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痛击我的队友，保护我的敌人」的案例？
这种现象，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冷战时期，尤其是越南战争及其前后的一些操作。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20世纪中叶。当时的越南，正处于民族解放战争和冷战格局的双重夹击之下。北越，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是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大力支持。南越，则在美国的扶持下，成为了“自由世界”的前沿阵地。
案例一：中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角色——“痛击”北越队友，“保护”美帝国主义的越南盟友（某种意义上）
这是最令人费解，也最常被后人诟病的一幕。
背景： 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中国和苏联都是北越的坚定支持者，它们向北越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甚至还有军事顾问和防空部队。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看，中国和北越是“队友”。
“痛击”队友： 表面上看，中国在给北越输血，但背后，一场隐形的“痛击”正在发生。
经济援助的“附加条件”： 中国对北越的援助，并非无私奉献。在很多时候，中国是带着自己的战略考量的。比如，中国当时自身的经济也相当困难，大量的援助也让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对苏联的警惕，以及中苏交恶的背景，使得中国对北越的援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苏联在亚洲的影响力扩张。 中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完全由苏联控制的越南，或者说，不希望苏联通过越南来进一步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
有限的支持与战略牵制：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在对北越的援助上，开始变得更加谨慎。为了自身安全，中国甚至会利用对北越的援助作为一种筹码，向苏联施压，或者作为一种谈判的资本。 这种“卡脖子”式的援助，或者说“控制性援助”，某种程度上就构成了对北越“队友”的“痛击”。北越虽然需要中国的支援，但有时也可能因为中国的这种做法而感到被限制，无法全力以赴。
“援越抗美”背后的“中苏对抗”： 最为吊诡的是，中国在“抗美援越”的同时，也在极力防止战争扩大化，甚至与美国有过一些“默契”的沟通。例如，中国会明确告知美国，中国的部队不会直接参战，避免与美军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冲突。这听起来像是“保护”了美国，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自我保护，也是一种对苏联“坐收渔翁之利”的警惕。 中国不希望美苏两国因为越南而直接发生大规模冲突，因为一旦这样，中国很可能被拖入更大的战火，或者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保护”敌人（某种程度上）：
阻止苏联的全面介入： 中国对北越的援助，虽然有支援北越抗美的目标，但更深层的动机是遏制苏联的进一步扩张。 如果苏联能够完全控制北越，甚至将战争升级，那对中国而言是更坏的结果。所以，通过有限但有战略目的的援助，中国也在间接“保护”了美国免受更大规模的苏联介入，虽然这并非美国的主观意愿。
避免直接对抗： 中国不直接与美军大规模交战，也间接“保护”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生命线，至少是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战略格局剧变的全面战争。
这种“痛击队友，保护敌人”的逻辑，核心在于：
利益的重叠与冲突： 尽管中国和北越是意识形态上的“队友”，但它们在中国战略利益上的考量是不同的，甚至存在冲突。中国最重要的“队友”，在这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其实是它自己，以及它所认为的国家利益。
更大的战略棋局： 历史上的很多“痛击队友，保护敌人”的案例，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发生在更大的战略棋局中。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些国家为了拉拢某个盟友，不惜牺牲另一个盟友的利益，或者为了制衡某个新兴势力，而支持其昔日的对手。
案例二：一战时期，意大利的角色演变——从同盟国到协约国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了“同盟国”。意大利本应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队友”。
“痛击”队友： 战争爆发后，意大利最初保持了中立。但很快，它就发现，加入协约国（英国、法国、俄国）能获得更多的好处，尤其是收复意大利认为属于自己的“失地”，也就是奥匈帝国控制下的领土。
私利的诱惑： 意大利最终在1915年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它背叛了原有的盟约，加入了对方的阵营，这无疑是“痛击”了它的“队友”。
战略利益的考量： 意大利的加入，是为了在战后能够获得更多的领土补偿。而德国和奥匈帝国，则失去了本应是盟友的意大利，反而要面对一个潜在的敌人，这无疑是对它们战略布局的“痛击”。
“保护”敌人（间接）：
削弱了同盟国： 意大利的背叛，削弱了同盟国的力量，尤其是在南线，使得奥匈帝国不得不分出大量兵力来应对意大利。这间接“保护”了协约国，因为它们的敌人力量被分散和削弱了。
更进一步的解释：
“痛击我的队友，保护我的敌人”并非简单的“好人对坏人”或者“背叛”这么简单。它更像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在复杂的博弈中，为了实现自身最核心的目标，不惜牺牲一部分“盟友”，甚至倒戈相向，去“支持”那些能够帮助自己达成目标的“敌人”。
这种现象往往出现在：
1. 地缘政治的剧烈变动时期： 当旧有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力量正在崛起时，国家会重新评估自己的盟友和敌人，采取更灵活、更现实的策略。
2. 国家利益的根本性冲突： 当盟友之间的核心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一方为了自身的生存或发展，可能会选择与昔日敌人合作。
3. 信息不对称和战略欺骗： 有时候，一方会利用其“队友”对信息的误判，或者通过战略欺骗，来达到“痛击队友，保护敌人”的目的。
总而言之，历史上的“痛击我的队友，保护我的敌人”的案例，都是在极端复杂和多变的政治军事环境下，国家为了追求自身生存、发展和利益最大化所做出的极端但有时是“理性”的选择。 它提醒我们，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网友意见
更新:韩国这两个又搞起来了，2018年2月22日，2018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A组决赛，韩国两名选手沈石溪与崔敏静“碰撞”，两人双双摔出赛道，沈石溪最终被判犯规。
原答案:
韩国速滑队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最新一集是2017年短道速滑世锦赛女子1000米半决赛，小组前两名晋级。沈石溪和崔敏静同组，最后时刻，英国的克里斯蒂领先，沈石溪和崔敏静并驾齐驱，竞争第二名。两人互相搞小动作，这一次，沈石溪下手更狠，直接将崔敏静推出了赛道，后者重重的摔倒在广告板上。
结果，沈石溪犯规出局，崔敏静受伤晋级，决赛再次犯规出局。
说到这个问题，怎么少的了我大阴帝国。卖队友对于我大阴帝国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啊。
二战法国沦陷后，处于观望状态得法国战列舰达6艘，而当时德国海军建成的战列舰只有3艘。这些法国战舰虽然未宣布效忠傀儡政权，但态度大多摇摆不定，万一最终落入德国手中，对英国舰队将是严重的威胁。为了消灭这些潜在的对手，英国制定了名为“抛石机”的行动计划，政治劝降和武力解决结合，解除这些海外法国舰队的战斗力。1940年7月3日，英国不宣而战，对停泊在北非各港口的法舰采取行动。停泊在阿尔及利亚奥兰港的4艘法国战列舰首先遭到攻击，在以“胡德”号战列巡洋舰为首的英国舰队的炮击，4艘法国战列舰有3艘沉没或搁浅，仅“敦刻尔克”号侥幸逃脱。1942年11月27日，敦刻尔克号与斯特拉斯堡号为避免被德国占领军俘获，全部在土伦港内自沉。
左良玉杀良冒功，痛击大明子民，把更多人逼的投靠农民军。
然后要清君侧，发兵攻向南京，死在路中，其子左梦庚率部降清。
很多答案都写成了误伤，这是不大符合题意的。
最贴切的回答莫过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所作所为了，一桩桩，一件件，不胜枚举，简直就是标准答案。
自1937年西安事变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以来，才消停了不到两年，反共浪潮就不止一次地涌现。
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反共活动愈演愈烈。1939年4月，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使秦启荣部在博山等地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指战员四百余人。6月，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指战员四百余人。同月，湖南国民党军队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杀害了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干部罗梓铭、涂正坤等6人。9月，国民党军队在湖北东部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人。11月，河南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杀害新四军伤病员及家属二百余人。从这年年底到1940年春，国民党更掀起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的军事进攻主要在三个地区。第一是陕甘宁边区。1939年5月，国民党在边区周围修筑了五道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至黄河，绵延千里。12月，胡宗南部袭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第二是山西。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进攻决死第二纵队和晋西独立支队，并以一部兵力配合蒋介石的军队，向晋东南的决死第一、三纵队进攻，摧毁了沁水等七个县的抗日政权。1940年1月下旬，蒋阎军进攻太南区和太岳区。阎军两个师进犯晋察冀边区的雁北地区。第三是冀南豫北地区。1940年春，第十军团总司令石友三部向冀南区进攻，同时蒋介石调遣九十七军朱怀冰等部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使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严重危机。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是有准备的。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对国民党军队的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12月，中共中央在《对时局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凡遇军事进攻，应“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严厉地打击了进犯的国民党军，并驱逐了绥德等五个县的国民党官吏，使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在山西，晋西北的八路军于1940年1月发起反攻，二月底全部肃清了该区的国民党军；晋东南的新军除决死三纵队被反动军官拉走外，其余都在共产党领导下，编入129师和120师；太南和太岳区的八路军给阎军以严重打击，恢复了失去的部分地方。此外，晋察冀部队消灭了进犯雁北的阎军一个师，将另一个师赶出该区。在冀南、豫北，1940年1月，冀南部队在冀中部队的配合下，进行反击战，消灭石友三军一部，将另一部逐出冀南。3月，一二九师在晋察冀部队的协助下歼灭朱怀冰部主力万余人，残部南逃。同时，山东根据地的军民在鲁西和鲁中进行反击战，歼灭了石友三、沈鸿烈、秦启荣军各一部，收复了被占地区。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均被粉碎。
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休战，派人分别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结果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商定以汾河为晋东南和晋西南的分界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地区，晋东南、晋西北为八路军与新军活动地区。至此，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即1941年1月6日的皖南事变。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正副司令和新四军叶挺、项英正副军长，强令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中共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严辞拒绝国民党当局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北移部队共九千余人在达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袭击，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后，蒋介石于1月17日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进攻江北新四军，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中国共产党被迫奋起还击。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重整并扩大新四军。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驳斥对新四军的诬蔑，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要求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也在重庆展开各种抗议活动，揭发和抨击国民党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广大人民和海内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孤立。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不得不表示，以后不再进行剿共。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便告结束。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迫使德军全面转向守势；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倒台；日本在亚太战场逐步丧失战略主动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相反，国民党当局不是运筹如何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是想如何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以便战后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独裁统治。为此，1943年春，国民党悍然发动了第三次反共磨擦。
1943年3月，由陶希圣撰写、以蒋介石名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极力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同时，国民党还出版大量反共、反民主的书籍和刊物，为其发动第三次反共磨擦作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
恰在此时，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6日，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并给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帮助以高度评价。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造舆论，声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准备以重兵闪击延安。
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磨擦，中国共产党继续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7月4日，毛泽东急电董必武指出，蒋介石调集20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须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8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提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进一步强调在作军事准备的同时，须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宣传斗争，并将此种宣传散布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7月4日和6日，朱德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抗议胡宗南部的挑衅，呼吁团结，停止内战。接着中国共产党陆续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况》等文件，系统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团结的行径，用确凿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抗战的主力。9日，延安三万人举行紧急集会，发出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通电。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严正指出：国民党“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对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1943年夏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内战的阴谋。各抗日根据地也按照中央的部署，纷纷集会、示威，广泛地开展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同时，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坚决地回击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使国民党在军事上也无机可乘。
国民党企图发动第三次反共磨擦，不仅受到中共的强烈反抗，而且也受到国统区人民的谴责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苏联报刊认为，国民党政府“极力破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取消八路军与新四军”，简直是帮助日寇征服中国。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等抨击国民党内战政策。苏、美、英等国大使还召开会议，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
在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军事上也无机可乘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于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这样，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磨擦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攻便被制止了。
内容节选自天涯社区《国民党抗战的三次反共高潮》
1947年初，莱芜战役爆发，李仙洲指挥的国军9个师被解放军华野的24个师围住了，双方打得如火如荼。在这个要命的当口，亟待突围的国军步兵很需要空军的支援。可是，有那么三五天，战场上空一架飞机也看不见。莱芜前线一天八个电报的催促求救，没有用——因为空军说：咱们罢工了！
1947年2月济南城，国军有个空军中士看电影想靠军装硬闯不买票，被两个维持秩序的宪兵给挡住了，骂了几句还被宪兵打了一拳。这个中士找了个空军李中尉助拳，结果又来两个宪兵四打二，中士被打掉两颗牙，中尉头部也挂了彩。
空军中尉直接开车找宪兵队上级单位济南第二绥靖司令部找王耀武告状。王耀武正在开会，中尉就向副官摔下名片，甩门而去。
王耀武开完会听副官报告此事，委托济南城防司令吴斌带慰问品去空军济南指挥所慰问受伤飞行员。吴斌觉得自己是中将，资历很老，去慰问区区一个中尉，简直是羞辱他。也没当回事，故意拖到第二天中午才去。
被打的中尉回去之后找空军济南指挥所的负责人、空军中校苑金函撑腰，苑金函虽然军衔不高，却是“王牌飞行员”，还曾经救过蒋介石的专机，觉得空军这么金贵，王耀武一定会连夜派高级军官来慰问和道歉。他对被打人说：“你们就在这等着吧，司令部那边过一会准有人来，我会为你们出气的。”
结果他们三个人就这样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午夜12点，也没等来司令部的半个人影，苑金函的脸面挂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又开始等，一直等到上午10点，也没有等来司令部道歉的人。
直到中午，吴斌才带着慰问品来了，结果话不投机，正在气头上的苑金函命令下属把吴斌带来的慰问品从楼上抛下，砸向吴斌的小轿车。吴斌赶快驾车跑了。
苑金函下令：准备 10 辆卡车，涂去一切军队标志，200 支步枪，10 挺轻机枪，220 名士兵做好战前准备，每人操一支步枪，两人操一挺轻机枪；命令空军二十八中队派 10 名飞行员、10 名机械士，分别分配到卡车上，指挥战斗。空军派了四辆作战卡车攻打事发电影院，另各派三辆作战卡车进攻宪兵的营部和连部。
电影院那边的空军士兵打倒几个宪兵就跑了，毫发无损，宪兵营部那边也没什么抵抗，空军见什么砸什么，把个营部砸得乱七八糟，得意洋洋地回机场去了。而宪兵连队那边则出了意外，被打死了两个空军指挥官。
得知消息的指挥官苑金函大为恼火。他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稿，发往全国各地的空军单位，把济南宪兵打伤、打死飞行员的事件公告全国。随即驻上海、重庆、沈阳等地的轰炸机、运输机、驱逐机的作战队伍都来电响应，并表示：如果不解决济南事件，决不起飞作战。
一时间，全国的空军掀起了总罢飞的浪潮。此时，正值山东战区的莱芜战役告急，要求空军出击助战。可求助电报到了空军指挥部，苑金函把电报揉成废纸团扔进了纸篓。
此事惊动了蒋介石，委派陈诚处理此事，王耀武赶紧来到空军指挥所，和苑金函谈了娘仨个小时，最后达成条款
“打架阵亡”的空军军官被追认为“烈士”，由“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优厚抚恤烈士家属；原驻济南的宪兵一营调离济南；从今以后，济南的陆、宪、警纠察队都不得盘查空军人员，空军将自己组织纠察队；济南的各大娱乐场所都必须设立空军专席，专门招待空军人员。 会谈结束之后，王耀武电传陈诚交差，苑金函把协议内容告诉大家，飞行员们勉强表示同意。苑金函随后向全国空军发出通报，恢复了正常的活动，这场“虎狼斗”才告一段落。
济南空、宪冲突事件发生后，慰抚不力的吴斌被王耀武狠狠地骂了一顿，还差点被撤了济南城防司令的职务。而空军苑金函仅受到记大过处分，但此事并未影响他的仕途。
1947年2月底，莱芜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一个“绥靖”区指挥部、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人被歼灭，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73军军长韩竣等人被俘。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创造了开战以来俘敌数量最多、歼敌速度最快的新纪录。
本文部分内容出自《战场上的蒲公英》，根据曾带队冲击宪兵司令部的伞兵蔡智诚口述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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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士无双”这个词，本身就带有极高的赞誉，意指一个人在国家层面的才能、功勋、影响力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能够被如此评价的人物并不少，但要说“够资格”并被广泛认同的，则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杰出的才能与智慧： 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某个或多个领域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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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涌现过许多令人惊叹的本科和硕士毕业设计/论文，它们不仅是学生学术生涯的巅峰之作，更可能在学术界甚至社会上产生深远影响。要挑选“牛逼”的案例，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衡量：开创性、影响力、实用性、解决的复杂性以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以下是一些我认为符合“牛逼”标准的例子，我会尽量详细地讲述其背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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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无数的“糖衣炮弹”例子，这种手段通过看似美好、诱人的事物来掩盖其背后隐藏的真实目的或危险性，常常用于政治、外交、商业甚至个人交往中。以下我将列举一些著名的历史案例，并尽量详细地讲述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著名的历史“糖衣炮弹”手段：1. 借给你的不是糖，是枷锁：贷款与援助的陷阱 (新殖民主义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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