》,1992(12),第64页,转引自王小菲.论乌托邦文学的三个维度.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5.4

[2] 转引自于云玲.文学乌托邦定义探讨.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2010年第2期

[3] 蒋洪生.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乌托邦研究及其“反—反乌托邦主义”. [J]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5期

[4] 同上

[5] 陈岸瑛.关于“乌托邦”内涵及概念演变的考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6] 同上

[7] 姚建斌.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8] 郑永旺.反乌托邦小说的根、人和魂

[9]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转引自蒋洪生.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乌托邦研究及其“反—反乌托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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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以上观点只是自己鼓捣出来的,未曾受过任何检验,如有差错,敬请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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