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翼殿群臣有没有天国本部那种官爵贬值问题？
首先，咱们得明白“官爵贬值”这个概念在天国本部是什么意思。天国在前期，为了迅速拢聚人心，招募士卒，确实是用了不少“官爵”作为激励。比如，所谓“官”可以是指在天国体系内的某个具体职务，而“爵”则更像是一种荣誉性的头衔，代表你在天国社会中的地位或者功绩。在早期，这些官爵是比较稀缺的，一旦被授予，往往意味着实实在在的权力、地位和优待，跟那些跟着打仗的普通士兵比起来，那是天壤之别。
可是，随着天国规模的不断扩大，打仗越来越多，俘虏越来越多，也意味着需要给更多的人安排位置，授予头衔。这样一来，为了笼络人心，平衡各方利益，就难免会出现“大撒把”的情况。原本珍贵的官爵，一旦发出去得太多，也就没那么值钱了。就好比一样东西，本来产量很少，大家都抢着要，就显得格外珍贵；要是突然大街上到处都是，那就不稀罕了。在天国本部，很多职位和头衔被滥用，甚至一个原本需要真本事才能获得的头衔，到后期可能随便给个人都能挂上，这自然就导致了“贬值”。
那么，后期翼殿呢？这地方，得看是哪个“后期”和“翼殿”了。如果咱们说的是洪秀全后期，翼王石达开离开后，天国政局更加混乱，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各地纷纷自立门户，或者互相推诿。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地方的头目，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招揽人才，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官爵滥发”的情况。
想象一下，某个地方的翼殿，如果它的首脑是个非常有野心，但又不那么顾及整体大局的人，为了拉拢一帮跟自己关系近的亲信，或者是有能力但心怀不满的将领，他可能就会随意授予他们一些头衔，比如“某某王”、“某某侯”，甚至是一些虚头衔，比如“天官”、“地官”之类的，来收买人心，让他们觉得有面子，有好处，从而为自己卖命。
这种情况下，这些被授予的官爵，就很容易出现“贬值”的现象。为什么呢？
首先，来源的随意性。在天国本部，很多官爵还是有一定程序和门槛的，虽然后期混乱，但总归是有个名头。但到了地方势力，尤其是那种自给自足、互相隔绝的翼殿，其首脑可能就是一言堂，想给谁就给谁，完全不顾及之前中央设定的标准，甚至可能发明一些全新的、没人听说过的官爵。
其次，缺乏统一的评价体系。天国本部即使混乱，也还想着维持一套中央的制度，尽管执行力堪忧。但地方势力，一旦脱离了中央的约束，就很难有统一的官爵评价标准。同样一个“王”，在不同的地方翼殿，其含金量可能天差地别。你在这个翼殿被封为“忠王”，可能是实权在握，但在另一个翼殿，可能只是个虚名，甚至还没什么俸禄。这种不统一，自然会让原本的国家性官爵体系变得零散和不值钱。
再者，功劳与赏赐的失衡。在天国本部，尽管后期混乱，但很多官爵的授予，最初还是与战场上的功绩挂钩的。可到了地方，为了拉拢人心，可能更多的是看个人关系、亲疏远近，而不是看真正的战功。这样一来，那些真正卖命打仗、出生入死的人，可能得不到应有的赏赐，而那些只会拍马屁、会钻营的人，反而被封为高官厚爵。这种分配上的不公，自然会让人觉得官爵不再代表真正的价值，也就有了贬值的味道。
最后，实际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缩水。官爵不仅仅是名头，更意味着相应的权力、俸禄、土地等。如果某个翼殿的首脑，只是为了虚名而授予官爵，但实际的权力和经济利益却没有跟着到位，那么这些官爵自然就成了空头支票，也就失去了吸引力，无形中也是一种贬值。
总的来说，后期翼殿群臣，尤其是那些脱离中央控制、形成独立势力的翼殿，很可能也面临着官爵贬值的问题。这更多的是由于地方势力为了巩固权力、收买人心而随意授予官爵，缺乏统一标准，功劳与赏赐失衡，以及实际权力和经济利益的支撑不足所造成的。这种贬值，虽然不一定完全照搬天国本部的方式，但其本质上都是因为官爵的发行量大于了其承载的实际价值，导致了其“稀缺性”和“含金量”的下降。
网友意见
自问自答一下。
有，也没有。
翼殿在爵位方面始终没有过分泛滥，天燕、天豫已是高级将领。
例如：1859年因进攻桂林失败而回朝的翼殿中旗中制军谭体元不过青天豫，1860年在庆远府脱离石达开回朝的右一旗大军略彭大顺是旷天豫（后自封旷天燕）、精忠大柱国朱衣点是孝天豫、内五旗大军略郑忠林是睹天豫；还有不少高级将领也都是豫爵，如童容海脱离石达开时封观天豫，后自封为观天燕。
实际上，到1860年，石达开麾下的头号重臣、翼殿元宰张遂谋也不过是先天燕。甚至到1863年石达开覆灭前后，独领一军的人台左宰辅李福猷是掀天燕，而突围北上和天国西北远征会合的翼殿前旗首领唐日荣不过是固天豫；1862至1863年间与唐日荣同列的其他前旗首领如瑞天豫傅廷佐、德天豫崔柱忠、懋天豫杨姓、祥天豫张姓等人也都是豫爵。
可见，翼殿在爵位方面并没有发生膨胀，仍停留在石达开离朝远征时天国本部的水平，即最高爵位为燕爵、豫爵。其中，燕爵仅寥寥数人，盖石达开集团最高层领导核心成员；豫爵人数较多，但也都是能够独领一军乃至担当方面的高级将领。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石达开不愿独自立国，也不承认洪秀全在其出走之后新建的安、福等爵（不过，扶朝天军万里归朝时，有所谓享天福黄天理者，但不知道是否也跟童容海一样是在军中自行加封）。
但是石达开也创立了许多翼殿官爵。这些官爵初期可能跟天国的“正总提”、“大佐将”一样是职官性质，但久而久之也有阶官化的趋势。创设和分发这些新官爵，而这些官爵又往往被设定为高于旧的官爵（如大中丞高于原有的尚书，宰制、大军略、大柱国等高于一般的豫爵、侯爵，即便是队将、先锋也高于过去的丞相、指挥等）当然不可避免地导致旧官制的官爵出现一定程度的贬职。
元宰：又作元辅，是石达开全军的第二号人物。据可信记载，获得这一翼殿官爵的唯一人是石达开的谋主、先天燕张遂谋。
宰辅：次于元宰。其中有些似是石达开身边的亲信辅弼，如翼殿宰辅曾仕和、地台右宰辅石蔡亲，等等；但也有一些明显是独立领兵的方面大员，如天台左宰辅赖裕新、人台左宰辅李福猷、武卫军宰辅蔡次贤、后旗宰辅余忠扶，等等。所谓天台、地台宰辅（至于人台，盖与天、地而凑成所谓三才者），盖仿效天国初期的天官、地官宰相，好似分部而设官，然实质已沦为阶官高下之区别。
元宰、宰辅或封燕爵。
宰制：可能次于宰辅，也可能是宰辅和制军等官的合称。多数为独立领兵的方面大员，如中旗宰制傅忠信、宰制曾广依、宰制李福猷（后升为人台左宰辅），等等，皆领兵独立行动；但也有方面大员麾下的统兵将领，如国宗石镇吉麾下的宰制陈于麟。
正统戎：武卫军的最高指挥官，有武卫军正统戎张志公，在武卫军宰辅蔡次贤被杀后指挥武卫军。
统戎：武卫军的高级指挥官，有武卫军统戎鲁子宏追随张志公。
大军略：翼殿某旗（翼殿麾下的基本战术兵团）的最高指挥官，如赖裕新曾以翼殿天台左宰辅之尊兼任中旗大军略，可见此官并未阶官化。彭大顺曾任右一旗大军略、郑忠林曾任内五旗大军略，何名标曾任右四旗大军略，诸如此类。
大柱国：似是一“旗”内次于大军略的高级将领，有的独领一“队”。如朱衣点曾任精忠大柱国，割据上林县的会党首领李锦贵曾任纯忠大柱国（同时还封体天侯），等等。其柱国官爵前皆缀佳字两个（如精忠、纯忠），仿佛天国本部后期的朝将、天将、主将一般。
中制军：职守不明，似是一旗内之高级将领，但也可能是帮助宰辅、宰制指挥多个旗的佐贰官，如中旗中制军谭体元。
总领：武卫军下又分旗，一旗指挥官称总领，如汪海洋曾任武卫军左旗总领。
总领以上或封豫爵。
队将：“队”似乎是“旗”之下的更小的战术兵团，而队将大概是一队之长。如殿左三中队将李鸿昭、殿左三右队将郑乔等人，可以在脱离石达开大队后独立行动，可见至少是中级将领。
先锋：似是队内更低级的将领，每队皆数人，如殿左三中队前精忠先锋周春，殿左三中队中赤忠先锋林彩新，殿左三中队后永忠先锋葛耀明，殿左三左队前精忠先锋陈荣，殿左三左队后永忠先锋陈寿，殿左三右队后永忠先锋谭星，殿左三右队右耿忠先锋李积，等等。同大柱国类似，他们多以某忠二字冠名。
以上为中级武将。
大中丞：似是翼殿高级文官，高于尚书。如翼殿礼部大中丞周竹歧、兵部大中丞李遇隆，都是从翼殿尚书晋升的。按，尚书是天国各王麾下的高级文官，天京事变前即为此制；然大中丞为天国本部所未有，应是翼殿仿古官名御史中丞（明清用作副都御史以及挂此衔的巡抚等官之雅称）而设之。
此外，翼殿内仍保留天京事变前天国旧有的国宗、天侯、丞相等官爵。有的中级将领仍为天侯、丞相，显示翼殿的官爵贬职速度远远低于天国本部，更不能与天国本部1861年以后名爵泛滥的恶劣情形相比。
虽然如此爱惜名爵，但石达开的做法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反而引起部下离心。
石达开攻入广西后，既与天国本部在战略上脱离了联系，又不愿意自行建号称帝。先是以“奉天王密诏到广西招兵买马回救天京”忽悠诸将，继而又于1860年正月在庆远府设置了一套如上所述的新官制以满足诸将蠢动的野心，即所谓“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更改焉”。结果，既暴露了自己分裂天国的实质，又不能独树一帜建立新的理想、目标和政权，无法满足麾下诸将的要求。再加上翼殿军队连续的军事失败以及广西乏粮而不得不分兵行动客观上便利了诸将出走，翼殿大军到同年五月即分崩离析了。诸将或如童容海一般出走天京，以图名爵，成为“扶朝天军”而受洪秀全封王封义；或如张致公一般干脆降清，以取清廷的官位。
庆远改制是石达开试图分裂天国、建立独立政权的最初尝试，然而却以政治上的灾难而告终。其中的原因当然首先是因为石达开既搞分裂活动，又提不出自己的一套新意识形态和政权构架，依附于天国而背离天国，搞乱了部下的思想。然而具体地来看，石达开仍试图维持天京事变以前的天国官爵制度（当然这是由于上面这个主要原因所决定的，即石达开既试图建立政权，又试图标榜自己仍属于太平天国），过分爱惜天朝名爵而发明一套不甚高明的翼殿官爵来搪塞众人，以至于完全无法跟大肆封王、拜主将的洪秀全竞争，也是大军解体的微观原因之一。
不过，另一方面，1861年9月大成国失败后，石达开率领少数亲信会合大成国残部、先前分出去独立活动的旧部如赖裕新等人以及其他各路反清起义军，成立新的翼殿军队之后，这一套比较严谨的制度又发挥了一些积极地作用，使得石达开这支拼凑而成的杂牌军竟能发挥不弱于同期天国本部精锐的战斗力。可见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寓，万事万物都有辩证的两面啊。
附考翼殿军制：
从上文来看，翼殿大军此时理想的军制为：一军五旗，一旗五队，一队五先锋，当然实质上做不到如此整齐；这种五五制看起来是对于天国早期《太平军目》军师旅的仿效或者说复归，只不过因为官爵贬值而不得不另创名目。
后来彭大顺回朝时，为标榜正统，即仿《太平军目》而将旗改为军、队改为营（太平天国早期已有将作战部队的“师”称为“营”者，见杨秀清签发的“后八军前营师帅”执照），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翼殿一旗之兵不过二三千人。而即便以三十个旗计算，当时翼殿全军可战之兵不会超过十万人，所谓“二十余万”不是夸大其词就是连老弱病残军属一齐计入。
又可参考回朝部队改编为“扶朝天军”初期保王童荣海所部，以扶朝天军的“军”来逆推翼殿的“旗”、以扶朝天军的“营”来逆推翼殿的“队”，再去掉一点彭大顺、童荣海等人自封官爵带来的水分，不难发现：1861年时翼殿的一个旗，相当于天国早期的一个军，总兵力不过二三千人而已，旗一级的主官封豫爵、佐贰也多封豫爵、侯爵；每个旗分五个队，相当于天国早期的一个师，总兵力不过五百人左右，队一级的主官封侯爵；队以下尚有更小的单位，丞相、指挥等已沦为这些小单位的指挥官。
拿这个官制同1857年翼殿军队开始远征时进行比较，便可知翼殿同样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官爵贬值：1857年离京出走时，张遂谋不过是春官正丞相而已，在丞相中尚且属于第三等，而他是翼殿远征军中地位最高者（从中也可看出李秀成自供中所谓翼王离京远征时“带走合朝好文武”纯属胡说八道）；1861年时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如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等人，在加入翼殿（有的并非在1857年即加入，而是1858年翼殿军队再入江西救援各郡守将时才加入的）都不过是检点而已。按，1856年天京事变前后，检点可以指挥几个军、常出任一郡之主将，如林启容在1857年时以一万七千人守九江郡，也不过是检点而已（第一次击退湘军后才越级封贞天侯）。由此可见，翼殿诸将在1858年到1861年间，官爵也还是膨胀了四级以上，谋主张遂谋从丞相膨胀到天燕、元宰，方面大员赖裕新等人从检点膨胀到宰辅、宰制（爵至少在天豫以上），军一级的指挥官（固然1856年前后已经膨胀到多挂总制、监军衔）膨胀到天豫，营一级的指挥官膨胀到天侯，丞相、指挥、将军（谭体元部有“忠员将军”）沦为中下级军官，总制、监军殆已消失，军师旅帅更无座处（虽然彭大顺还发过“中一军军帅”执照，但不知是否为复古过头的返祖现象）。
总之几个结论：
1、翼殿的官爵通胀也是很厉害的，至少膨胀四级，五六级都不奇怪；
2、翼殿在1861年以后还自创了一堆新的官爵，看起来也是要进一步搞官爵贬值；（不过辅王杨辅清那边也好不了多少，自创了一堆什么监尉、武尉，后来还搞出什么车骑将军）
3、虽然如此，翼王比起天王来还是过于爱惜名爵，官爵贬值速度太慢，到1861年时翼殿诸将的官爵比起天国本部率领同等数目兵力的同僚来已经差了四五级，更别说同年天王还开启了王爵的大甩卖；
4、过于爱惜名爵是翼殿军队瓦解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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