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华裔警察 Peter Liang 被控二级过失杀人事件？
事件的起因：一次例行巡逻中的悲剧
时间回到2014年11月20日的深夜，地点是纽约布鲁克林区卡尔西奥（Cahill）公寓楼。彼得·梁，一名年轻的华裔警官，刚刚加入纽约市警局（NYPD）没多久，还在实习期，和他的搭档一起执行例行巡逻任务。当时，这栋楼的居民经常抱怨有犯罪活动发生，包括闯空门和毒品交易，所以警方的巡逻也相对更加警惕。
他们接到报警，得知楼里有一个不速之客，这促使他们进入楼内搜查。当时，这栋楼的楼梯间光线昏暗，环境复杂。梁警官在巡逻过程中，手持上了膛的佩枪。据他本人后来的陈述，他在楼梯间遇到了一名男子，也就是后来的受害者，阿凯·格雷（Akai Gurley）。梁警官形容当时他感到紧张，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黑暗楼道里遇到人，而且他不知道对方的意图，也不知道对方是否携带武器。
在混乱中，梁警官扣动了扳机。子弹射出后，从楼梯间的墙壁弹射出去，击中了四层楼梯下方的格雷。事发后，梁警官和他的搭档立即呼叫了支援和医疗救助，并试图对格雷进行急救。然而，格雷的伤势过重，最终在医院被宣告不治。
调查与起诉：证据、证词与争议
事件发生后，纽约市警局立即展开了内部调查。几个月后，梁警官被大陪审团起诉，罪名是二级过失杀人。这个起诉本身就引发了不少争议。支持起诉的人认为，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警官，他不应该在没有明确威胁的情况下随意开枪，他的行为导致了一个无辜生命的逝去。而辩方则认为，梁警官当时处于一个高压、黑暗的环境中，对潜在危险的判断可能存在偏差，他开枪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尤其是在他尚属实习期的情况下。
在庭审过程中，检方主要依赖于事发时楼道内的录音证据，以及格雷的验尸报告。检方指出，子弹是击中墙壁后弹射出去的，这意味着梁警官在开枪时并没有直接瞄准格雷，而是“盲射”。他们认为，即使梁警官感到紧张，也应该采取更谨慎的措施，比如用战术手电筒照亮环境，或者提前发出警告，而不是直接开枪。梁警官的搭档在庭上作证，表示在事件发生前他听到了梁警官说“我推了他一下”或者“我撞了他一下”，但这部分证词的准确性也受到了辩方的质疑，因为当时双方都处于极度紧张和混乱之中。
辩方则努力证明梁警官的行为符合当时的训练和应急程序，尽管结果是悲剧性的。他们强调了楼道的黑暗以及梁警官可能感受到的压力。梁警官本人在庭上泣不成声，表示他从未想过要伤害任何人，这只是一个不幸的意外。
判决与抗议：族裔与正义的碰撞
2016年2月11日，陪审团裁定彼得·梁二级过失杀人罪名成立。这个判决引发了巨大的公众反应，特别是华裔社区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在判决之后，纽约市以及美国各地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抗议者的主要诉求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警员执法公正性的质疑： 一部分抗议者认为，彼得·梁的遭遇与其他涉及警察枪杀黑人嫌疑人的案件相比，判决过于严厉。他们对比了像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和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等黑人受害者被警察致命执法后，相关警察并未被起诉或被判无罪的案例，认为在此次事件中，梁警官作为华裔，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背后可能存在着族裔歧视。
对警察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另一些人则认为，警察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危险，尤其是在执法时，他们需要快速做出判断。在黑暗狭窄的楼道里，面对未知情况，梁警官的反应虽然导致了悲剧，但并非出于恶意，不应受到刑事处罚。他们认为，判决对一名年轻、努力的警察过于严酷，可能会打击警员士气。
华裔社区的身份认同与声音的表达： 彼得·梁事件也被视为一个让华裔社区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长久以来，华裔社区在美国社会中可能被认为是沉默的少数族裔，在涉及警察暴力、社会正义等问题上，他们的声音往往不被重视。这次事件，让华裔社区成员深刻感受到，他们的族裔身份和执法公正性之间存在联系，因此，他们团结起来，通过抗议来表达自己的关切和不满。
游行队伍中，人们打出了“公平”、“正义”、“停止对华裔警察的猎巫”等标语。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不能因为受害者是黑人而对警察的执法过失有所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受害者和执法者是什么族裔。
后续发展：刑期调整与更广泛的讨论
最终，梁警官被判处五年缓刑和800小时社区服务。这个刑期远低于二级过失杀人的最高刑期。这个相对较轻的判决，也再次引发了关于量刑公平性的讨论。
缓刑的考量： 缓刑的判决，一定程度上是考虑到了梁警官的年轻、无前科以及事件的复杂性。法官可能也意识到了社区对此事的敏感性。
社区服务的意义： 800小时的社区服务，让梁警官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回馈社会，参与到与社区互动的服务中。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彼得·梁事件触及了几个非常关键的社会议题：
1. 警察执法中的种族问题： 尽管此案的受害者和执法者并非传统意义上“警察枪杀黑人”的模式，但事件中暴露出的，公众对于警察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族裔偏见的担忧，以及不同族裔群体在司法公正性上的感知差异，是值得深思的。华裔社区对于梁警官的遭遇，很多时候是将其与“少数族裔在执法中更容易受到不公对待”的模式联系起来的。
2. 执法培训与改革的必要性： 事件再次凸显了在光线昏暗、环境复杂的楼道中进行搜查时，警察需要更精细化的培训和更严格的程序。如何在保证执法效率和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误伤和悲剧，是所有执法部门需要不断思考和改进的。
3. 族裔身份认同与政治参与： 华裔社区在彼得·梁事件中的积极发声和组织抗议，显示了他们在社会议题上的参与度在提高，以及他们对于维护自身群体权益的重视。这不仅仅是对一个案件的反应，更是对整个社会对少数族裔声音的接纳程度的试探。
4. 媒体的角色与公众舆论的形成： 媒体的报道方式，对公众舆论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媒体，可能因为其自身立场或目标受众，对事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而影响了公众对梁警官行为的评价。
总而言之，彼得·梁事件是一个多层面的悲剧。它不仅仅是关于一个警察开枪误杀了一个市民，它更是关于执法公正、族裔平等、社会信任以及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寻求平衡的深刻案例。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去切入，以及你对这些社会议题的认知和优先顺序。这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美国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共鸣，以及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我们还面临的诸多挑战。
网友意见
看了某些答案後，覺得有必要highlight兩點：1. We the People 主要功能是收集民眾焦點和呼聲，以協助總統製定政策和施政方向，US Chief Data Scientist 是主要負責人之一。連信訪辦都算不上，更談不上請願會“妨礙司法公正”。 2. 從去年到今年，所有遊行均經過當地警局批准發出permit，完全是合法合理合情和平地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以上兩點均在法律範圍內，不同政見者無需參與，但也請勿將這兩項內容描繪得如何不堪，甚至與違法行為相提並論。
*** 2月17日補充： 我原本只打算在這個答案中談政治平權和社運影響的問題，並不想帶入太多法律判斷。帶入的陳旺案也僅僅是在社運層面比較美加兩地華人的平權運動現狀，不是從法律角度比較梁彼得案和陳旺案。因為我並沒有看到trial transcript庭審卷宗，如果隨意評判則有違嚴謹。但是，看到有幾位答主不停引用報紙上不全面的信息來斷定梁彼得案毫無法律瑕疵是鐵案，我覺得有幾點必須說明。
1. 2016年2月8日，控方在庭審最後一天的closing argument 結案陳詞突然加入一句 "Peter Liang fired a shot right where Akai Gurley stood" 。換言之，在陪審團閉門商議前，他們從檢控方得到的信息是：梁彼得（蓄意）向被害人站立的地方開槍。這是一句未－經－質－證－無－證－據－支－持－的結論！這直接影響到到Manslaughter in 2nd degree罪名中的mens rea 犯罪意圖reckless是否成立。而幾位號稱有法律知識的答主卻用這一缺乏證據支持的結論作為PL罪有應得的依據。
2. 檢控方提供槍支給陪審團嘗試時，梁彼得律師沒有提出應有的程序抗議。12個陪審員，男女老少高矮胖瘦不同，他們的指力不可能都和梁彼得一樣，同時，一個人在黑暗中驚嚇時的應急反應的力度和在平靜的情況下的反應力度也不同，一個接受過射擊訓練的警員和從未摸過槍的普通人，扣動扳機的指力也不同。陪審員需要大力扣動扳機--->PL也是如此--->PL蓄意開槍。檢控方的這個邏輯鏈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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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陪審團裁定出來了，罪名全部成立。技術上，manslaughter in 2nd degree罪名成立並無不當，符合法律規定。我尊重陪審團裁定，同時，我也支持Peter Liang上訴，雖然翻案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控方有程序瑕疵，或，有決定性證據出現可以打斷控方邏輯鏈（控方的邏輯鏈是PL從一開始接警－進入大樓－開槍－事後救濟，都沒有遵從警局規範指引，莽撞違規導致死亡後果）。
無論雙方是什麼族裔，我的觀點並無二致：這是一個缺乏犯罪動機的意外事件，應當以民事賠償為主要訴訟請求，而非刑囚。 陪審團制度將法律專業人士排除在外，完全由缺乏法律專業訓練的普通人組成，因而在作出裁定時並非全部基於無瑕的法律理性。所以我說“技術上”這樣的裁定並無不當，但不等於“實體上”我認同這樣的裁定。
這就是為何我尊重司法制度下的陪審團裁定，但支持上訴到底。中國自古將「尊重＝順從」，將尊重的對象置於上位，從而順從地匍伏在地。而我認為這個文化並不適合今時今日的社會。尊重對手，同時以平等的姿態不卑不亢地出現在博弈中，即便事實上我們處於弱勢。我尊重你，但我仍將繼續戰鬥。
政治上，華人一定要爭，尤其在目前的環境下。華人社群不團結起來爭取話語權，華人地位只會越來越低。那些黑人疑犯殺人放 火尚且理直氣壯埋怨社會把黑人angel變成罪犯，華人警官這個明顯是意外的案子，為甚麼要作為政治正確的犧牲品？！
本案最大失誤是NYPD未能在DA起訴前遊說撤銷檢控，至少也應該去掉manslaughter，只用輕兩級的criminally negligent homicide起訴，NYPD和工會也沒有促成任何認罪協議用輕罪換取免於起訴。以致case被擺到法庭上，面對一堆不利證據。 Manslaughter in 2nd degree是class C-felony最低1-3年，高至5-15年（但本案不屬於加重情節的Aggravated Manslaughter in the Second Degree，所以不可能判15年），而criminally negligent homicide屬於class E-felony 最高刑期4年。NYPD和工會都沒有盡力保護梁彼得，不能說沒有族裔因素在內。 華人就應該在政治上請願，向NYPD以及對NYPD有監管職責的紐約市施壓，要求他們負責到底。雖然上訴推翻陪審團做出的裁決機會很小，但法官在量刑時會參考僱主意見社會意見，以判斷被告是否對社會有危害是否需要監禁。
從族裔的角度講，我對曼哈頓華人議員陳倩雯(Margaret Chin）積極要求起訴梁警官這種貌似公正，實為釜底抽薪的做法很不屑。看看加拿大鄒至蕙（Olivia Chow）等華人議員在2009年陳旺案中的表現。
2009年5月23日，多倫多唐人街金牛城超市老闆陳旺帶領員工捉住一黑人小偷，捆綁並禁錮在封閉空間內。警方認為超市老闆非法禁錮，將他拘捕，落案控以禁錮罪名。
2010年10月提堂開審。根據當時的加拿大刑法，陳旺的確非法抓捕並禁錮了黑人小偷。 華人議員牽頭各社團出人出力，力挺陳旺打官司，每次庭審都有幾百華人在法庭外拉橫幅發傳單聲援。出動各家華文傳媒輪番造勢，帶動英文傳媒跟進報道。這才是華人議員應該做的，這樣才能提高華人地位，鞏固政治力量！最後法官釋法，陳旺無罪釋放。直接導致修改法律。同時多倫多華埠警局承諾改進執法方式，加派人手巡邏，維護區內華人商家利益。
2010年11月，加拿大總理指示司法部著手修訂刑法。各政黨開始政治角力。加拿大總理哈珀和各黨派政客輪番到多倫多唐人街超市慰問陳旺，拉攏華人支持。
2012年加拿大國會通過Citizen's Arrest & Self-defence Act 成為加拿大刑法修正案。如果華人沒有力爭，按當時法律眼看陳旺判刑坐牢，上至總理下至多倫多警察局長，會出現做秀嗎？沒有力量，就不能指望在政治版圖中有一席之地，就不能指望當權者會主動維護華人利益。
向白宮遞交請願信就是表達政治訴求方式之一。說沒用的人，是否請過願呢？ 去年的petition我也簽了，我當然知道白宮不可能干預司法。但是，這是一種態度。簽名3個月後，也就是2015年5月底，我收到白宮email，被抽中參加由奧巴馬國內事務助理主持的跨部門電話會議，就警方是否過度使用武力發表意見。這就是簽請願信的力量，你不去發聲，就永遠沒人聽到你的聲音，也不會有人重視你的想法。華人不改變悶聲發大財，遇事縮頭烏龜的形象，就一直被歧視。
有不少人認為華人遊行請願是「干預司法公正」。 「干預司法公正」需要很大的政治能量，試問一句，以美國華人現今的政治地位，有能力干預嗎？當美國主流媒體不在華人手中，白宮網站就是華人能向主流社會發聲的重要渠道之一。說華人试图包庇一个被合法定罪的被告，真是太高看美國華人的能力了。
司法和行政固然是兩套獨立的系統，但法律和政治密不可分，否則怎會有那麼多政客都是law school畢業生？從總統到議員，很多都是法律人出身。黑人在上世紀50年代還被法律隔離呢，他們有學鵪鶉遵從隔離法嗎？ 人家是全民抗爭，聲浪之大，以致現在美國政客和報紙都要面子上也講political correct. 今天美國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Antonin Scalia去世了，美國政治和司法界的最大關注點是奧巴馬有機會任命一個自由派大法官了，現有的法律上的保守－自由的平衡將重新調整。這將對日後包括第二修正案平民持槍權利，AA族裔平權在內的多項憲政民生問題產生重大影響，或將直接影響到華人切身利益。誰說法律可以和政治可以徹底分離？
BTW，我也是法律人，但不妨礙我簽請願信，上街遊行。我尊重法庭判決，同時，我也要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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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發的回答想不到得到這麼多點贊，多謝大家支持！
加拿大陳旺案為甚麼能成為民權運動里程碑？加拿大華人從70年代末起就開始抗爭了。1980年，因一個加拿大電視台播放歧視華人學生的紀錄片，加拿大的香港學生上書請願遊行抗議，堅持不懈搞了大半年，最後迫使CTV道歉。這批學生畢業後進入加拿大社會，利用業餘時間搞平權運動，成立各種NGO，30 年間派出不同代表在政黨間連橫合縱。30年鬥爭經驗＋networking， 陳旺案一出就能迅速凝聚力量開戰。
美國華人缺乏政治博弈思維，尤其是近10年大陸過去的中國人，不習慣出頭，沒有leadership, 缺乏社民運動經驗，怕事只想各自保平安。雖然現在有錢有知識了，但團結程度還不如100年前的唐人街幫派同鄉會。不從根本上改變這點，沒有社群領袖，就無法把散沙凝聚成力量，用選票和政客談判。
看了這幾天紐約，三藩，洛杉磯等地遊行的籌備，發現還是缺乏一個統一的有力量的口號，這就無法形成衝擊波。各地組織遊行的組織者應該一起開會研究，從口號到形式統一部署。給白宮和媒體的陳情信也應該有的放矢，統一發送。去年舊的要求withdraw case的petition已經不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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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簽署請願信後收到的白宮邀請郵件截屏
只说一句话，如果在美华人能够有他们对待TG时一半的暴戾，就不会一直当背锅侠了。无论是哪个国度，无论是什么制度，政治博弈都是要依靠力量的，只是不同的制度下力量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所以，任何时候，奴才是没有政治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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