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李太后对万历的教育是哪里出错了？
张居正与李太后的教育，说是“出错”，其实更像是在既定的历史框架下，他们尽力而为，却未能完全扭转万历皇帝“天生一副君王骨”的趋势。毕竟，帝王教育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而是充满着无数变数和挑战的迷宫。
先说张居正。作为首辅，他肩负着辅佐年幼皇帝、稳定朝政的重任，政治上的雷厉风行大家都有目共睹。在教育万历这件事上，张居正无疑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培养一个勤政爱民、有担当的君王。
张居正教育的“对”与“严”：
严苛的学业要求： 张居正亲自为万历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无论是经史子集，还是朝廷规章制度，都要求万历烂熟于心。他亲自监督万历的课业，稍有懈怠便严厉训斥。这无疑是希望万历能成为一个知识渊博、懂得治国之道的皇帝。
推崇儒家正统思想： 张居正作为理学大家，自然是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核心。他教导万历要效仿尧舜禹汤等圣贤君王，以仁政德治为根本，勤于政事，体恤民情。
强调个人修养和责任感： 他反复强调皇帝作为“天下之主”的责任重大，要“日夜以天下为念”，时刻警醒自己，不可贪图享乐，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亲身示范与言传身教： 在张居正辅政的十几年里，朝政相对稳定，虽然万历年少，但也能看出张居正处理政务的勤勉和魄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么，哪里出了问题呢？或者说，为什么最终没能培养出张居正所期望的君王？
1. “严师”的反作用力与万历的天性： 张居正的教育方式过于严苛，缺乏温度和人性化的引导。对于一个少年皇帝来说，过度的压力和束缚，反而可能激起逆反心理。万历自幼失怙，在张居正的“虎视眈眈”下成长，可能产生了“被操控”的感受，而非真正的认同。史书形容万历“天生一副君王骨”，这句话很有深意，也许他内心深处就有一种不甘于被完全塑造的冲动。当张居正的权威一旦消失，这种压抑的情绪就容易爆发。
2. “摄政”与“亲政”的界限模糊： 张居正实际上代行了部分皇权，虽然是为了稳定局势，但对于万历来说，他始终处于一个被“代理”的状态，亲政的体验感不强。当张居正去世，他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缺乏实际掌控朝政的经验和信心。这种缺乏自主性的成长，导致他难以真正理解和承担君王的责任，反而更容易选择逃避。
3. 教育的“政治化”： 张居正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服务于他的政治改革和政治目标。他对万历的期望，是希望他能成为他政治理念的继承者和执行者。这种将教育与政治强行绑定的方式，可能会忽略掉皇帝作为一个“人”的成长需求，以及他对统治方式的自主探索。当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或者他不再需要被政治所“约束”时，教育的根基便显得不那么牢固。
4. 教育的“时效性”与“后继者”的缺失： 张居正的教育成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本人的存在。他去世后，能够接续他教育方式、并且对万历有足够影响力的人才，却并不突出。李太后虽然是母亲，但她的政治经验和教育能力，与张居正有着天壤之别。
再来看看李太后。作为母亲，她自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平安健康，做一个好皇帝。她的教育更多地是从“人母”的角度出发，但也掺杂了身为太后维护皇家权威和家族利益的考量。
李太后的教育的“出发点”与“局限性”：
母性的关怀： 在万历年幼时，李太后无疑是万历最亲近的人，她的关怀和疼爱是真挚的。这种母性关怀可以为万历提供情感上的支持。
对张居正的信任与依赖： 李太后将幼小的万历托付给张居正，说明她对张居正的才能和人品是信任的。她支持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在很多问题上遵从张居正的意见。这在初期稳定了局势，也让万历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
维护皇家尊严与权威： 作为太后，她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被外臣轻易拿捏。当万历长大一些，开始显露出一些“君王”的特质，或者对张居正的权威产生抵触时，李太后可能会出于保护儿子的心态，或者维护皇家尊严的角度，对张居正的某些严厉措施有所保留，甚至会私下安抚万历。
李太后教育的“不足之处”和“问题所在”：
1. 缺乏主导权与教育深度： 李太后虽然是母亲，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远不如张居正。她更多的是一个支持者和批准者，而非教育的实际主导者。她对万历的教育，更多是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到如何处理政务、如何应对复杂的政治斗争等层面。
2. 过度保护与溺爱： 随着万历长大，特别是张居正去世后，李太后逐渐显露出对儿子的过度保护和一定程度的溺爱。她可能更关注万历的个人感受和情绪，而不是像张居正那样以“君王”的标准来要求他。这种溺爱让他难以承受压力，也纵容了他逃避责任的倾向。
3. 政治观念的局限性： 李太后本身并未经过系统的政治训练，她的政治观念可能相对简单，更多的是从维护家族和皇室的利益出发。她无法像张居正那样，将帝王教育与宏大的政治理想相结合，引导万历去思考国家的长远发展。
4. 对权力斗争的无力： 在张居正去世后，朝堂上的权力斗争愈发激烈，李太后虽然是太后，但在这场斗争中，她更多是被动的参与者，甚至是被裹挟者。她无法有效地引导万历去处理这些复杂的政治关系，反而可能因为自身的政治局限性，在某些问题上与万历形成一致，从而加剧了万历的疏离朝政。
5. 教育的“断层”： 张居正去世后，教育的接力棒没有稳固地传递下去。李太后虽然在，但她难以承担张居正留下的巨大教育空白。这种教育上的断层，使得万历在关键的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缺乏一个能够提供持续、有效指导的智囊。
总结来看，张居正与李太后在万历教育上的“出错”，是一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
张居正的教育过严，压抑了万历的个性，一旦失去外在约束，其教育成果就难以维系。 他未能平衡好“君王”与“人”的成长，也未能建立起万历内心的驱动力。
李太后虽然出于母爱，但教育能力和政治视野的局限，加上后期的溺爱，进一步削弱了张居正打下的基础。 她未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教育补充”，反而可能在某些方面起到了“反作用”。
最根本的，或许是万历皇帝本身的性格特质，以及他所处的宫廷环境。 帝王教育是一个极度复杂的课题，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教育者，更取决于被教育者本身的接受程度、天赋以及所处的环境。
可以说，张居正为万历奠定了一个“合格君主”的理论基础和知识框架，而李太后则在情感上给予了支持，但两者都未能成功地将这份教育转化为万历内心的自觉和长久的实践。当张居正这位严师突然离场，而母亲又无法完全接管，万历身上的“君王骨”便开始朝着他自己的方向生长，最终走向了与张居正期望截然不同的道路。
先说张居正。作为首辅，他肩负着辅佐年幼皇帝、稳定朝政的重任，政治上的雷厉风行大家都有目共睹。在教育万历这件事上，张居正无疑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培养一个勤政爱民、有担当的君王。
张居正教育的“对”与“严”：
严苛的学业要求： 张居正亲自为万历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无论是经史子集，还是朝廷规章制度，都要求万历烂熟于心。他亲自监督万历的课业，稍有懈怠便严厉训斥。这无疑是希望万历能成为一个知识渊博、懂得治国之道的皇帝。
推崇儒家正统思想： 张居正作为理学大家，自然是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核心。他教导万历要效仿尧舜禹汤等圣贤君王，以仁政德治为根本，勤于政事，体恤民情。
强调个人修养和责任感： 他反复强调皇帝作为“天下之主”的责任重大，要“日夜以天下为念”，时刻警醒自己，不可贪图享乐，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亲身示范与言传身教： 在张居正辅政的十几年里，朝政相对稳定，虽然万历年少，但也能看出张居正处理政务的勤勉和魄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么，哪里出了问题呢？或者说，为什么最终没能培养出张居正所期望的君王？
1. “严师”的反作用力与万历的天性： 张居正的教育方式过于严苛，缺乏温度和人性化的引导。对于一个少年皇帝来说，过度的压力和束缚，反而可能激起逆反心理。万历自幼失怙，在张居正的“虎视眈眈”下成长，可能产生了“被操控”的感受，而非真正的认同。史书形容万历“天生一副君王骨”，这句话很有深意，也许他内心深处就有一种不甘于被完全塑造的冲动。当张居正的权威一旦消失，这种压抑的情绪就容易爆发。
2. “摄政”与“亲政”的界限模糊： 张居正实际上代行了部分皇权，虽然是为了稳定局势，但对于万历来说，他始终处于一个被“代理”的状态，亲政的体验感不强。当张居正去世，他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缺乏实际掌控朝政的经验和信心。这种缺乏自主性的成长，导致他难以真正理解和承担君王的责任，反而更容易选择逃避。
3. 教育的“政治化”： 张居正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服务于他的政治改革和政治目标。他对万历的期望，是希望他能成为他政治理念的继承者和执行者。这种将教育与政治强行绑定的方式，可能会忽略掉皇帝作为一个“人”的成长需求，以及他对统治方式的自主探索。当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或者他不再需要被政治所“约束”时，教育的根基便显得不那么牢固。
4. 教育的“时效性”与“后继者”的缺失： 张居正的教育成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本人的存在。他去世后，能够接续他教育方式、并且对万历有足够影响力的人才，却并不突出。李太后虽然是母亲，但她的政治经验和教育能力，与张居正有着天壤之别。
再来看看李太后。作为母亲，她自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平安健康，做一个好皇帝。她的教育更多地是从“人母”的角度出发，但也掺杂了身为太后维护皇家权威和家族利益的考量。
李太后的教育的“出发点”与“局限性”：
母性的关怀： 在万历年幼时，李太后无疑是万历最亲近的人，她的关怀和疼爱是真挚的。这种母性关怀可以为万历提供情感上的支持。
对张居正的信任与依赖： 李太后将幼小的万历托付给张居正，说明她对张居正的才能和人品是信任的。她支持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在很多问题上遵从张居正的意见。这在初期稳定了局势，也让万历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
维护皇家尊严与权威： 作为太后，她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被外臣轻易拿捏。当万历长大一些，开始显露出一些“君王”的特质，或者对张居正的权威产生抵触时，李太后可能会出于保护儿子的心态，或者维护皇家尊严的角度，对张居正的某些严厉措施有所保留，甚至会私下安抚万历。
李太后教育的“不足之处”和“问题所在”：
1. 缺乏主导权与教育深度： 李太后虽然是母亲，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远不如张居正。她更多的是一个支持者和批准者，而非教育的实际主导者。她对万历的教育，更多是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到如何处理政务、如何应对复杂的政治斗争等层面。
2. 过度保护与溺爱： 随着万历长大，特别是张居正去世后，李太后逐渐显露出对儿子的过度保护和一定程度的溺爱。她可能更关注万历的个人感受和情绪，而不是像张居正那样以“君王”的标准来要求他。这种溺爱让他难以承受压力，也纵容了他逃避责任的倾向。
3. 政治观念的局限性： 李太后本身并未经过系统的政治训练，她的政治观念可能相对简单，更多的是从维护家族和皇室的利益出发。她无法像张居正那样，将帝王教育与宏大的政治理想相结合，引导万历去思考国家的长远发展。
4. 对权力斗争的无力： 在张居正去世后，朝堂上的权力斗争愈发激烈，李太后虽然是太后，但在这场斗争中，她更多是被动的参与者，甚至是被裹挟者。她无法有效地引导万历去处理这些复杂的政治关系，反而可能因为自身的政治局限性，在某些问题上与万历形成一致，从而加剧了万历的疏离朝政。
5. 教育的“断层”： 张居正去世后，教育的接力棒没有稳固地传递下去。李太后虽然在，但她难以承担张居正留下的巨大教育空白。这种教育上的断层，使得万历在关键的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缺乏一个能够提供持续、有效指导的智囊。
总结来看，张居正与李太后在万历教育上的“出错”，是一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
张居正的教育过严，压抑了万历的个性，一旦失去外在约束，其教育成果就难以维系。 他未能平衡好“君王”与“人”的成长，也未能建立起万历内心的驱动力。
李太后虽然出于母爱，但教育能力和政治视野的局限，加上后期的溺爱，进一步削弱了张居正打下的基础。 她未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教育补充”，反而可能在某些方面起到了“反作用”。
最根本的，或许是万历皇帝本身的性格特质，以及他所处的宫廷环境。 帝王教育是一个极度复杂的课题，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教育者，更取决于被教育者本身的接受程度、天赋以及所处的环境。
可以说，张居正为万历奠定了一个“合格君主”的理论基础和知识框架，而李太后则在情感上给予了支持，但两者都未能成功地将这份教育转化为万历内心的自觉和长久的实践。当张居正这位严师突然离场，而母亲又无法完全接管，万历身上的“君王骨”便开始朝着他自己的方向生长，最终走向了与张居正期望截然不同的道路。
网友意见
从头到脚都是错误，开始到结束都是错误！
明朝汉朝最为典型，几个逗比皇帝都是被大臣教歪的，因为科举考的是儒家，大臣自然也就是大儒，但是汉以后的儒家都是阉割的儒家，是训练奴才的，你让大儒教小儒，教他们忠孝，那是没问题的，但是要教皇帝，这就尴尬了。
就像一个富人养了一群猴子，然后雇个耍猴的给自己训猴子，结果有一天，富人死了，把儿子托付给耍猴的教育，结果耍猴的只会训猴子，就把富人的儿子当猴子训。
儒家讲究尊师重道，讲究天地君亲师，本来也问题不大，可是现在学生是皇帝，你告诉我这师徒关系怎么论？
大臣给皇帝当老师，本身就违背了儒家的“纲常”，等于你让梵蒂冈天主教皇教你唯物主义，给你讲数理化进化论，你说他怎么教？
正常儒家教书是这样的：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 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注意，鲁迅好歹也是官宦家庭，而且属于很聪明的“学霸”，是绝对收老师特殊宽待，但是就是这样，也不能和老师讨论课本以外的话题。至于普通学生，据我祖辈描述，私塾先生教读数真的只教“读书”，不给任何解释的，就是教你读，然后让你背诵。
当然，张居正肯定不会这样教，但是问题是当时的教学风格就是这样，实践——不存在的。
比如说，小万历初期接触朝政，处事不对，那么张居正应该给他解释哪里不对——才怪。
只会告诉他“如此不符合先王之道”之类的废话。
而且有些话，臣是不可能给君说的，但是君有必须明白，比如类似下面这段话，张居正就绝对不会讲（我知道这是伪书，领会精神）
宇文泰问曰：国何以立？苏绰曰；具官。问：何以具官？曰：用贪官，弃贪官。……
宇文泰击掌再三，连呼曰：妙！妙！妙！而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里要说明，东周的儒家和汉以后的儒家不一样，东周的儒家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比如孟子，说实话我不觉得孟子很懂治国，但是孟子和君王说话的方式，是东周式：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曰： “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你觉得张居正敢这样和皇帝说话吗？
其他朝代，幼年皇帝的教育，一方面是大臣，一方面是母亲和外戚，一些大臣不能教的东西，其实母亲会教的。当然史书是没有这方面记载的，不过我们看到，皇帝中的很多纯政治高手都是母亲培养的，比如汉景帝、康熙。当然，自学也是一个途径，不过很难。
万历的母亲出身低微，李太后小时候就没学过这方面。就知道吓唬万历（《霍光传》）。孩子不是打出来的是教出来的，你光吓唬他有什么用啊？
所以，关键的权术根本没有教他，连实践自学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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