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伤痕文学？

我村里和我以前有一些山区的项目，和老人聊到知青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

就是有的是真聪明，

湖南的时候，和村里一个人抽烟聊天，他说自己傻，说当年公社推荐他上大专，结果有个知青给他家送了不少东西，就让给那个知青了。

我家里的老人的说法就是，那知青，十五岁就知道拿家里的布票给村里人，然后大家不好意思啊，就安排他干轻松的活，后来工厂来招工的时候就安排走了。

过年喝酒的时候，那个亲戚还说哎呀当时是没见过这个啊，要是现在，谁会让啊，早就当城里人去了，以后孩子也是城里人给安排工作吃商品粮，哪里知道城里人脑子这么精啊·

我说拉倒吧，就你这没关系的，真到了城里就是大下岗第一个滚蛋的，到时候你城里没房没工作，家里没地没房子，我看你怎么办，你现在好歹搞蔬菜大棚也是致富带头人，还说这个·。

当时推荐上大学和工厂招工招兵，有的公社集体是开大会决定，这种的出去的还是表现好的知青和村民，但是很多公社就是公社领导自己定，这种出去的就是会送礼的或者会来事儿的，或者就是钟跃民那样有关系的。

这个真心无解，当时有个老师写信给主席说自己女儿好几次机会都回不了，回来的都是有关系的，主席也没办法，只能给他回邮了点钱。

我这个事后诸葛亮替换到当时我也没办法，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是整个问题，上边是封建残余思想和自己孩子利益的切身问题，下边是广大群众教育不动，连自己利益都不知道维护。

现在回到原话题

钟跃民这种类型的，他们不会写伤痕文学，因为他们很容易就跳出来了，不管是上山下乡，还是后来的大裁军（注：不是他自己要求，也裁不到他头上），后来的自己做生意，都没有任何难度。就算进国企遇到大下岗，他们也是低价买企业或者提前调走到好单位的人。他们看不到下层。

有能力的，比如带着村民致富，带着村民修沼气池的，也没时间写。

没啥底蕴的城市普通居民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后来说娃娃们都苦了，回来吧，才大规模回城的，回城后因为没有那么多岗位，又急急忙忙安排工作，这种安排的肯定不是啥好工作，等到后来国企改制，都是第一批下岗的，对应的就是后来碰瓷钟跃民的那个患癌症又下岗的同学。现在有的地区发知青补贴，他们正在想办法认定自己的知青身份，也没那个时间写伤痕文学。

写伤痕文学的主要就集中在中间地段。

就像古代写三吏三别的只能是杜甫诗圣，不会是上边的皇帝或者贵族，他们最多就是改朝换代以后留下一一些春花秋月何时了之类的，也不会是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里边的老翁。

而无数个老翁里，只有这个老翁因为被杜甫遇到了才被世人铭记，让大家推测知道民间有多苦。

伤痕文学的优点是：杜甫是旁观者，伤痕文学的作者是亲历者，加上作者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写出来自然就催人泪下，感同身受了。

比如现在反映农民工的职业病问题尘肺病养老死亡等等，虽然比知青更悲惨，但是农民工作者文才有限，大家看着就感觉没有那么深刻。

实际上我们把知青换成以前的大学生村官，就很好理解了。

有关系的，第二年当选副乡长，因为是副省级城市，这是副处，三年就团委书记，正处了，还能受到领导人接见。

有能力有想法的，带动村里致富啊，或者自己学习考研考公的（和湖南一个市组织部组织处负责村官工作的朋友聊过，很多村官都是见不到人工作，过几个月才知道考走了。用他的话说，就相当于国家和村里掏钱养这些人了。我当时就想起来的就是当年也是村里要抽调出来土地和资源来养活这些知青。根子都是国家培养的学生多，经济跟不上，解决不了就业）

没关系没能力也没毅力的，待了三年服务期满就该干嘛就干嘛去了，当农民当工人进企业996，估计是没时间写伤痕文学的。

那么过个几十年，写伤痕文学的，我想大家也知道是哪一批了吧？

伤痕文学产生的根源，就是培养的学生太多，但是解决不了就业，只好让农村来解决，农村本来一百口人两百亩地，现在还要分出来二十亩给来的知青。08年金融危机经济下行，也是农村接受了千万级别的工人回村和大学生村官···

解决的办法目前看有两种，一个是忍着阵痛加速发展·········

一个是八十年代和解放前的办法，减少学校数量，减少学生人数······一般家庭的学生上什么大学，上了大学看到了美好的社会又得不到，多难受啊，而且上了大学花费那么高又没用处，上个中专不就行了么。

最后就是如何评价伤痕文学

艺术成就不好说。

但是在感同身受上：作为中国几千年来少有的，作者能亲身经历的，假设杜甫三吏三别是亲眼见， 那么伤痕文学的作者就是那个老翁，就是那个征兵的人就是新婚离别的人。

所以说上层可以说他哭哭啼啼没有出息，但是下层写不了的普通人看着也会感同身受，冯小刚芳华出来的时候，多少人去看啊。

但是对于想干点实际事务的人来说，还是想办法加速发展吧，发展带来的问题只能靠发展解决····

毕竟现在他们的知青补贴还是靠我们交的税来发呢····

右右壬、目田派和秩序左的暴论实在是太多，有必要讲清楚一些问题了。

伤痕文学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学现象，一般认为是从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开始的，得名于卢新华的《伤痕》。当然，考虑到伤痕文学出现的时机，即便是身处这一潮流中的作家们的观点各有差异，伤痕文学也无法与后革命时代的政治脱开干系，它的内容也必然涉及到在某十年的运动退潮之后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然而这就是伤痕文学的全部吗？

伤痕文学无疑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这一点在刘心武的《班主任》中体现的尤其明显。《班主任》讲述了一位中学教师接收插班生时发生的故事。首先发生的是班主任张俊石与同事们的冲突。由于这个插班生的身份特殊（拘留所释放的小流氓），张俊石的同事们不想因他影响教学质量，而张俊石则认为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或者说，启蒙）的权利，因此力排众议决定接收插班生宋宝琦。假如说在这里作者只是在反对官僚的唯绩效论，因此仍然没有跳出当代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话，随后的冲突就更具阐释的空间，同时也在挑战读者与批评家——当然更多的是后革命时代的政治——对伤痕文学的叙述了。

班上的同学对插班生的反应十分激烈，而班主任与学生的冲突主要是团支书谢惠敏的冲突。谢惠敏是一个常见的好学生的形象，热衷于社会工作因而成绩平平。班主任与她的冲突主要是关于是否要批判从插班生身上搜查到的小说《牛虻》的。团支书持一种常见的革命清教徒立场，认为这本书是“黄书”（有趣的是作者将这一立场归因为那四个人的“毒害”），而班主任坚持，《牛虻》是一本好书。同时，班主任也注意到这本书的封面被撕掉了，女主角的插图则被画上了八字胡——我相信许多人都曾经对语文课本做过这样的事。

《牛虻》在这里很重要，甚至是整篇小说（不得不说，《班主任》艺术上十分平庸）最有趣的地方。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牛虻》这部小说可能不那么熟悉，但是喜欢读《牛虻》的人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保尔·柯察金，那个带着布琼尼帽、衣服上打着补丁的理想革命者，先锋队的代名词，一生都将牛虻视作榜样。

刘心武可能没有意识到——尽管他在写作中不断地尝试挪用革命话语为自己提供叙事的合法性，革命的幽灵一直在文本的字里行间游荡。刘心武将混混插班生宋宝琦描述为一个有着“一疙瘩一疙瘩的横肉”，但眼睛又“令人寒心”地“充斥着空虚与愚蠢的眼神”。假如将这一段视为一个19世纪的资产阶级作家对无产阶级的描写恐怕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异常之处的。

然而，假如只是盯住刘心武这种常见的污名恰恰是遮蔽了更严重更迫切的问题。随后，刘心武通过班主任提出，要治愈这种在混混插班生与团支书身上的疾病，就要“真格儿地”搞教育，而“真格儿地”搞教育，就是要启蒙：启蒙意味着教化混混插班生这样尚未被教化的人，同时也意味着与影响了团支书的革命清教徒主义争夺霸权。

从这一角度来说，《班主任》，甚至整个伤痕文学，都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写作。在卢新华的《伤痕》中，这种启蒙的结构更隐微一些。女主角晓华处在一个难以察觉但又无处不在的目光的凝视之下。只有晓华在火车上照镜子时，这个目光的真身才得以显现。它来自作者本人，用一种粗暴的方式从镜子中盯着晓华：

“这是一张方正，白嫩，丰腴的面庞：端正的鼻梁，小巧的嘴唇，各自嵌在自己适中的部位上；下颏微微向前突起；淡黑的眉毛下，是一对深潭般的幽静的眸子，那间或的一滚，便泛起道道微波的闪光。”

这种凝视是一种殖民者对野蛮人的凝视。作者甚至让晓华感受到了一丝异常，在夜晚所有人都安静地睡着的车厢中“神经质地一下子将小镜抱贴在自己胸口，慌张地环顾身旁”。晓华的父亲去世了，作者在这里代替了父亲的位置，而一个父亲，一个家长，有必要教化晓华，让她在故事的最后通过母亲的死得到启蒙，让那个后革命时代的共同体进入自己：

“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谁戳下的。”

回到问题本身，如何评价伤痕文学？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的情景中去。不少人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当作伤痕文学的延续。当然，伤痕文学在文学史上指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刘心武开启而得名于卢新华的文学现象，但是它从属于那场兴奋的、狂热的、诱人的革命远去之后的新启蒙文学思潮，而正如同上文所试图证明的，伤痕文学原初的起点并非伤痕，而是启蒙。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认为在思想史上有启蒙和救亡两大主题，而现代史中反封建的启蒙被救亡这一主题压倒了，而那十年就是封建的复活。这种说法即使是在目田派的叙事中也难以自洽：难道那十年中砸碎的旧事物不够多吗？

假如说真的需要反思的话，需要的恰恰是对这种线性的启蒙观念的反思。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近现代史上都缺乏对启蒙叙事的有力挑战，后果就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的历史被简单的线性的启蒙历史所遮蔽。这种线性历史观念将断裂的历史缝合在一起，而断裂之中的可能性也被一同封死了。在当下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可能性的情境中，用启蒙的话语、发展的话语，甚至是革命的话语去缝合断裂的尝试，事实上都是保守主义的：它拒绝讨论新的可能，只想回到过去，不管这个过去是实际发生的还是想象中的。

最后还是以一个齐泽克的笑话结尾：耶稣第二天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想到他还是处子之身，就叫抹大拉的玛丽亚去他的房间陪他过夜。没想到没过一会抹大拉的玛丽亚就哭着跑出来。抹大拉的玛丽亚哭着说：“耶稣看见我之后说：‘多可怕的伤口啊！让它愈合吧！’说着就把手放在上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随便缝合创伤，说不定它自有用处。

扯那么多干嘛？直接去看不就知道了？

还有伤痕文学代表 知青，知青代表时代？呵呵，

看看楼下忙不迭地摘出去，你们一群屁民什么脸面，敢被我代表？

不好意思，我看过，所以评价很低。

1 这东西，有意义 伤痕文学的几个早期作品都是比较现实的。

2 大概就是全校大会学生代表上台演讲那种意义吧。

大部分伤痕文学并没有真正的反思。很多答案也批评了，脱离时代，脱离群众，解决不了“要怎么改”的问题。比较一下《班主任》和大部分伤痕文学作品，立刻就能看到前者是想解决问题的，即使是姿态也是愿意弯腰看底层的，后者除了充沛的感情和蔑视，还剩下什么玩意。

3 80年代文学你们只记得伤痕文学，那就说明那个时代真正的文学，已经被当今的世界杀死了

伤痕文学最大的意义就是用来分蛋糕，而且不是权贵层级的。多的为了我的帐号就不展开了。推荐阅读，王朔，请以非大院子弟视角

把官方权贵马屁文读成反抗，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啊

展开来说一下吧。水楼后的文坛，大致可以分为76-78，78-84，84-91几个时期。

78年以前的伤痕文学，还是非常自然而青涩（或者说真实而浅薄的），有一定风险。也是相当主流的文学。挺现实主义。这个时候仍然有水楼遗风，大家还是推崇崇高，或者说不接地气，诗歌还能红十年。

这里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小说要不要面对广大群众？小说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在一个知识分子大喊启蒙的年代，很多人就遇到了一种分裂：他们想要承担指导者的权利（80年代知识分子的特权我们就不说了，能够下乡的知识分子自认为社会底层实则全家在城市就已经社会前5%我们也不说了，知青文学三句不离家庭背景多牛皮也不说了），但是不想承担对应的责任。文艺只要表现自我，文艺是私人的，工农兵干我屁事。

其实就和地震时候的韩跑跑一样，平时你这么主张，温和无害。但是，环境不是那么回事。

然后是过渡期，从中央到地方，政策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到了接近84，伤痕文学就开始出现一些成熟，而且有一定价值的作品，风险越来越小，甚至受到鼓励。前期还是有一些佳作的。

而这个时候社会矛盾已经进入另外一个战场，伤痕文学已经不算有追求的作者的主题了。当然，也可以说伤痕文学进入主流化，看电影里面有多少伤痕文学主题就知道。这个时候的文艺路线主流，是资社讨论，新思想大辩论，全民享受商品经济，和开放娱乐的争论。感兴趣的同学自己翻一下收获，十月等杂志，有时间看下小说收获点呕吐，没时间跳着看一下，就能了解大概了。

84后，新领导上台，文艺界进入了一个逆向的文革期。经济界有个口号叫什么，不换思想就换人。当然，有追求的都是为能 出国获奖的题材 摇旗呐喊，伤痕文学的主流基本都是官二代给自己做宣传了。这个时候的伤痕文学，和黄土地文学，大院文学比，现实性思想性都不忍直视。更别说 气功大师之类 的作品了。

这个时期大量作品都是官方授意批量写的，只是现在大家都装看不见罢了，直到翻车为止。

跳过不可说的二年，91后是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进入实用化，正规化的正轨，文艺界成功作死沦为洗脚婢，王朔都批斗金庸了，我们就不提了。

很多人对那个年代了解太少了。

知道新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医闹”是什么样子的吗？

1974年张春桥的妹妹张佩瑛在上海红房子医院做手术，手术过程中由于护士和其他医生操作失误，误将麻醉气体笑气接入了氧气管，导致患者窒息死亡。

事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将该起医疗事故定性为重大反革命事件，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麻醉师方兆麟被打成反革命。后来又有人举报，1965年政治局委员柯庆施是在方兆麟一针硫苯妥钠以后死的，这次张佩瑛也是方兆麟一针硫苯妥钠以后死的，柯庆施的死方兆麟也有重大嫌疑！方兆麟被关押轮番审讯，由于实在查不出任何“反革命”罪行再加上这起事件传到了周总理的耳中，最后被下放改造，亲属也全部遭到牵连和审查。操作失误的医生和护士更是大会批小会斗。

万幸的是，两年以后迫害就结束了。

好多人阅读理解不及格啊，柯庆施是抢救无效正常死亡的，方兆麟只是参与了最后抢救而已，怎么也成了他的责任？

张春桥的理论也好意思拿出来？举国上下都对那几个极左理论家恨之入骨，才有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

我想和某高赞答案探讨几个基本常识：

1）《伤痕文学》的主人公主要是上山下乡的千万知青，而不是被冲击的那几个高级知识分子。

2）当年下乡的知青，本来就是因为没有工作机会而下放的城市工人阶级。知青返城之后，被加塞在不堪重负的国企中，扛过严打，后来大下岗成了千万下岗职工，成了“四〇五〇人员”。大家算算看，98年50岁的国企员工，在1970年代末也都是下过农村城市职工子女的。

3）大下岗的时候有句话叫“ 让我们下乡，让我们下海，让我们下岗”，也说明下乡和下岗是同一批人的遭遇。

那么 @胡仙君 童鞋的答案，把“伤痕文学”说成是“他们”真•右派的文学，又把“大下岗”当成是“我们”的苦难，是不是有点一鸭三吃的意思？

因为所谓传统文化精英的利益在这10年里受到了损害， 所以当他们重新掌握话语权后就写了伤痕文学来歪曲史实误导大众。

伤痕文学不会告诉你的是，49年中国在校中学生只有120万 到了66年是1300万 76年是5800万 78年是6400万，中国的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的基础教育就是这10多年普及的，而到了84年在校中学生就只有4300万了， 之后一直在5000万左右，直到96年才重新突破6000万。

66年中国国企岗位是3400万个到了76年是6800万个，这还没算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岗位。而这10年下乡知青一共不过1700万，如果只是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那是足够的，根本不用所谓下乡分流劳动力。实际上在下乡的同时还有上千万农村青年招工进入国企 。

这些历史性的变化，伤痕文学是不会写的。因为这10多年在把建国以来工业化的红利反哺到农村的同时，必然会损害城市里传统文化精英的利益。 所以，他们选择性无视这10多年工农大众利益的增长，而只会看到自己利益受到的损害 以偏概全说成是全社会所有人的损害。当他们重新掌握话语权后也就有了伤痕文学。

不过这样虚假的文学，是不会有什么生命力的。毕竟黄世仁写再多关于土改的伤痕文学，也是很难得到大众的认同和共鸣的。

在六十年代，出身城市，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最次也是工人家庭，读书读到高中而且很可能有机会读大学大专，这是什么层次的人？放在现在，这种出身，大概可以相当于家产小目标左右、或者大领导的孩子，最次家里也几套房那种，又读完985，很有机会考上研究生的状态。

然后这么个状态的人突然之间远离家庭、不能再读书、下一步可能的金饭碗工作也没了，到农村去种地去。

顺带说一下，那时候的农村可比现在农村苦的多。那时候没有多少机械化，你得自己下地动手干活，吃的也是没有多少油水的杂粮，什么时候能回到过去的日子遥遥无期，如果在当地结婚了，孩子也会留下来过这种日子。

你说这种人就算再善良，再支持人人平等，他心里能气顺了？就算到的农村并不是最艰苦地方，就算还有各种照顾，比起过去的金窝，这算什么？

而且还不是就体验一两年生活，而是未来遥遥无期。

哪怕是后来又过上之前日子了，但是几年时间过去了，吃得苦也不少了，甚至有了孩子的也很难带回了。

所以当有一天这些人有了话语权，写出的文学能是不一腔怨恨控诉的伤痕文学吗？

从他们的角度看，这种控诉，这种哀怨，是真情实感，是发自肺腑的。这些人不一定有明确是政治目标，甚至未必有政治观点，但是写的东西在感情上却是明显一致的：就是对这种让他们下乡的不满，从此延伸与之相关制度的不满。他们的悲惨人生映衬出的是时代的错误。

这种想法对不对？当然对。不管换成谁，这么一个生活起伏，恐怕都难平静接受，恐怕都会对时代、对制度控诉，对自己的人生哀怨。

但是，为什么你生来就该比农村的孩子起跑线高这么多呢？为什么你就该占据一个他们一生无法企及甚至无法想象的地位呢？就因为你父母更好，你投胎好，所以理所应当得到这些。这又公平吗？

换而言之，这种生活区别巨大情况下，哪怕你本质是个好人，你能去理解那些农村人的诉求吗？能去感受到他们的情感吗？当你大学毕业走上领导岗位了，制定的政策能保证不出现“何不食肉糜”情况吗？

当新中国承平日久，新的层次开始分化时候，这种分化带来的两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些最高领导人的担心，因此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在这些政治事件过程中，原本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最初开始很早，wg前就有，但是是自愿的，属于教育目的），变成了一种普遍政策。这个政策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让社会进一步公平，让本来上层世界的年轻人，真正了解下层世界，甚至融入下层世界。

结果都看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失败了，失败的非常惨。这些知青们，看到了不同于自己成长的下层世界，但大部分人并没有愿意融入，而是更加逆反，终其后半生都要和这段经历划清界限。他们回忆这段历史，没有深入学习的感受，而是抱怨、控诉、愤怒。对于他们来说，这段生活是一生最阴暗的时代。

所以，伤痕文学的兴起，就是这种状态下出现的。作为当时读者主力的市民阶层，看到伤痕文学，更容易代入作者的视角，从而发出感同身受的感慨，这也是伤痕文学火起来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发展，当城镇化扩大，读者层次更复杂，同时，因为贫富差距的拉大让人们对公平的诉求更强烈时，读者自然很难跟着作者的视角走，而是开始质疑为什么生活在上层世界要说的这么理所当然？为什么你呆在农村是天大的委屈而农村孩子就活该一辈子守在这里？

到了这个时候，伤痕文学就自然过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走起了下坡路，最终一步步式微。

改革之后出现了一批小说、电影，侮辱前三十年，尤其是文哥十年，说那段时间黑暗砖制，经济崩溃，人们的生活贫穷悲惨恐惧。这些文学就叫伤痕文学。字面的意思就是，专门描写伤痕的文学。

一个美女，哪里都不照，专照她脸上的一个雀斑，并且放大加黑，甚至故意往美女脸上泼墨汁，再拍照放大特写，因为文学本来就是允许虚构的。这些就是伤痕文学的手段。

在伤痕文学里，前三十年就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里最黑暗的地狱，比民国、比奴隶社会黑暗多了。例如，在伤痕文学里，那十年，好人必被迫害，被迫害的必是好人。没有这样的配合造势，全盘否定那十年就不成立。

伤痕文学是政治经济需要，是一种政治正确。

因为要改革，要推翻前三十年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就必须把它涂得一团漆黑，不然就没有推翻它的理由。这就叫制造舆论。

因为写伤痕文学是政治正确，迎合上意，所以伤痕文学作家都升官发财了。例如莫言，又拿大奖又赚稿费，还当了官，名利双收。

一个学者这样评论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就是故意夸大某些个体受到的伤害来破坏对多数人有利的制度，建立对少数人有利的制度。也就是今天的制度。

这个评论很正确。

有人就故意渲染地主受到的伤害而反对土改，对几千年里大量贫农的悲惨无视。

伤痕文学的本质是地主资产阶级用笔杆子对社会主义的反攻。

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不建立一种十分美好，对全体人都有利的制度，这样不就没有任何人攻击这种制度了吗？不可能，这种对全体人都有利的制度不存在。不管什么样的制度，都只能对一部分人有利，对一部分不利，区别无非就是对你有利还是对我有利，对多数人有利，还是对少数人有利。就是太阳，也会有人骂。下雨，也会有人骂，有人喜。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常说共产主义对全体人都有利，这个全体人，实际上是消灭资产阶级之后的全体人。

苏联也有伤痕文学，侮辱苏联时期是多么黑暗，歌颂“自由民主富裕”的资本主义。

苏联变资解体之后，看到苏联人民的公共财产被一些人装进自己腰包成了亿万富翁，这些作家中有很多人才知道上当，被人利用，后悔万分，有的甚至悲愤自杀。这些后悔的作家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苏联人民也因为他们的愚蠢而付出了代价。

什么是最大的罪恶？愚蠢就是最大的罪恶，杀人放火还算不上。愚蠢能致使几十万几千万人死亡，能致使社会倒退几百年。一个人蠢起来是很可怕的，大众蠢起来更可怕。所以儒家才把智列为五常之一，是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美好品德。

针对评论区的某些评论，回复一下:

有人说，莫言说他小时候挨饿，他说的是事实，不是造谣。这话不对。莫言说他小时候挨饿，他说的是事实不错，中国五六十年代确实还吃不饱，但是说的是事实不等于不是造谣，当只说部分事实而不说全面事实的时候，说的是事实也是造谣。

一个美女，你说她脸上有个雀斑，这是事实，不是造谣，但是如果你只让大家看她的雀斑，把其他地方都盖起来，让大家以为她脸上全是雀斑，这就是造谣，欺骗。

中国五六十年代吃饱饱饭，这是事实，但是只是部分事实，不是全面事实。全面事实是，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都吃不饱，不是只五六十年代吃不饱，因此中国吃不饱饭不是五六十年代造成的，而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是莫言那些人的话，只说他们在前三十年吃不饱，贫穷，他们的语气，他们的意思，就是想让人都认为中国只在前三十年吃不饱，吃不饱是前三十年大锅饭、公有制造成的，以达到攻击公有制的目的。

所有用“你去试试农村生活”作答的，其实都是在用屁股说话。其逻辑就是你是城里人，你是中产，农村生活对你来说是痛苦的，所以你应该和同为城里人的知识份子一起控诉上山下乡。

比较奇妙的是我发现几位曾经批评我说话预设立场的大佬，给一溜类似的回答都点了赞，看来屁股不在于有没有，只在于藏的好不好。

补充一下我个人对伤痕文学的看法：那就是有一帮子平时看不起农民的小布尔乔亚，终于不谈什么能力什么思维，大大方方的承认：“要我生在农村我也就那样”，(即所谓的被耽误了青春)。你要觉得所谓能力才是决定性因素，那干嘛仅仅废掉你“城里人”这张子宫彩票，你就要这么声嘶力竭的呢。

只不过，不管是写伤痕文学的还是读伤痕文学的，很多都没意识到，伤痕文学里其实包含了这么一件事。

建国后每隔一个时代总会出现一批被牺牲（辜负）的人，这批人可能是地主，可能是农民，可能是工人，可能是商人，可能是知识分子，可能是学生，甚至可能是“犯罪分子”。

给人感觉最惨的一定是掌握了话语权而且善于卖惨的那批。

“伤痕文学”这代人遇到工业化赶不上教育进度的时代，去农村不乐意，留城里治安恶化，强塞给企业大下岗，根本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现在有三种人：

1、城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回城，惨吗？惨。

2、农村一辈子只能在土里刨食，惨吗？更惨。

3、我在街上看见个美女，吹了个口哨，流氓罪，拉出去枪毙！惨吗？这已经不是惨的问题了，连命都丢了。

过了很多年，农民懂啥啊，他会写伤痕文学吗？不会，他知道城里的花花世界吗？不知道。

你个流氓都枪毙了，你连写伤痕文学的机会都没有了，你干的那点事，上得了台面吗？

最后只有回城的知识青年最惨了。

那个年代的城里根本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给“知识青年”，年轻人无所事事的结果必然是社会治安极度恶化，上山下乡至少还有地方撒欢去，回城里之后状况你们也都看到了，当局只能动用暴力机关的铁拳来强行打压。

为啥吹个口哨就被枪毙？谁让你赶上严打了呢？为什么严打这么严，怪就怪你这代城里人生错了年代，政府解决不了你们的就业问题，又怕你们形成不稳定因素，只能委屈你们了。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伤痕文学有真伤痕，有假伤痕，在我看来真伤痕少，假伤痕多。我鄙视假伤痕，为什么呢？因为假伤痕其实是想要特权而不可得。

上山下乡，从治国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极大的浪费，但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大多数人并不存在所谓的迫害问题。

比如说让知识分子去干农活，很辛苦，干不好还要被惩罚。农村人不尊重知识，看不起知识分子，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欺负知识分子。大多数人认为这是迫害，我是反对的。

说这些是迫害的人，有一个潜在的认知就是，“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然而为什么你就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呢？这里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农村人一直就是这种待遇。农村人对待其他农民，不一定就比对待知识分子更优待一些，既然大家都一样，为什么说知识分子就被迫害了呢？

为什么农民受到不好的待遇，大家就觉得正常，让知识分子去受这种待遇，就认为被迫害了呢？归根到底还是认为，知识分子理所当然比农民高贵。有人看到城里姑娘为了回城，被农村人玷污，觉得义愤填膺，当然了，这种事情我们理应谴责，但是平心而论，这个城里姑娘好歹是回城去了，多少农村姑娘，就算是卖了身子，也无法在城市立足，就算是为了利益而卖身，城里人往往也卖得贵点，为什么就认为让城里人过农村的日子就是迫害了呢？

一个人，如果投胎到了农村，他苦了，被人欺负了，他哭都没处哭去，他写不出什么伤痕文学，知识分子恐怕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人。但是如果他投胎到了城市，过了十几年好日子，学习了文化，再让他去农村，他就伤痕了。这是同人不同命。

当时的农村就是那样苦，农民也无知，也有欺负人的。并不会因为来了知识分子，就变得更坏。相反，虽然效率很低，但是很多农村确实是享受到知识分子的好处的，毕竟有些农村从来没有见过文化人，光是听你讲讲城里的故事就能大开眼界，或者可以学写几个字，对人生有莫大的好处。如果不是上山下乡，这些山里人恐怕永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上山下乡对于知识分子确实不是好事，但是对于农民来说，至少不是坏事。

如果你是为国家浪费了人才而痛心，你可以写书，但是那是政策的反思，不是伤痕文学。如果你是为了农村的苦嚷嚷，这是呼吁特权而不可得，不是伤痕文学。如果你确实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你可以写伤痕文学，但是最好也写写其他人，特别是其他农民有没有和你一样被欺负的，这样的伤痕文学才是公平的。

伤痕文学，是“让人说话”，这是它的进步意义。

但伤痕文学垄断了对一个时代的讲述，是因为它的前述意义吗？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

它的地位反而来源于“没人能说话”——知青和老农比起来，只有知青能写作，能阅读。

所以，一个时代的断片，却常常被当成一个时代的全景去阅读、去理解、去判断，这也是伤痕文学被争议的重要原因。

“我受伤了！”“怎么了？”“他们拿我当农民看！”

某些程度上讲，近几十年来，一批成名于八九十年代的“严肃文学作家”读者越来越少，甚至被评为水平参差不齐，也是同样原因——当年，识字就是作家了。

以及。

如果2020年我们没有网络，没有微信公号和微博，没有全民普及的摄影摄像能力，国民文盲率还有六七成的样子——

那么《方方日记》就会成为新一代的伤痕文学，被后人用来阐释我们当下的全部。

幸好。

其实伤痕文学已经是比较客气的写法了，是实在没办法才写成这样的。倒不是说这些作家没本事写成索尔仁尼琴这样，就算写成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写出来出不了版可不也是白搭么，只好写得像现在这样扭扭捏捏，无病呻吟了。

有一个杨奎松的座谈大家不知道看过没，他除了写史也写过伤痕文学这种，他说他写《忍不住的关怀》也想像外国作家一样，全部用档案写，就是所有的论据后面都附具体档案和数字，但这样写就只好去香港出版了，就只能写成现在这样了，就是尽量抒情，尽量不用实例和档案。

伤痕文学其实蛮像现在知乎上曹哲这些自由派的，看到一些不满的事插科打诨，嬉笑怒骂。他倒不是不想直接怼，直接怼不就封号了么。

要不是当年真的销量特别好，怎么可能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大类，最后到了需要层峰亲自批判“哭哭啼啼，没有志气”来打压和限制出版的程度？

硬说这是虚假的文学，是不会有什么生命力的，几千万节衣缩食从微薄工资里省出钱来买伤痕文学书刊的普通工人群众，都不是人了？一杆子把几千万普通工人群众，打成“既得利益群体”来圆自己的话术，真是不愧左圈五人十派的恶臭本质。

喊疼卖惨，固然是哭哭啼啼没有志气的。但是打压喊疼卖惨的结果。却是始料未及的。群众追捧起更极端更坏的反思逆种河殇流了。

说实话河殇流信的人更多更广了。总不能上亿人都给按一个反动地主崽的出身吧。。。。。。。实际上明明是三代贫农的疯狂反共精资，60后（包括50后半70前半）那一代人真是多的不得了好不好。

各位在家族微信群之类地方真没见过吗？别装外宾好吧。

看了那么多回答，我发现有些人总喜欢搞个大事情。

他们喜欢把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搞个对立面，想当然认为知识分子写的东西永远和乡土农村生活格格不入。

我不知道他们是蠢还是坏。

＂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写的最好的文学类型之一。最早从五四新文学就开始写乡土，以鲁彦、彭家煌为代表文学研究会乡土写实小说，到左联的沙汀、艾芜，京派的废名、沈从文，到延安文学的赵树理、孙犁，到战后文学的周立波，以及由赵树理、孙犁直接影响的当代文学流派中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还有当代文学中著名的汪曾祺、陈忠实、莫言。

等等等等。

以至于还被某些人诟病，中国那些作家们就喜欢用现实主义手法来写乡土小说，落后西方那些现代派一大截。

不过这种题材到是墙内香来墙外也香。

伤痕文学不过是十年浩劫后，第一个文学自发小高潮，没过两年也就退潮了，其文学实践的成就与影响力也远不及后面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那些知识分子也没整天拿着这些东西吹捧，你们熟悉刘心武不还是他瞎解读《红楼梦》，他还是伤痕文学的首位实践者，他也不提这一嘴。

4.12日补充回答:

我发现回答里包括评论里没有几个人看过伤痕文学，想当然的以为伤痕文学就是一群知青在抱怨自己在农村吃的不好，做了多少累活，回不去城市而哭泣。

简单来复述一下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伤痕》的内容吧。

主人公王晓华的母亲在文革期间被定义为叛徒，她作为有着进步思想的青年，压抑着对母亲的愤怒与怨恨，在十六岁那年主动报名去上山下乡，走之前留下一张纸条:

＂我和你，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不用再找我。＂

在村里她很快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进步很快，但是因为母亲的问题在入团上遭受到了阻碍，即使她已经和那个家庭彻底决裂了。在这期间，她遇到了一个互相心仪的男青年小苏，也因为她家庭的关系，小苏得不到提拔，晓华不想连累小苏的前途，狠心和小苏断绝了关系。

＂虽然她和家庭断绝了联系，但她是始终无法挣脱那个＂叛徒妈妈＂的家庭给她套上的绳索的。而且，她也清楚了，如果她爱上一个人，那么，这根绳索也会带给那个人的。＂

她忍住对亲情、爱情决裂的伤痛，把仅存的女性情感奉献给了学校的孩子们。

后来，文革结束，母亲写信告诉晓华她恢复了名誉与清白，但是身体已经被摧残的不行了，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与关节炎，希望能见上自己女儿一面。

晓华赶回去见自己的母亲，可是当她找到母亲时，母亲已经在医院去世。

她分别了九年的妈妈，从此与她永远分别了。

如果这都不是人心中的＂伤痕＂，那么什么才能称之为伤痕呢？可能在某些人看来，在宏大的时代命运主题面前，个体的心灵感受真的不配有吧。

4.15日补充

对于那十年对人精神上的戕害，如果大家觉得＂伤痕文学＂很幼稚粗糙的话，或许可以去翻看一下巴金晚年写下的《随想录》（巴金应该没人质疑动机吧），可能会更有感触。

说些题外话，看到这个问题底下的撕裂真的没想到，很多人感觉只是对着空靶子打啊……

“伤痕文学”本身是有定论的，看百度百科就能懂个大概的事情，而问题下的撕裂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阶级认同模糊和缺乏共情。

因为“伤痕文学”的作者大多数最初只是普通文艺青年，而非“知识分子”，甚至很多正是因为“伤痕文学”被捧成“知识分子”的。真按现在的标准定义这些作者的话，在阶级上他们最多只是“中产”，远远算不上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实际上只能被当枪使。确实有杀人犯用枪，但枪本身是有罪的吗？仅仅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和缺乏共情，底层斗中产，中产斗底层，实在是很可笑很悲哀的一件事。

而“伤痕文学”本质上只是特殊时期基于一定目的而带来的文化开放与反思的一部分，它不只是文字，也有特定的政治属性（就像“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伤痕》，是在78年时就被《文汇报》破例以整版篇幅发表的……你品，你细品），它们只是当时大矛盾在文化层面上的体现，却并没有也无法触及矛盾本质（因为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也不可能触及矛盾本质），所以显得有些“矫揉造作”甚至“无病呻吟”。

但不能因为其“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就指责它反映出的很多问题不存在。

如果只肯定时代成绩而忽视个人境遇，很明显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任何时代都是光明（成绩）与黑暗（问题）同在，一个时代的成绩和错误同时存在，并不矛盾，不论是三七开还是七三开，对于整个时代和具体的个体来说，比例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彼此不相同的，这是客观事实。

只不过有些时代光明多一些，有些时候黑暗多一些，有些人感受到的黑暗多一些，有些人感受到的光明多一些。就像现在也有富人和穷人，他们既生活在一个世界，又没有生活在一个世界，只是客观存在。

“伤痕文学”本质上无法否定时代的成绩，它只是对时代反思很浅显的一部分（因为出发动机和尺度在那里，实际上想再深也深不到哪里去了）。如果这一层看不到，只能说对历史缺乏尊重，对人也缺乏最起码的共情。

就是这种感觉吧。

1.

“除夕的夜里，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这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

伤痕文学取名于卢新华短篇小说《伤痕》，而这篇小说，如此开头。

“一切重新归为安静。依旧只有列车在“铿嚓铿嚓”地有节奏地响着、摇晃着。——那响声仿佛是母亲嘴里哼着的催眠曲。而列车则是母亲手下的摇篮，全车的旅客便在这摇篮的晃动中安然、舒适地踱入恍惚迷离的梦乡。”

“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

“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

这不是同一篇小说，这是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开头。但是，两篇小说所使用的意象，却是相同的：火车。

伤痕文学，是指出现于1977年后出现的文学创作思潮。那个时候，长达十年的文革刚刚结束，四人帮被斗下来了，blablabla具体细节。整个中国从一场长达十年的灾难中苏醒，站在了崭新的起点上。十年灾害，这是中国官方给的定义。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十年，就能如同过往云烟，说散就散了。这十年，对于那一代人来说，对于红卫兵，对于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对于那些十年前十六七岁，现在二十六七的这代人来说，其实是他们的黄金年代啊。

2.

火车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在车站上告别，是大多数知青开始自己上山下乡开始。月台上满是黑压压的人群，父母，亲人与同学，要走的人被大家围着，神情激动，面带微笑。他们并不为自己感到悲伤，或者哀怨，他们是要去实行一个伟大的行为，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这是他们的革命，这是他们的长征，父辈的荣光将由他们来超越。

火车咕隆咕隆地响，将他们带向远方。他们告别家乡，前往远方。他们要坐上好几日好几晚的火车，才能到达目的地，这取决于他们的出发地和目的地。不管他们前往何处，那里将是他们学习的地方，那里将是他们革命的地方。

而十年，足以将来时的激情磨灭。在文革即将结束之后，许许多多的知青，想尽一切办法，试图回到城市，包括走关系，走后门，考大学，或者肉体交易。无论如何，有些人失败了有些人成功了，很多人留下了，也有人获得离开的许可。

成功的胜利者将坐上另一趟火车，回到他曾生长的城市里。再次坐上火车，他们不再是当年满是激情的少年了，他们的尖锐已被现实磨平了，他们沉重地叹息，收拾行李，坐上回家的火车。

可是，归来之时，他们已是局外人。

3.

他们一直都是局外人，无论是上山下乡的地方，还是久别十年的故乡。

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站》里的男主陈信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他为了哥哥成为知青，上山下乡，来到新疆，在农村，他拉犁，拉耨，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考上师范学校，找到工作。可是，他却没有丝毫的安定感，对于他来说，新疆不是他的归宿。

十年中，他也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是每次回到上海，他和上海的距离确实越来越疏远了。对于他曾生长了十几年的上海来说，他已经变成了个外地人，一个陌生人。上海人对于外地人的鄙夷是毫无收敛的，他们骄傲，他们怜悯外地人。上海，百货公司有着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着是最时尚的衣服，饭店里的饭菜是最干净的，人们看的是最新上映的电影。

他甚至连公交车都不会挤，一眼就被人认出是外地人。公交车上全是人，他好不容易挤了上去，却怎么也不舒服，一会碰到前面人的头，一会又撞倒后面人的腰，周遭的乘客开始埋怨起来，“外地人挤车真是笨！”

可是哪怕如此，他也要回来。用尽一切办法，哪怕是从弟弟手中抢过母亲工作的位置也要回来。回来之后，一切都变了，母亲老了，哥哥结婚生孩子了，弟弟成了待业青年。他指责弟弟不好好学习，每日游手好闲，他和哥哥没有机会读大学，弟弟有这个机会却不争气。可是某天晚上，就在他半睡半醒听着收音机的唱戏时，弟弟说，“二哥，要是爹爹还活着就好了。我顶替姆妈，你顶替爹爹，爹爹的工作好，是坐办公室的。”

而哥哥和嫂子，却提出了要分户口，分房子。他们七个人住在老房子里，他，妈妈，哥哥，嫂子，囡囡，弟弟。

那个他曾梦寐以求的上海，在慢慢的脱落自己的光彩，从摩登现代的大城市，已经变成了狭窄拥挤的人群了，生活，工作，家庭，都如同潮水一般将他淹没。

离开上海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以为新疆是他的归宿，可是当他生活了十年之后，他明白这里不是。当他想尽办法也要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以为上海会是他的归宿，可是当他终于回到上海之后，他明白这也不是。

“又一次列车即将出站，目的地在哪里？他只知道，那一定要是更远、更大的，也许跋涉的时间不止是一个十年，要两个、三个、甚至整整一辈子。也许永远得不到安定感。然而，他相信，只要到达，就不会惶惑，不会苦恼，不会惘然若失，而是真正找到了归宿。”

4.

火车，有一个起始点，也有个目的地。可是对于坐在火车上的知青们来说，哪里才是他们的终点呢？而文革的这一段，对于更多人来说，是不是也是如此呢？人们以为自己是为了更伟大的目标而奋斗，可是最后结局的时候才发现不过是一个谎言，一场泡沫。

这种幻灭感，这 种迷失感，从文革结束后，是否一直持续在这群人的生命中呢？

伤痕文学出自于卢新华的《伤痕》，书中的这样一段话：

……盼到今天，晓华还没有回来。看到小林，我更想她了。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因此，我更盼望孩子能早点回来。我知道，我已经撑不了几天了，但我还想努力再多撑几天，一定等到孩子回来……

有人在你的身上划了一道口子，很疼，过了段时间，长好了，可是当你去摸那片皮肤的时候，你总是能感觉到那道口子似乎还未愈合。

你其实很疼，很疼，但是不敢哭，因为一哭就会有人来打你。你就忍着，直到它好了为之。终于有一天大家说，你要是痛就哭吧。

你愣了一下，然后嚎啕大哭。

你哭的，不是为这已经长好了的伤，而是为那段已经逝去了的不敢哭的时光。

5.

写了一首诗，纪念文革和伤痕文学。

《终点》

天要塌下来了

你听，这阵阵雷声

地要陷入海里了

你看，这茫茫人海

天圆地方，这个世界，没有终点

被这个人恶心到了 @流浪的蛤蟆

《伤痕》作者卢新华76年之前是《文汇报》记者，《班主任》作者刘心武76年之前是北京出版社编辑，《大墙下的红玉兰》作者从维熙76年之前是从57年开始就被“迫害“的右派分子，《啊！》的作者冯骥才先在书画社干，后来又到工人大学教美术设计，你敢说伤痕文学跟知识分子无关？知识分子不先开炮十几二十的知青敢说话？你真的不蠢，你是纯坏。

有些东西，表面上是禁止讨论的，实际上是过度讨论的，并且讨论方式是单一的。

更新：

李陀曾说过，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最后一个阶段。通过分析伤痕文学作者的早期经历可以发现，创作伤痕文学的主力干将，多是在文革中经由当时的工农兵写作班系统选拔培养的，他们的成名作是在文革中发表的工农兵文学作品。

以前网上有个老段子：

华语情歌是：“你不爱我，我明白的，可是我好难受、好痛苦，我的心好痛……”
美国情歌是：“你不爱我，你特么傻么！你爱那个碧池，你是不是瞎？”
印度情歌是：“不爱就不爱吧，大家一起跳！起！来！阿开苦力猴亚猴奔！”

中国文化里面自古以来就有悲情的那一块，你看看古代的诗词，有好多写的都是什么：被贬官啦、被流放啦、亡国啦、对象负心啦、又碰见前女友啦、仕途不如意啦、天气不好又下雨啦……

以致于文人墨客自己都意识到这里面有些悲情是有水份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当代伤痕文学的存在，当然有其合理性。你爱悲悲、爱愁愁，真有伤痕也好、为了流量赚眼球也好，搞伤痕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搞伤痕还是得注意时机和场合。

08年时候我们在键政圈搞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当时就讲，国家在开奥运会，你在那炒作社会负面新闻，就好比领居家在办婚礼酒席，你站在大门口骂街：“你们家老爷子病还没治好，你们就办酒席，你们这是不孝！”

这不是找打吗？

现在也是，社会遇到重大危机，需要上上下下全体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敌。你在那出本书，一半是伤痕文学、一半是反华素材，对面正愁要怎么甩锅给你国，你倒好，屁颠颠给人送弹药。

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知青有没有权利为自己青春的虚掷、命运的坎坷而悲叹？我认为他们完全有这个权利。因为他们的伤痛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他们的悲叹绝不是无病呻吟。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不赞成“哭哭啼啼，没有出息。”

至于从悲叹中产生出了什么结论，这些结论是否正确，那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还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曾经以为自己在追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起造反、后来却在“热月”中遭到叛卖（被打成“5·16分子”或别的什么分子，侥幸躲过去的人日后也难逃被打成“3种人”的命运）的人，他们同样有权发出自己的悲叹，然而，他们的声音却被窒息了，而且，社会主流用来压制他们声音的，往往就是“伤痕”叙事。对于那十年中的动乱、破坏、血腥，他们的对立面所应承担的责任，远比他们大，然而，在“伤痕”叙事的影响下，他们却被迫承担了全部责任，而且“伤痕”叙事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的对立面的名字，居然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消失了，留下他们成为千夫所指。

用“伤痕”教给你阶级滑落的恐惧，顺便教你哭哭啼啼。

用“高考走出大山”教给你去做一个阶级跃升的梦。

最后教你忠臣孝子和士大夫们的封建道德。

教你旧帝国的荣光和被异化的奉献。

教育流水线上的一个零部件就这样打磨好了。官方意识形态构筑的一环，有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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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反对 @凌云

左圈为什么怒斥“日子壬”？为什么整日争论“对日子的反思”？真以为左圈对自己的“日子”都是心安理得？那我们也不必说怪话了，大可安于现状，把日常的一切视作资本主义赐予的自来水，“无产阶级解放”云云也可当作一句空话，要么沉浸于舒适区不可自拔，最终堕为保守分子，要么在网上整日骗炮 收智商税度日了------对吗？

左人之所以成为左人，第一个斗争对象就是自己那一套患得患失，害怕阶层滑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验证一个人阶级立场的试金石。不必多言。“中产阶层”，恰恰是资产阶级塑造的用于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支有产者大军，这没什么不可反思的，也没什么不可批判的，只有把资本主义视作“自来水”的人才会对自己的坛坛罐罐患得患失。

我们批判“伤痕文学”，恰恰是这套思想贯穿了整个“伤痕”，他们拒斥工农阶级的实践和抗争，哀叹个人前途不顺。---他们在80年代以后又写了什么呢？思想的春天？“事业（qian）和爱(nv)情(ren)”？为什么80年代的这么多社会现实，到最后能被我们看到的只有“发财”了？

“伤痕”的本质，就是“不要做无产阶级”的规训。

新自由主义的上升期，“伤痕”还颇有市场,因为这一套规训可以麻痹相当一部分人，深受方方思想毒害的李洪元就是个典型。但是，很遗憾，斗转星移，在新自由主义红利消耗殆尽的2020年，这一套已经骗不了很多人了。正是认清事实的多了，这条规训才愈发无力，这个伤痕才会愈发失去共感，以至于这个问题的爆红。“996”“食堂”等等，恰恰是这条规训连上层脑力劳动者都骗不到的结果。

当然，“让别人下水，让自己袖手旁观”，是无耻的，这不劳您多说，谢谢您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关心，以至于急不可耐地指导我们去实践了，倘若全天下人都知道，这又是多大的殊荣，可以颁个功勋章了！送别人下乡，为自己发财垫脚的资产阶级思想，留给你们自己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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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匿名大湿：

我们是否比知青更懂“下乡”，我们坦言，我们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有人比他们，更比你们懂“下乡”，所以“伤痕”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乌有壬的东西，没必要给好脸子，就看匿名人自己和 他们是否划清界限了。

此外 匿名者如果要我去批判SCA-自的话，是想得出什么结论呢？是农村封建礼教和资产阶级官僚最终驯化了受到双重压迫下的女性吗？我想匿名大湿是不关心的。当然，这与题目想要论证的东西也差了十万八千里了，不论。

我的父母，当年都当过知青。他们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祖辈，当年也都受过严重的迫害。

好在赶上了新时代的到来，自己又有追求，也就都回到了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一辈子也算很不错了。到现在，一个倾向于政治无感，活在当下，琴棋书画；另一个倒是时不时发表些政治言论，类似捧1贬2，倒也没怎么太当真，算是生活情趣吧。

会对这些文学很感冒的，估计也就是我姥爷。他老爹是23年的党员，可谓根红苗正。无奈自己天性浪漫，多少有那种“活在小肥皂泡里”的民国小少爷的影子。但自己倒也不废柴，好歹也成了大学教授。只是性格依然太浪，放在现在，估计妥妥是个知乎大V的那种 -- 我也常说，四个祖辈，我性格继承最多的，恐怕也就是我姥爷了 -- 可惜生错了年代，赶上了浩劫。并没什么黑历史，却被整得够呛，以至于到现在，已经冲着百岁去的老人了，依然热衷收听敌台，并日常跳脚，破口大骂。倒也可以理解，都是时代浪潮的可怜人。

可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是谁。若“我们”是我的祖辈、父辈，这本就是他们核心人生经历的天然一部分，你还能让他们如何看待？这就像是问我如何看待90年代的电视购物一样，本就是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天然相关。那我就会说，没想到，当年觉得傻逼到家的事物，过了二十多年，竟然成了新的风潮和经济增长点了。

我会这么想，然后跨越二十多年，把其实早就不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事物，强行类比到一起。这背后的心态，多多少少有点儿倚老卖老，本质上还是想抓住点儿话语权，并感受到了危机，一种话语权就要旁落的危机感和失落感。是不？

但理性上也知道，现在的新新人类，并不会这么看。你就算完整地告诉他们，90年代的电视购物是什么样的，人家也不会这么看。不但不会这么看，而且如果我较真，人家能拿出比你丰富得多的理论知识，甚至是行业经验和生活经验，来证明我的这种类比是不平行的，是感性的，是无效的，是无太大意义的，是不与时俱进的。

说到底，中国发展太快了。

我们的50年，可能相当于法国的几百年。今天我们再去看知青往事，仿佛就像是今天的法国人民去回顾巴士底狱一样。

是否真实？真实。是否应当正视？应当。是否有参考意义？有。

但，人们不再将之太当成回事儿，是否正常？太正常了。年轻人太把这些事物当回事儿，才是不正常。

不仅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太大，而且科技推动的人类意识和协作模式的变化更大。这变化是如此之大，大到了我个人产生了一个本能：当有人开始以古喻今的时候，我的直觉就是，他犯了类比不平行的逻辑错误。

（插一句：我对全球所有“文人”最普遍的吐槽点之一即，他们普遍对“科技”的力量持轻视甚至无视的态度，甚至称得上无知。可是事实，这个力量基本上就是我们文明发展脉络摆脱均值不变的简谐振动的第一决定性力量了。此乃另话，就此打住）

于是，今天的我们，年轻的几代人（改革开放后出生），该如何评价并看待伤痕文学？知晓其存在，知晓其历史意义即可。就好比你去学粒子物理，第一章总会扯一些古希腊哲学家的原子学说。这没错，这挺好，只是你别忘了，你学粒子物理的任务是搞懂标准模型。

而如果你碰到一个拿古希腊原子学说，去暗示当下的标准模型有漏洞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态度？都懂的。而这并不意味着，你坚持认为当下的标准模型没有漏洞。怎么换到“文学思想”领域，就又都糊涂了呢？难道这是暗示，我们在思想领域，是几十年上百年都在原地踏步的废柴？

发展的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和解决。

新时代的问题，要用新时代的理论和框架来审视和解决。

可能将来有一天，直播带货的商业模式会崩溃掉。但如果真有那一天，我用我90年代对电视购物的观感来说，“看！我早就说嘛~”那傻逼的是我。

而具体在题目说的这个事儿上，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历史事实：当年的“知识青年”，普遍都是高中毕业或高中没毕业，只是个别拥有本科文凭。几十年过去了，到今天，我们会很在意“高中生”的言论和意识形态么？恐怕“知识分子”的门槛，早就高到了入门级大学教授、行业专家、高级职业职称的级别了。这本就是时代最大的不同，也直接决定了跨时间的类比的天然无效性。现在再去回头，分析当年的那些高中生、本科生，基于自己真实时代经历而成的呻吟或呐喊，试图找出些亘古的思想和智慧来，未免也太魔幻了。

而说到文学本身，重要的不是文字，而是思想。鲁迅的伟大，不是因为他的文字，而是因为他的思想。他首先是个思想家，然后表达了出来，才成为了文学家。时过境迁，当今的世界，早已是专业高度分工的世界了。映射到文字上，我个人也就会去分情况审视。有些文字，是指向有趣的故事的；有些文字，是为了经历的共鸣的（如伤痕文学）；但如果我要求得的，是思想的启迪，是理论和体系的精妙和深邃，那我确实会多看一眼作者的专业和职业背景。单纯的文字或文学训练，放在今天，不但必然和“思想”无关，甚至天然意味着“思想”的空洞和匮乏呢。

深邃的是宇宙和思想，文字仅是工具。

希望现在和将来，我们的话语权，能牢牢掌控在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行业精英、技术专家的手里，而不是依然握在，早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半吊子“文人”的手中。

这些早就研究透了的问题，不晓得为什么晚了二十年又在知乎重新被提出来……

以下摘自《中华读书报》2018年对陈思和老师的访谈《陈思和：学术是我安身立命的基本立场》，重点我斜线加粗了：

（陈思和老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江湖地位学中文的应该都清楚，说泰山北斗不为过，在复旦中文任系主任十三年，现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中华读书报：您和卢新华是大学同学，又最早写过《伤痕》的评论。可否谈谈你们的交往和当时的文化背景？

陈思和：新华和我同列复旦大学中文77级，而且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他的《伤痕》刊于宿舍壁报，引发热烈争论。有支持也有批评，我是支持《伤痕》的，这篇作品感动了我，突然觉得以前盘踞在头脑里的条条框框被打破了——文学还可以有另一种写法。我觉得可以有新的追求，虽然追求什么讲不清楚。我写了《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论〈伤痕〉》，发表于1978年8月22日的《文汇报》。

中华读书报：在此之前，您写过评论文章吗?

陈思和：进大学以前，我在卢湾区图书馆初学写书评，教材就是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还是教条主义的一套。进复旦以后，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才让我慢慢摆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走上了独立思考、自由写作的道路。1979年，我参加了《光明日报》副刊发起的关于刘心武的小说《醒来吧，弟弟》的讨论，指出刘心武小说的概念化，试图分清《伤痕》表达的“伤痕文学”的真实观与《班主任》开始的“反思文学”的真实观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我当时只是朦胧意识到，并没有清楚地给予理论阐释。20年后，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才把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之间的差别，从理论上分清了。正是大学最初两年的基础学习，奠定了我后来的学术追求，从那时候开始，我在学术思想上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思想是自由的。

……

中华读书报：这本书也是您探索文学史理论的代表著作。

陈思和：现在看来是很粗糙、很不成熟的，所以后来一直想重写或者做重要修改。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决定了我的学术研究的基本经纬。一是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整体来研究，不断发现文学史上的新问题，并努力通过理论探索给予新的解释；二是关注当下文学的新现象，关注中国新文学传统与现实结合发展的最大可能性。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我的学术研究的经，当下文学的批评和研究是纬，在纬度上我尽力扩大研究领域，对台湾香港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中外文学比较，甚至外国文学等等，都尽可能去学习，逐渐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在继续开拓的思考中，我越来越感觉到原来作为中文二级学科的现代文学的基本框架与文学史理论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重写文学史”。

中华读书报：“重写文学史”的原则是什么？

陈思和：以审美标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以及各种文学现象。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许多真诚的作家和影响重大的作品，但没有处理好审美中介这一环节。时间是无情的，随着社会变迁和价值标准的转变，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甚至他们的作品无人问津。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从事新文学史教学的大学教师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当在课堂上讲到有些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时，不管你是极力称赞还是批评，当代大学生的反应都极其冷漠，他们不关心你的具体结论，因为他们对这类作品根本就失去了兴趣。这是我们必须正视，并给予解答的问题。如果它们确实是不值得再读，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作为一门课程的内容，去强行规定大学生们阅读。不过我这里说的审美标准，不是纯美标准，文学作品的审美当然是包含了重大思想与时代信息的。

我们搞文学交流活动也请过几次《伤痕》的作者卢新华老师，一起吃饭的时候听他聊了一些往事，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他大学毕业的时候组织上是要调他去《人民日报》做团委书记的，他拒绝了，留在上海进了《文汇报》，因为《文汇报》于他有知遇之恩。后来他选择了下海经商，考托福留美这条路，文学上再没有太高的成就。

能反早反了。

我们家老太太从来都看不起伤痕文学，认为这些人哭哭啼啼没有出息，她也是知青，她从来都认为那段经历是一笔宝贵财富。

她现在和我们谈起上山下乡都眉飞色舞，感觉不是受苦而是去野营。

为什么我们家老太太如此洒脱？

那是因为我们家老太太只下乡待了两个月就进兵工厂当工人了，还没当上半年工人就被工厂领导推荐上大学了，成了光荣的工农兵学员，后来还成了拨乱反正后第一批研究生。

为什么我们家老太太可以只当了两个月知青就特招去当工人了？

奥妙在于我们家老太太的姑父，我叫姑姥爷，当时在这家大型兵工厂担任军代表（正师级）。

我们家老太太下乡只是因为手续没办完。

“你先去乡下玩一两个月”，我家老太太至今回忆起我姑老爷这句话都非常开心。

所以，我家老太太对上山下乡当知青充满了美好的回忆，而我们家老爷子当了整整四年知青才熬到拨乱反正考大学，对上山下乡没有一句好话。

前面高赞回答说得好，不让人喊“草”，还不让人喊“疼”？

我想询问一下学中文的大佬们，伤痕文学的定义是仅限于描写知青/知识分子的遭遇吗？

这个问题底下批评伤痕文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它仅关注知青/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却没有想到农民一直生活得很惨；（下文只提知青了，在本回答中不影响讨论）

而一直以来赞扬伤痕文学的主要观点是，它推动了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反思，尤其在这种反思逐渐退潮的情况下更显可贵。

我们不讨论任何比较，包括时代的比较和群体的比较，只问：知青和他们的亲人是不是遭遇了不该有的苦难？是不是有权利反映它？这种写作在七八十年代是不是有意义？

如果是，那把它捧上神坛或者打入泥坑，都不过是后来的政治话语对它的涂抹。

近日好像流行对伤痕文学的贬低，甚至把它和某个号称纪实的脑补日记拉到一个水平线，所谓伤痕文学“只写知青控诉，不写农民艰难”就是它的罪过之一。

刚才讨论了，这是不是“罪过”。

不是。这是有些人强行赋予它的不属于它的任务，没完成这个任务是理所应当的。

而且即使它充满缺陷，很多任务都没有完成，但那也是总体的真实，而不是挂着“真实”牌子的道听途说，更不是“盼你死”。

那么现在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伤痕文学是不是并不仅限于描写知青？

（问了一位中文系毕业人士，答案是肯定的）

《高山下的花环》和《十九座坟茔》是不是广义的伤痕文学？它们描写的是不是农民和工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苦难？

如果是，那前面那个谴责不仅不能算“罪过”，甚至可以说是欲加之罪。

所以为什么农民和工人不能有“伤痕”？是因为没有作家写，还是有些人故意把优秀的、描写农民和工人在特定历史时期遭受苦难的文学作品开除出伤痕文学的行列？

总结：我反对把某脑补日记和伤痕文学相提并论，前者不配。

1.广义上的伤痕文学描写的对象是广泛的，主要是知青，但不限于知青。

2.退一步说，如果说狭义上的伤痕文学仅限于知青，那也是有意义的，不需要讴歌和唾骂。

3.再退一步说，即使狭义的伤痕文学存在很多缺陷，但它比道听途说、胡编乱造、双重标准、吃人血馒头还打着“真实”“良心”旗号的某些日记要崇高千万倍。

对于反感伤痕文学的人：

1、千万千万不要引用“哭哭啼啼，没有出息”这句话作为反对理由，用了你就中了招着了道。

2、人非草木，乡下人牺牲苦，下乡人也是苦，都是发展阵痛的一份子，喊疼正常。反对有度，要反对的是为私怨向公者泼脏水，拿着伤痕做历史全貌，借着喊疼上升到动辄反国逆族，及至带路。伤痕文学招致激烈反弹，就是因为这个部分的扩大化，还有对于扩大化的秘之纵容。所以反对伤痕文学，同样要避免扩大化。没有界限的全面反对，容易变成打着反伤痕的旗号充当掩盖矛盾的卒子，性质上也就变得和伤痕文学里真正需要反对的那个部分一样。

3、物质条件的上升，不代表阶层阶级的改变。工业信息时代，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了二茬苦，可能还有三茬、四茬。经济危机、社会震荡的隐患随时都在，你不能保证山上下乡的着陆方式，不会换另一种形式轮回，并且不会轮到你头上。之所以要反对伤痕文学的一部分，也是为了避免这种周期的重现，这点需要想明白。

4、这个问题的答案虽然相当撕裂，互相尿不到一个壶，但能提出来稍作热议，个人觉着是件好事。但个人还有一个最坏的可能性设想，现在希望大众批臭伤痕的，以前纵容伤痕流行大众的，万一万一是同一个存在同一个动机，那就麻烦大了。矫枉过正和以枉替枉，完全不是一回事。对于未来我选择信任与乐观，但保留多虑。

对于支持伤痕文学的人：

1、当然要反对“团结一致向前看”，肯定不行，所以这个声音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不妨多关照关照。个人双手赞成能够多向后看看，彻底展开回顾那段历史，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展开一切，你的内心是否真的愿意正视一切？

2、60-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上山下乡提供了软着陆，很多个体受了硬伤，农民城里人都受为了委屈。80-90年代不搞了，经济危机一发生，我不下岗谁下岗，治安GTA，中间那个不可言说的事情也与此有关。当时的文化风气确实比较自由，但是否能够因此而认为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黄金年代？

3、改革开放是顺势而为，火候到了，不是78年灵机一动瞬间觉醒，拍板就成了。前三十年倒是想直接开，开了又会是什么结果？内部剪刀差，互相伤害，很大程度上是要填民国的天坑，扛外部的存亡压力。没办法的牺牲也是牺牲，的确。因为个人创伤，对前后三十年爱恨分明，这可以。但若因此恨到习惯性仰慕外国月亮都是圆，甚至怀念民国，那就真的是太混账了。

4、现在反对伤痕的，停掉网络去上山下乡，没几个受得了。这说法是没错。与此同时，倘若一代人不吃两代人苦，但相应的整个社会因此滞后了一个发展阶段，甚至错过了发展窗口期，当代人过的都是上一代的日子，而不是现下的条件，你又能受得了么？

上山下乡给知识青年最大的伤痕还不在吃苦上。

我们都知道，上山下乡本质上是因为教育领先工业化，知识青年在城里没有岗位，所以送到乡下去防止闹事。可是问题来了：乡下就有岗位了？

乡村的产出是农业品。在不增加化肥投入和农业技术的前提下，决定农业品产量的，一靠天，也就是气候如何；二靠地，也就是耕地总量。什么时候靠人呢，就是像美国或者澳大利亚那种，再不然至少也是中国东北，哎呀土地太多了，根本种不过来，那肯定增加劳动力就能增加产出。

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是啥样，我们都知道。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力已经足够多了，没法再多。你再塞个人进来也多产不出一点粮食，这个人还白吃饭。所以这个事儿不光知青不满意，人家农民也不满意：我们村本来就装不下人了，你还往这塞祖宗？

如果你看过《古拉格群岛》，你也会发现一个细节，就是索尔任尼琴这样的知识分子，最受不了的还不是吃些苦遭些洋罪，而是跟刑事犯关在一起。跟刑事犯关在一起也就罢了，问题你是真不如刑事犯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睡觉睡不着吃饭吃不下。人家刑事犯个个五大三粗，身怀绝技（当然不鼓励大家学习这些技术），干点啥活都比你利索，随便找个地方一躺，呼噜打的震天响，你又睡不着了。你看不起刑事犯，刑事犯还看不起你呢。退一万步说，干啥啥不行，你自己看得起你自己吗？

处置过剩人口是对的，但是这种方式是把矛盾从城市转移到乡下，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就算把这些知青送到乡下，他们对乡下的贡献也相当有限，不仅给农民增加负担，对知青的尊严也是一种打击。最后矛盾在乡村爆发出来，就是伤痕文学这种形式，好在只是文学。要想真正解决人口过剩，一靠控制人口总量。二靠投资工业：我建个化肥厂让知青工作，知青的劳动力就成功地转化成粮食了。三靠对外开放，让这些知青造袜子出口换粮食。

这样一来，过剩的单位劳动力就能转化成为更多的“粮食”，而不仅仅是给农民增加负担。你嫌农民土，人家农民还嫌你鶸呢。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复苏的逻辑。

很多人没有理解知青产生的原因，知青不是要把那些造反派利用后扔到乡村不管。

真实原因在于剪刀差和农村生产内卷化。当年文革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政府机构被打到，但是军队和农民仍然是毛的忠实支持者。

但是由于政府被打倒，工业化进程遇到停滞，只有很少的工业项目能上马，城市里的年轻人没有办法就业。

但是当时就是利用剪刀差，将农业剩余价值用来扶持国家工业化进程。方法就是将农民集体编入生产队，每人按需发放粮食，剩余粮食支援城里。但是农村所有成年人，甚至孩子都在投入农业生产。

而城里也是按需分配，每个人每天核定粮食分配。但是这时候问题出现了，就是当时建国后的生育高峰后的婴儿长大了，但是城里没有新的工作机会提供给这批年轻人，他们也不能创造财富与价值。

但是这批城里年轻人和农村年轻人相比，问题出来了，农村年轻人在从事农业生产支援城市。但是城市年轻人不工作却占了一份口粮。

那么在城市年轻人不能创造价值的时候，当时能直接产生价值的方式，就是让城里年轻人去到农村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

当时各个生产队其实在大锅饭的情况下，干多干少，分的粮食一样多的情况下，动力明显不足，生产队的亩产粮食较比建国后，有明显下降。

但是我国那时不能对外侵略获得财富，也没有东欧互经会支持，只能靠农业剪刀差来支持工业进步 。

但是当时当时农业已经开始内卷化，知青们下乡有可能会刺激农业生产，同时这也是那个时期的一种公平吧！

设想是知青进入农村后减轻供给城市粮食压力。

可是事实是知青不懂农业技术，同时有限的土地上，涌入的知青没有提高农村生产力，知青反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农村平衡。

当时知青在农业技术没有突破的情况下，来到农村并没有让农村生产力提高。反而爆发各种矛盾，而且会根据当地情况不同有个矛盾。

一群年轻人带着热情来打乡村，发现自己除了书和铺盖，其余什么都没有带，而农村为了支援城里成立的生产队合作社基本没有什么物资了，于是矛盾爆发了。

集中体现在用年轻人特有冲动，去质疑原有生产方式；抢占了上交口粮或者私藏口粮；对村民物资的占有。

习惯了城里粮食分配的知青，在遇到农村农村重体力劳动是及其不适应的。而农民在遇到知青，开始的欢迎的心情变成抵触，因为农民觉得知青们干不了活，却占了口粮，同时知青们无处发泄的愤怒，在遇到农民习惯的节俭行为后，开始爆发。到处都有知青和当地生产队爆发矛盾。

而这些都是知青们在伤痕文学里经常提到反派人物，自私的农民，不讲道理的生产队长。这是伤痕文学的特点，知青觉得自己是被欺骗的人，被抛弃的人，他们在回城之后，发泄出来极大的写作热情，把他们遇到的苦难发泄出来。

而他们所遇到的苦难，其实只是农村生活的日常。他们的苦难，是农村人不理解的，而这也是农村人热衷进城的主要原因，农村太苦了。

当时的伤痕文学大部分都是对于知青生活的控诉，这就是一种释放的情绪集体反应。

而农村各种原因之下，只有少数乡土派文人出现，但是都取得极大成就。可是他们的故事里知青却只占很少份额。

所以当王小波的《黄金年代》出现的时候，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伤痕文学大部分没有从骨子把这段历史说透或者反思，这只是一波年代的风潮。

而《黄金年代》已经是就是年代的故事了，那时候伤痕文学早就已经被新的文学浪潮淹没了。

王蒙写过一篇小说叫做《夜的眼》，说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主人公陈杲回到大城市参加座谈会。这是典型的回城题材，可以写得很伤痕，但是实际上却写的是陈杲受边远小镇领导之托去走后门办事，没办成，这么一件小事。

里面也有对命运如何摧残人的感慨：“那人为了早一点把羊腿卖出去，竟然不顾死活地在停下来的列车下面钻行，结果，制动闸失灵，列车滑动了那么一点点，可怜人就完了。”完全可以往煽情里写，写二十年前陈杲如何惨无人道地被赶出大城市，如何在边远小镇过着悲惨的生活，回城之后如何拥有光明的希望，如此这般，但实际上却通篇都在描写大城市与小镇的夜间生活，大城市领导的儿子如何目中无人，以及民主与羊腿。

看起来完全一头雾水，走后门这件小事，跟被横扫，被赶出大城市，又归来，这一些背景有关系吗？

有的。

第一层，陈杲的回城架起了小镇和大城市的桥梁，物资匮乏的小镇汽车坏了，唯有这种时候才能联系到大城市的领导；

第二层，陈杲在小镇的生活中学到了“羊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是懂得关注物质生活，更加务实了，所以才会同意去做这么一件不是很正当的事情；

第三层，陈杲二十年前因为写了几篇当时认为太过分的小说，被赶出了大城市，过了多年离群的日子，然而，却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心中的正直，在看清大城市领导“一靠有东西，二靠招摇撞骗”的嘴脸时，他绝不愿跟这种人同流合污，因此，当走后门失败时才会心中如释重负。

我觉得这样比一味煽情好得多。

大家都会写伤痛过去了，好时代来临了，然而这篇小说更进了一步：那然后呢？修汽车缺失的那几个零件，不会因此就自动出现，你该找还得找，现在还要进大城市找；大城市的人们都知道症结在于不够民主，可是民主不会自动到来，大城市的领导那里，所谓人民还不过是“一找他修车，就都成他的战友了”的麻烦事。

这其实给描写过去伤痕的题材提出了问题。当你看到过去的弊病不能一下子终结，未来的时代仍然有很多不足时，你该怎么办？假如你说从过去吸取力量来面对，那是不是歌颂苦难？假如你还是很痛苦，那是不是沉浸于过去的苦难？假如你说不可能这样，那是不是太过歌功颂德了？

可见，想要写伤痕，不是喊疼就完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