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信儒家的宋明打不过信萨满的蒙古和满清，是因为儒家对宋明的阳刚做了无情彻底的阉割吗？
这个问题触及了历史、文化和军事等多个层面，非常有意思。要解释为什么文化上推崇儒学的宋明在军事上无法抵挡以萨满教为精神支撑的蒙古和满清，与其简单归咎于儒家对“阳刚”的“阉割”，不如深入剖析双方在 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军事理念、以及国家战略 等方面的根本性差异。
首先，我们得理解一下“儒家”和“萨满教”在当时分别代表了什么，以及它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
儒家思想与宋明王朝：
宋朝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高峰，儒家思想在此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和系统化，成为士大夫阶层和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
重文轻武的传统： 儒家强调“文治”，推崇礼乐教化，认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主要依靠贤臣的辅佐、制度的完善以及民心的凝聚。在选拔人才方面，“以文取士”成为主流，文官的地位远高于武将。虽然并非完全不重视军事，但整体而言，社会资源和精英人才的倾斜更偏向于文科领域。
内向型的国家战略： 儒家思想倾向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维护已有的秩序和文明。在对外关系上，更侧重于“怀柔”和“羁縻”，而非侵略扩张。宋朝尤其如此，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更多采取了“岁币”等安抚政策，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战争，但也暴露了其战略上的被动性。
强调道德和秩序： 儒家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推崇君臣父子的关系，强调忠孝节义。这在构建稳定社会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但当面对打破现有秩序的强大外来力量时，这种过于强调内部和谐和道德约束的思维模式，可能难以迅速转化为果断的军事行动和灵活的战略调整。
文官集团的制约： 在宋明时期，庞大的文官集团掌握着朝廷的实权。他们虽然精于治国理政，但也容易形成保守的思维，对军事冒险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在面对危机时，文官的议论和掣肘，有时反而会延误军机。
萨满教与蒙古、满清：
萨满教是一种古老的巫觋信仰，虽然其教义相对简单，但它在塑造蒙古和满清的社会文化和民族认同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始而强大的凝聚力： 萨满教崇拜自然神灵和祖先，强调与神的沟通和感应。在早期，这种信仰为游牧民族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精神纽带，将部落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集体认同感和战斗意志。他们的信仰是直接而朴素的，与自然和生存环境紧密相连。
草原狼性与征服精神：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充满了对自然的挑战和对生存的搏杀。萨满教与之相辅相成，鼓励勇敢、冒险和对胜利的渴望。他们的宗教仪式往往与战争、狩猎等活动结合，将战争的胜利视为神灵的眷顾，从而激发了极强的征服欲和战斗精神。
军事至上的社会结构： 蒙古和满清的社会结构是以部落和军事力量为核心的。族长或可汗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军事统帅。军队的组织和作战能力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他们的军事训练和战略思想，更加直接和实用，以实战和胜利为导向。
灵活的战略和适应性： 游牧民族在与不同文明接触的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和学习能力。他们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和军事组织方式，并将其融入自身，不断壮大。例如，蒙古人学会了 siege warfare，满洲人则学习了汉族的官僚制度和经济管理。
为什么说“儒家对宋明的阳刚做了无情彻底的阉割”不完全准确？
将原因简单归结为“阳刚的阉割”过于片面，甚至有些煽情。儒家思想并非完全排斥阳刚之气，比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等等，都体现了一种担当和力量。问题在于：
1. “阳刚”的定义和体现方式不同： 儒家所强调的“阳刚”，更多体现在道德上的刚毅、政治上的担当、以及治国理政的智慧，它是一种内在的、文质彬彬的力量。而蒙古和满清所体现的“阳刚”，更多是外在的、直接的、野性的力量，是征服、掠夺和武力扩张。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2. 儒家思想的适用范围：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成熟的、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治国理念，在维护国内稳定、发展经济文化、以及处理相对稳定的对外关系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当面对拥有截然不同文明背景、强大军事力量和侵略性战略的游牧民族时，它所强调的温和、礼制和道德约束，就显得力不从心。
3. 历史的复杂性： 宋明王朝在军事上的失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腐败、军事制度的僵化、经济的压力、以及战略决策的失误等等。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儒家思想，是过度简化了历史。例如，明朝中后期，在军事上也出现过如戚继光这样的名将，其治军之法也并非完全缺乏“阳刚”。
具体对比分析：
军事组织与训练： 蒙古和满清的军队组织更加灵活，以十户、百户、千户、万户为基本单位，人人皆兵，训练有素，强调个人战斗力和集体协作。而宋明军队虽然有职业军人，但其军制往往受到文官集团的制约，兵将分离，士兵的战斗意志和士气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战略思维： 蒙古和满清的战略思维更具侵略性和掠夺性，目标明确，就是征服和统治。他们善于利用骑兵的优势，进行快速机动和大规模的突袭。宋明王朝则更多是被动防御，其战略思维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其对外战争往往是为了防御而非扩张。
社会动员能力： 蒙古和满清的社会结构能够更直接、更高效地动员全体社会力量投入战争。而宋明社会，虽然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底蕴，但在面对生死存亡的军事威胁时，其社会动员的效率和方向，往往会受到文官体系的制约和不同派系的政治斗争影响。
精神气质： 萨满教所代表的朴素、原始、充满野性的精神力量，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完美契合，能够激发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征服的欲望。而宋明时期，虽然儒家文化繁荣，但其对“文质彬彬”的推崇，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时，可能显得过于“斯文”，缺乏那种不计一切代价的战斗精神。
总结：
因此，与其说儒家思想“阉割”了宋明的“阳刚”，不如说 儒家思想所塑造的文治、内敛、以和为贵的国家精神和政治制度，在面对以野性、征服、军事为核心的游牧文明时，在军事对抗的层面上，显露出其局限性。 蒙古和满清的胜利，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包括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强大的军事能力、以及与萨满教紧密结合的民族精神，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他们勇往直前的征服力量。而宋明王朝，在文化上固然灿烂辉煌，但在军事应对和国家战略上，未能有效地克服其内在的制度和文化局限，最终未能抵挡住来自北方的强大冲击。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儒家”与“萨满教”的哲学辩论，而是一场文明形态、国家体制、以及军事力量之间残酷的较量。
首先，我们得理解一下“儒家”和“萨满教”在当时分别代表了什么，以及它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
儒家思想与宋明王朝：
宋朝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高峰，儒家思想在此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和系统化，成为士大夫阶层和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
重文轻武的传统： 儒家强调“文治”，推崇礼乐教化，认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主要依靠贤臣的辅佐、制度的完善以及民心的凝聚。在选拔人才方面，“以文取士”成为主流，文官的地位远高于武将。虽然并非完全不重视军事，但整体而言，社会资源和精英人才的倾斜更偏向于文科领域。
内向型的国家战略： 儒家思想倾向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维护已有的秩序和文明。在对外关系上，更侧重于“怀柔”和“羁縻”，而非侵略扩张。宋朝尤其如此，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更多采取了“岁币”等安抚政策，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战争，但也暴露了其战略上的被动性。
强调道德和秩序： 儒家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推崇君臣父子的关系，强调忠孝节义。这在构建稳定社会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但当面对打破现有秩序的强大外来力量时，这种过于强调内部和谐和道德约束的思维模式，可能难以迅速转化为果断的军事行动和灵活的战略调整。
文官集团的制约： 在宋明时期，庞大的文官集团掌握着朝廷的实权。他们虽然精于治国理政，但也容易形成保守的思维，对军事冒险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在面对危机时，文官的议论和掣肘，有时反而会延误军机。
萨满教与蒙古、满清：
萨满教是一种古老的巫觋信仰，虽然其教义相对简单，但它在塑造蒙古和满清的社会文化和民族认同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始而强大的凝聚力： 萨满教崇拜自然神灵和祖先，强调与神的沟通和感应。在早期，这种信仰为游牧民族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精神纽带，将部落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集体认同感和战斗意志。他们的信仰是直接而朴素的，与自然和生存环境紧密相连。
草原狼性与征服精神：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充满了对自然的挑战和对生存的搏杀。萨满教与之相辅相成，鼓励勇敢、冒险和对胜利的渴望。他们的宗教仪式往往与战争、狩猎等活动结合，将战争的胜利视为神灵的眷顾，从而激发了极强的征服欲和战斗精神。
军事至上的社会结构： 蒙古和满清的社会结构是以部落和军事力量为核心的。族长或可汗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军事统帅。军队的组织和作战能力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他们的军事训练和战略思想，更加直接和实用，以实战和胜利为导向。
灵活的战略和适应性： 游牧民族在与不同文明接触的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和学习能力。他们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和军事组织方式，并将其融入自身，不断壮大。例如，蒙古人学会了 siege warfare，满洲人则学习了汉族的官僚制度和经济管理。
为什么说“儒家对宋明的阳刚做了无情彻底的阉割”不完全准确？
将原因简单归结为“阳刚的阉割”过于片面，甚至有些煽情。儒家思想并非完全排斥阳刚之气，比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等等，都体现了一种担当和力量。问题在于：
1. “阳刚”的定义和体现方式不同： 儒家所强调的“阳刚”，更多体现在道德上的刚毅、政治上的担当、以及治国理政的智慧，它是一种内在的、文质彬彬的力量。而蒙古和满清所体现的“阳刚”，更多是外在的、直接的、野性的力量，是征服、掠夺和武力扩张。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2. 儒家思想的适用范围：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成熟的、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治国理念，在维护国内稳定、发展经济文化、以及处理相对稳定的对外关系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当面对拥有截然不同文明背景、强大军事力量和侵略性战略的游牧民族时，它所强调的温和、礼制和道德约束，就显得力不从心。
3. 历史的复杂性： 宋明王朝在军事上的失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腐败、军事制度的僵化、经济的压力、以及战略决策的失误等等。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儒家思想，是过度简化了历史。例如，明朝中后期，在军事上也出现过如戚继光这样的名将，其治军之法也并非完全缺乏“阳刚”。
具体对比分析：
军事组织与训练： 蒙古和满清的军队组织更加灵活，以十户、百户、千户、万户为基本单位，人人皆兵，训练有素，强调个人战斗力和集体协作。而宋明军队虽然有职业军人，但其军制往往受到文官集团的制约，兵将分离，士兵的战斗意志和士气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战略思维： 蒙古和满清的战略思维更具侵略性和掠夺性，目标明确，就是征服和统治。他们善于利用骑兵的优势，进行快速机动和大规模的突袭。宋明王朝则更多是被动防御，其战略思维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其对外战争往往是为了防御而非扩张。
社会动员能力： 蒙古和满清的社会结构能够更直接、更高效地动员全体社会力量投入战争。而宋明社会，虽然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底蕴，但在面对生死存亡的军事威胁时，其社会动员的效率和方向，往往会受到文官体系的制约和不同派系的政治斗争影响。
精神气质： 萨满教所代表的朴素、原始、充满野性的精神力量，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完美契合，能够激发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征服的欲望。而宋明时期，虽然儒家文化繁荣，但其对“文质彬彬”的推崇，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时，可能显得过于“斯文”，缺乏那种不计一切代价的战斗精神。
总结：
因此，与其说儒家思想“阉割”了宋明的“阳刚”，不如说 儒家思想所塑造的文治、内敛、以和为贵的国家精神和政治制度，在面对以野性、征服、军事为核心的游牧文明时，在军事对抗的层面上，显露出其局限性。 蒙古和满清的胜利，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包括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强大的军事能力、以及与萨满教紧密结合的民族精神，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他们勇往直前的征服力量。而宋明王朝，在文化上固然灿烂辉煌，但在军事应对和国家战略上，未能有效地克服其内在的制度和文化局限，最终未能抵挡住来自北方的强大冲击。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儒家”与“萨满教”的哲学辩论，而是一场文明形态、国家体制、以及军事力量之间残酷的较量。
网友意见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教授也不经打。是不是知识越多越阳痿？
元清信儒，谢谢。
题主是个暴戾的儒黑分子，这题一看就知道题主心中有了答案，所以客观的回答也没必要。
人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很难改的。
大家都会骂衍圣公后代，但没人说秦始皇的儿子胡亥，刘邦的后代汉灵帝，司马懿的后代司马衷，杨坚的儿子杨广，李世民的后代不少昏君，赵匡胤的后代，成吉思汗的后代，朱元璋的后代，皇太极的后代。
这就是偏见。
独尊儒术以后多少儒生为国家做出贡献，但没办法。当你已经形成一个观点时，你只会去找对自己有利的论据，甚至于不惜牺牲逻辑。
比如于谦立功是因为兵家思想，和儒家没关系。洪承畴同样长于军事，但他投降就是儒家的锅。
还有，宋末明末认真读兵书乞求救国的是儒生。还有，宋末明末最能打的是儒生。还有，所谓把异族挡在国外的三国五代百姓不比宋末明末百姓更安全。
你们默认儒生应该承担拯救世界的责任，然后再辱骂这个群体，敢问你们的逻辑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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