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黄巾起义的属性是土地兼并引起农民起义还是宗教战争？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其属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原因。它既有深刻的土地兼并引发的农民起义的根源，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可以说是一场由土地兼并激化矛盾，并以宗教组织形式爆发的农民起义。详细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土地兼并引发的农民起义属性：

这是黄巾起义最根本和最直接的驱动力。

社会经济背景：土地兼并的严重性
东汉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相对削弱，官僚地主阶级开始大量兼并土地。他们利用各种特权，如免税、荫户（依附于官僚的农民）等，不断扩大自己的庄园，导致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流民。
皇帝和皇族也热衷于土地占有，这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分配的不公。
地方豪强势力崛起，他们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压榨百姓，占据大量良田。

农民生存的艰难：
失去土地的农民不仅失去了生产资料，还失去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地主，成为佃农，生活在极端贫困和剥削之中。
即使是尚未完全破产的自耕农，也面临着沉重的赋税、徭役和各种名目的摊派。一旦遭遇天灾（如水旱灾害、蝗灾等），他们往往无力承受，最终走向破产。
流民问题日益严重，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生活无着，容易被煽动和组织。

政治腐败与官逼民反：
东汉晚期的政治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官场黑暗，导致国家机器的运转已经严重失灵。
官吏的贪污腐败，使得本应用于民生的财政收入被中饱私囊。他们对民众的盘剥也更加肆无忌惮。
当民众的苦难达到极点，而政府又无力或无意解决时，反抗就成为唯一的出路。黄巾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直接指向了东汉政权的统治合法性。

起义的组织与诉求：
黄巾军的领导者张角等人，最初就是通过宣传“太平道”来聚集信众，而他们所承诺的“普度众生”、“免除徭役”、“免除赋税”等，正是农民最迫切的诉求。
起义的爆发，其直接目标就是推翻东汉王朝的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这完全符合农民起义的特征。

二、宗教战争属性的体现：

黄巾起义虽然根植于社会经济矛盾，但其组织形式和思想宣传却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使得它区别于一般的农民起义。

“太平道”的组织与传播：
张角创立了“太平道”，这是一种融合了道教、巫术和民间信仰的宗教组织。它利用符水治病、施粥济贫等方式，迅速在北方农民中传播开来。
“太平道”为信徒提供了精神寄托和共同的身份认同，将散居的农民组织起来。这种宗教式的组织形式，比传统的家族或宗族组织更具动员力和凝聚力。

宗教教义的宣传与动员：
“太平道”宣扬“替天行道”、“拯救苍生”等思想，将农民的苦难归结为“苍天”的愤怒和“妖贼”的作祟。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拥有神迹，能够驱邪治病，这极大地提升了他在信徒中的威望和影响力。
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具有浓厚的谶纬色彩，将起义的合法性建立在对未来的预言和对现世的否定之上。

宗教仪式的参与：
起义前，黄巾军的信徒们会进行宗教仪式，如斋戒、祈祷、烧香等，这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共同体意识。
黄巾军的士兵佩戴黄色的头巾，这不仅是区分敌我的标志，也可能具有宗教象征意义，例如与道教的黄色道袍有关，或象征着“黄天”的光辉。

宗教色彩的战略影响：
宗教信仰使得黄巾军具有了极强的宗教狂热，这在战斗中表现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但同时也可能因为缺乏有效的军事训练和战略部署而显得盲目。
一旦宗教信仰的感召力减弱，或者被镇压力量所利用，这种宗教式的组织就容易瓦解。

三、融合性分析：土地兼并是根本，宗教是手段

不能将土地兼并和宗教战争割裂开来，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的。

土地兼并是根本原因：没有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和对统治阶级的普遍不满，单纯的宗教宣传很难引发大规模的起义。宗教只是为这种不满提供了一个表达和组织的方式。
宗教是组织和动员的手段：在古代社会，宗教是农民群体进行组织和动员的有效途径。通过宗教信仰，可以将分散的、缺乏组织能力的农民凝聚起来，赋予他们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宗教也影响了起义的性质：宗教色彩使得黄巾起义具有了超越单纯经济利益的道德和精神层面的诉求，这使得它在早期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但也可能在后期因为教义的局限性而受到影响。

总结：

东汉黄巾起义的属性，最根本的是由严重的土地兼并和政治腐败所引发的农民起义。然而，它又通过以“太平道”为代表的宗教组织形式和教义宣传来凝聚和动员农民，从而表现出显著的宗教战争特征。可以说，土地兼并是起义爆发的土壤，而宗教是起义发展的催化剂和组织形式。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对黄巾起义的理解产生偏差。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矛盾与宗教狂热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复杂性。

网友意见

于汉朝而言，基本上是儒道不分家。拿伊斯兰教来对比的话，如果你把儒家当成逊尼派，那么道家就是苏菲派。

你翻翻汉书艺文志，后汉书祭祀、五行。就能看得出，汉儒和道士身份，可以随意转换。神秘主义气氛浓了，就是道士。神秘主义气氛弱了，就是儒生。汉朝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先秦时期儒、法、道、阴阳的合流。

汉儒搞天人感应、五行生化，孔子、孟子搞这个嘛？压根不搞。汉儒本就是披着孔孟的皮，内核全是法家、阴阳家一套的东西。而汉朝的道家，也就是披着老庄的皮，玩的都是阴阳家的东西。

黄巾起义抛开农民起义来说，说白了用的还是汉儒那一套，汉朝官方打击淫祠，黄巾军也打击淫祠，意识形态上基本是一样的。这就跟中亚的苏菲派跟逊尼派的关系一毛一样。逊尼派嫌弃苏菲派太迷信太土气，汉儒自然也嫌弃太平道太迷信太土气，但都没有什么宗教对立情绪，大家的意识形态是一样的。

黄巾军除了捣毁淫祠打击跟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民间宗教外，有没有搞过宗教迫害呢？根本没有嘛。

张角的理论前辈于吉，曾经编写了很多经书，有个叫宫崇的道士将经书献给汉顺帝。汉朝官员们都是一副我是正宗逊尼派看不起搞苦修跳大神的苏菲派的态度，表示这些经书都是荒诞不经的瞎鸡儿货，然而汉顺帝是啥态度呢，“乃收藏之~”朕知道这些经书low，但朕也有搞神秘主义的需求嘛，朕不宣传，朕自己偷偷练就行了。反正秦始皇汉武帝都很欣赏这些东西，要是于吉、宫崇、张角生活在秦皇汉武年间，指不定还被请进宫廷给皇帝炼丹指导皇帝修仙呢。

曹操在捣毁淫祠时，青州黄巾军还派人写信给曹操，表示曹操“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

嗯，就这还有个毛宗教斗争。

也就是在佛教传入，道教一步步学习佛教，儒家一步步剥离神秘主义观念后。才有了后世儒释道各有不同的观念，汉朝的儒和道，就是先秦诸子百家杂糅后的一个东西。

两者皆有。

居然有人说，中国不存在宗教战争？

殷人信鬼神，巫觋、祭司地位堪与王权抗衡。相信万物有灵，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在后世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殷人所谓的“至上神”被称为“帝”或“上帝”。殷帝不仅仅是人皇，同时还是统领天地人神鬼的神皇，这可以视作是早期的政教合一，因此商代才有如此多血腥的殉葬，人殉，本身就是一些原始宗教的特征之一。

而周革殷命之后，周人却以“天”而取代了殷商的“帝”。自此之后，华夏最高之神，就慢慢变成了昊天，而周天子也失去了统领众神的权柄，仅仅只是人王而非神皇。

周人不但消灭了殷人的政权，同时也消灭了殷人供奉和崇拜的神系。简单的说，周代商，本身就包含了宗教战争在里边。

殷商以自己的祖神帝喾为上帝，统治诸天。呼为“天”，呼为“帝”。而人世间的帝王，却都是上帝之后裔子孙，而代天帝统治大地，称为天子。

天道人道合一，是为神道设教，统治天地人神鬼，尽在一道之中。

而周人，代天革命。用自己本民族的崇拜的“天”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而不再敢自称为帝，而是降号为王。

这些东西，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在。汉初的各种争论，对此表露无遗。

不过从此之后，神道人道再次分离，当是一定的。古人总结三代之治，所谓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

而到了周室分崩。诸侯并兴的时候。原本的各个国家文化之中的神明，都开始兴起。各拜个神了！

一直到了汉室兴起，天下统一。刘邦和项羽都是楚人，而不仅仅是楚国的文化，便是楚国的鬼神，都在汉初兴起，成为国家祭祀的主神。

甚至原本楚国的那位太阳神太一，在汉初代替了昊天的位置。成为统御一切的神王。

但是没有过多久，各家学派的学说悄悄然的相继复兴。很快的太一就跌落下神王宝座。

汉代是古代神系最为巨大的转变时期，无数新神兴起，旧神陨落。就好像那个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变化最为巨大的时刻。气运牵连之下，纷纭如此！

在公羊学派董仲舒的那些后人手中，却也恰在此时，原本人格化的诸神，在这个时代，纷纷非人格化。为昊天一起周流变化。要将之建立一个无比完美的天人感应体系。结果神系之乱，简直如同乱麻。而恰在此时，佛教东传。有识之士，将老君捧上神坛，作为对抗佛教的神祇而存在。这就是道教的开端。

而几乎在与此同时，黄巾道兴起。欲以自己家的黄神太乙取代汉家所尊奉的神系。恢复上古的传统，为上帝。唯一之神。

而事实上，黄巾起义攻伐的目标是东汉政权，但是黄巾道攻伐的目标，却是从西汉传承下来的旧神，所谓的“伐山破庙，扫灭鬼神”指的就是这个过程。不光是黄巾道，还包括天师道，其传道过程中，都没少干这种事，而这个过程持续时间长达几百年。事实上，东晋南北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神配的志怪小说，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当然，带来的后果则是，东晋的士大夫们由于天师孙恩造成的巨大破坏，心理上倾向于刚刚传入中国没多久的佛门，导致道门和故鬼两败俱伤。

黄巾道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而天师道的口号则是“正一盟威，太上法旨，统承三天，杀鬼生人，诛符伐伪，整理鬼气”，其实都是一回事，就是要消灭旧神系，建立新神系。

事实上，到了北宋中期，也有人想这么干，宋真宗在澶渊之盟之后，觉得丢了面子，就想通过封禅泰山来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帝，只不过当时的士大夫还是有节操的，假装没听懂他的暗示，糊弄了过去。因此昊天上帝总算保住了自己的天帝之位。而宋末的林灵素的胆子也不小，他自称"臣初奉天命而来，为陛下去阴魔，断妖异，兴神霄，建宝箓，崇大道，赞忠贤"，并且还狂言“宣德五门来万国，神霄一府总诸天”，想要大封众神，统御周天的野心昭然若揭。

纠正一个词，是黄巾起义，不是黄巾之乱，不要跟着奴隶主子骂自家人，还洋洋自得觉得自己懂礼貌，懂礼貌的奴才并不稀奇，奴才就是因为懂礼貌才成为着奴才。

黄巾起义很复杂，算是农民起义，但历代的农民起义都不是纯粹的农民阶级起义，而是各阶层都有参与。起义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豪强地主们的土地兼并，这是东汉面临的一个尖锐问题，数代皇帝都曾经出台过法律限制贵族世家的土地，但收效甚微。大量农民在兼并过程中沦为农奴和奴隶，“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东汉末年，宗族豪强们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同时豢养家丁、奴仆和门客，俨然封建君主一般，这些家族有自己的邬堡、士兵、甚至城池，但不承担任何统治责任，只是一味地争夺利益，而普通农民在这种世家大族的压迫下，毫无还手之力，丢失土地田产，甚至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

后汉书记载刘秀舅舅樊宏的庄园“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俨然是一座小型城池，其中豢养武士，奴役家丁。这样的庄园在东汉是广泛存在的，每一个庄园中都充满农奴的血泪。西汉初年名将卫青就是平阳侯曹时的奴隶，跟随主人去甘泉宫做事时，遇到一个囚犯说他是贵人之相，卫青可怜巴巴的自嘲说“为人奴所生，得免于叱骂鞭罚即足矣，安敢复望封侯。”

东汉是刘秀与世家大族妥协的产物，从一开始就带着贵族共和狂欢的色彩。察举制、荫封制导致朝廷中朋党勃发，后期由于中央朝廷财政困难，董太后等人开始卖官，这又导致豪强的力量更为强大，无法无天。提到袁绍说他四世三公，海内归心，他的父祖袁安荫封儿子为司空，儿子又提携孙子做太尉，孙子提携曾孙为司空，家族世袭，聚敛财富，贪得无厌。“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也”说的是弘农杨氏与汝南袁氏。

第二是大瘟疫，东汉大瘟疫从公元170年开始，几乎年年史书中记载着“大疫““民皆死疾”，曹操的诗中提到“生民百余一，闻之欲断肠”，张仲景提到自家宗族大多数人死于疾病，曹植也在诗歌中提到从长安到东都之间几乎尸体遍地，人间地狱一般。大瘟疫导致数百万人丧生，东汉政府恰值腐败衰朽的时刻，对此毫无抵抗之力。

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认为这是人世的罪业触犯了上天，因此主张革新弊政，改变世界，倡议人人遵从道德，反对剥削，多行善事。相传为于吉所作的《太平经》中认为天下丧乱的原因是臣民不守道德而非天子失德，而大贤良师张角等人则认为这是汉朝应该灭亡的预兆。

张角兄弟几人依靠医术和道家思想受到了民众的支持，许多惧怕瘟疫和饥荒、受到盘剥无处容身的流民前来投奔他，久而久之形成了几万人的组织，自有体系、纲领和政治制度，提倡兼相爱、交相利等学说，“以善道化天下”，官吏、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等阶级中的许多人都因他的医术和道德信任他，跟随他。最终张角振臂一呼，“内外同起，九州并发”，天下士民闻风跟从者有数十万之多。

但地主豪强阶级势力过于强大，而民众多数不能分辨是非，徒然为奴隶主们效死，压迫同胞。这些愚昧的民众维护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导致曹魏、两晋甚至南北朝政治都继续被世家掌控，普通百姓在这段时代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为屠夫提供了杀害自身的武器，还浑然不觉。汉朝官吏镇压黄巾军时，动辄屠戮数万人民（皇甫嵩破张梁时斩杀八万人，破张宝时斩杀将近十万人，黄巾军断然没有这样的力量去武装如此多的士兵，大多是老幼妇孺，逃走不及，被屠戮一空），用人头垒成小山，号为京观，“以震慑不臣”，残暴至于此。

这样的倒行逆施，导致人民起义延绵不断，188年郭太再次起兵，汝南也再次出现黄巾军的旗帜，各地反抗暴政的人民多以黄巾为旗帜，继续斗争。导致汉朝政府被迫设置州牧，使他们常备兵马随时镇压。

第三是权力的不稳固，汉末外戚与宦官乱政，争夺天子的控制权，皇帝反而沦为配角。外戚窦氏乱政，汉和帝依靠宦官诛杀了他们，汉和帝死后邓太后又依靠兄弟把持朝政，汉安帝驱逐了邓氏，阎皇后兄弟又把持朝政，汉安帝死后汉顺帝依靠宦官消灭了阎氏，而梁皇后又带着兄弟权倾朝野，梁氏外戚毒死了汉质帝，拥立了汉桓帝。

汉桓帝诛杀了梁氏，而他的皇后窦氏又带着父亲窦武跋扈起来，汉桓帝死后，窦氏又乱政，灵帝依靠宦官发动政变，软禁了窦太后，杀死了窦武。但汉灵帝死后，何太后与兄长何进又权倾朝野。

窦氏-邓氏-阎氏-梁氏-窦氏-何氏

相传灵帝死前托付宦官蹇硕拥立刘协登基，蹇硕便在灵帝死后设伏想要赚杀何进，何进得到消息便反杀了他，拥立何皇后之子刘辩。董卓进京以后，废刘辩，立刘协，诸侯见此机会，纷纷起兵以拯救汉帝的名义，公然作乱。袁绍等人打算干脆立新帝，架空刘协政府，但没有成行。董卓败亡以后，沮授建议袁绍控制刘协挟天子以令诸侯，贾诩劝说李傕奉国家以征天下，曹操在得知刘协逃回洛阳以后，赶快出兵控制了他，自称尊天子以讨不臣。

皇权的争夺，为外人夺权创造了机会，这也是中国历代皇室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原因之一，如果立贤，则会产生分歧，而年龄和谁先出生、谁的生母尊贵，这是可以死板遵守的规定，谁也无法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因此权力可以稳固。

灵帝想立刘协也许是希望蹇硕能够依靠刘协对抗外戚何氏，不再重复之前的外戚乱政悲剧。

更新下。。这个问题吵不出结果，就像太平天国话题下吵架的答主们一样，吵不出结果，清代史书记载相对详细，并且有洋人的回忆录，都无法使精赵们服软，更何况汉代这种典籍稀少、著书立说者多是体制内体面的世家豪门的时代了。我看京观，死的是失地造反的流民，别人看京观，可能死的是死有余辜惑乱天下的邪教徒，光是这一点，就无法解决争端。

吵架是没有用的，这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在语法上找错误，在现代中找类比，都是无意义的撕逼，关评论保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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