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当时历史背景之下，平王“东迁”这一决策是否正确？
理解周平王“东迁”这一决策的对错，需要我们穿越回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体会西周末期那令人窒息的政治和社会危机。绝非简单的二选一，而是掺杂着无奈、赌博与远见的复杂考量。
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东迁”之前的周朝。西周王朝，号称“弹指一挥间，天下尽臣服”，但这种辉煌的背后，其实暗藏着深刻的危机。
王朝内部的裂痕：
宗法制的弊端： 周朝以分封制为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国的实力不断壮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宗法制本意是维系周天子权威，但一些诸侯王已经开始僭越，甚至对周天子不敬。
王室内部的腐朽： 到了周厉王、周宣王时期，王室的奢靡之风和对权力的滥用，已经引起了诸侯和百姓的不满。周厉王的暴政更是直接导致了国人暴动，虽然宣王一度有所中兴，但王朝的根基已经动摇。
外患的步步紧逼： 北方的犬戎，一直是周朝的边患。他们骁勇善战，对周朝的边境构成严重威胁。而周朝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如早期那样强大。
直接的导火索——申侯之乱：
公元前771年，犬戎联合申侯（周幽王的岳父，因幽王废黜申后而与周王室结仇）攻打西周都城镐京。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传说，虽然带有文学渲染，但反映出当时王室内部的混乱和失去民心。“烽火戏诸侯”这个典故，即便其真实性存疑，也深刻地揭示了王室权威的崩塌，君臣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
在这种背景下，周幽王被犬戎和申侯联军杀死，西周都城镐京被攻破，京城内的珍宝被洗劫一空。周朝已经不复当年，甚至可以说，西周王朝的统治至此已经名存实亡。
平王“东迁”的背景和目标：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太子姬宜臼（即后来的周平王）在支持他的诸侯（如晋、秦、郑）的帮助下，逃离了被犬戎占领的镐京，并最终在洛邑（今河南洛阳）重新即位。这就是所谓的“东迁”。
平王东迁的决策，其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苟延残喘，保存王室血脉：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迫切的目标。镐京已经失守，继续留守无异于自寻死路。迁往洛邑，至少能让周朝的香火得以延续，维持形式上的天子地位。
2. 寻求新的政治与军事依托： 洛邑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战略位置重要。更重要的是，迁往洛邑，意味着周天子需要依附于东方的强大诸侯，尤其是郑国。这是一种“借力打力”的策略。
3. 希望重振周朝威望： 虽然是依靠诸侯的力量迁都，但如果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重新建立秩序，并得到其他诸侯的承认，就有可能恢复一部分周朝的统治力。
评价“东迁”决策的正确性：
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平王的“东迁”是否正确？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从“无奈之举”和“保存实力”的角度看，可以认为是正确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镐京已破，敌人就在眼前，留下来就是等死。迁都本身就是一种避免灭顶之灾的措施。
选择洛邑的合理性： 洛邑地理位置优越，是周初重要的都城之一，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历史基础。同时，东方的诸侯相对强大，能够提供庇护。
延续王朝名号： 通过东迁，周朝得以延续其法统和象征意义，为后来的诸侯争霸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从“长远发展”和“恢复权威”的角度看，则充满了悲剧性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认为是“不得已的妥协”：
彻底失去了关中之地： 关中是周朝发祥地，也是军事和经济上的重镇。失去关中，意味着周朝失去了强大的根基和地理优势。
对诸侯的依赖性极大增强： 东迁后的周天子，实际上已经沦为诸侯的“附庸”。郑庄公等强盛的诸侯，甚至可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公然挑衅周天子的权威。
未能根本解决问题： 东迁并没有解决周朝统治力衰弱的根本原因，反而将矛盾转移到东方。诸侯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周天子的调停作用微乎其微。
开启了“春秋争霸”的乱世： 虽然春秋争霸的根源在于分封制的弊端，但东迁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使得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
结论：
我认为，平王“东迁”的决策，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个充满无奈和战略考量的“求生之举”，在“保存血脉”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如果不迁，周朝可能就此灭亡。
但这种正确性是“相对的”和“短期的”。 它并没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恢复西周的辉煌，反而将周天子置于一个更加被动的地位，开启了长达数百年的诸侯争霸的乱世。
可以说，平王东迁的决策，不是一个“正确”的战略性胜利，而是一个“不得不为之”的战略性撤退和妥协。它延续了周朝的“国号”，但却彻底葬送了周朝的“实权”。
站在后世的角度审视，东迁是历史的必然，是西周衰落的缩影。平王本人，也是那个时代洪流中的一个渺小棋子，他所做的，或许是当时他所能做的，最不坏的选择。只不过，这个选择的代价，是整个周朝长期的衰微和分裂。
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东迁”之前的周朝。西周王朝，号称“弹指一挥间，天下尽臣服”，但这种辉煌的背后，其实暗藏着深刻的危机。
王朝内部的裂痕：
宗法制的弊端： 周朝以分封制为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国的实力不断壮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宗法制本意是维系周天子权威，但一些诸侯王已经开始僭越，甚至对周天子不敬。
王室内部的腐朽： 到了周厉王、周宣王时期，王室的奢靡之风和对权力的滥用，已经引起了诸侯和百姓的不满。周厉王的暴政更是直接导致了国人暴动，虽然宣王一度有所中兴，但王朝的根基已经动摇。
外患的步步紧逼： 北方的犬戎，一直是周朝的边患。他们骁勇善战，对周朝的边境构成严重威胁。而周朝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如早期那样强大。
直接的导火索——申侯之乱：
公元前771年，犬戎联合申侯（周幽王的岳父，因幽王废黜申后而与周王室结仇）攻打西周都城镐京。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传说，虽然带有文学渲染，但反映出当时王室内部的混乱和失去民心。“烽火戏诸侯”这个典故，即便其真实性存疑，也深刻地揭示了王室权威的崩塌，君臣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
在这种背景下，周幽王被犬戎和申侯联军杀死，西周都城镐京被攻破，京城内的珍宝被洗劫一空。周朝已经不复当年，甚至可以说，西周王朝的统治至此已经名存实亡。
平王“东迁”的背景和目标：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太子姬宜臼（即后来的周平王）在支持他的诸侯（如晋、秦、郑）的帮助下，逃离了被犬戎占领的镐京，并最终在洛邑（今河南洛阳）重新即位。这就是所谓的“东迁”。
平王东迁的决策，其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苟延残喘，保存王室血脉：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迫切的目标。镐京已经失守，继续留守无异于自寻死路。迁往洛邑，至少能让周朝的香火得以延续，维持形式上的天子地位。
2. 寻求新的政治与军事依托： 洛邑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战略位置重要。更重要的是，迁往洛邑，意味着周天子需要依附于东方的强大诸侯，尤其是郑国。这是一种“借力打力”的策略。
3. 希望重振周朝威望： 虽然是依靠诸侯的力量迁都，但如果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重新建立秩序，并得到其他诸侯的承认，就有可能恢复一部分周朝的统治力。
评价“东迁”决策的正确性：
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平王的“东迁”是否正确？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从“无奈之举”和“保存实力”的角度看，可以认为是正确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镐京已破，敌人就在眼前，留下来就是等死。迁都本身就是一种避免灭顶之灾的措施。
选择洛邑的合理性： 洛邑地理位置优越，是周初重要的都城之一，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历史基础。同时，东方的诸侯相对强大，能够提供庇护。
延续王朝名号： 通过东迁，周朝得以延续其法统和象征意义，为后来的诸侯争霸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从“长远发展”和“恢复权威”的角度看，则充满了悲剧性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认为是“不得已的妥协”：
彻底失去了关中之地： 关中是周朝发祥地，也是军事和经济上的重镇。失去关中，意味着周朝失去了强大的根基和地理优势。
对诸侯的依赖性极大增强： 东迁后的周天子，实际上已经沦为诸侯的“附庸”。郑庄公等强盛的诸侯，甚至可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公然挑衅周天子的权威。
未能根本解决问题： 东迁并没有解决周朝统治力衰弱的根本原因，反而将矛盾转移到东方。诸侯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周天子的调停作用微乎其微。
开启了“春秋争霸”的乱世： 虽然春秋争霸的根源在于分封制的弊端，但东迁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使得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
结论：
我认为，平王“东迁”的决策，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个充满无奈和战略考量的“求生之举”，在“保存血脉”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如果不迁，周朝可能就此灭亡。
但这种正确性是“相对的”和“短期的”。 它并没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恢复西周的辉煌，反而将周天子置于一个更加被动的地位，开启了长达数百年的诸侯争霸的乱世。
可以说，平王东迁的决策，不是一个“正确”的战略性胜利，而是一个“不得不为之”的战略性撤退和妥协。它延续了周朝的“国号”，但却彻底葬送了周朝的“实权”。
站在后世的角度审视，东迁是历史的必然，是西周衰落的缩影。平王本人，也是那个时代洪流中的一个渺小棋子，他所做的，或许是当时他所能做的，最不坏的选择。只不过，这个选择的代价，是整个周朝长期的衰微和分裂。
网友意见
大家看《史记·秦本纪》中对平王东迁的记载: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
这段话其实是矛盾的，秦国祖先世代为周朝股肱，秦襄公在犬戎和申国入侵之时曾带兵救援周幽王，而平王恰好又是犬戎与申国拥立的: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大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
在这次内战中，秦襄公既然站在了幽王一边，率兵与拥立平王的犬戎与申交战，那和平王自然是死敌；幽王死后，宗周联军拥立了幽王的弟弟余臣为天子，即周携王，而秦襄公十有八九是参与了此事：
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系年》
秦襄公既是幽王一党，有参与了携王余臣的上台，那自然会向携王效忠，继续率兵与申国及犬戎交战，这一点，史书中多有记载。秦文公十六年，文公率军伐戎，大胜，尽得周地及故周百姓，这时周平王害怕的犬戎已经消失，又何必东迁呢？
据竹书记载，平王东迁恰恰是在西戎驱逐的时期开始进行的，幽王死后的第三十年，平王在晋国的保护下向成周迁徙，三年后抵达，正式成为天子，平王到底是避谁东迁，还不清楚吗？
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系年》
我在其他的回答已经提到，平王与犬戎勾结，弑父杀兄，周地百姓岂能容得下他？
幽王死后，携王自然得到了周人的支持，继续与以申国，犬戎，平王为首的入侵者作战；携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周地百姓大部分有归属了与戎，申力战有功的秦国。
大概在同一时期，秦国大胜西戎，平王更加无法在陕西立足，只得东迁投奔晋国和新兴郑国，这两个国家，也是平王能够立足的大功臣，这一点史书中多有体现：
及平王之末 , 而 秦、晋、齐、楚代兴 , 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 , 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 。——《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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