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和《汉书》各有什么优劣？
《史记》与《汉书》，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巍峨高峰，各自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也各有其不容忽视的局限。理解它们，需要我们深入其字里行间，去感受司马迁与班固那截然不同的史学理念和创作手法。
先谈《史记》。司马迁之所以能以“史圣”之名流传千古，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那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抱负。这种抱负，注定了《史记》的视野是极度开阔的。它不仅仅记录了从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试图通过历史来探究宇宙的规律、人事的变迁，以及圣贤之道。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鲜活立体，仿佛触手可及。他对人物心理的揣摩，对事件细节的描绘，往往充满了文学性的感染力。比如，陈涉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瞬间点燃了多少底层人民的希望；鸿门宴上项羽的犹豫不决，刘邦的卑躬屈膝，司马迁的寥寥数语，便将两位英雄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史记》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其开创性。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确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体例，为后世史书的编写树立了典范。这种体例的创新，使得历史的叙述不再是零散的片段，而是能够更系统、更全面地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同时，司马迁的“述而不作”也并非完全客观的复述，他有自己的褒贬，有自己的情感寄托，他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往往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历史的洞察。他对受屈辱的知识分子（如自己）的同情，对社会不公的愤慨，都融入了字里行间，使得《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充满生命力的文学作品。
然而，《史记》也有其“不足”之处。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其“通史”的性质。由于司马迁要涵盖从远古到汉武帝时期的漫长历史，自然无法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到面面俱到。尤其是在汉代的部分，由于他个人的经历和所处的时代限制，一些史料的取舍和评价，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此外，对于一些学术研究者而言，《史记》的文学性太强，有时会影响其作为纯粹史料的严谨性。毕竟，司马迁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笔下的“文采”，有时候会压过“史实”本身，尤其是在一些缺乏直接史料的早期历史部分，他的推测和想象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再来看《汉书》。班固接续了司马迁的史业，但他的目标和侧重点与司马迁有所不同。《汉书》的叙事范围局限于西汉一代（从汉高祖到王莽），这使得班固能够更深入、更细致地研究和梳理西汉时期的历史。他的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开创了断代史的编纂体例。这是一种更加聚焦、更加系统化的处理历史的方式，使得后世的史学家能够在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断面上进行深入的研究。
《汉书》的另一个显著优点是其“材料的精善”。班固在编写《汉书》时，广泛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官方档案、奏章、诏令等一手史料。他本人也曾参与朝廷政务，对当时的政治运作和制度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汉书》在史料的准确性、真实性方面，往往比《史记》更加可靠。例如，《汉书》中的《地理志》就是一部非常详尽的古代地理著作，《艺文志》更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开山之作，对研究当时的文化、学术具有极高的价值。班固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记载，都显得更为系统和专业。
然而，《汉书》的“弊端”也与之并存。《汉书》的严谨和专业，有时也牺牲了《史记》那种文学性的感染力和人物塑造的生动性。班固的笔触相对冷静、客观，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和情感表达不如司马迁那么深入。他更侧重于政治、制度的叙述，人物的活动往往是作为政治事件的载体出现，缺乏《史记》中那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的共情。
更重要的是，班固的政治立场和时代背景，也深刻地影响了《汉书》。他是在东汉时期，为汉朝“正统”地位辩护而写《汉书》，他对王莽的评价，以及对汉代一些事件的解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处时代的政治色彩。一些学者认为，班固对王莽的“罪状”过于夸大，对王莽的评价也显得有些偏颇。此外，由于班固本人未能完成《汉书》（其妹班昭续成），书中的一些章节，特别是《叙传》等，可能存在一些体系上的不完整。
总而言之，《史记》以其宏大的视野、开创性的体例、生动的人物刻画和深刻的人文关怀，成为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其文学性与史学性的结合，使其成为千古传颂的经典。而《汉书》则以其精善的史料、严谨的考证、系统的断代史体例，成为研究西汉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其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深入剖析，同样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两者各有侧重，各有千秋，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学史上一道璀璨的风景线。品读它们，既是在阅读历史，也是在与两位伟大的史学家对话，感受他们跨越时空的思想与情感。
先谈《史记》。司马迁之所以能以“史圣”之名流传千古，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那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抱负。这种抱负，注定了《史记》的视野是极度开阔的。它不仅仅记录了从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试图通过历史来探究宇宙的规律、人事的变迁，以及圣贤之道。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鲜活立体，仿佛触手可及。他对人物心理的揣摩，对事件细节的描绘，往往充满了文学性的感染力。比如，陈涉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瞬间点燃了多少底层人民的希望；鸿门宴上项羽的犹豫不决，刘邦的卑躬屈膝，司马迁的寥寥数语，便将两位英雄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史记》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其开创性。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确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体例，为后世史书的编写树立了典范。这种体例的创新，使得历史的叙述不再是零散的片段，而是能够更系统、更全面地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同时，司马迁的“述而不作”也并非完全客观的复述，他有自己的褒贬，有自己的情感寄托，他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往往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历史的洞察。他对受屈辱的知识分子（如自己）的同情，对社会不公的愤慨，都融入了字里行间，使得《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充满生命力的文学作品。
然而，《史记》也有其“不足”之处。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其“通史”的性质。由于司马迁要涵盖从远古到汉武帝时期的漫长历史，自然无法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到面面俱到。尤其是在汉代的部分，由于他个人的经历和所处的时代限制，一些史料的取舍和评价，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此外，对于一些学术研究者而言，《史记》的文学性太强，有时会影响其作为纯粹史料的严谨性。毕竟，司马迁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笔下的“文采”，有时候会压过“史实”本身，尤其是在一些缺乏直接史料的早期历史部分，他的推测和想象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再来看《汉书》。班固接续了司马迁的史业，但他的目标和侧重点与司马迁有所不同。《汉书》的叙事范围局限于西汉一代（从汉高祖到王莽），这使得班固能够更深入、更细致地研究和梳理西汉时期的历史。他的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开创了断代史的编纂体例。这是一种更加聚焦、更加系统化的处理历史的方式，使得后世的史学家能够在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断面上进行深入的研究。
《汉书》的另一个显著优点是其“材料的精善”。班固在编写《汉书》时，广泛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官方档案、奏章、诏令等一手史料。他本人也曾参与朝廷政务，对当时的政治运作和制度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汉书》在史料的准确性、真实性方面，往往比《史记》更加可靠。例如，《汉书》中的《地理志》就是一部非常详尽的古代地理著作，《艺文志》更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开山之作，对研究当时的文化、学术具有极高的价值。班固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记载，都显得更为系统和专业。
然而，《汉书》的“弊端”也与之并存。《汉书》的严谨和专业，有时也牺牲了《史记》那种文学性的感染力和人物塑造的生动性。班固的笔触相对冷静、客观，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和情感表达不如司马迁那么深入。他更侧重于政治、制度的叙述，人物的活动往往是作为政治事件的载体出现，缺乏《史记》中那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的共情。
更重要的是，班固的政治立场和时代背景，也深刻地影响了《汉书》。他是在东汉时期，为汉朝“正统”地位辩护而写《汉书》，他对王莽的评价，以及对汉代一些事件的解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处时代的政治色彩。一些学者认为，班固对王莽的“罪状”过于夸大，对王莽的评价也显得有些偏颇。此外，由于班固本人未能完成《汉书》（其妹班昭续成），书中的一些章节，特别是《叙传》等，可能存在一些体系上的不完整。
总而言之，《史记》以其宏大的视野、开创性的体例、生动的人物刻画和深刻的人文关怀，成为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其文学性与史学性的结合，使其成为千古传颂的经典。而《汉书》则以其精善的史料、严谨的考证、系统的断代史体例，成为研究西汉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其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深入剖析，同样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两者各有侧重，各有千秋，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学史上一道璀璨的风景线。品读它们，既是在阅读历史，也是在与两位伟大的史学家对话，感受他们跨越时空的思想与情感。
网友意见
谢谢
@矢折 @萧华邀请。
“史汉优劣”、“班马异同”两千年来都是争论不休的大题目。概括说来：
- 唐朝及以前，认可《汉书》的多。王充、范晔是“都好都好”星人，葛洪黑班固所以黑《汉书》，刘勰喜欢《汉书》的“儒雅彬彬”，刘知幾看不惯《史记》的体例并且是《汉书》的脑残粉，等等。
- 宋元明时代，认可《史记》的多。郑樵直接说“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叶适觉得“司马迁比起《诗》《书》还是差远了但班固比他更差但后世的史家比班固更差”，明朝人喜评点，逻辑大多是“司马迁文笔好所以《史记》好”，等等。
- 清朝以来，大家渐渐觉得争论史汉孰优孰劣并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考据具体内容，但双方擂台还是摆起来了，一定要说“甲的脸比乙好看但乙比甲有钱”这样才算。
列几个大家也许听过的说法：
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
魏禧序十国春秋，谓“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以是为史汉优劣。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语耳。——赵翼《廿二史札记》
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章学诚《文史通义》
以上是极其极其简短的回顾……下面是私货……
1、我们面对《史记》《汉书》，第一点最明显的感知就是文笔差异，也即阅读体验的差异。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
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
《汉书》此句基本是《史记》同段的转写。一个优秀的缩写题例句。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後，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秏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史记·酷吏列传》
赞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为声，然都抗直，引是非，争大体。张汤以知阿邑人主，与俱上下，时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张汤死后，罔密事丛，浸以耗废，九卿奉职，救过不给，何暇论绳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众多，然莫足数，此其知名见纪者也。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汉书·酷吏传》
抛开其中的价值判断不说，司马迁的文笔一直是激情洋溢的。“何足数哉何足数哉”这种重复的感叹句在《汉书》中是绝对不会出现的。班固很克制，而且很省字数。他会说……你看到了——“然莫足数”。
——当然，班固父子在赞中也有语气稍微强烈一些的表达。最多的就是“哀哉”。
於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皇帝始。
——《史记·太史公自序》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辍辑所闻，以述《汉书》……——《汉书·叙传》
都是说写作缘起。司马迁的那一段很有名了，而班固的则实诚得多。如果把这两段比作学位论文的后记，司马迁的大约是“我的论文是会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班固的大约是“我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补充了一些空白”。
2、由文笔的不同，我们很显然会感知到这两个作者的心境、性情、人生际遇、政治立场、道德倾向，全都有很大的不同。
毒舌的卡尔爷爷说了：“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独立于历史学家解释之外的信念是一种可笑的谬论。”
班固浸淫儒术很深（这也是葛洪黑他的原因= =），他的家族也长久地接近于王朝的政治中心，历两汉交际而未败，这使得他对王朝意识形态的描述更加慎重和严肃。我们知道《史记·封禅书》里充满了汉武帝的黑段子，但《汉书·郊祀志》就完全是另一种调调：
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史记·太史公自序》
昔在上圣，昭事百神。类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丰年。季末淫祀，营信巫史，大夫胪岱，侯伯僣畤，放诞之徒，缘间而起。瞻前顾后，正其终始。述《郊祀志》第五。——《汉书·叙传》
司马迁所介绍的《封禅书》的写作背景基本就是“一般受命而王也不封禅的啊既然封禅了我就记录一下吧”（其实他心里可在意了傲娇= =），而班固的介绍就是“这是我们历史上很重要的大事，必须正确地搞、严肃地搞、不放松地搞”。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我们进入下一点吧。
3、我们知道汉朝初年是个“意气风发”的时代，很大程度上因为意识形态还没有统一，大家乱糟糟的，战国遗风一直流传到司马迁的笔下。龚鹏程先生有专书研究汉代的游侠精神。
而我们也知道（其实不一定知道）西汉末年直到东汉的动荡年代里，儒生们的精神萎靡与政治站队交叉进行，儒生与官僚、儒生与法吏、儒术与政治等等的诡异融合呈现出非常令人心塞的局面，就如班固对匡衡等人所评价的：
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
就是说，“大家都在很优雅地混日子”。
而班固的家族，实际是这一套混日子班底中的翘楚，从成帝混到哀帝，从王莽混到光武，直到败在班固自己手里。
而班固父子却又是很矛盾的。他们在某些方面，又很是理想主义，可见班彪的《王命论》和班固的《幽通之赋》。他们的理想主义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汉王朝正统的确信（虽然他们的兄弟父辈曾经和王氏家族也是勾肩搭背的），可以说，他们是骨子里的御用史官。
我们会认为《汉书》比《史记》要多了一份冷峻的理性，比如：
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哀、平之际，国多衅矣。主疾无嗣，弄臣为辅，鼎足不强，栋干微挠。——《汉书·佞幸传》
班固类似的分析很多。我一直认为班固比司马迁懂政治，啊不，大部分人都比司马迁懂政治……
4、司马迁和班固人格上的差异反映在他们作品的方方面面。
- 两人固然都相信天命，但目睹了王莽篡位和光武中兴的班固父子一方面不再似司马迁那样有舍我其谁的底气，另一方面对前汉正统更怀有一种浪漫的怀旧情结。
- 司马迁笔端常常在舒愤懑，而班固时常在祛魅。
- 司马迁处于全盛时代，所以他在秀优越的同时会更关注那些悲惨的、平凡的；班固处于对西汉充满怀念和追溯的后一代，所以他会更加侧重上层机器中的经验和教训，真是越粉越悲伤。
- 司马迁喜欢奇人奇事，班固喜欢儒生。
- 看《史记》，你能很真切地体会到司马迁的痛苦和欢喜；看《汉书》，你却觉得班固是个面目模糊的伪君子。
- ……
这一切也许只是因为司马迁情感丰富，而班固却太闷骚了。
5、就我个人好恶而言，我更喜欢《汉书》。也许我就喜欢闷骚的吧……不过个人好恶并没有什么卵用的啦。
班固是见过《史记》的，《史记》正副本虽然是悬案，但也不宜太过悲观。班门文献资料库大部分继承自刘向歆父子的资料库，而刘向歆父子的资料库基本是整个西汉王朝的文献资料库了。
《史记》在史学体例上的发凡起例之功两千年来已经说至泛滥，虽然刘知幾认为它流毒不浅；《汉书》的文笔规矩和政治正确也招致很多人的反感，仿佛再也没有了司马迁及之前的慷慨霸气。但我觉着是遗泽是流毒实在都是一念之间，历史研究最初始时探讨“历史是怎样的”，而后探讨“历史写得怎么样”，最后，我们总是想要知道，“历史究竟应该怎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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