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东晋王敦造反,为什么王导没受牵连?

回答
王敦之乱,东晋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在这场动荡中,王导这位“王与马,共天下”的权臣,却能全身而退,甚至在这场变乱之后,权力地位愈发稳固。这背后,绝非偶然,而是王导凭借着深厚的政治智慧、老辣的手段,以及对局势的精准把握,一步步化解危机,保全自身,甚至将不利局面转化为优势。

要说王导为何能躲过牵连,首先得理清王敦造反的根本原因,以及王导在其中的真实角色。

王敦的野心与不满:

王敦,字处玄,出身琅琊王氏,与王导同族,并且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在平定王廞、王峦的叛乱以及帮助晋元帝司马睿稳定江山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可以说,东晋王朝能立足江南,王敦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敦的野心逐渐膨胀。

1. 功高震主,自视甚高: 王敦深知自己的功劳,认为自己才是东晋王朝的奠基人,晋元帝司马睿不过是坐在他的成果之上。他对司马睿虽然表面恭敬,内心却充满不屑,认为皇室宗亲不过是些“寒门”,不配拥有天下。这种心态,让他觉得自己的功劳被低估,晋元帝对他的制约让他心生不满。
2. 权力膨胀,意图篡位: 掌握了强大的军权,王敦在镇守江州的几年里,积累了雄厚的实力,羽翼丰满。他开始不满足于“擎天一柱”的角色,而是觊觎着最高权力。他与朝中一些不满司马睿统治的士族勾结,伺机而动。
3. 政治失意与被猜忌: 尽管王敦战功卓著,但他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得到他认为应有的最高回报。他曾经被司马睿寄予厚望,但后来司马睿逐渐对他产生猜忌,并开始重用王导,这种地位的微妙变化,无疑加剧了王敦的不满和焦虑。

王导的策略与手腕:

面对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王敦,王导采取了一系列极其高明且审慎的策略,这才是他能够不被牵连的关键。

1. “避嫌”与“制衡”:
保持距离,不参与密谋: 王敦的谋反并非一日之功,其间必然有密谋和拉拢。而王导,虽然与王敦同族,但却在关键时刻与王敦保持了政治上的距离。他深知一旦被卷入王敦的密谋,即使不赞同,也难逃牵连。他巧妙地避免了与王敦的任何直接参与谋反的证据。
对王敦的“敬而远之”: 在王敦掌握大权且野心勃勃之时,王导并没有直接与他撕破脸。他知道,在军事力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正面冲突只会带来灭顶之灾。他采取的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既不完全依附,也不直接对抗。
主动请求外任,为“避嫌”创造条件: 在王敦的势力逐渐膨胀,并且开始在朝堂上施加影响时,王导并没有贪恋京师的权势,反而主动请求外任,担任会稽内史。这看起来是主动放弃了权力的机会,但实际上是他高明“避嫌”的一步。一旦他身处外地,就减少了直接与王敦在政治角力中的接触,也为后来他能以“忠臣”的身份出现在朝廷,提供了便利。
“制衡”之术: 在王敦谋反前,王导就一直在努力构建对王敦的制衡力量。例如,他积极扶持太子司马绍(后来的晋明帝),并与司马绍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深知,一旦王敦倒下,或者王敦的权力失去制约,那么整个东晋王朝将陷入更大的危机。通过支持司马绍,王导实际上是在为王朝的未来押注,同时也在为自己寻觅一个更有利的政治依靠。

2. “顺势而为”与“借力打力”:
王敦的“误判”: 王敦虽然野心勃勃,但在战略上存在严重的误判。他认为王导会支持他,或者至少会袖手旁观。他低估了王导对东晋王朝稳定和自身家族利益的维护。
王导对王敦的“纵容”与“试探”: 在王敦准备造反的过程中,王导并没有主动去告发。这并非是王导的默许,而是他更深层次的考量。他需要观察王敦的行动,了解他的真正意图,并且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他可能也希望通过王敦的行动,来试探朝廷内部的忠诚和反应,以及其他士族的立场。
等待时机,绝地反击: 当王敦真正起兵谋反,并一路攻入建康时,局势已经非常危急。此时,王导并没有选择投降或逃避,而是采取了更为积极的策略。
稳定内部,安抚军心: 在王敦攻入建康时,朝廷的力量已经非常薄弱。王导此时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他以宰相的身份,稳定了朝廷的内部秩序,安抚了惊恐的百官和军民。他并没有因为王敦是族人就优柔寡断,而是以国家大义为重。
支持太子,联合反击: 王导与太子司马绍紧密合作,共同组织军队抵抗王敦。他动员了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包括自己家族的私兵和名士的支持。他甚至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比如让司马绍在前线鼓舞士气,而自己坐镇后方指挥调度。
利用王敦的弱点: 王敦虽然军事强大,但他在治理方面却显得粗暴且残暴,这引起了江南士族和民众的不满。王导则抓住了这一点,通过宣传王敦的暴行,争取民心和士族的广泛支持,从而孤立王敦。

3. “忠君”形象的塑造:
“不党”的姿态: 在王敦之乱平息后,王导并没有因为自己与王敦的亲属关系而受到质疑。相反,他因为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表现出了对晋朝的忠诚,而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誉。
“功成身退”的表象: 尽管王敦之乱平息后,王导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但他并没有像王敦那样展现出明显的权力欲。他以一种“功成身退”的姿态,继续辅佐年轻的晋明帝,并将权力交接的过程处理得非常平稳。这种“谦逊”和“忠诚”的形象,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也让他免受猜忌。

总结一下,王导能够不被牵连,并在这场动乱后愈发稳固其地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战略上的“避嫌”: 他在王敦谋反的初期,就采取了主动外任、保持距离的策略,避免留下任何参与密谋的证据。
政治上的“制衡”: 他积极扶持太子司马绍,为王朝的未来寻找依靠,并在关键时刻与太子联手反击。
对局势的精准判断: 他没有在王敦势力最强盛时与其硬碰硬,而是等待时机,利用王敦的弱点进行反击。
非凡的领导才能: 在危机时刻,他展现出了稳定的局势、鼓舞士气、组织反击的卓越能力。
“忠君”形象的巩固: 成功平叛后,他以“忠臣”的身份出现,化解了与王敦的血缘关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王敦之乱,对东晋王朝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对于王导而言,却是一次极致的政治表演。他如同一个高明的棋手,在生死攸关的棋局中,步步为营,最终将不利的局面化解,并且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保全了自己,也巩固了王氏家族在东晋的统治地位。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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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没直接掀桌子已经是给司马睿脸了

东晋立国之本是王导代表的北人和顾荣陆晔代表的南人合作

顾荣是顾雍的孙子,他堂兄顾谭以及顾氏的铁杆盟友、百年姻亲陆氏都是孙和太子党的核心成员,陆抗是孙和连襟

而孙和的母妃,大懿王皇后,徐州琅琊人

太子党另一支,张昭家族,徐州彭城人。诸葛瑾家族,徐州琅琊人

顾谭陆抗虽然死得早没赶上东晋,但他们的弟侄顾荣、陆晔这些人可是吴郡-琅琊同盟的直接受益者

顾陆与徐州人尤其是琅琊人合作了三代,在孙权、孙鲁班、孙峻、孙綝、孙皓这些败类的全方位谋害下活了下来,没人比他们更懂败类皇族

司马家什么货色,是顾陆看不懂,还是诸司马自己心里没数?

一边是合作了三四代人的琅琊王氏朋友,一边是脸上写着比孙氏还完蛋的司马氏,真掀桌子,你觉得顾陆以及他们身边的朱张周这些南人帮谁?当年顾荣肯拜你司马睿一下,还是王导牵线搭桥

若无王导-顾荣-陆晔支持,司马氏在江东有何根基?比孙权、孙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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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个现代比喻:因为王家仍然是最大的股东。

公司治理结构是:司马家品牌入股当非执行董事长,王家是大股东,其他世族是小股东。王家里头,常务副董事长兼CEO王导是主张按比例分红的。

这时候有小股东看不惯王家,对董事长讲:这注册商标是你的,分红王家却拿了大头,你应该当执行董事长,兼CEO。于是司马董事长开始安插自己的经理,并不开会讨论就发布一些董事会决议。

这时候销售总监王敦一看,这是想干掉我们王家啊。主张发起临时董事会,清退那几个搞事的小股东。甚至直接把董事长换成王家的。

但敦总监董事会开到一半太激动挂了。接下来会怎么开?王家虽然重挫,但还是大股东啊。

董事长和小股东有两个选择:

一、在董事会会议上跟王家翻脸。

  1. 干掉了王家,下一个CEO谁当?这个未知数跟我的关系怎么样?不确定。
  2. 王家急了,再冒出第二个王敦来,就没那么巧也死在会议桌上了。到时候董事长也姓王了,小股东全部清退。注意那时的清退可是满门抄斩。敦总监就把周经理的大舅子小姨父全炒了。

二、看王导一贯和稀泥的性子,如果让他继续管事,我们还能像往年一样分红。

你是董事长或者小股东,愿意冒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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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回答太极端了。

皇权与兵权脱离自然会出现很大问题。但并不是像很多回答里,司马睿就是一个吉祥物了,他真有忠于他的军队,只是没有外面王敦的强。王与马共天下,不是说司马家成为王家附庸了,而且历史上,王与马共天下的时间很短。

至于王导为什么没有受到株连道理很简单。王导对司马睿政权南下建政有大功劳,而且本身只是要清除他的异见者并不是要推翻王室,王敦大权独揽的时候,王导自身就是维护皇权的核心力量,所以王敦二叛的时候,司马睿是真给他假节平叛,不像第一次那样是名义上的。

王敦失败后,皇帝对王导很尊敬,但某种意义上来说王与马共天下这个局面已经不存在,内有行政外有兵权才能共,王敦失败条件没了。后来流民帅,外戚对朝政的影响不比王导小,当然皇帝也需要王导这个元老做个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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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玩玩梗就算了,但要是有人真信“牛继马后”这事就很令人无语了。

“牛继马后”和“三马食槽”算是一个类型的东西,看一看、调侃调侃就得了,居然真有人当真?

“牛继马后”最早见于孙盛的《晋阳秋》,那么能否因为晋书言孙盛的《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就判断这本书里面没有离谱的内容呢?如果是这样,那这段记载又怎么说呢?

【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往西南流,投入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

我虽然不懂天文,但着实想不通这流星怎么还能飞过去,再飞回来。

宣王要是能掌握这种能力,也怪不得诸葛亮会“震怖而死”


另外晋书孙盛传也记载了桓温要求孙盛儿子删改《晋阳秋》的事情。孙盛不愿意改,但子孙不同意,之后他们便强行改了。

【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 “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白,而庭训愈峻。至此, 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

而目前能查阅到《晋阳秋》尚存部分,在太和四年确实没有桓温枋头之败的记载。

 【太和四年春帝正月。

 〔四月,大司马桓温率众伐燕慕容○,袁宏作《北征赋》。〕宏尝与王珣、伏滔同侍温佐,温令滔读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咏,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滔乃云酩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宏应声而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王、伏称善。(孙盛《晋阳秋》·《世说·文学第四》注。案:《续晋阳秋》云:宏从温征鲜卑,作《北征赋》)】

换言之孙盛虽然想秉笔直书,但桓温带来的压力,他是不能不去考虑的。而正是因为孙盛屈从于桓温,所以桓温也会给孙盛一些“便利”。

如孙盛在长沙做太守期间贪污受贿,这件事被人举报给了桓温,桓温只是让孙盛做了段时间囚车,等桓温见到孙盛后,就赦免了孙盛。

【出补长沙太守。以家贫,颇营资货,部从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与温笺,而辞旨放荡,称州遣从事观采风声,进无威凤来仪之美,退无鹰鹯搏击之用, 徘徊湘川,将为怪鸟。温得盛笺,复遣从事重案之,脏私锒籍,槛车收盛到州,舍而不罪。


桓温给孙盛的信息可以说是很明确了:

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意思修史,我可以杀你全家。反之如果顺从我,你贪污的事情,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

那么说了这么多,桓温又和“牛继马后”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其中是有关联的,桓温在枋头战败后,威望受挫,因此桓温在谋士郗超的建议下,谋划废除皇帝司马奕,以此提高政治威望。

而为了废掉司马奕,桓温便开始散布流言,污蔑司马奕没有生育能力。

【初,桓温有不臣之心,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时望。及枋头之败,威名顿挫,逐潜谋废立,以长威权。然惮帝守道,恐招时议。以宫阐重闷,床笫易诬,乃言帝为阉,遂行废辱。】

而桓温既然想要废帝,那么要是能让司马家的正统性受到质疑,就能减轻他受到的政治阻力,而孙盛又在他的控制之下。

因此“牛继马后”这条流言便这么散布开来。


探讨完“牛继马后”出现原因,那么我们再来具体看一看这一件事。

据史书记载,牛金238年还活着,并且跟着司马懿一起平定了辽东。而又根据万斯同的《魏将相大臣年表》记载,当时牛金担任后将军。

而司马懿在平定辽东后,因为曹睿病危就急乎乎回朝了,朝中政局千变万化,司马懿都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成为辅政大臣,那更不会考虑什么谋朝篡位之后的事情,因此在曹睿死前,司马懿显然没有动机去杀牛金。

后来多亏孙资、刘放的帮助,司马懿方能成为曹睿的托孤之臣。

【其年,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宇性恭良,陈诚固辞。帝引见放、资,入卧内,问曰:“燕王正尔为?”放、资对曰:“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资因赞成之。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帝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放、资既出,帝意复变,诏止宣王勿使来。寻更见放、资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几败吾事!”命更为诏,帝独召爽与放、资俱受诏命,遂免宇、献、肇、朗官。太尉亦至,登床受诏,然后帝崩。】

而曹芳继位后,曹爽对司马懿来了一招明升暗降,把司马懿升为太傅,却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兵权。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只好韬光养晦,厚积薄发。

前面说了,因为曹爽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那么司马懿以往的亲信将领是未来扳倒曹爽的重要资源,牛金多年跟随司马懿征战,显然也是司马懿所看重的棋子。

因此司马懿在没有扳倒曹爽前,手中有兵权又和自己比较亲近的将领,是司马懿重要筹码,司马懿又怎么会因为荒诞不羁的图谶,而自断其手指呢?

再者曹爽对司马懿一直都是有所关注的,要是身为后将军的牛金突然死在司马懿家上,能不引起曹爽的怀疑吗?

而且要是真有这事,你孙盛都知道的事情,曹爽又怎么会不知道呢?人家可是连司马懿病了,都要派人“热切”探望的人。

因此如果司马懿真的毒杀了牛金,要是被曹爽知道,这谋杀朝中要员的罪名,足够让司马懿这个太傅也别做了,回家做个富家翁吧。

所以说在曹爽执政时期,司马懿也不可能去毒害牛金。


而要说司马懿有机会和能力动手的时期,只有他干掉曹爽,权倾朝野之后,那就已经249年的事情了。

虽然牛金生卒年不详,但我们可以大体估计一下牛金的年岁。

牛金第一次见于史料是公元209年,也就是江陵之战被曹仁解救那次。那时候他已经是曹仁部将,而且曹仁让他担任重要的前锋任务,并且曹仁之后又拼命相救,可见牛金在曹仁军中也有一定地位。

因此我认为此时牛金的年龄当在20~30岁之间,而到了249年的话,便也有60~70岁了。

牛金也就比司马懿年轻几岁而已,都是风中残烛的人了,司马懿有必要那么忌惮他吗?

再者就算司马懿真动了杀心,那“牛继马后”,杀了一个牛金有什么用?司马懿要真是迷信中毒太深,怎么也要把牛金全家都杀了吧?

以司马懿的那斩草除根的性格,先是诬陷曹爽谋反,之后在洛阳大开杀戒,“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要是司马懿真心想除掉牛金,那有必要玩什么毒酒吗?只要在曹爽屈打成招的口供上添上牛金的名字,之后便能名正言顺杀牛金全家。


综上所述,在我看来“牛继马后”,妄言而已。而《宋书》沈约已经被人批判过了,如隋代王劭言:“沈约、《晋书》造奇说,云琅琊国姓牛者,与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远叙宣帝以毒酒杀牛金,符证其状。收承此言,乃云:司马叡,晋将牛金子也。计其年,全不相干。”

《魏书》魏收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自然要黑东晋,所以也就一并这么写了。

至于《资治通鉴》,不知这司马光记载司马懿毒杀牛金之类的事情,是记载在那一卷呢?我怎么没检索到呢?


回到本问题,如果说这里的牵连是指被株连,那王导确实没有被株连,这一方面是由于王导在东晋建立的过程中堪称元勋,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司马睿顾念旧情外带有周顗求情的结果。

当时司马睿手上的武装是他自己的,而王导手中是没有可以与其抗衡的军队,因此要是司马睿执意要诛杀王导全家,玉石俱焚,那王导也没有办法。

正因为这个关系,王导才会感到十分紧张,特意带着家口天天去请罪。


不过若要论广义上的牵连,那么王敦之乱对王导的负面影响还是很大的,在王敦之乱被平定后,王导在朝中的威望也受到了打击,不仅入朝不久的郗鉴敢于和王导在朝廷上辩论,而且后来外戚庾亮一度权势超过了王导,在诸如处理苏峻问题上庾亮敢于否定王导的意见而擅自行事,便是其中的一种体现。

【庾亮将征苏峻,访之于导。导曰:“峻猜阻,必不奉诏。且山薮藏疾,宜包容之。”固争不从,亮遂召峻。】

而苏峻之乱后,东晋朝中的形势呈现多元化趋势,陶侃、庾亮、王导谁都不能做到一家独大,而王导还需要和郗鉴联姻来提升自身的政治资本。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王敦之乱后,王导与司马睿那种可以并尊的崇高地位已经不再有了,而琅邪王家也无法一家独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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