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后期干部老龄化严重是否与卫国战争牺牲了几乎一代青年有关？
要详细阐述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一、卫国战争对苏联青年一代的毁灭性打击：
惊人的伤亡数字：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军事和民事伤亡总数估计在2700万至4000万之间。其中，绝大多数牺牲者是壮年男性，也就是正是构成了未来社会栋梁和领导阶层的那一代青年。
“损失的一代”： 这场战争彻底摧毁了苏联原本拥有的一代有知识、有活力、有潜力的年轻男性。他们中许多人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或者在战后因伤病、恶劣生活条件等原因过早去世。
人才断层： 战争使得苏联在最关键的青壮年年龄段出现了巨大的人才断层。本应在战后接过领导和建设重任的这批人，大量缺失。
二、战争创伤对苏联干部队伍结构的影响：
填补空缺的困难： 战争结束后，苏联面临着重建国家的艰巨任务。然而，由于大量青年人才的损失，原有的干部队伍因为战前的积累和战时的经验，不得不继续承担重任。而新一代的年轻干部，因为缺乏足够数量的合格人才，很难迅速成长和接班。
“战争一代”的延续： 许多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干部，他们本身也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成长为苏联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高层领导。然而，由于人才断层，他们往往需要长时间占据领导岗位，使得新一代的年轻干部难以获得晋升和锻炼的机会。
经验优先的文化： 战争的残酷性也塑造了一种注重经验和“老资格”的文化。在许多重要岗位上，人们更倾向于信任那些经历过战争考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干部，而不是年轻、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年轻干部的涌现和提拔。
三、苏联政治体制的内在因素：
除了战争创伤之外，苏联后期干部老龄化也与苏联政治体制的内在运行机制有关：
干部终身制倾向： 虽然名义上存在退休制度，但苏联的干部选拔和任用机制存在一种“终身制”的倾向。一旦进入领导岗位，除非犯下严重错误或健康状况极差，否则很难被轻易替换。这使得原有的干部队伍能够长期稳定地占据各种职位。
晋升机制的僵化： 苏联的晋升机制往往遵循严格的层级和资历制度。年轻干部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和多层级的岗位历练才能晋升到高层。这种僵化的晋升通道，加上前面提到的战争导致的人才断层，进一步加剧了老龄化的问题。
政治精英的自我更新能力弱： 官僚体制本身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在缺乏有效外部监督和内部改革动力的情况下，政治精英往往倾向于维护现有利益和结构，新血液的注入变得困难，从而导致老龄化现象的固化。
赫鲁晓夫时期有限的改革： 尽管赫鲁晓夫曾试图进行一些改革，包括鼓励年轻干部，但其改革并未触及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也未能根本解决干部老龄化的问题。反而，他的某些举措还导致了一些政治动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年轻干部的培养。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保守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政治走向保守和停滞的时期。此时，老干部们牢牢掌握着权力，他们更倾向于维持稳定而非大胆的改革和人事调整。这使得干部老龄化问题进一步恶化，成为了苏联后期政治的一大弊病。
四、老龄化带来的后果：
苏联后期干部老龄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政治僵化和决策迟缓： 老年干部往往思想保守，对新事物接受能力较弱，导致政治决策迟缓，改革动力不足。
经济发展停滞： 缺乏年轻、有创新精神的领导者，也难以推动经济的转型和发展，苏联经济逐渐走向停滞。
社会活力下降： 整个社会也因为领导层的陈旧而缺乏活力和创造力。
民众不满加剧： 民众对僵化的政治体制和停滞的经济发展感到不满，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结来说，卫国战争对苏联青年一代的毁灭性打击，直接导致了人才的断层，为苏联后期干部老龄化埋下了深刻的根源。 战争幸存下来的老一辈干部因为经验和资历的优势，以及缺乏足够的年轻人才来接班，不得不长期占据领导岗位。
然而，苏联政治体制的内在机制，如干部终身制倾向、僵化的晋升通道以及领导层保守化的趋势，则进一步加剧和固化了这一问题。 如果没有战争创伤，单纯的体制性因素可能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影响深远的老龄化。但正是两者结合，特别是战争作为一种外部的、毁灭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苏联社会的人口结构和人才储备，使得本已存在的体制性弊端得到了极大的放大和固化。
因此，卫国战争的牺牲确实是苏联后期干部老龄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基础性的原因，它直接影响了干部队伍的代际传承，并为后续的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土壤”。但要全面理解这一现象，也必须结合苏联政治体制自身的特点进行分析。
网友意见
和卫国战争毫无关系，只是单纯的勃列日涅夫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拉拢官心的手段导致的后果而已。
赫鲁晓夫改革虽然总体上很糟糕，但是有一条举措在今天看来倒是很进步的，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建立了固定的干部更新机制。赫鲁晓夫时期规定了党组织定期选举和更新成员，苏共中央委员每次选举至少更新四分之一，加盟共和国级别党委每次至少更新三分之一。加盟共和国级别党中央领导机关4年一届，州、市、区委领导机关2年一届，连任不得超过3届。如果超过年限还想继续担任，必须在选举时得到超过3/4的选票。这是打破领导任职终身制的先河，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首创。这个制度的目的是防止权利过分集中，利于培养新生力量，实现新老干部交替，淘汰几十年还在领导岗位上“失去了创造性办事能力”的人。这无疑是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上的进步。当然同时也得罪了一大票喜欢特权的官僚。勃列日涅夫通过一种和平的政变搞掉了赫鲁晓夫，大快官心，为了获得官僚阶层的支持，他就搞了领导任职终身制，保证了这一代支持他统治的官僚阶层不会被更替，同时建立了系统的与职务高低相匹配的特权享受机制，保证了那一代官僚可以享受到死而不担心因为下台、退休后被清算。苏联后期干部老龄化的真相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干部不再更新了嘛。这对于勃列日涅夫集团及其那一代苏联官僚来说，是成功的，是双赢的，它即保证了勃列日涅夫的专制统治的稳定也保证了那一代官僚的富贵，当然，代价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消失、腐败专制、以及苏联的未来。
苏联80年代的干部老龄化和卫国战争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和勃烈日列夫有关系。
他在以政变的方式搞下赫鲁晓夫后，为了安抚被赫鲁晓夫的“新思路”政策“伤害”（也就是任期有限，到点让位）的干部们，取消了干部的任期限制以及更重要的定期考核考察制度。这就导致正常的官员流动几乎停止，大量官员既不退休，更不让位，使苏联政府出现“暮气”，间接为8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危机奠定了基础。
而且人才选拔并没有必须的规定必须是10年一代，如果真有被认为是优秀人才，跨级选拔并不是不可能的，比如叶利钦就任命了26岁的政府总理~```
但即使这样，苏联政府中央的平均年龄并不算不可接受：
比如契尔年科死时74岁、安德罗波夫死时76岁，对比下现在美国两个总统候选人，一个74岁一个78岁，还有一个80岁的众议院议长来说，苏联中央政府的年龄问题真不是问题~
最后我再说一次，干部是需要培养的，是需要上级干部有意识的放权、鼓励、使用，而不是放在那里等待年轻一代自己悟道的。所以干部梯队的成形与干部培养/接班机制有很大关系，与年龄层没有太大联系。苏联的问题就在于勃烈日列夫的政策掐死了正常的干部培养机制，由于大量权力掌握在老干部手中，整个高层干部流动基本停止，新生代干部干到中层就得不到更多的锻炼和使用，自然在需要顶替老干部的时候就暴露出各种问题。
苏联高级干部层的老化和卫国战争的损失没有直接联系。
1918年出生的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1958年就做到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格勃主席），然后他和他的共青团系都被勃列日涅夫搞下去了。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半毛钱关系？
苏联二战后一系列施政混乱主要原因都是推出来的领袖根本不是深孚众望之人，以至于地方实力派逐步坐大。斯大林元帅若是在二战结束后就把朱可夫元帅立为继承人，至于让赫鲁晓夫这样的色厉内荏之徒窃据大位？阔日杜布元帅1920年出生，不比勃列日涅夫更适合做下一代领导人？
个人认为左派群体中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观点，他们面对所谓说是军人干政或者说是杰出的军事领袖成为最高领袖这一点如此的恐惧，以至于在意识形态上宁可接受路易十六继续丧权辱国也不愿意接受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胜利。如果从生物过度繁殖的原始本能来看，随着繁殖扩张，个体数量的增加，扩张生存空间最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行动，这必然导致整体性的向外夺取生存空间的行为，也就是同甘共苦的军国主义。
没有一毛钱关系
高赞提到了人才基数问题，那就有明确一下，什么是人才：
我们按最低的标准来看，认字
帝俄末期，俄国的识字率是28.4%，苏联时期，俄国的识字率是98.5%；也就是说，除非德国人能干掉2/3的苏联人，否则苏联的人才基数还是高于帝俄。
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内战的残酷性完全不低于苏德战争，也造成了两千万以上的死亡，在加上大饥荒和大清洗的影响，二战前苏联的人才基数是远远小于战后一代的。
那为啥全国识字率不足30%的帝俄没有造成人才断代，同样造成成百上千万人死伤的俄国内战、大饥荒和大清洗时期人才都没有断代，偏偏断到勃列日涅夫这了呢?
答案还用说吗?
从十个人里选一个人才，这是能力问题；从十万人里选一个人才，这是政治问题。很多时候，市委书记和省委书记差的根本不是能力，而是机会和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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