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为什么很多时期都不允许私盐？
一、 盐的战略物资属性与国家财政命脉
首先，盐在中国古代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更是一种维系生命、保障民生的战略物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盐，缺乏盐会导致疾病，甚至死亡。因此，盐的供应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人口健康和农业生产（牲畜也需要盐）。
更重要的是，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中国古代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甚至可以与农业税相提并论，被称为“盐课”。
盐的利润空间巨大： 盐的生产往往受到地域限制，某些地区拥有天然的盐池或海滨晒盐的优势，而另一些地区则需要长途跋涉运输盐。这种地域上的供需不平衡，以及盐的刚性需求，使得盐的售价远高于其生产成本，利润空间非常可观。
国家财政的稳定器： 一旦国家能够垄断盐的生产和销售，就可以通过控制价格和销量来获取巨额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可以用于军队的开支、政府机构的运作、水利工程的修建等等，成为国家财政的稳定器，甚至在某些时期是唯一的稳定器。
抑制地方势力： 掌握了盐的经营权，也意味着掌握了一笔可以影响地方经济的资金。国家通过控制盐课，能够一定程度上限制地方豪强或商人的经济实力，防止其坐大威胁中央的统治。
私盐的出现，直接动摇了国家财政的根基。 私盐贩子绕过了官方的税收体系，以更低的价格销售盐，不仅抢占了官营盐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将本该流入国库的巨额利润据为己有。这对于高度依赖盐课的国家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直接导致财政枯竭，影响国家的运转能力。
二、 维护社会秩序与防范动乱
除了财政收入，盐政的控制还与维护社会秩序和防范动乱息息相关。
打击走私与地方势力： 私盐贩子往往与当地的权贵、官吏甚至武装势力勾结，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这些私盐集团不仅走私盐，还可能涉及其他非法活动，扰乱市场秩序，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成为地方上的“国中之国”，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构成挑战。
防止民众聚集与反抗： 盐的垄断价格过高，如果长期存在，会严重损害民生，引发民怨。如果这种民怨因为私盐的出现而得以缓解（私盐价格更低），那么那些有能力提供私盐的人，就可能成为民众拥戴的“救星”，从而形成反抗政府的集体力量。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的导火索，都与盐政的腐败或民不聊生有关。当官府无法提供稳定且价格合理的盐，而私盐却能满足需求时，民众自然会倾向于支持私盐的供应者。
控制流通渠道： 通过官营盐的销售渠道，政府可以相对容易地掌握盐的流通信息，包括销售量、销售地点以及购买者等。这种信息的掌握，对于监控人口流动、社会经济活动以及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都具有一定的价值。私盐的出现，意味着官方对盐的流通失去了控制，也失去了对相关信息的掌握。
三、 历史上的盐政制度演变与禁私盐的合理性
中国历史上关于盐的经营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但“禁私盐”几乎贯穿始终。
春秋战国时期的官营萌芽： 早期国家对盐的控制并不严密，但随着国家力量的增强和财政需求的出现，对盐的垄断和管理逐渐出现。
汉朝的盐铁官营： 汉武帝时期，为了应对北方边患的巨大军费开支，实行了盐铁官营政策。盐和铁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由政府垄断生产和销售，获取巨额利润以充实国库。这一时期，对私盐的打击尤为严厉，将私盐贩子视为对国家财政和安全的威胁。
唐朝的盐引制： 唐朝的盐引制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官营模式。政府发放“盐引”，商人凭此盐引到指定的产盐区购买官盐，再运往各地销售。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但仍然是官府主导，私盐仍然是非法的。
宋朝的专卖与轮流贩盐： 宋朝的盐业管理更加复杂，曾实行过不同形式的专卖和轮流贩卖制度，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私盐的出现，同样是对这些制度的破坏。
明清的盐引制度与纲运制度： 明清时期，盐引制度更为成熟，但同时也出现了盐商的势力扩张、弊端丛生的问题。例如，明朝的“病盐”（质量不合格的盐）问题，以及清朝的“引岸盐”和“票盐”制度，都试图解决盐政的难题。但无论制度如何变化，一旦出现私盐泛滥，其后果都是对国家财政的侵蚀和对社会稳定的威胁。
在这些制度下，私盐的存在意味着：
破坏了官营的垄断利润： 官营盐的价格制定是为了保障国家财政，私盐的低价竞争直接冲击了官营盐的销售，使得官府收入锐减。
扰乱了流通秩序： 私盐的流通往往是非法的，没有经过官方的许可和监管，容易造成市场混乱，甚至出现假冒伪劣的盐。
为腐败提供了土壤： 私盐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往往需要贿赂官员，形成腐败链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四、 技术与生产力的制约
在古代，盐的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生产过程复杂，且受地理条件限制大。
区域性垄断的形成： 盐的主要来源是海盐、井盐和湖盐。海滨地区可以晒盐， inland 地区则依赖井盐或湖盐。这些产盐地往往集中在特定区域，形成了自然的地域性垄断。
运输成本高昂： 从产盐地到消费地的运输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运输成本是盐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高昂的运输成本使得官府可以凭借对运输环节的控制来维持高利润。
生产效率低下： 与现代工业化生产相比，古代盐的生产效率非常低下，难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组织生产和分配，就容易出现供应短缺的问题，而这又为私盐提供了生存空间。
因此，官方通过垄断生产和销售，可以更好地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盐的生产和运输，同时通过价格控制来调节供需关系，并从中获取利润。私盐则往往是利用了官府管理上的漏洞，或者在非官方的地点进行生产，以规避官方的成本和监管。
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很多时期不允许私盐的存在，并非简单地限制个人的自由，而是出于维护国家财政收入、保障国家稳定、控制社会秩序以及应对技术和生产力局限的综合考量。私盐的出现，直接挑战了国家对关键经济命脉的掌控，对财政收入、社会稳定和中央权威都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尽管在某些时期，严苛的盐政也带来了民怨和腐败，但“禁私盐”作为一种维护国家生存和运转的基本手段，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网友意见
因为盐税是农业社会征税成本最低的物资，如果盐税下降，政府用其他模式获得同等资源的成本太高。
征税成本包括三方面
- 1 人力成本，税官需要发工资。
- 2 腐败成本，税官可能同时从国家和纳税人手中偷钱。
- 3 规避成本，纳税人可能会改变生活方式，甚至破坏社会财富，来规避眼下的纳税。
第一项人力成本主要和税源分布有关系。
农业社会没什么企业，纳税主体要么是农户，要么是大地主农庄——前者太分散，后者从来不肯乖乖纳税。所以如果一味收农业税，就必须在几千个县和几万个乡加强征管力量，额外加税的成本惊人。而盐税只要卡住盐场，在重要的交通关口检查私盐即可，剩下的问题交给市场。这样，全国几十个点的管理到位，大多数税额就能到手，节约人力。
第二项腐败成本主要和执行弹性有关系。
长期来看，宗教信仰和政治忠诚都靠不住，如果征管人员对税源的现场判定自主权大，他就一定会利用这个权力掏空国库，敲诈纳税人。农业某块土地到底产量如何，或是某个孩子是否符合服役标准，是没法用绝对客观指标来裁定的，必须现场考察，基层官吏必然会借此发财。而盐税指标可以简化为重量一项，就算有腐败，有差错，也不至于太大，征收数额明确，监管也容易。
第三项规避成本主要和核算标准有关系。
由于腐败成本的存在，很轻的税率落到基层也可能很重，何况还有兵役等风险性税收，所以基层会想尽办法避税。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皇帝坐在京城，没法和上亿个大脑比机灵，再严密的核算标准，也会慢慢流失税源。唐朝兵役重，农民自己砸断手臂，以残疾身份平安到老。现代埃及房产税很高，结果上千万人一辈子住在“差一点就完工”的房子里不交税。这不仅减少了税源，也会破坏长期税收潜力——紧急时刻要加税要征兵，社会总财富额也不支持。所以要尽量避免。
盐税的好处是，是人就要吃盐，连流浪汉乞丐也不例外。就算卖身为奴，作为主人的土豪也得给奴隶们购买含税的食用盐，也得为每个劳动力交一份税。所以国家不担心基层避税，基层也不会刻意破坏财富基层去逃税。
这三项好处放在一起，盐税就成了古代王朝征税的必选。以其他方式收税征役，最理想的模式，也是皇帝拿到1块钱，官吏收3块钱，基层损失10块钱。盐税可能是社会损失3块钱的效率，官吏和皇帝各拿一块钱。不至于皇帝想要几百万两银子打仗，全国就造反了。
解放后很长时期，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1966年才做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90年代还要用农民税收养基层政府，如何高效对平民收税是政府的重要课题。所以政府长期保持盐业专营。1984年，盐税还占总税收的1%，超过农业税的1/4。当然政府要查禁私盐。
但盐税也有自己的缺点：
首先是盐税严重累退——穷人吃1斤盐，富人也不会吃10斤，所以越是穷的家庭，综合消费税率越高。所以政府既喜欢盐税，又不能把盐税当主要收入，历代盐税只能是农业税的高效补充，而不是主体。（土地税理论上就不是累退税，虽然实际执行是富豪免税多，但总比公开累退税好）
其次食用盐和工业盐难以区分——主体成分都是氯化钠。古代社会没什么工业盐，现代社会工业用盐百倍于食盐，强行隔离收税，腐败和监管成本也很高，还会逼百姓吃不安全的工业盐。
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收税，已经不太面向具体的个人，而是主要对企业收税。企业有账目，有发票，有同业对比，有计算机辅助，平均税收成本和腐败比例不算太高，盐税的成本优势不再突出了。
所以，在工商业发达（税收成本低），贫富差距拉大（累退税后果严重），工业盐越来越多（比如除雪）的21世纪，盐业专卖取消是大势所趋。最大的阻力已经不是经济需求，而是官僚惰性和部门利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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