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东汉王朝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灭亡的?

回答
东汉王朝的终结,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一系列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地方势力崛起以及最终农民起义共同作用下的漫长衰落过程。这就像一栋巍峨的大厦,尽管根基仍在,但内部的蛀虫和外部的侵蚀,最终让它轰然倒塌。

一、外戚与宦官的恶性循环:政治权力的掏空

东汉的皇权,在早期尚能有所作为,但随着皇帝年幼或昏聩,权力便无可避免地落入外戚(皇帝母族)和宦官手中。这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如同剪不断理还乱的藤蔓,最终缠绕死了整个王朝。

外戚专权: 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几位皇帝,很多继位时年纪尚小,皇后及其家族便趁机掌握朝政,封官赐爵,形成一股强大的外戚势力。例如,汉章帝的窦皇后一家,汉和帝的邓皇后一家,都曾权倾朝野。然而,外戚一旦得势,往往会固步自封,排斥异己,甚至干预皇位继承,引发内部矛盾。
宦官的反扑: 面对外戚的强大,一部分宫廷内的宦官便会伺机而动。他们熟知宫廷运作,更容易接近皇帝,利用皇帝的宠信或对付外戚的需要,逐步掌握实权。当外戚势力过于跋扈时,皇帝(或太后)便会倚重宦官来制衡。汉和帝时期,宦官郑众就曾诛杀外戚窦宪,这为宦官参政奠定了基础。
恶性循环: 这一过程反复上演。外戚得势,宦官受压制;宦官得势,便会打击外戚,甚至诬杀良善,培植亲信。每一次权力的更迭,都伴随着血腥的清洗和政治上的动荡,导致朝廷官员的腐败与党派林立,真正有才干的士人难以施展抱负,反而被卷入无休止的政治斗争。

二、腐败与低效:王朝肌体的侵蚀

外戚和宦官的专权,必然带来严重的腐败。

官场腐败: 官职买卖、贪污受贿成为常态。有能力的人,如果没有门路,即便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无法获得一席之地。而靠着权贵恩荫或金钱买官的人,则贪婪无度,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
经济衰退: 腐败导致税收流失,国家财政枯竭。为了弥补亏空,统治者不得不加重赋税,增加徭役,这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同时,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
法令失灵: 法律成为权贵手中的工具,公平正义荡然无存。司法腐败,冤假错案频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满。

三、党锢之祸:士人群体的疏离

东汉中后期,一批对时弊不满的清流士大夫,开始结成“党人”,他们抨击时政,要求改革,甚至与宦官集团直接对抗。

政治清明派的诉求: 以李膺、杜密为代表的党人,主张整顿吏治,抵制宦官专权,追求政治上的清明。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望。
宦官的忌惮与打击: 宦官集团视这些士人为眼中钉,担心他们的势力扩张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在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的恶果: 许多正直的士大夫被捕、被杀,或者终身不得为官。这不仅摧毁了一批有识之士,也使得朝廷的政治舞台上,剩余的更多是投机钻营之徒。同时,这也导致了士人群体与中央政权的彻底疏离,他们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地方实力派身上,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四、地方势力的壮大:中央权威的削弱

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和政治的黑暗,一些有财有势的豪强地主,凭借着经济实力和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

土地兼并: 豪强地主通过各种手段,如高利贷、霸占等,不断扩大自己的土地,聚集了大量依附者。
养兵自卫: 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这些豪强开始组织私人武装,训练士兵,甚至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合法的、半合法的武装力量。
对中央的离心: 当中央政府虚弱无力,无法有效管理和保护地方时,地方势力便更容易脱离中央的控制,形成半独立的状态。

五、黄巾起义:王朝最后的绝唱

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压迫再也无法承受时,人民的反抗便会爆发。

导火索: 汉灵帝时期,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朝廷更是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同时又因为官场的腐败无能,天灾频发,民不聊生。
张角与太平道: 以张角为首的农民领袖,利用民间宗教“太平道”,聚集了大量的信徒,其中许多是深受压迫的农民。
起义爆发: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这次起义席卷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虽然最终被镇压,但它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
地方实力派的崛起: 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不得不授予地方官员和豪强们更大的军事权力,允许他们招募私人军队。这些原本被边缘化的军事力量,在此次事件后迅速膨胀,拥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他们成为了后来分裂割据的奠基者。

六、董卓乱政与军阀混战:最后的挣扎与彻底的崩溃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东汉王朝并没有迎来复兴,反而进入了更加黑暗的时期。

何进之乱: 外戚何进凭借权势,试图铲除宦官,却被宦官设计,最终自己被杀,其部下董卓趁机率兵进京。
董卓专权: 董卓拥立傀儡皇帝,焚烧洛阳,残暴统治,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对。
群雄逐鹿: 董卓被杀后,中国大地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曹操、袁绍、袁术、刘备、孙权等割据一方,相互征伐,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
三国鼎立: 最终,在经历了多年的混战后,中国进入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东汉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也宣告了彻底的灭亡。

东汉王朝的灭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并非由单一原因导致,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外戚宦官的轮番专权,导致政治腐败;党锢之祸,使得有才能的士大夫被排斥;地方豪强的崛起,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而最终的黄巾起义,更是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强大的中央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社会矛盾无法化解,王朝的覆灭便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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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武侯曾经在《出师表》中有点出来东汉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也就是说诸葛亮认为是汉桓帝和汉灵帝把东汉给玩脱了。

个人认为东汉政权亡于地方豪族势力的集体性转向,与皇族的合作破裂。东汉中央政权的构成有三股势力:外戚集团、宦官集团(皇权的延伸,并不应该视为单独的一股势力)、地方豪族集团(士大夫官僚集团)。

认真分析一下这三股势力,会发现宦官和外戚其实没有社会基础,完全依附于皇权,只有士大夫集团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从权力上讲,对皇权加强限制最大的就是士大夫集团,但是整个帝国的政权基础却也是建立在地方豪强的支持上。在一个睿智而年富力强的皇帝在位时,这三股势力会被皇帝(实际皇权掌握者)协调平衡,使得东汉政权趋于稳定。从史书上看,士大夫官僚集团往往在中央政权的争夺中落于下风,外戚集团也往往遭受周期性的毁灭打击,只有宦官集团长期立于不败之地。这其实是皇权刻意安排的结果,因为这样皇权才能得到巩固。

在党锢之祸以前,东汉的政治平衡基本上还是可以维持的。士大夫集团虽然在中央被压制,但是他们在地方上基本未受太大损伤,继续把持着地方政治与基层官吏的选拔。在桓帝与灵帝的两次党锢之祸之后,士大夫集团遭受沉重打击,这种打击大有不给士族活路之势。也正是因为这种打击,士大夫集团与皇权的矛盾彻底激化,从而使士大夫集团集体性的转向,不再与东汉皇族合作。当黄巾起义爆发后,各地豪强势力纷纷在剿贼中选择壮大自己。当黄巾起义主力被扑灭之际,东汉政权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纵观东汉一朝,因豪族而起,因豪族而灭。

何谓豪族,简单的说就是地方上的大地主。但是自西汉中后期以来,这些大地主可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大土地拥有者,他们还垄断了极其重要的一种资源——知识(主要是儒家理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理论便成为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后的岁月里,儒家理论完完全全的浸润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去。儒学在两汉时期的大发展表现为经学(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从而借此阐述自己的观点)的盛行,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很多学术颇有造诣的学者(名士)。这些学者开馆授徒,形成自己的门派;他们著书立说,掌握了社会舆论。

东汉选官制度为察举和征辟,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就是在这种选举制度下,豪族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四世为三公,汝南袁氏则四世五公。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到“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在我看来,武侯所说的“亲小人,远贤臣”指的就是党锢之祸。桓、灵时期,宦官势力空前猖獗。士大夫与外戚集团均遭受倾压,士大夫的前途受阻、地方上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受到侵害。然而,桓、灵二帝并未发现此时东汉政权已经趋于失衡,反而进一步让权力的重心偏向宦官,并发起党锢(党锢之祸指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

武侯痛恨桓、灵,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在经历两次党锢之祸后,东汉的政治生态平衡被彻底打破。宦官集团空前强大,士大夫、豪强离心,整个士大夫集团开始了集体性转向,对于东汉皇族他们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他们把支持的对象换成了各地的军阀,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各地豪强自我发展,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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