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政法大学教授主张不仅要设生育基金，还要对丁克征税？
一、 提出“生育基金”和“丁克征税”的可能逻辑和目的
从提出者的角度来看，这些建议可能基于以下几点逻辑和目的：
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挑战：
“生育基金”的设立： 这是为了鼓励生育，通过财政支持来降低生育成本，例如提供生育补贴、育儿津贴、免费或低价的托育服务、产假工资保障等。其核心逻辑是，社会应承担一部分抚养后代的成本，以激励更多人生育，从而缓解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劳动力短缺、养老金压力增大、经济活力下降等。
“丁克征税”的提出： 这是为了让不生育的群体（通常被称为“丁克家庭”或选择不生育的个人）为社会承担一部分因生育率下降而产生的“社会成本”。其逻辑在于，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人口的代际更替和劳动力的持续供给。如果一部分人选择不生育，那么抚养和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就更重地落在那些生育的家庭身上。征收“丁克税”可以被视为一种“强制性社会贡献”，用于填补因人口结构变化可能产生的财政缺口，例如养老金体系的压力。
强调社会责任和代际公平：
支持者认为，生育和抚养后代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对社会未来负责的表现。那些选择不生育的人，虽然没有直接承担抚养后代的任务，但他们仍然会享受到由下一代提供的劳动力、社会服务和养老保障。因此，对他们征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回报”或“补偿”。
从代际公平的角度，如果低生育率导致未来年轻一代的负担过重，那么现在选择不生育的群体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以避免将全部负担转嫁给未来世代。
促进资源再分配和经济增长：
生育基金可以通过税收、彩票或其他方式筹集资金，然后用于支持育儿家庭，这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提高生育率被认为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因为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大的消费市场和更充足的劳动力。
二、 对这些建议的批评和担忧
然而，这些建议也面临着巨大的争议和强烈的反对声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侵犯个人选择自由和隐私权：
生育是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和选择，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多少，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征收“丁克税”是对这种个人选择的干涉，甚至是一种“惩罚”，可能被视为国家权力对公民个人生活的过度渗透。
个人是否生育并不应与是否需要向国家“缴纳额外费用”挂钩。
公平性和正义性问题：
“丁克税”的公平性存疑：
“丁克”并非“不贡献”： 选择不生育的个体同样为社会贡献税收、参与经济活动、承担社会责任，他们的贡献不应被忽视或低估。将不生育直接等同于“不履行社会责任”是不准确的。
生育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等： 生育和抚养后代虽然是社会的需求，但同时也给生育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时间和精力成本。如果社会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仅仅要求不生育者“补偿”，这本身就可能是不公平的。
区分“有意不生育”与“无法生育”： 强制性征税可能会遇到如何界定“丁克”的问题。例如，那些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生育的群体，是否也应该被征税？这会带来极大的道德和操作上的困难。
对不富裕丁克家庭的影响： 征税的负担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丁克家庭来说是不一样的，可能会对经济困难的丁克家庭造成更大压力。
实际操作的困难和潜在的负面效应：
如何界定“丁克”： 如何准确识别并界定“丁克”群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可能涉及对个人婚姻状况、生育计划的深入调查，存在隐私泄露和身份歧视的风险。
税收征管成本： 建立和维护一个专门针对“丁克”的征税系统，其行政成本和管理难度可能会非常高。
引发社会矛盾和对立： 这种政策极有可能加剧社会群体间的对立，比如生育家庭与非生育家庭之间的隔阂，认为社会存在不公平对待。
诱发“假生育”或逃税行为： 为了逃避税收，一些人可能会选择形式上的生育，或者通过各种手段规避税负，反而不利于真正提高生育率。
与现有税收体系的冲突： 这种“丁克税”将是一种新的税种，需要与其他税收政策进行协调，并且需要经过复杂的法律和政治程序才能推行。
治标不治本的担忧：
许多研究表明，影响生育率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昂的养育成本、激烈的社会竞争、缺乏完善的育儿支持体系（如托育、弹性工作制等）、以及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的双重压力。仅仅通过税收来调节生育行为，可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反而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
三、 政策建议的替代或补充方案
鉴于上述争议和担忧，许多人认为，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更应该从改善生育环境、降低养育成本、提供实际支持等方面入手，例如：
大幅增加育儿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建设普惠性的托幼服务体系，解决“无人带娃”的难题。
完善产假和陪产假制度，并确保落实。
推广弹性工作制和在家办公模式，减轻职业女性的生育顾虑。
改革教育和医疗体系，减轻家庭的教育和医疗负担。
营造更加友善和支持生育的社会文化氛围。
促进性别平等，分担家庭责任。
总结
政法大学教授关于设立“生育基金”和对“丁克”征税的主张，反映了对当前人口结构挑战的深刻担忧，并试图从政策层面寻找解决方案。其初衷可能是为了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责任和代际公平。
然而，这项提议触及了个人自由、公平正义、政策执行可行性等多方面的敏感议题。在缺乏充分的社会共识、完善的法律框架和细致的利益权衡之前，贸然推行此类政策，很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道德争议。因此，在讨论和推行相关政策时，需要更加全面地考量其潜在影响，并优先考虑那些能真正解决生育难题、提升家庭幸福感的根本性措施。
网友意见
如果教授提议给有孩子的家庭减税，再多减税，大家会怎么反应？
去年9月的内容：18分10秒开始：
我提到韩国收“单身税”，很多观众看到这个名字就激烈抗议。但是，后面我提到法国的幼儿园改成全免费，就没有人直接反对。
然而，本质上这完全是一回事，补贴有孩子的家庭，就等于对不生孩子的收税。对夫妻二人减税，就是对单身加税。国家的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部分人得到好处，短期内必然是另一部分人承受代价。就算是国家印钱发福利，也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就像贵州地方债问题一样，这笔钱迟早是我们一起还的。
所以，咱们作为会理性思考的人类，讨论社会问题不能学朝三暮四的猴子，不能凭着直觉去判断得失，否则早晚会被别人卖了，别人也不需要你帮着数钱。
第16期节目播出以后，上周就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从10月份开始，日本3到5岁的孩子免费上幼儿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一出生就可以免费上托儿所。为了筹集这笔钱，日本从10月份开始调整消费税，从8%提到10%，等于全民补贴有儿童的家庭，这就是最明显不过的单身税。
简单写几句，以驳斥这个问题下的混乱逻辑和肤浅认识。
a：建立生育基金一定是在给丁克者收税，这就像给少数民族加分实际上等价于给汉族和不加分的民族减分一样。
生育基金的钱还不是大家交上来或者财政补贴，如果没有丁克税，就意味着别处的税收或类似税收的东西一定会增加，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如果有收来丁克税，且丁克税都投进了生育基金，那么丁克税和生育基金完全等价。
b：我不认为内政政策或改善财产分配制度对生育率有明显的效果，那些还以为生育率低是因为被割了韭菜的人肯定不认同这一点。
导致生育率下跌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全世界所有国家，但凡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生育率没有不下降的。
从俄罗斯到日本资本主义到泰国王权政治，这些国家都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分配制度也千差万别，在过去的历史中生育率都以相似的速度下跌。
相比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带来了两种稀缺，其一是生活空间稀缺，因为工业生产要求人聚集在城市才能最大限度地进行劳动分工，这导致了住房的极度紧张，这只是在市场经济中就反映为房价上涨，在别的地方会反应在成别的问题，而几乎任何政策基本都无力缓解这种住房紧张，连搞计划经济的苏联都住房紧张。
也就是说就算计划经济国家包分配房子，你也不一定有房住，房价高不是你住不起房的根本理由，这种集中人口进行分工的生产方式才是。当然，尽管住房紧张很难缓解，但花多少钱买房这个事情是可以被政策决定的，包分配不一定会保证你有房住，但可以保证你不会背房贷。
除非这个国家天然宜居土地，自然资源，天然良港就多，这样就可以建立多个城市来分散产业，比如没解体的苏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就会比那些土地少的国家高一些，如果我国不对外扩张的话，显然这是无法做到的。
第二个稀缺性是时间的稀缺性，这个稀缺性不是说你老板迫使你加班那么简单，而是工业这种生产技术就决定了你是一个小时劳动换一个小时产出，而在农业社会，农忙时节之外你就算再勤奋，地就那么多，粮食也不会怎么增产，因此你有时间养孩子，一进入工业时代，你每个小时都是产出，你一养孩子，收入就不可避免的减少。
这甚至和你老板剥削你关系都不大，就算老板被斗倒了，就算每个工人拿到了他全部的劳动成果，还是会有大批的工人会选择拿时间去换钱而不是养孩子，现在社会上的丁克者难道是被剥削得最惨的人？根本不是，他们就是想省下钱和想拿时间去换钱而已，而且如果斗倒了资本家，单位时间的工资更高，拿养孩子的时间去换钱还更划算，更不用说被斗倒的老板们生育意愿还会暴跌了。这个问题下喊着要把割韭菜的镰刀打倒的人恐怕根本就没有生孩子的打算，只是为了把镰刀斗倒罢了。
要知道连马克思本人也认为人口数量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不认为区区分配制度就能长期扭转被生产技术所决定的生育率的大趋势。
韩国执行鼓励生育政策快30年了，生育率依旧在一路下滑，在鼓励生育政策推行后的前两年（1990后），生育率暴涨了一小截，结果不到5年时间就跌回鼓励生育前的水平，日本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更早，结果还是连续跌接近二十多年，直到整整过去一代人后，到2005年开始回升——我可不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什么鼓励生育政策的功劳，而是技术进步了，人还减少了，空间和资源腾出来了。
周边各国的生育政策就没有在一代人之内起效的，一代人之后的生育率上升是不是政策的原因都难说（大概率不是）。难道有人会觉得中国的鼓励生育政策会比周边所有国家都高明n倍？
我们必须承认政策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许有朋友会问，如果出台一个“不生孩子就直接枪毙的”政策，难道不能提高生育率吗？事实上是出台这样的政策不仅执行不下去，还只会让政府被当成暴政，动摇政府的统治。政府绝没有绝对的力量来控制其人民，在经济基础的面前，政府的力量是弱小的。
c，当然我写了以上这些内容，也不代表在生育率下跌面前是绝望的，因为人口的增加和减少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当资源多的时候，生孩子就增加，孩子多了资源不够，生育率就会下降，这是连耗子都明白的规律，我相信群众会自发地调节生育率，使得人口维持到一个稳定水平。
长期来看，就算人口真的断崖式下跌了，这个时候难道买房，上学的人不会减少吗？买房上学的人减少，难道房价，物价，交易成本不会相对于工资下跌吗？如果这些东西都跌了，难道生育率不会增加吗？难道人口不会恢复吗？
这种自发调整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现在的记者却让把线性思维洗脑大众，这一代生育率1.5，下一代难道还会是1.5吗？下一代的房价物价教育成本早就变了。以为中华民族会因此后继无人，还是太杞人忧天了。
这几十年内的“生育率断崖式下跌”，只是农业社会忽然进入工业社会产生的一种突然冲击，社会生产发生如此大的变革，影响到其他方面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时间一长，人口水平还是会稳定下来。
当然，尽管我认为政策的力量十分有限，但我也不是说它完全没有作用，也不是说没有必要搞这种生育基金政策，这种政策的作用尽管可能还不如房价降一降，但也可以被视为是“自然调节”的一环，毕竟人比耗子高级一点，在个体的自发调节之上，高级一点的组织进行一点辅助调节也是有必要的。尽管不能扭转大的颓势，但是能尽力还是要尽力。
d，如果从长远地历史来看，要使得生育率恢复，人口持续增长，还是只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是让物质资料的生产顺应人的生产生育，即首先完成跨空间分工，让分工和城市化的对应关系消失，而且生活资料极大丰富，人以发展自身和娱乐的目的而劳动，而不是为了生活资料而劳动，这样，劳动时间和必需要产出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就会消失。
第二种方法是让人的生产顺应物质的生产，即废除家庭，如同劳动分工批量化地生产其他物质一样，批量化地生产人。
工业社会相对于之前的社会，生育率下降的基本矛盾就是物质的生产方式与人的生产方式的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得让物质的生产顺应人的生产，要么就得让人的生产顺应物质的生产。然而第一种方法群众很乐意，但是实现不了，第二种方法很容易实现，但是群众不乐意。
给外国势力极大的机会。
一些北欧国家不仅没有生育税，生育还有补贴，产假也比较平等，生活压力不大，职场性别还平等，男性不用担心拼命996加班，女性也不用担心被家庭过度影响事业。
不要忘了，太平洋确实是没加盖的，它不能让人游过去，但它不能阻挡思想，不能阻挡人对基本权利的追求以及对幸福的追求。
这种政策最终针对的是谁？
富有的女强人随便交一两千的单身税连眼睛都不眨，因为这些人把精力放在事业上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不用说本来就不会被生育耽误事业的男性。
单身税最终只会把压力再一次转嫁到穷人身上。
他们已经没有成功的事业，体面的生活，他们已经养不起孩子了，而因为养不起孩子，最终还要他们为养不起孩子的事实额外负担一笔单身税，这还有天理吗？
不要忘了，穷人一无所有，但恰恰如此，正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他们才不会考虑失去什么的代价。有所牵挂的富人才更患得患失，生怕自己的生活发生变革，而穷人是不会怕这些的。
恨国并非是起因，而是结果。不要再把压力施给普通的平民让大家都承担一个不可接受的结果。
为什么不把视角放在那些剥削平民，大搞996让上班族压力过大的巨型企业？为什么不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是不是总和大公司的代表打交道，忘了十四亿中国人大多数只是普通的人民？
14亿的人民不仅仅是数字，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是切实存在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你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生孩子？那就亲自去问他们，让他们告诉你答案，去解决他们的困难，让事情变成本来应有的样子。
而不是坐在办公桌背后，看着冰冷的数据，一拍脑袋就妄图决定十四亿人的命运。
政法大学，像样的案例提不出几个，结果就被赶到昌平去了。
批评：太书生气。
这位教授需要多接接地气。
缺乏对乌合之众认知水平的基本了解。
正确的提案应该是这样的：
1，找理由增加对所有人的某项税收（比如在个人税种增加一个教育附加费）。
2，该税收可以根据抚养子女数量进行减免。
3，如果2不可行，那么就直接算出来该税收的收益，然后创造一个养孩子福利，比如所有孩子每月补贴XXXX元奶粉钱。
你们看，这么一搞，效果完全一样，手段也完全一样。
但保证没人反对，还一堆人称赞。
朝三暮四之计。
很管用。
实行这个政策也行，前提是确保首次结婚的改善性住房当地政府给补贴，反正当初拍卖土地的时候有收入。
其次，在保障婚姻法和继承权的基础上扼杀巨额彩礼，大办婚庆等恶习。婚后正常第一胎的生育医疗费用由地方政府承担。大龄从未婚育的人由政府组织的婚介所免费介绍撮合对象，甚至引进东南亚，东欧适婚女性来做媳妇。
为什么广西山区农民夫妇可以生十个孩子，而大城市白领则生一个都压力巨大，原因是，生孩子虽然和一些条件有关系，但用信用货币评价是失真的。生孩子的条件，最重要的是时间和空间。有时间，就可以生育和照看孩子；有空间，就可以容纳孩子的活动。
广西农民夫妇有450平方米的房子，虽然简陋，但仍然是大豪斯；大城市白领只有20层楼上80平米出租房，虽然高档，但仍然是公寓。广西农民夫妇身处山区，有大量自然空间可供孩子活动；大城市白领的孩子连足球场都不太好找。容积率就决定了前者可以生多个孩子，而后者不能。
广西农民夫妇的工作是自耕农，工作时间自己掌握；大城市白领是上班996看老板脸色，每天通勤时间就要三小时。时间就决定了广西农民夫妇有空闲时间生育和养育子女，而大城市白领不能，只能高价幼儿园社会化抚养，而幼儿园也变不出十倍的时间来管孩子，只能节省时间，而在照顾孩子上节省时间的方法并不多，绝大多数人只会虐待儿童这一招，所以虐待儿童是常态。
广西农民夫妇拥有的信用货币是4500元每月，大城市白领则是上万甚至几十几百万不等，但这恰好是不重要的。
结论：提高生育率，设生育基金、对丁克收税用处不大。最重要的不是给钱，而是保障时间和空间。在时间上，严格执行劳动法，实行八小时甚至少于八小时的工作制，让成人有时间养育子女；在空间上，提高住房面积，控制租金，保障公园和户外体育场所，让孩子有地方活动。
这个建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第四十九条第四款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婚姻自由包括两个方面：即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指有婚姻行为能力而无配偶的公民，依法享有和异性公民缔结婚姻关系的自由。包括在不违背法律强制规定的前提下决定是否结婚、和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的自由。
任何法律工作者提出这种脑残建议，我都建议对方直接自己辞掉所有法律相关工作，如果还有一点羞耻心的话。
既得利益者太多了，老百姓不够用了。
叫兽接下来还想对活人征收赎罪券，对自杀者征收社会违约金
来各位客官赏赏，什么叫自问自答啊（乐）
开局一句话，剩下全靠编？哪个政法大学的哪个教授？
以“政法大学教授生育基金”为关键字搜索，只找到个所谓的“搜狐国富智库”访谈一个法大胡继晔的报道提了那么一嘴。就这？就这？且不说这报道是18年的旧闻了，一个恰烂钱自媒体开局一张图的新闻真是要笑死人。
再说了这胡教授何许人也？他的公开资料介绍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资本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法学会互联网金融法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
人一好端端研究养老金市场运作的，怎么就成“立法专家”了啊，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战术后仰）
所以怎么看待，当乐子看待呗。
1 给生育者补贴一定是对不生育者征税，但是，对不生育者征税不一定是给生育者补贴
2 仅论征税效率来说，税基更大的税比税基更小的税更有效率——你敢收丁克税，那丁克就敢谈五十年恋爱一直不结婚，你要是直接默认成年没结婚都算丁克，那丁克就敢想办法改身份当永远的十七岁，再不就一年让一个不存在的孩子在乡下先假出生再假死亡，办法总比困难多……
希望这位教授好好学学经济学，或者别抱着什么自以为别人看不出来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多年键政生涯的经验总结：有些人是真chun，有些人是装chun，有些人是真坏，有些人是又chun又坏。
在全球生育率低下的大背景下，为啥连崇尚多子多福的国人都不愿意生了，我不信这位教授不知道。
高昂的房价、难以承受的育儿、教育成本，年轻人出不了头的世代挤压，每一项都是高剂量的避孕药。
要缓解人口危机，就实事求是解决根本问题：严格限制房价，加大住宅土地供应，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减轻育儿成本--不管是给育儿家庭减税还是发钱，都成。
但这些政策必然损害某些人的利益，他们站在这位教授背后。
这位教授真不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吗？
不是。
他心里明白的很，但是要装chun，还要一本正经地提出这套明显“引战”的主张，引发韭菜们内部的矛盾。
一簇韭菜苗长不高，一定是另一簇太吸肥了，不行不行，这簇韭菜真坏。
我觉得这位教授可能入籍中国的时间还不久，还不知道中文的博大精深。不养孩子的成年人，有个自古以来的称呼叫“光棍”，而“光棍”一词的其他含义……把手伸到这个群体上是不是有点儿冒险？
其实吧，自古以来征收光棍税的法子，不就是打一场战争然后输掉么，何必费那么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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