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弗朗西斯·福山政治学上的观点及其流变？
要理解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学上的观点及其流变，我们得从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说起，那就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可以说是福山政治思想的起点和集大成者。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自由民主作为终极形态？
福山在这本书里，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论断：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似乎已经走到了人类政治发展的终点。他并不是说历史进程就此停止，而是认为人类在寻找最优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漫长探索中，已经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且具有普遍吸引力的答案——自由民主。
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哲学根基，主要是借鉴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Geist）不断发展、自我认识的过程，最终会实现自身的自由和理性。福山将这个概念引申到政治领域，他认为历史的驱动力是人类对“承认”（recognition）的渴望。
承认的斗争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这是福山理论的核心。他认为，人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寻求被他人认可其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最初，这种承认可能是一种简单的君主对臣民的单方面承认，或者是一种主人对奴隶的控制。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逐渐走向一种更普遍、更平等的承认。
民主的崛起是承认斗争的最终胜利: 在福山看来，民主制度之所以能成为“终结”，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最为公平和广泛的承认机制。在民主社会中，公民通过参与政治、享有权利，获得了一种平等的承认。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权者，每个人都被视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尊严的个体。这种普遍的承认，满足了人类最深层的欲望，从而终结了过去那种基于阶级、种族、宗教等的不平等承认所引发的冲突。
经济的理性与自由民主的结合: 福山还强调了经济理性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它能够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自由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最稳健、最能促进人类福祉的政治经济模式。其他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虽然曾一度挑战西方模式，但最终因其内在的非理性、压抑了人的承认欲望以及经济上的低效而走向失败。
至于“最后之人”，这个概念源自尼采，但福山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他所说的“最后之人”不是颓废、丧失斗志的个体，而是那些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中，不再需要为基本的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人。他们满足于物质的舒适和感官的享乐，对宏大的理想和激烈的斗争不再感兴趣。福山对此是有些担忧的，他认为这种“最后的平庸”可能会导致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但也承认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福山观点流变：从历史终结论到“民主的倒退”
福山《历史的终结》的论断，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被很多人视为对世界政治格局的精准预测。然而，随着进入21世纪，世界政治的现实似乎并没有如他所设想的那样，朝着一个稳定、普适的自由民主模式一往无前。一系列的事件让福山本人以及他的理论都面临着挑战和反思。
1. “9·11”事件与“文明的冲突”: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之后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让福山不得不重新审视他的理论。他承认，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以及一些非民主国家对自由民主的抵制，表明历史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历史终结”论可能过于乐观。他开始关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并探讨不同文明之间以及文明内部存在的张力。
2. “威权主义的回归”与“民主的倒退”: 近十年来，福山更加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全球范围内“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的担忧。他观察到，许多国家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国家，但其民主制度的质量正在下降。一些曾经的民主典范，如美国，也出现了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粹主义抬头等问题，这使得他当初对自由民主作为“终结”形态的信心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挑战: 福山认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对自由民主的严峻挑战。民粹主义者往往通过煽动民众对精英的不满，承诺解决一切问题，但往往忽视了民主制度的程序和法治的重要性。而民族主义的复兴，则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和对国际合作的破坏。
威权主义的吸引力: 一些威权国家，如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使得它们的政治模式对一些国家产生了吸引力。这与福山最初的判断——经济理性天然导向自由民主——似乎有所出入。福山对此的解释是，威权国家虽然在经济上有效率，但其政治制度缺乏普遍承认的合法性基础，并且在长远来看难以维持社会的活力和创新。
制度的衰败: 他开始更加关注民主制度本身的建设和维护，特别是法治、制衡权力、公民社会等要素的重要性。他指出，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衰败，并非是因为自由民主本身错了，而是因为这些制度的基石——例如公平的选举、独立的司法、健全的媒体——被侵蚀了。
3. “身份政治”的复杂性: 福山也开始深入探讨“身份政治”对民主社会带来的复杂影响。他承认，人类对承认的渴望是真实的，但在现代社会，这种承认的需求常常以民族、宗教、性别、性取向等身份认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当这些身份认同的斗争过于激烈，甚至压倒了普遍的公民身份和共同体意识时，就可能撕裂社会，削弱民主的根基。他认为，解决身份政治的挑战，需要在维护个体身份认同的同时，重新构建一种更强大的、具有包容性的公民共同体意识。
总结与反思
总的来说，福山在政治学上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他以《历史的终结》一书奠定了其在政治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他关于“承认”的理论至今仍是理解政治冲突和制度演变的重要工具。
然而，面对现实世界的变化，福山本人也展现了一种学者的严谨和开放。他不再固守“历史终结”的论断，而是更加警惕和深入地分析当前全球民主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威权主义的抬头、民粹主义的侵蚀以及制度本身的衰败。
可以说，福山的流变，反映了世界政治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从一个试图找到人类政治发展终极答案的“历史终结论者”，转变为一个更加关注如何维护和加固现有民主制度、警惕“民主倒退”危险的“民主守护者”。他的理论在不断地被现实检验和修正，也为我们理解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他的关注点也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了对民主制度细节的关注，例如如何加强制度韧性，如何处理身份政治的矛盾，以及如何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等等。他的研究方向的转变，本身就说明了历史的进程远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曲折得多，而对“什么是好的政治”的探索，也远未达到终点。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自由民主作为终极形态？
福山在这本书里，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论断：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似乎已经走到了人类政治发展的终点。他并不是说历史进程就此停止，而是认为人类在寻找最优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漫长探索中，已经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且具有普遍吸引力的答案——自由民主。
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哲学根基，主要是借鉴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Geist）不断发展、自我认识的过程，最终会实现自身的自由和理性。福山将这个概念引申到政治领域，他认为历史的驱动力是人类对“承认”（recognition）的渴望。
承认的斗争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这是福山理论的核心。他认为，人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寻求被他人认可其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最初，这种承认可能是一种简单的君主对臣民的单方面承认，或者是一种主人对奴隶的控制。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逐渐走向一种更普遍、更平等的承认。
民主的崛起是承认斗争的最终胜利: 在福山看来，民主制度之所以能成为“终结”，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最为公平和广泛的承认机制。在民主社会中，公民通过参与政治、享有权利，获得了一种平等的承认。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权者，每个人都被视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尊严的个体。这种普遍的承认，满足了人类最深层的欲望，从而终结了过去那种基于阶级、种族、宗教等的不平等承认所引发的冲突。
经济的理性与自由民主的结合: 福山还强调了经济理性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它能够创造物质财富，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自由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最稳健、最能促进人类福祉的政治经济模式。其他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虽然曾一度挑战西方模式，但最终因其内在的非理性、压抑了人的承认欲望以及经济上的低效而走向失败。
至于“最后之人”，这个概念源自尼采，但福山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他所说的“最后之人”不是颓废、丧失斗志的个体，而是那些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中，不再需要为基本的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人。他们满足于物质的舒适和感官的享乐，对宏大的理想和激烈的斗争不再感兴趣。福山对此是有些担忧的，他认为这种“最后的平庸”可能会导致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但也承认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福山观点流变：从历史终结论到“民主的倒退”
福山《历史的终结》的论断，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被很多人视为对世界政治格局的精准预测。然而，随着进入21世纪，世界政治的现实似乎并没有如他所设想的那样，朝着一个稳定、普适的自由民主模式一往无前。一系列的事件让福山本人以及他的理论都面临着挑战和反思。
1. “9·11”事件与“文明的冲突”: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之后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让福山不得不重新审视他的理论。他承认，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以及一些非民主国家对自由民主的抵制，表明历史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历史终结”论可能过于乐观。他开始关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并探讨不同文明之间以及文明内部存在的张力。
2. “威权主义的回归”与“民主的倒退”: 近十年来，福山更加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全球范围内“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的担忧。他观察到，许多国家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国家，但其民主制度的质量正在下降。一些曾经的民主典范，如美国，也出现了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粹主义抬头等问题，这使得他当初对自由民主作为“终结”形态的信心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挑战: 福山认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对自由民主的严峻挑战。民粹主义者往往通过煽动民众对精英的不满，承诺解决一切问题，但往往忽视了民主制度的程序和法治的重要性。而民族主义的复兴，则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和对国际合作的破坏。
威权主义的吸引力: 一些威权国家，如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使得它们的政治模式对一些国家产生了吸引力。这与福山最初的判断——经济理性天然导向自由民主——似乎有所出入。福山对此的解释是，威权国家虽然在经济上有效率，但其政治制度缺乏普遍承认的合法性基础，并且在长远来看难以维持社会的活力和创新。
制度的衰败: 他开始更加关注民主制度本身的建设和维护，特别是法治、制衡权力、公民社会等要素的重要性。他指出，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衰败，并非是因为自由民主本身错了，而是因为这些制度的基石——例如公平的选举、独立的司法、健全的媒体——被侵蚀了。
3. “身份政治”的复杂性: 福山也开始深入探讨“身份政治”对民主社会带来的复杂影响。他承认，人类对承认的渴望是真实的，但在现代社会，这种承认的需求常常以民族、宗教、性别、性取向等身份认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当这些身份认同的斗争过于激烈，甚至压倒了普遍的公民身份和共同体意识时，就可能撕裂社会，削弱民主的根基。他认为，解决身份政治的挑战，需要在维护个体身份认同的同时，重新构建一种更强大的、具有包容性的公民共同体意识。
总结与反思
总的来说，福山在政治学上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他以《历史的终结》一书奠定了其在政治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他关于“承认”的理论至今仍是理解政治冲突和制度演变的重要工具。
然而，面对现实世界的变化，福山本人也展现了一种学者的严谨和开放。他不再固守“历史终结”的论断，而是更加警惕和深入地分析当前全球民主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威权主义的抬头、民粹主义的侵蚀以及制度本身的衰败。
可以说，福山的流变，反映了世界政治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从一个试图找到人类政治发展终极答案的“历史终结论者”，转变为一个更加关注如何维护和加固现有民主制度、警惕“民主倒退”危险的“民主守护者”。他的理论在不断地被现实检验和修正，也为我们理解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他的关注点也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了对民主制度细节的关注，例如如何加强制度韧性，如何处理身份政治的矛盾，以及如何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等等。他的研究方向的转变，本身就说明了历史的进程远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曲折得多，而对“什么是好的政治”的探索，也远未达到终点。
网友意见
福山还算一个绅士。能够修正自己的看法，并且坦率的承认。我觉得做人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已经不错了。
当然2018年的时候我回答了一个问题
我当时说
以下是我的预言：
如无意外，在中国能够更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西方将会炮制出“中国特殊论”。
什么叫“中国特殊论”？中国特殊论和美国例外论是不一样的，中国特殊论的意思是，中国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中国的经验只适合中国，不能作为普世经验，普世价值来推广。
因此你们第三世界国家不能去学中国，学中国会死。
你们还是应该学我。
福山在2020年4月份说
可见福山是好预测的。
作为政治学者来说，他是勤奋的，刻苦的，善于反思的，但是缺乏灵性，缺乏亨廷顿的那种敏锐性，尽管亨廷顿当年的那本书也有很多错误，但是足够坦率，且灵性十足，比如说儒家----伊斯兰非正式联盟，以及中--俄---伊之间的非正式联盟关系，三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居然可以搅合在一起，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匪夷所思，但是目前看来，还真有可能。
福山的问题在于：他把中国给特殊化，但是本身西方也是特殊，我之前回答的就说过了，欧洲和美国积累资本的一个不人道的过程，无法再现在发展中国家重新复制一遍，如果福山借口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东亚那种强大政府传统，那么福山也必须承认圈地运动，建立殖民地，屠杀印第安人来积累资本也无法在发展中国家再重现一次。
说实话他足够努力，只是天赋不够。不像亨廷顿给我一种“惊艳”的感觉。
其实福山的观点或者说理论体系是很值得一看的，只不过一本《历史的终结》让他出圈了，很多没读过这本书的公知就拿着这个当圣经。
而偏偏这本书其实是福山自己步子迈达了的产物，抛开观点，单论这本书本身的质量他的作品中也排不到最前面
结果就是到了最近这些年，嘲讽的人越来越多，这次疫情更是一个嘲讽的爆发点，比如豆瓣上最近的这个短评
可以说当年火的不太正常，现在反过来被各种人嘲讽，也冤也不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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