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清朝善于利用列强矛盾站队是否会打赢近代的对外战争？
这是一个非常引人遐想的假设。如果清朝真的能像一些东亚邻国（例如后来的日本）那样，以一种更灵活、更具战略性的方式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并善于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那么近代对外战争的结局确实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但要说“打赢”，这并非易事。近代对外战争的本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负，更是国家整体实力的较量：经济、工业、科技、军事组织、政治制度乃至于国民精神的全面对抗。清朝若想在这一系列对抗中占据上风，需要克服的障碍是巨大的。
我们不妨从几个关键角度来剖析这个假设的可能性：
1. 政治与外交层面的操作空间：
洞察并利用列强间的利益冲突： 当时的欧洲列强，尤其是英、法、俄、德、美等，彼此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竞争、制约甚至敌对关系。例如，英国和俄国在中亚的“大博弈”，英法在非洲的殖民扩张冲突，德国崛起的野心与老牌帝国（如英国）的紧张关系。
清朝的“站队”策略： 如果清朝高层能够洞悉这些矛盾，而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地在列强之间周旋，甚至可以“挑拨离间”，将某个列强作为对抗其他列强的工具。比如，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如贸易协定、租界划分、对某个小国的控制权）倒向某个列强，以换取其对另一些列强的制约，或者获得它在军事和技术上的援助。
避免成为“共同的敌人”： 清朝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在列强眼中往往是统一的、肥美的“猎物”。一旦清朝能够成功地让某个或某几个列强将其视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棋子”，那么其他列强在对付清朝时就会顾虑重重，可能会出现互相牵制，无法形成“八国联军”那样强大的联合绞杀。
然而，这里有几个巨大的障碍：
信息不对称与认知滞后： 清朝晚期，尤其是在咸丰、同治时期之前，统治者和官僚集团对国际局势的了解非常有限，对列强间的复杂关系更是认识模糊。他们更多的是以“天朝上国”的思维模式看待世界，将列强视为“蛮夷”。这种认知上的巨大鸿沟，使得主动利用矛盾成为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
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与腐败： 清朝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主张改革（如洋务派）的，也有顽固保守的（如顽固派）。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很容易受到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一个关键的决策，可能因为内部的阻挠或执行不力而功亏一篑。同时，长期的腐败使得国家机器效率低下，难以进行精密的外交操作。
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家： 尽管有曾国藩、李鸿章等杰出人物，但他们更多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了相对优异的成绩。真正能够跳出“天朝”视角，将整个世界格局作为棋盘，并制定出长远、灵活的国际战略的政治家，在清朝晚期是极其稀缺的。
2. 军事与技术层面：
军事改革的深度与广度： 要利用列强矛盾取胜，清朝必须拥有能够让列强“忌惮”的军事实力。这意味着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现代化，而不仅仅是购买一些船炮、建立一些新式营练。
技术引进与消化： 学习和吸收列强先进的军事技术，并将其本土化，能够自主研发和生产。这需要强大的工业基础作为支撑。
军事组织与训练： 建立一套高效、现代化的军事指挥体系，以及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军队。
战略战术的革新： 学习并运用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而不是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兵法。
“站队”带来的技术红利： 如果清朝成功地与某个列强结盟，可能会获得对方在军事技术上的深度支持，比如先进的军火生产技术、舰船设计、甚至军事顾问。这会极大地缩短清朝的军事现代化进程。
利用列强矛盾进行武器采购： 即使无法完全实现自主研发，也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竞争，在价格、性能、技术转让等方面争取到更优厚的条件，避免被“宰”。
然而，这同样面临巨大挑战：
经济基础的薄弱： 清朝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农业税，工业化程度低，无法支撑大规模、持续的军事投入。军费往往入不敷出，甚至需要通过对外借款来维持。
洋务运动的局限性： 洋务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它本质上是“师夷长技以自强”，并未触及根本的制度改革。这导致其成果有限，难以在根本上改变与列强的实力差距。同时，洋务派的洋务活动往往是分散的、缺乏统一规划的。
技术转让的限制： 列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只愿意转让成熟但非最尖端的技术，并且会限制其用于对抗自己的能力。真正核心的技术，列强是不会轻易泄露的。
3. 制度与国民精神层面：
集权与效率的权衡： 要进行精密的外交博弈和高效的军事动员，需要一个相对集权但又高效的政治体制。清朝的皇权旁落、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以及官僚体系的僵化，都严重阻碍了有效的决策和执行。
改革的决心与阻力： “善于利用列强矛盾”本质上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清朝统治者能否有决心推行触及自身利益的改革，以及能否克服保守势力的强大阻力，是关键。如果仅仅是表面文章，即便利用了列强矛盾，也难以真正强大起来。
国民意识的觉醒： 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往往需要全体国民的参与和支持。清朝晚期，普通民众对国家的认知是模糊的，缺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来支撑对外战争。而一旦清朝能够通过灵活的外交政策，避免了被侵略或压迫得过于厉害，也可能无法激发这种国民意识。
那么，在什么样的“站队”模式下，清朝可能更有机会？
早期（鸦片战争前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 如果能更早地认识到列强并非同一，例如将英国和法国区分开来，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但当时清朝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太少，可能性很低。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西逃。如果此时，清朝能更巧妙地利用俄国在东北的觊觎，或者利用英法之间的分歧，也许能避免部分丧失领土（如《瑷珲条约》）。但当时国家实力对比过于悬殊，也难以扭转局面。
甲午战争时期： 如果在甲午战争前，清朝能更早地与俄国或法国等国达成某种战略默契，共同制衡日本的扩张，也许能够避免一场惨败。例如，与俄国合作，共同出兵干涉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但清朝却未能有效利用俄国和法国对日本崛起的警惕。
庚子事变时期： 义和团运动后，列强组成八国联军。如果此时清朝能拉拢其中某个或几个列强，例如德国或俄国，作为对抗其他列强的力量，或者至少是防止其肆意掠夺。但慈禧的顽固和摇摆不定，使得这一机会也错失了。反而成为列强共同的打击对象。
结论：
理论上，一个“善于利用列强矛盾站队”的清朝，是有可能在近代对外战争中避免最糟糕的结果，甚至在某些局部冲突中取得一定的优势。 例如，通过“倚此为彼”，从某个列强那里获得援助，以对抗另一个列强；或者在条约谈判中，利用列强之间的分歧，争取到相对有利的条件，减缓侵略的步伐。
但是，说“打赢”近代对外战争，可能性非常低。 因为这不仅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更需要与之匹配的强大国力作为支撑。清朝当时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整体的衰败和落后。即便它在外交上能做到滴水不漏，但一旦进入实质性的军事对抗，其工业、科技、经济、军事组织以及国民精神的全面落后，都会成为致命伤。
换句话说，列强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清朝没有掌握打开这些矛盾之门的钥匙，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敲打这些门。 “站队”可以是一种战术，但要赢得近代战争，需要的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和实力。 如果清朝能做到战略层面的觉醒和国家实力的全面提升，那么它就不需要“善于利用列强矛盾”来“打赢”，它本身就强大到足以应对挑战，或者即使利用矛盾，也是出于更自信的地位，而不是作为一种苟延残喘的手段。
因此，这个假设更像是在问一个“如果身体虚弱的人，能巧妙地利用好心人的善意和邻里间的矛盾，是否能不被病痛击垮”。也许能拖延一些，但最终能否“打赢”病痛，关键还在于自身体质的根本恢复。清朝的问题，本质上是“体质”的虚弱，而不仅仅是“战术”上的失误。
但要说“打赢”，这并非易事。近代对外战争的本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负，更是国家整体实力的较量：经济、工业、科技、军事组织、政治制度乃至于国民精神的全面对抗。清朝若想在这一系列对抗中占据上风，需要克服的障碍是巨大的。
我们不妨从几个关键角度来剖析这个假设的可能性：
1. 政治与外交层面的操作空间：
洞察并利用列强间的利益冲突： 当时的欧洲列强，尤其是英、法、俄、德、美等，彼此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竞争、制约甚至敌对关系。例如，英国和俄国在中亚的“大博弈”，英法在非洲的殖民扩张冲突，德国崛起的野心与老牌帝国（如英国）的紧张关系。
清朝的“站队”策略： 如果清朝高层能够洞悉这些矛盾，而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地在列强之间周旋，甚至可以“挑拨离间”，将某个列强作为对抗其他列强的工具。比如，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如贸易协定、租界划分、对某个小国的控制权）倒向某个列强，以换取其对另一些列强的制约，或者获得它在军事和技术上的援助。
避免成为“共同的敌人”： 清朝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在列强眼中往往是统一的、肥美的“猎物”。一旦清朝能够成功地让某个或某几个列强将其视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棋子”，那么其他列强在对付清朝时就会顾虑重重，可能会出现互相牵制，无法形成“八国联军”那样强大的联合绞杀。
然而，这里有几个巨大的障碍：
信息不对称与认知滞后： 清朝晚期，尤其是在咸丰、同治时期之前，统治者和官僚集团对国际局势的了解非常有限，对列强间的复杂关系更是认识模糊。他们更多的是以“天朝上国”的思维模式看待世界，将列强视为“蛮夷”。这种认知上的巨大鸿沟，使得主动利用矛盾成为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
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与腐败： 清朝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主张改革（如洋务派）的，也有顽固保守的（如顽固派）。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很容易受到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一个关键的决策，可能因为内部的阻挠或执行不力而功亏一篑。同时，长期的腐败使得国家机器效率低下，难以进行精密的外交操作。
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家： 尽管有曾国藩、李鸿章等杰出人物，但他们更多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了相对优异的成绩。真正能够跳出“天朝”视角，将整个世界格局作为棋盘，并制定出长远、灵活的国际战略的政治家，在清朝晚期是极其稀缺的。
2. 军事与技术层面：
军事改革的深度与广度： 要利用列强矛盾取胜，清朝必须拥有能够让列强“忌惮”的军事实力。这意味着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现代化，而不仅仅是购买一些船炮、建立一些新式营练。
技术引进与消化： 学习和吸收列强先进的军事技术，并将其本土化，能够自主研发和生产。这需要强大的工业基础作为支撑。
军事组织与训练： 建立一套高效、现代化的军事指挥体系，以及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军队。
战略战术的革新： 学习并运用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而不是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兵法。
“站队”带来的技术红利： 如果清朝成功地与某个列强结盟，可能会获得对方在军事技术上的深度支持，比如先进的军火生产技术、舰船设计、甚至军事顾问。这会极大地缩短清朝的军事现代化进程。
利用列强矛盾进行武器采购： 即使无法完全实现自主研发，也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竞争，在价格、性能、技术转让等方面争取到更优厚的条件，避免被“宰”。
然而，这同样面临巨大挑战：
经济基础的薄弱： 清朝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农业税，工业化程度低，无法支撑大规模、持续的军事投入。军费往往入不敷出，甚至需要通过对外借款来维持。
洋务运动的局限性： 洋务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它本质上是“师夷长技以自强”，并未触及根本的制度改革。这导致其成果有限，难以在根本上改变与列强的实力差距。同时，洋务派的洋务活动往往是分散的、缺乏统一规划的。
技术转让的限制： 列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只愿意转让成熟但非最尖端的技术，并且会限制其用于对抗自己的能力。真正核心的技术，列强是不会轻易泄露的。
3. 制度与国民精神层面：
集权与效率的权衡： 要进行精密的外交博弈和高效的军事动员，需要一个相对集权但又高效的政治体制。清朝的皇权旁落、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以及官僚体系的僵化，都严重阻碍了有效的决策和执行。
改革的决心与阻力： “善于利用列强矛盾”本质上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清朝统治者能否有决心推行触及自身利益的改革，以及能否克服保守势力的强大阻力，是关键。如果仅仅是表面文章，即便利用了列强矛盾，也难以真正强大起来。
国民意识的觉醒： 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往往需要全体国民的参与和支持。清朝晚期，普通民众对国家的认知是模糊的，缺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来支撑对外战争。而一旦清朝能够通过灵活的外交政策，避免了被侵略或压迫得过于厉害，也可能无法激发这种国民意识。
那么，在什么样的“站队”模式下，清朝可能更有机会？
早期（鸦片战争前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 如果能更早地认识到列强并非同一，例如将英国和法国区分开来，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但当时清朝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太少，可能性很低。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西逃。如果此时，清朝能更巧妙地利用俄国在东北的觊觎，或者利用英法之间的分歧，也许能避免部分丧失领土（如《瑷珲条约》）。但当时国家实力对比过于悬殊，也难以扭转局面。
甲午战争时期： 如果在甲午战争前，清朝能更早地与俄国或法国等国达成某种战略默契，共同制衡日本的扩张，也许能够避免一场惨败。例如，与俄国合作，共同出兵干涉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但清朝却未能有效利用俄国和法国对日本崛起的警惕。
庚子事变时期： 义和团运动后，列强组成八国联军。如果此时清朝能拉拢其中某个或几个列强，例如德国或俄国，作为对抗其他列强的力量，或者至少是防止其肆意掠夺。但慈禧的顽固和摇摆不定，使得这一机会也错失了。反而成为列强共同的打击对象。
结论：
理论上，一个“善于利用列强矛盾站队”的清朝，是有可能在近代对外战争中避免最糟糕的结果，甚至在某些局部冲突中取得一定的优势。 例如，通过“倚此为彼”，从某个列强那里获得援助，以对抗另一个列强；或者在条约谈判中，利用列强之间的分歧，争取到相对有利的条件，减缓侵略的步伐。
但是，说“打赢”近代对外战争，可能性非常低。 因为这不仅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更需要与之匹配的强大国力作为支撑。清朝当时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整体的衰败和落后。即便它在外交上能做到滴水不漏，但一旦进入实质性的军事对抗，其工业、科技、经济、军事组织以及国民精神的全面落后，都会成为致命伤。
换句话说，列强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清朝没有掌握打开这些矛盾之门的钥匙，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敲打这些门。 “站队”可以是一种战术，但要赢得近代战争，需要的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和实力。 如果清朝能做到战略层面的觉醒和国家实力的全面提升，那么它就不需要“善于利用列强矛盾”来“打赢”，它本身就强大到足以应对挑战，或者即使利用矛盾，也是出于更自信的地位，而不是作为一种苟延残喘的手段。
因此，这个假设更像是在问一个“如果身体虚弱的人，能巧妙地利用好心人的善意和邻里间的矛盾，是否能不被病痛击垮”。也许能拖延一些，但最终能否“打赢”病痛，关键还在于自身体质的根本恢复。清朝的问题，本质上是“体质”的虚弱，而不仅仅是“战术”上的失误。
网友意见
情况肯定会好很多。
问题在于甲午前那段尚可以治疗的时间里，大清外交的第一准则乃至唯一准则，是让人民相信大清还是天朝。这个准则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外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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