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早上开始,《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以下简称《流感》)一文就刷了很多人的屏,笔者也在腾讯较真平台编辑老师的推荐下读了这篇文章。首先,作为一个曾经的重症医学科(ICU)医生,笔者对作者一家的遭遇有着非常深刻的同情与理解,而且尤其让笔者敬佩的是,在今天很多自媒体动辄不论是非曲直就往医务人员身上泼脏水的情况下,这篇文章表现出了可贵的理性与克制,作者诉说自己家庭的种种不易与辛酸时,也没有忘记医务人员的辛苦与坚守。但是文中本身的一些表述以及各家媒体在转载过程中加上的种种说法,又让笔者感觉有必要从专业角度进行一些补充和探讨。
文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到最后姥爷去世也没有诊断出究竟是什么病原体感染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一些媒体还因此在转发这篇文章时用上了“神秘病毒”的标题。其实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原因有几个方面:1、任何检验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如文中说的咽拭子标本的甲流、乙流检验就无法检出甲型和乙型流感之外的病原体,临床检验要么是从宏观层面上给医生提供可能的诊断方向,要么是就某种具体疾病给出是或不是的参考意见,以普通医疗费用水准,很难在门诊筛查过程中就做到既全面又精准;2、检验本身的效能限制,虽然对于绝大多数符合条件的标本都能得出正确的结果,但在病原体数量未达到检出阈值、取材部位不是主要病变部位等情况下也有可能漏掉本来存在的病原体(假阴性),具体到每一个技术,获批上市前的临床前研究都会进行检验效能方面的研究,达到一定标准国家才会批准应用于临床;3、临床疾病的复杂性,例如患者起病可能是因为病毒感染,随后疾病的主要矛盾转为免疫系统对感染的过度反应导致全身“炎症风暴”,后期的主要矛盾又转为器官功能衰竭。加上我们对人体认知的有限性,上述种种原因都导致很多重症患者有多个描述其临床表现、生理状态的临床诊断,但可能到去世都缺乏一个明确的、归因到某种病原体或某个因素的病因诊断。在本文中,即使没有确切的病原学检查结果,从临床表现等方面来说,流感病毒引起的重症肺炎也是可能性最大的,最后回天乏术应该说非战之罪。
网上很多讨论都把老人家执意开窗通风做为两代人之间缺乏沟通导致悲剧的例子,开窗通风本身是预防流感非常重要的措施,流感病毒主要经呼吸道传播,拥挤、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往往成为流感传播的重灾区,例如当年的非典疫情就是以几家医院作为大规模扩散的起点。流动的空气可以极大地减少空气中含有流感病毒的气溶胶数量,因此,无论什么季节,开窗通风换气都是有效预防流感的手段。
但同时也要注意,寒冷会导致呼吸道分泌物增加,低温下病毒在环境中的存活时间也更长,这些都是有利流感传播的条件,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定时开窗换气的同时做好屋内人员自身的保暖工作,避免受凉。
粗浅地说,流感大流行并造成大规模死亡,至少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病毒能够和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即病毒具有进入机体内部的“钥匙”;(2)体内没有能灭活该种病毒的特异性免疫细胞和抗体,即机体的“警报系统”未发挥作用;(3)未被消灭的病毒能够在体内迅速大量繁殖、破坏组织和器官的功能,即病毒的毒力足够强。
以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为代表的近代几次大型流感疫情中,很多病人早上刚刚出现发热咳嗽,晚上睡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瘟疫所及之处,很多城镇的人口锐减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在现代,流感虽然年年有不同程度的流行,但再没有引起类似的大规模死亡,这一是因为很多人都是当年幸存者的后代,体内已经有对旧病毒毒株的特异性抗体;二是因为疫苗、消毒隔离等现代卫生学进步;三是因为现在主要流行的病毒毒株最多只具备以上第(1)点的特性而毒力不强、很快被机体中和,即使被感染,多数人也只有轻度发热、乏力等不适,一段时间后即自愈,只有少数感染者由于缺乏特异性抗体或机体免疫系统产生过度应答的“炎症风暴”,导致发展成重症病例。
根据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高龄、男性、肥胖、吸烟、慢性呼吸道疾病、糖尿病等都是流感的危险因素,危险因素越多,发生呼吸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也越高。对于高危人群,一旦患上流感,即使不出现并发症,治疗时间也比普通人群更长,发展成重症后的治疗难度更是成倍上升,因此,不应该等到患病后再治疗,而是应该致力于通过戒烟、减肥、控制血糖等途径减少危险因素减小患病风险,增强机体抵抗能力。此外,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有效降低全人群以及慢性疾病患者因各种原因导致的肺炎患病率,流感疫苗都是公共卫生机构根据当年的流行毒株进行定制化生产的,在社区卫生机构接种流感疫苗,费用都在一百元以内,保护时间可以持续一年,是一项性价比很高的预防措施。
体外膜肺的基本原理,是将原本由肺部进行的气体交换功能通过将血液引流到身体外部的ECMO机中完成,从本质上来说,应该将其看成一种在肺部功能无法满足机体需要时,为其他治疗争取时间、为患者争取希望的手段,并非用上去就能起死回生的救命神器。与此类似的还有重症监护室使用的血液净化技术,也是在肾脏和肝脏功能出现衰竭时部分代替其功能的。但这些技术不但需要在专门的场所由受过高度专业培训的医务人员来使用和维护,机器本身与运行所需的耗材也非常昂贵,因此对于很多病人家属希望将机器带回家延长患者生命的愿望,医疗机构确实无法满足,不仅仅是因为怕机器损坏、丢失引起医疗纠纷,更是因为这些机器没有专业人员和专门场所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更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医疗风险。
人人都天然享有健康权,这项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石决定了医疗不能是一件奢侈品,但生命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又是医疗技术不断追求进步的内在动力,高精尖的医疗技术必然是极端昂贵的。一个好的医疗保障制度应当覆盖尽可能多的人群,但是疾病谱最严重的那一端如果也要求公共资源完全买单,其代价可能是社会和纳税人无法承受的,就如同我们要求汽车的安全性不断提高,死于车祸的人也越来越少,但如果硬性要求任何情况下车祸都不能有死者,那生产汽车和修建道路的成本将成指数上涨,最终的结局就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负担得起开车的成本。
对于《流感》一文,不同人可能会做出不同解读,有从金融角度分析购买重疾保险必要性的,有建议平时多进行体育锻炼的,有讨论一个普通家庭是否该不计后果将所有积蓄投入治疗的,但这篇文章会在朋友圈刷屏,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作者通过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们意识到,即使是北京的中产阶级家庭,在突然来袭的重大疾病面前也是非常无力的,对疾病的恐惧,对健康的渴求,都是医务人员乃至所有人都需要思考的永恒命题。
(本文首发于腾讯较真平台)
比流感更可怕的,是无法被说服的父母。
很多人会从预防、治疗等等方面来说解读问题,然而,没有人能告诉这位中年人,如何说服他的岳父。
有些悲剧是无法避免的。比如地震等等天灾,比如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它就是老天爷给你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大部分普通人除了面对别无他法。解决这些问题,超过了普通人的能力范围。
但有些悲剧是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减少影响的。
有一天夫人跟我说:爸爸救回来身体也很弱了,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主心骨了。
我说:以前我挣的钱是你、你爸、你妈加起来的两倍,现在自己瞎折腾,也是你们加起来的总和。我不是主心骨?
夫人说:不是。家里你说了不算。
我认真反思了这个问题。
家里生活习惯不是由学历、专业、收入来决定的,而是由脾气决定的,谁脾气大谁说了算。 岳母和我们都很注意保养,但没有人想和岳父发生冲突,很多事情由他去。此次光膀子开窗、家人间的传染,我也有责任。如果家里我做主,这事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仔细看这篇文章就会发现,男主人公一直是个“痛苦的清醒者”。他知道岳父大冬天不穿上衣通风的行为是不健康的,知道不隔绝生病的老人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特别危险。但是,他能怎么办呢?
一个连关窗户这个小事都无法实现的人,如何能说服岳父预防感冒、吃药、隔离等等一系列行为呢?
不要去指责男主的不作为,可以看到他已经努力在不激怒父母的前提下去协调。如果没有这样惨烈的结果,也许他那些”关窗“”带孩子出去“的提议,都会被看做是没事找事。
大部分中国子女,特别是有孩子又是父母来照顾孩子的人,都会知道,说服父母,特别是配偶的父母有多难。
老话说,孝顺孝顺,孝就是顺。
这种观点,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不客气地说,中国不少家庭的主要矛盾,是成人子女对现代独立生活的需求与父母的控制欲和愚昧固执之间的矛盾。
时代是在加速度进步的。客观说,父母那代人的认知水平,是不太可能强于成年子女的。
但是,中国式父母是不允许反对意见的,你就是学历再高、阅历再多、专业知识再丰富,你是我孩子,你就得听我的。
我说转基因有害,就是有害;我说偏方能治病,就是能治病;我说通风换气,就是通风换气;我说不传染,就是不传染。
于是,大部分父母来看孩子的家庭,不可避免地进入一种尴尬痛苦的境地。
从感情上,子女应该感激父母对家庭的付出,他们在原本应该悠闲的晚年,付出心力心血,养育孙辈。
但实际上,缺乏自醒和边界感的父母,又会把那代人传统的、落后的、充满伪科学的生活方式,侵入到子女的现代生活里,在孝顺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下,使生活回到他们熟悉的模样。
以上这些,并不是要责备父母。因为每代人都有他们的局限。父母的认知,不可能脱离他们的时代和境遇,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甚至是更大的受害者。
但是,就像纵容孩子会养出孽子,无底线地顺从父母,也一样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做一个理性的父母,需要懂得拒绝;做一个好的子女,也要懂得底线。对父母说不,就像对孩子说不一样必须,一样重要。
就像那篇文中,作者提到的另一个前同事的应对方式:
她家老人感冒不愿意戴口罩,她一小时就收拾好行李把老人送出去住了。
听起来很残忍吧,但她家老人孩子都没事!
我很好吧,但家里有人躺在ICU。
但是,在中国的文化氛围里,对父母说“不”,需要太大的智慧、太大的勇气。
我们有这个智慧和勇气吗?
我不敢说自己有。
正好是第1000个回答
1.
这篇文章我个人有点怀疑是营销文,前段时间是中产焦虑+教育,现在是中产焦虑+医疗,当然,不得不承认,就算是营销,那也是最最最最顶级的营销。
2.
楼上很多人说所谓的最佳就医路径,XX病去XX医院之类,但是这种都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最理想情况。我在我们省医疗圈子混了这么多年,又有着各种医学平台的关系认识了全国各地的同行朋友,论医疗圈人脉不低调点说吊打99.9%的人,但是就算这样,哪怕在本省,我也很难玩出楼上所谓的这种随时找关系定点就诊的骚操作。
3.
哪怕是大医院顶级科室,不同医生间的水平可能是有极大波动的,外科尤甚。而责任心更是很可能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因此, @王郝 老师说医院平台大于医生的说法没有错,但是我还要补充一句,在平台差距不大的情况下,一定找能了解科室情况的人推荐靠谱的医生。
4.
钱,钱,钱。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来ICU看看会让人对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
我们国家社会保障还是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财务自由话题。
5.
同意 @葛巾 老师说的,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就脑子一热去买保险。
我之前有过回答。我国的医疗保险目前还是鱼龙混杂到处挖坑状态,比如这篇文章里的老人我打赌就算有类似保险,他的病情也拿不到或者很难拿到理赔。病的太不“典型”了。
6.
医保说实话我觉得做的已经很好了。从05年左右只覆盖2亿人,到能保障到全国绝大多数人,这本身就是一项非常伟大的成就。在我们的工作中,接触最多的并不是文中的精英中产,而是农村的患者。但是对他们非常残酷的一点是,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重点是让他们在镇、县一级治疗,但是人的求生欲望是极强烈的,稍微大一点的病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挤进省城乃至北上的大医院(尽管并不像我们很多人一样能找关系),而这时候基本就得全自费,也仅有极少的报销比例,抗风险能力也远远低于城市中产们。
这些人并不会写文章,也没有渠道发声,发生这种事更多的可能是去XX筹这些平台上希望能碰碰运气筹得一点钱,最后含泪放弃治疗,或者背负巨额债务。
这才是我们国内沉默的大多数。
7.
医疗技术层面,ECMO本身没什么好说的,都科普过了,我们也做了不少,大多数就是文中所说的“用于心脏术后短期支持”,整体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是牵扯到一个投入产出比的问题。
有的人觉得用50W赌一把很值,哪怕人没了自己也尽力了,对得起良心;有的人觉得50W哪怕治好了,对家庭也是灭顶之灾。
文中最后说的肺移植,首先肺源就极少,其次没有几家医院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典型),最后大概是50W手术费+监护费,每年再要50W左右维持费用,最后基本能撑到5年以上的寥寥无几。我没接触过肺移植,以上是根据和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朋友(肺移植国内老大,全世界数量第一)聊天的信息,不保证准确性。
8.
文中的作者让人非常羡慕的一点,几乎是立刻就调集了大量的亲戚资源来24小时轮换陪床。我们这代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当以后我们的421家庭,甚至现在流行的422家庭,一旦碰上这种事,能不能像这个作者一样,有那么多的亲属,有那么自由的时间,随时能搁在一旁的工作?这也算是公务员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说两个自己和身边人的事情,就当以医生的视角看待医疗问题好了:
9.
去年的时候,有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父亲的电话直接打过来,告诉我外婆在老家,外公五点睡醒的时候发现她说不出话,赶紧喊舅舅送到县医院,初步判断脑梗。救护车正在往南京赶来。
当时脑子就炸了,父母在之前拉着面子从睡梦中惊醒了很多人,甚至联系到了几家医院院长,但是时值脑血管疾病高发期,整个南京靠谱点的神经内科都没有床位。
当时有的医生朋友建议先去我们医院急诊呆着,找张床位等神经内科的床。
我太了解急诊科了,死死顶住,不准去!
然后万幸我当年在神经内科实习的时候相当认真,认识了很多医生和护士老师,打电话给这些主治医师、主管护师们,在他们的帮助下,两个病区开始倒床,劝治疗差不多的人提前出院,然后又挡住了等着住院的人群,总算腾出了一张宝贵的女床,我直接跳过急诊,迅速办好所有手续,刚好救护车赶到,没有任何中间步骤直接进病房,过渡下之后又把监护室一位恢复尚可的病人转出,直接转进监护室。至今恢复还算是满意。
我曾经无数次在脑海中复盘过,如果我是哪怕关系不是那么亲近的普通其他部门同事,可能我外婆也就在无尽的县医院检查-确诊-联系上级医院-转运-三甲医院急诊科-检查-确诊-等待神经内科床位的流程中(这已经是普通人的最佳流程了),可能我外婆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偏瘫+失语,稍微再出点岔子可能就没了。
所以我曾经有过无数次不干了的想法,但是外婆的事情让我最终还是继续在做医生。至少在这种时刻,我拥有的医疗资源就是家里人最坚强的后盾。
而这种核心资源并不是业外人认识几个医生吃几顿饭就能得到的。
另外一点让我最懊悔的是, 我之前回家过年时就发现了外婆心脏有问题,一直让她去查,她怕有事不敢查,最后我电话逼着外公带她去看了下,外公说查出来房颤,已经吃了抗凝药了。我也就没在意,直到这次发脑梗,我仔细问了下,才知道县医院的医生给她吃的是阿司匹林。
我当时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这种我天天治的病,可能因为太熟悉就没有去管过。阿司匹林是八九十年代治疗房颤的药物,但是早已被证明并不能防止房颤导致的脑卒中,也早就被业界抛弃。
我不怪那个县医院的医生,他们的水平并不可能多高,也不能指望他们学习最新指南。
10.
最后一个故事,很简短,也很沉重。
我们科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主任,肿瘤晚期。他的爱人是另一个外科的护士长。
最后全身衰竭,进了我们科监护室好方便照顾。他和太太一致意见是不要插管,如果真到了那一步就放弃,平静离开。
但是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太太只敢站在监护室门口哭,根本不肯进去怕看到,我们在问她要不要放弃的时候,还是哭着签了插管同意书。
患者,患者家属,所有医生护士,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事,都是对病情心里有数的专业人士。
主任和太太在医院人缘很好,大家都想让他康复,享受的治疗绝对是堪比省市领导的待遇。家里经济条件也绝对不是问题。
但即使是这样,哪怕之前说放弃治疗说的再坚定,真到了那一步,也是很难冷静下来放弃。
我在医院的这么些年里,不是因为经济原因,感情深厚却主动放弃治疗让患者平静离开的,至今没有见过。
所以,不要想着像文章中一样,和自己的老婆说以后放弃治疗。真到了那一步,没有人会甘心放弃。
我也无数次考虑,以及和家人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想我自己,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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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奉劝各位生女儿的家长(特别是老了之后更容易固执的爸爸们),千万不要搞重男轻女二十四孝这一套。
真到该依赖儿女的时候,您家女儿被言传身教成为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人,女婿又各种避讳掌握话语权,文章中这种事情,发生概率相当之高,也无非是一个轻重的问题。
引用评论里我的回复补充说明一下吧:
家庭很多时候就像公司一样,合伙人制的最健康(everyone can say no but someone can say yes)。
从他老婆说“这个家你说了不算”到“我爸死了你才成为我家的主心骨”,一目了然,他们家女性习惯性的缺位,从始至终都没有什么存在感。
作者家是女方父母来带孩子,那么妻子的角色定位就非常重要,理论上讲这样的家庭结构,最终决策人应该是妻子(两方都比较容易接受),而原本的父母,在进入老年期之后,也应当主动的做好角色转换,更多的依赖子女的意见。但事实上他们家没有做到这一点。
女儿但凡能做父母的主一点,是不会做出老公拐弯抹角跟丈母娘打招呼去关窗、在医院输液提前拔管并拒绝留观、频繁转院而不是直接锁定核心医院的决策的,那么这种明显被耽搁的病例治愈率会高很多。
习惯性强势的老丈人,逃避矛盾的女婿,没有存在感的丈母娘和妻子。对父亲的敬畏和对南方人丈夫好脾气的受用,原本应该作为中枢的妻子并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她的缺位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最大原因,“责无旁贷”和“避免担责任而使自己看起来很尽力”这两种角色之间微妙的心理差异,最终导致了事情不同的走向。
这种格局其实像极了妈宝家庭丈夫的缺位,只不过传统思维让人们更容易将妻子的缺位合理化而已。作者一开始就讲到,他和老丈人不过是为了孩子勉强维持表面的和平,也是这种格局非常典型的表现。这样的家庭关系虽然表面和谐,但成员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平时没有关系,在关键时刻就会影响事件的走向,而其中的每个人,都会有深深的无力感。
突然有一个想法。
需要撞死多少人,才能让人类社会放弃汽车?
西医需要治死多少人,才能让医院关门?
答案似乎是:永远不会。
于是像这样耗尽流动财产、人脉、精力,让老爷子插上管子成为一个活的超级细菌培养皿的故事,就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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