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这篇文章：《南斯拉夫上空的30万冤魂告诉我们：宗教是一把切割国家的刀》？
首先，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将宗教视为导致南斯拉夫分裂和冲突的“切割刀”。这意味着作者认为，在南斯拉夫的案例中，宗教不仅仅是一个信仰体系，更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能够被用来区分人民，制造对立，最终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
要详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1. 历史背景的构建：
作者很可能会回顾南斯拉夫复杂的历史，特别是其作为多民族、多宗教国家的性质。在铁托时代，南斯拉夫推行“兄弟团结与和平共处”的政策，强调民族和宗教的平等，并试图压制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抬头。然而，这篇文章很可能认为，这种压制之下，潜在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只是被暂时掩盖。
当铁托去世，政治真空出现，外部压力增加时，这些被压制的矛盾就如同找到了突破口。文章会重点指出，南斯拉夫的组成民族，如塞尔维亚人（主要是东正教）、克罗地亚人（主要是天主教）和波斯尼亚穆斯林（主要是伊斯兰教），其宗教身份往往与民族身份紧密相连。在后铁托时代，宗教不仅仅是个人信仰，更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民族认同符号。
2. 宗教如何成为“切割刀”：
意识形态的武器化： 文章可能会详细阐述，在政治动荡时期，宗教领袖或政治精英如何将宗教教义或历史叙事加以改造和利用，使其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例如，煽动对“异教徒”的仇恨，鼓吹自身民族或宗教群体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公”，并将这些“不公”归咎于其他宗教或民族群体。
民族主义的载体： 宗教教义和仪式往往承载着丰富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在国家分裂的语境下，宗教场所（如教堂、清真寺）和节日就可能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焦点，同时也是与“他者”区分的标志。文章可能会举例说明，塞尔维亚东正教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中的作用，天主教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中的地位，以及伊斯兰教在波斯尼亚穆斯林民族认同中的重要性。
政治动员的工具： 宗教领袖和信徒团体在动员民众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文章可能描述了宗教活动如何被政治家巧妙地利用，将宗教集会转化为政治集会，将祈祷变为对国家统一的诉求或对敌对群体的谴责。这其中可能包括利用宗教的庄严性和号召力，为战争或分离的政治目标披上合法的外衣。
塑造“我们”与“他们”的界限： 宗教，特别是当它与民族身份高度绑定时，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划定清晰的“我们”和“他们”的界限。文章可能会强调，在南斯拉夫的溃散过程中，仅仅因为信仰不同，人们就可能被贴上“敌人”的标签，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联系被宗教的鸿沟彻底切断。
3. “30万冤魂”的象征意义：
标题中的“30万冤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这个数字暗示着南斯拉夫战争造成的巨大生命损失和人道主义灾难。文章将这些死亡与宗教因素联系起来，意味着作者认为，这些死亡并非仅仅是政治冲突的必然结果，而是宗教被滥用，被推向极端所导致的直接后果。这些冤魂，在作者看来，就是宗教作为“切割刀”所留下的最惨痛的证明。
4. 潜在的论证逻辑和反思：
不是宗教本身的问题，而是宗教的被滥用：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这样的论点，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作者完全否定宗教的价值。更可能的情况是，作者在批判的是当宗教被政治化、被工具化、被用来制造分裂和仇恨时的破坏性力量。宗教的教义本身可能是和平的，但当其被掌握在不负责任的操纵者手中时，其破坏力是巨大的。
警惕民族主义与宗教的结合： 文章的核心警示意义在于，当民族主义与宗教信仰相互渗透、相互强化时，其煽动性和破坏性会呈几何级数增长。这种结合可能使人们丧失理性和同情心，更容易被仇恨言论所裹挟。
普适性的警示： 文章的标题和论点，旨在从南斯拉夫这个极端的例子中提炼出一种普遍性的教训。它提醒我们，在任何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都需要警惕宗教成为分裂的工具。如何平衡宗教自由与国家统一，如何在尊重宗教多样性的同时维护社会和谐，是一个需要持续深思的难题。
文章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或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简化因果关系？ 批判性地看，将南斯拉夫解体完全归因于宗教，可能过于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政治、经济、历史遗留问题、外部干预等都是重要的因素。文章的论证需要清晰地解释，宗教是如何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中扮演了关键的“切割”角色，而不是仅仅充当了“原因”的代名词。
对“宗教”的界定： 文章中对“宗教”的定义是什么？是指宗教机构、宗教教义，还是宗教信徒的群体行为？清晰的界定对于论证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是否忽略了宗教的积极作用？ 在南斯拉夫的悲剧中，宗教有时也可能扮演了维系社群、提供精神慰藉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时刻，宗教领袖也曾试图呼吁和平。文章在强调宗教的“切割”作用时，是否也需要对这些方面有所提及，以避免片面性？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极具启发性的，它将我们带入对宗教与国家、民族认同以及冲突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反思。它告诉我们，当信仰被武器化，当民族标签与宗教身份牢牢绑定，那股力量足以撕裂最坚固的国家结构，留下30万（甚至更多）永远无法安息的灵魂。它是一记强烈的警钟，提醒我们在面对复杂的世界格局时，要时刻警惕那些试图利用宗教来分裂、制造仇恨的阴影。
网友意见
如果前南斯拉夫分裂的原因要怪到某教，那么：
为什么身为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要和波斯尼亚穆斯林联盟？
为什么无视早在二战时期克罗地亚人就和塞尔维亚人杀红了眼的事实？
为什么对“穆克联邦”这个政治实体避而不谈？
为什么和塞尔维亚人同文同宗同信仰的黑山人也要和塞尔维亚分道扬镳？
是不是有些人觉得，没有波斯尼亚人，南联盟就不会分裂了？
前南斯拉夫里，光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就恨不得将对方生吞活剥屠杀干净，其他族群之间的仇恨反而没那么大，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反而一直和睦相处，连通婚都无障碍（伊布不就是么）。
有些人啊，只要问题牵扯到的其中一方是穆斯林，那么好，当时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族群等环境不需要考虑了，其他所有人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不用谈了，就是伊斯兰的错。
逢伊必反的人，他们的脑容量决定了他们的逻辑只能如此思考。
他们大多是真蠢，少数是真坏。
完全把南斯拉夫分裂原因全部略过，把屎全赖摸不到头脑的宗教和民族上。
南斯拉夫只实行过短暂的计划经济，后来他们南共联中央就把计划全废了，改而地方自治，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距离我们不远，以大量的地方集体企业构成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财政权利大量下放，我们中国在80年代学习过，一度中央不如沿海某些省份有钱。
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到后期直接下放中央大量财权税权给几个共和国（你们能想象货币政策都下放给共和国了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这两处天天和意大利勾肩搭背发展的很快，斯洛文尼亚很早就加入意大利和欧盟的经济特区，经济远远的甩开其他共和国，对于本来就不多的中央赋税拉落后弟兄一把也是越来越不满。
而且铁托活着的时候，还作了个大死，下放财政权也就算了，看见布拉格之春里苏联直接跨国专政推翻他国执政党，铁托也就自己搞了个全民皆兵的国防防御体制，防止自己也被苏联推翻，大量武器弹药送给地方共和国的集体企业组建边防军，事实上共和国从铁托下放武器开始就已经分裂，地方有钱有权又有枪，只等一个时机。
铁托死前也发现，现有南斯拉夫体制，已经出现事实分裂，所以专门设置了主席团轮流执政制度，每个共和国都要出人轮流执政全国，加强中央人民军实力，规定了南共联决不与任何共和国民族主义分子对话的内部纪律，裁撤分裂倾向较大地区的边防军，其中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是大头（塞族还说这是打压，无视同时铁托也在裁撤斯族边防军）
8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危机，南斯拉夫内部出现工人动乱，科索沃省传出阿族与塞族冲突，南共联把米洛舍维奇派过去安抚基层党组织，他个人违背了内部纪律，与塞族民族主义者对话，被那部科学院备忘录各种编着塞族多无辜的极端民族主义资料哄的脑袋发热，做出各种保证。经济危机下塞族民族主义蹬堂入室，大量塞族涌入科索沃，波斯尼亚政府机构，控制了政府换了政府代表。（除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塞族北方行动被军警镇压了）塞族民族主义分子专门还在贝尔格莱德搞了个十万人聚会逼宫南共联中央，要求换米洛舍维奇上位。
南斯拉夫分裂前夕，南共联主席团开会讨论改革经济，塞尔维亚代表要求改革，改体制要重建集权体制，特别是收回斯和克的财税权。而之前已经通过政变控制了科索沃代表，利益交换获得了马其顿和波斯尼亚代表，主席团投票，塞族民族主义完全占上风，塞尔维亚的民族激进分子不做出任何让步。斯和克代表提出的南斯拉夫欧盟化的提案被彻底否决，直接导致斯和克退出南共联中央主席团，他们南共联也迅速改名脱离共产主义。
1991年十日战争爆发，人民军打不过有北约装备的斯洛文尼亚边防军，所以短短十天就结束了。（而且斯军快速动员就是铁托边防军的遗产）
再往后，南斯拉夫碎片化的经济体制加上他的武器下放，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战争打的比军阀混战还混乱，特别是波斯尼亚，各个集体企业互相就打起来。各自打着各种旗号，波族塞族克族各个军阀时而联合时而对抗。
而塞尔维亚一方，塞民族主义搞出各种脑子进水的政策，舍弃大量关键城市，比如说人民军本身可以据守克罗地亚波斯尼亚沿线塞族人口绝对优势城市将南斯拉夫解体控制在发达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塞方却直接甩锅，带的人民军主力跑回去控制萨拉热窝去，只想去抢塞历史法理地区。被抛弃的克罗地亚境内塞族城被克族围城一个个拔掉。
而波斯尼亚内战彻底爆发后，塞军依然是冲进波斯尼亚啃着萨拉热窝不放，大量兵力被一个城市吸引过去。
打压人民军内部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统一势力，又进一步加速人民军分裂。人民军内部塞族民族主义分子脱离军事指挥到处制造血案和屠杀，而统一派和原共产党军人时不时的抵制塞尔维亚中央政府命令，拒不出兵。
又比如说马其顿独立，人民军内部是坚决不同意，反而塞民族主义为了换马其顿后方支援采取了彻底不干预政策。
最后补充点，铁托当年建国理想，铁托作为克罗地亚人，应该从一战二战后就该知道，巴尔干地区各个小民族单独一国面对大国都是被碾压的命，而且时不时还会在大国扇风点火下，发生血腥的民族屠杀内耗，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分而治之的策略耗干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抵抗力量，而奥地利的分而治之策略更是直接吞并了巴尔干西边大量土地。铁托二战的时候，他的军队已经摆明了不分民族都欢迎，战后要建立巴尔干统一多民族联合的国家，各个民族互相平等对待。这样才可以避免遭大国揉虐的命运。
特别在二战后期，铁托和保加利亚共产主义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联系频繁，提出建立个巴尔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想法，包括南斯拉夫各个民族，甚至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也囊括进去，二战结束后两个人互相访问打的火热。一开始二战初期苏联也是支持这个想法，后来就不一定了。
丘吉尔1944年10月背着美国单独飞苏联，见斯大林，两个人谋划划分巴尔干，打了个草稿，这个就是当年的草稿。
斯大林非常守信，转头就让希腊共产党清洗铁托派，退出大城市让给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希腊政府挑起内战时，苏联断绝希腊游击队后援，眼看着希腊共产党游击队被英军剿灭。
再后来，也翻脸不认人，指责铁托是搞山头主义，威胁要开除南共。眼看季米特洛夫和铁托走的近要实现南保合并，把他招回莫斯科毒死，换了一个听话的保加利亚领导人。
谢邀。
小知识：科索沃的塞尔维亚穆斯林是支持南联盟的。
就这样，在糖果和刀剑间徘徊的塞族人，一部分为了活下去改信了YSL教，另一部分，选择了艰难的在手中无刀的上帝的怀中挣扎。
一个常识是，波斯尼亚人（波什尼亚克人），塞族穆斯林，第二南斯拉夫的穆族，是三个互有交集但不完全重合的概念。
我们说的波斯尼亚人，大体是生活在波斯尼亚的逊尼派穆斯林。波斯尼亚人的主体大概是中世纪波斯尼亚（匈牙利王冠波斯尼亚-波斯尼亚王国）中的波斯尼亚教会信徒后裔。传统上有人把波斯尼亚教会认作是鲍格米派。鲍格米派是一个发源于保加利亚的东正教异端，在遭到东帝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的正教会镇压后，许多鲍格米派难民逃入波斯尼亚寻求庇护，鲍格米派也随之散播到当地的天主教徒居民中。然而近年来随着对波斯尼亚教会的研究，发现波斯尼亚教会的神学观念鲍格米派不同，但这也难容于罗马天主教会，所以教宗和匈牙利也曾对波斯尼亚发动十字军。在奥斯曼征服后许多波斯尼亚教会信徒改宗成为穆斯林。
当然我们知道，在具有强烈圣战色彩的扩张期过后，奥斯曼出于征收吉兹亚税的考量实际上是不鼓励基督徒大量改宗的。实际上几百年来，除了血税，改宗的塞尔维亚人一直存在。1856年《巴黎和约》中列强勒令奥斯曼废除吉兹亚税，奥斯曼阻止改宗的动力已经没有了。这些居住在南塞尔维亚的穆斯林更多受到塞尔维亚的宣传影响，在民族认同上依然认同自己是塞尔维亚人。
传统上波斯尼亚人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和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裔穆斯林的界限比较模糊的。一个不怎么精确的概括就是，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穆斯林可能更多自认是波斯尼亚人，居住在桑贾克和科索沃的塞尔维亚穆斯林应该更多地自认塞尔维亚人。但1878年柏林会议后，波黑和桑贾克被托管给了奥匈。奥匈治下的穆斯林受奥匈国内的各斯拉夫民族，特别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影响，至迟到19世纪末，一些波斯尼亚的文化精英已经出现了波斯尼亚的民族认同，并以上述的中世纪波斯尼亚王国历史作为脉络塑造共同的历史记忆。由于波斯尼亚王国是天主教国家，波斯尼亚人倾向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克罗地亚人，而非塞尔维亚人，但是经过数百年已经形成一个新的民族。
波斯尼亚人的民族认同发展是19世纪才晚近兴起的事物，不过到了二战后，经过半个世纪发展的波斯尼亚民族认同也已经成型。铁托于是决定把除阿尔巴尼亚人之外所有的逊尼派穆斯林，包括自我认同波什尼亚克人的波斯尼亚人，自我认同为塞尔维亚人的塞尔维亚穆斯林，自我认同为克罗地亚人的克罗地亚裔穆斯林，自我认同为保加利亚人的波马克人，和土耳其裔穆斯林全部识别为穆斯林族。
当然在波黑内战时，一个自认为塞族的穆斯林也是要被新切特尼克杀全家的。
把塞族切下一块去设立马其顿共和国
另外一个小技巧，看一篇讲述南斯拉夫的文章水平如何直接看有没有马其顿人是塞族这种神论。
马其顿人比起塞尔维亚明显更亲近保加利亚。现在马其顿执政党附会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其功绩包括处决保奸，组织各种反塞起义，以及击毙塞尔维亚人的大英雄——南斯拉夫开国国王亚历山大一世。顺便说一句马其顿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在联大共同反对南联盟继承南联邦的主张。
其余各种槽点请自行寻找。比如波黑战争死了30万是怎么死出来的。
实际上，波斯尼亚民族概念的鼓吹者不是阿訇们，而是波黑共党员。米洛舍维奇把南联邦搞垮时，马其顿的教友跳船跳得比科索沃的穆斯林更早。
有了分离主义的思想和经济基础，没有讲经班阿訇的指导，也会有投机官僚的指导，政委的指导，冲锋队的指导。如果南斯拉夫战争30万人（并没有）的死亡得出反个绿就天下太平的结论，我看他们也白死了。
@田园 的高票答案实在太百度了。
战乱初期，回民在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带领下，趁晚清局势动荡，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要是把百度百科的这段话当真可就好玩儿了，请问，是哪位宗教领袖“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说不清楚是吧？其实大部分这类宗教领袖都或多或少的利用宗教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教民的凝聚力，也利用宗教理由来让自己师出有名，但这只是一种表象罢了。
但要是上升到什么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那还真高看他们了，同一时期光陕甘民军就有十几股，他们之间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口号、纲领以及目标，甚至不清楚自己造反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只是模模糊糊的认为不能像以前那样（面对清廷）坐以待毙而已。
就这样，他们打一仗算一仗，直到被清廷逐个歼灭。
至于两个族群之间的相互仇杀，想跟宗教扯上关系真有些难，在东方国家，古代少数民族以征服大民族上位之后，往往会采取拉几个跟自己背景较近的少数民族称为第二统治阶层，再树立几个少数民族作为比主体民族更低的阶层挑拨主体民族对其打压之以缓解矛盾的方式稳固其统治。蒙古人选择了回族人的祖先基本盘色目人做盟友，让西南少数民族当垫脚石；风水轮流转，满清选择了让回族、苗族（西南少数民族）当垫脚石，蒙古人当盟友，这全都是套路，没什么稀奇的。苗族人民：我好苦……
既然 @田园 引用的是百度百科的资料，建议你不妨认真的把这条百科看完，其中关于战争背景的介绍，多少还有些干货，偏偏这些干货指向的还都不是宗教，而是利益。
同治年间的民族战争要真是为了知乎上不少人所说的什么“圣战”之类，那明末他们在西北的势力可一点都不比同治年间小，为什么不那么干？（从元末至今关内回族和汉族的人口比例差别一直并不大）
举个例子，永历元年广州城下殉国的教门三忠羽凤麒、撒之浮、马承祖这三位明军回族将领及其麾下的回族、蒙古族士兵们（尽皆回卫、达官营编制）又何必如此？
何为忠诚？忠于信仰、忠于民族、忠于国家，他们很清楚，爱国是爱教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才会毫不犹豫的舍身取义抗战到底。
“教门三忠”指的是羽凤麒、撒之浮、马承祖三位英勇抗击清军入侵广州的明朝回族将领。顺治四年（1647）一月，清军占领了广州。顺治五年（1648）四月，清两广提督李成栋在广州倒戈复归南明朝廷，并胁迫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佟养甲也归顺南明。当时偏安一隅的明朝永历政权，兵不血刃便恢复了对广东全省的统治，声势为之大振。顺治七年（南明桂王永历四年，1650年）三月，清军部队在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的率领下包围了广州城，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南明总督杜永和与手下的羽凤麒、撒之浮、马承祖三位明朝回族将领拒不投降，浴血奋战据城坚守，重创清军。清军失利后，不敢继续攻城，便采取围城办法，一面在城外北、东、西三面挖掘深壕，作久困之计；一面加紧铸造大炮，并在城外招纳广东沿海巨寇，控制广州南面的出海口。清军围城达9个月时间，至一切攻城部署都准备充分后，于十一月一日展开总攻。清军集中火炮轰击城垣，次日清军由城墙塌陷处攻入城中。镇守西门的总兵范承恩变节，开城降清，南明军民仍顽强抵抗。双方在广州城内展开惨烈的巷战，胶着厮杀数日，广州才最终失陷。在这场保卫广州的战斗中，羽凤麒以都督同知的身份督守正南门，昼夜不懈。广州城陷时，总督杜永和携带家属弃城逃走，随行者甚众。诸将亦劝说羽凤麒同去，羽凤麒痛骂不从，拒之曰：“主辱臣死正吾效命时也”。诸将再次劝说他逃走时，他便当面啐唾沫以示鄙夷。全家百余人，亦禁出逃。当晚，羽凤麒戎服北面望阙稽首曰：“臣力竭矣，一死以报国”，并嘱诫家人曰：“凡我羽族不许食清禄，违者不昌”。之后羽凤麒从容自缢，羽家男女百余口全部被俘，尽皆殉国。幸好羽凤麒之子应翱、应翔因年幼跟随老师在外读书，才得免于死。负责坚守广州城五羊门的右卫达官指挥回族将领马承祖，也与宗保、宗仁两个儿子及回族将领撒之浮一同战死。守备郭瑶观三君之义烈，亦拒不投降，自刎而死。广州沦陷后，清军对城内无辜居民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在这场清军攻城与南明军民守卫广州城的战斗中，奋勇抗击清兵入侵，浴血奋战，至死不降，壮烈牺牲的“教门三忠”英勇事迹便由此产生。
还有个更极端的例子，知友们不妨在知乎搜搜“米喇印”这个名字，结果多是下图
注意，这俩人所谓的“叛乱”年代是1646年，1644年北京发生了什么大家不会不清楚吧？而米喇印和丁国栋是什么人呢？他们都是明朝驻防张掖的军官，在上司归降清廷后拒不执行剃发令而举兵反清，口号跟天地会一样，反清复明。
这几位在西北大地为大明朝尽孤忠的回族将领战败被俘后可没那么幸运，不是被砍头，而是被凌迟活剐而死。
这些人比同时代钱谦益那类跳河前来句“水冷，奈何？”（今日水凉，不宜殉国）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人家至少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展现了对国家的忠诚。
哦，对了，明末也不是没有造反的回回，外号就叫老回回，本名马守应，不过除了是回族外没什么特色，跟李自成张献忠、曹汝才一个性质，吃不上饭了，于是便选择了“ 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 ”的道路。
同治年间的西北及云南的民族战争，宗教只是一个幌子罢了，反倒颇似永嘉之乱时期羯、氐等民族与西晋朝廷的纠葛。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 @关毛 的一个答案已经回答的很清楚了。
说白了，南斯拉夫内战如果真的和同治民族战争相比较的话，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政治高压下民族矛盾。
此处更新，手机码字还望见谅。
有的朋友拿出了云南杜文秀的例子，意图以此来证明当年的战乱是“宗教领袖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乍一看，杜大帅当年确实做到事实割据了，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也就被坐实了。
可问题是，杜文秀根本不是什么宗教领袖，他是个儒生，而且还中过秀才，在根据大清的基本法“上访”失败后才选择造反。他回族人出身又颇有文化，通晓伊斯兰教教义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这种人无论如何不能被成为宗教领袖吧？这就好比不能把一个985广告学硕士毕业，熟读《圣经》的基督徒称为神学家一样。
况且，杜文秀的大理政权是个典型的世俗政权（十九世纪标准而非今天的）。该政权可不是回族人单玩儿，其中有大量的汉族、白族、苗族（大量汉族担任技术官僚，白族甚至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是个缩版的“五族共和”，各族群按照各自的传统法律和习俗来治理自身，政治的口号可不是安拉胡艾克拜勒之类宗教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民族平等。
这样的政权要是也被称为政教合一国家，我都不知道1979年至今的伊朗算是个什么模式了。
=======================再度更新===================================
@不知道 说 “ 你说那些穆斯林如果真的想建国，为什么明朝不造反，非要等到清朝。我看到这里，不禁想到一个我假想的案例，有个小偷偷窃被抓住了，众人审判他，有人为他辩护说，他要真的是个小偷，为什么昨天不偷，非要等到今天？ ”
元朝的时候，今天回回的祖先色目人是蒙古人带来的二鬼子，是统治阶层，他们有必要造反吗？
明朝的时候，他们是和汉人一般的平民，可以通过科举、贸易以及战功取得相应的地位或者物质生活，他们为什么要去造反？
可清朝呢？自己看看那时候的“政策”吧。
其实跟宗教没关系，南斯拉夫就是铁托个人魅力带出来的联盟，铁托死了大家就分家过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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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你们的春节是种陋习》这篇文章，乍听之下确实够“炸”，也确实容易引起争议。它不回避地将春节里一些常见的、大家习以为常的现象直接点名为“陋习”，这种视角很犀利，也很能抓住当下社会一些年轻人的心声。要怎么看待它，我想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首先，文章的切入点和批判对象。文章的点非常准，它没有泛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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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这篇文章，说实话，看到题目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然后又觉得有点好笑，还有点心酸。这文章火了，我朋友圈里好多人都转发了。我觉得它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共鸣，主要是因为它戳中了我们这些90后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你知道，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变化，也承受了很多压力。从物质上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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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4核PC不能动鼠标”这篇文章，我的看法是，它很有可能指向了特定硬件、软件配置在极高并发或资源占用场景下的潜在兼容性与稳定性问题，尤其是在早期或未充分优化的驱动、BIOS、操作系统层面。要详细解读这篇文章，我们需要从几个关键点入手：1. 核心数爆炸性增长的背景：首先，要理解“24核PC”这个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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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共青团中央发布的《为什么要生二胎》这篇文章，社会上的讨论确实挺热烈的。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尝试从几个角度去理解和看待它，尽量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首先，咱们得明确这篇文章的出台背景。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人口结构问题，就是老龄化加速，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这种趋势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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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咪蒙不再制造咪蒙》——触及了一个非常有意思也相当值得玩味的话题。它不单单是关于一个曾经爆红的公众号的兴衰，更像是一个关于时代变迁、内容创作逻辑以及我们自身心理需求的缩影。首先，这篇文章的标题本身就很有“咪蒙式”的张力，用一种看似直白的陈述，实则暗藏着深意。它暗示了咪蒙这个IP，或者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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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与放屁”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互联网上相当有话题性的一篇奇文。它不走寻常路，用一种近乎戏谑、粗俗的方式，来解读和批判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引发了不少争议和讨论。要说大家怎么看，那可真是五花八门，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着一种“惊掉下巴”或者“这也能说？”的态度来看待它的。首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的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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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关于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转发的文章，为了能够给您一个详细且深入的分析，我需要一些具体的信息。我需要您提供关于孙立平教授所转发文章的以下信息：1. 文章的标题是什么？2. 文章的作者是谁？3. 文章的主要内容或核心观点是什么？4. 孙立平教授转发时是否有附加的评论或解读？5. 您从哪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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