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一年是哪一年？

1935年何梅协定签署后到1936年西安事变。

九一八虽然是不抵抗，但有济南惨案的前例，国府对国联寄予期望，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还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九一八吃了这么大的亏以后，到日本攻占热河、察北，冀东变成非军事区，国府衮衮诸公总应该有所反思，提出应对之道吧？然而可悲的是，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的反思，居然是九一八前国府对于日本的卖国要求没有自动接受，虽然不抵抗，可也是日本不动手不走，让皇军不高兴了。蒋、汪、何根据九一八的教训总结出的的应对之道竟然是，万不可让日本不高兴，等日本人提了要求就不好办了，我们先自己把国卖了，日本人不就没有理由了吗？再说了，自己主动卖，没有条约，能叫卖国吗？

结果是什么，就是皇军一声吼，北平附近的中央军就“全部星夜徒步撤离”（蒋公电令原话），南逃上千公里（关麟征部第25师移驻洛阳【距北平850公里】，黄杰部第2师移驻豫皖【距北平1030公里左右】），比起九一八后东北军驻辽部队在日本动手前绝不自行撤退，动手之后一退锦州【距沈阳250公里左右】，三个月后二退山海关【距沈阳400公里左右】，耻辱百倍。

好在张学良从九一八得出的教训和蒋、汪、何相反，这促使他从35年就强烈反对华北妥协，对日无原则让步。可惜蒋记国府畏日如虎，对日方的要求全盘照收，不惜损害民族利益，最终导致“何梅协定”，为了达到目的，蒋介石竟然能够玩弄“没有收到电报”的流氓手段，逼迫于学忠下台。不过，这些为西安事变埋下了种子，最终，在抗日力量的枪口之下，蒋介石终于被逼抗日，中国抗战迎来了转机。

（后面是何梅协议原始电文详细过程，多图预警）。

关于35年蒋张之间的分歧争论与何梅协定签署，时任河北省主席兼第五十一军军长的于学忠在《我是怎样被日寇逼出华北的》中曾有如下回忆：

自日寇在东北造成傀儡的“满洲国”之后，为了巩固伪满组织，就以张学良为其攻击目标，绝不愿东北军驻在与东北接近的地区，所以要将我的力量逐出华北。蒋介石的阴谋，向拟以外交解决东北；更愿借外人的力量，消灭东北军的实力。蒋一切为私，遂使华北政局更行紊乱，而我的处境益为艰难。
在1935年春，何应钦、黄郛有一次邀我到北平谈话，即露出日方始终与我为难的口气。这时日方曾对别人私下谈过，“对我格格不入，始终没有办法”，认为拉我不成，乃在何、黄处对我加强压力。何、黄认为省府设在天津，常与日方冲突，不如迁至保定为妥，以此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极不赞成，我说：“天津是中国地方，不能因日寇的威胁，即行迁走，设如迁至保定后，日寇再行威胁，我们还能迁至河北省外的地方吗？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似宜熟筹而后行。”何、黄二人对于迁保问题，遂暂搁置。荏苒数月，日方对我个人所放空气，益行恶劣，必欲驱我离华北而甘心。
1935年6月间，乃有“何梅协定”的秘密产生，其中主要内容虽未公布，而以撤我的河北省主席职务，及调走五十一军为其中心问题，自不待言。在“何梅协定”签字后，有一天，在一小时之内，何应钦由北平与我通电话两次，并命其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与我通话一次，逼我辞职。何在第一次电话中说：“孝侯兄，国家现在已到这个样子，你一向是公忠体国的，在这艰难的时候，你若能表示辞一下职最好。”我说：“我辞什么职啊？辞主席职啊，辞军长职啊？我因为什么要辞职啊？容我考虑考虑吧！”何遂将电话中断。不久，又来第二次电话，说：“现在时事太困难，外交很难办，你为国家着想，最好还是辞职一下。”我答说：“这事如系日方提出，我们是中国官吏，若这么办，将来还有中国官吏没有？外交不管怎么困难，总该讲理，我为国家计，不能做丧权辱国的事。辞职的事，我不能，我是中央任用的官吏，中央有权，要免我的职，撤我的职均可，我绝不会闹出意外。可是对外交如此，太软弱啦!”稍候一会儿，鲍文樾又来电话；他说话的声音特别拖长，露有勉强之意。他说：“孝侯兄，现在的事，何委员长的意思，你还是辞一下职好些。”我说：“志一兄，你是知道我的人，我看得真的很，我不是恋栈这个地位。我们所受的外侮，已够受的啦!我现在哪能还受这个气，最后请你告诉何先生，除非于某人死啦，不死，有我这口气在，就绝不辞职!”说到这，鲍装作听不见，问我说什么，我又重复一遍，电话遂行停止。经过这三次电话，何应钦对于迫我辞职之事，遂亦搁置（按我所以坚拒何应钦迫我辞职，当时是有两种心情：一、我实愤恨蒋介石、何应钦、黄郛等的顺服日寇，丧权辱国，从内心里，看不起他们这些人；二、因自“九一八”后，流亡关内的东北人，为数甚多，我如离开河北，这些人失去照顾，我亦有负张学良副司令付托之重，心觉难安）。
以后，何应钦约我到北平开会，对于省府迁保定问题，又行提出。他说：“天津本来系一商埠，省府在那儿，诸事多不便，最好迁至保定。”他在这次谈话里，未以日方与我常冲突为理由。我就表示说：“若问我的意思，还是不迁为是。不过一省省会的所在地，应由中央规定，若是中央命令迁保，我完全听从命令。”于是迁保之议，遂即实现。
在省府迁保不久，中央颁发命令，命我率第五十一军开赴陕西西安，所遗河北省主席职务，由民政厅厅长张厚琬代理。以后我率五十一军进驻天水，还经过一个时期，才免去我河北省主席职务，旋又发表我为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
在免去我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时，尚有一段曲折的过程。那时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在免去我河北省主席职务的命令发表前，蒋介石曾由成都致张学良一电谓“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张即立复一电，痛陈“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电发旬余，未接蒋的回电，忽接蒋的秘书长杨永泰来电谓“委座前为孝侯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复?”同时南京政府业将免去我的河北省主席命令发表。这显系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共同的阴谋，为了接受日寇的要求，必须免掉我在河北的职务。在我的免职令发表后，张学良为研商对于流亡关内东北人士的安排起见飞赴成都晤蒋。而蒋竞以前电或因电线出有故障，未得收到为词，作为搪塞，其诡诈可笑如此。
后我在天水居住半年，始发表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而华北的局势益危，何应钦亦不能在华北立足。通过萧振瀛与日方勾结的关系，宋哲元就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了。

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丰富，已经可以佐证于学忠的回忆内容，不过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于学忠一直以为是何梅达成了卖国协定，然后逼他离开河北；而解密的电文表明，何应钦畏日如虎，逼于离开河北竟是在同日方交涉前“自行办理”的事项。而蒋介石玩弄“没有收到电报”的无赖手段，竟然被档案资料实锤。

1934年12月，在黃郛的要求下，汪精卫主导行政院通过河北省府由天津迁往保定，天津改特别市的决定。该决定实际上是预备为日本控制天津，驱逐抗日倾向严重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开路。对于该决定，张学良、于学忠相当不满，一直采取拖延方法。而日本方面则不断催促。

1935年5月22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勉强同意省府迁保，但提出待保定官邸修缮完成后，于7月初迁保。而杨永泰则出乎意料的拟了一个措辞强烈的复电：

冀府迁保，迁延半年，事至于今，不能再有期待。环境日非，实逼处此，均待孝侯省府遵令即迁保定以为消弭。对内对外，中深知此着关系之重大，绝非故作危词。……故为今之计，只有两途，一则孝侯省府速即迁保，不宜稍有犹豫；一则迁保不能急速实现，当改派孝侯为保定绥靖主任，另简声望卓著之人继任主席，而取消迁保之议，二者当择一而行。

不过蒋介石最终决定，留中不发。

5月25日，蒋介石将同杨永泰所拟回电意思相近的汪精卫22日的两封电报转给张学良，征求张学良意见。在汪精卫的电报中，同样提出如果于学忠不迁保，就下台：

冀省迁保，已见明令，若不实行，与中央威信有妨。而数月以来，关东军、驻屯军方面对于孝侯日趋恶劣，……恐将演成九一八之第二事件。
……平津情形至为危急，若不立图消弭，随时有爆发之虞。倘冀府迁保不能实现，不如改派于孝侯为河北绥靖主任，驻扎保定，而另简声威素著之人继任河北省府主席，取消迁保。

这个有申电，就是于学忠回忆中提到的

蒋介石曾由成都致张学良一电谓“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

5月27日，张学良复电蒋介石，坚持于6月底迁保，并且明确反对撤换于学忠：

……若遽于此时忽将迁保之令取消，主席易人，外间必将认为系由日方胁迫所致，对于中央威信，似有妨碍。且日方狡诈，贪啚无餍，如于此时易人，则彼方益得骄横，此风一启，恐无宁日。矧孝侯一去，如易一无权无勇之人，益将难于应付。……故为中央威信计，为地方人心计，似仍以省府从速迁保而不更易主席为宜。

在电文中，张学良对官吏任命竟受外人支配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忧虑：

……我方官吏之任免竟受外人之支配，而官吏中之奉公守法者纵能忠直供职，亦竟无以自全，诚恐一般官吏将趋入媚日之途，影响所及，至为重大，国家前途，勿堪设想。

张学良的这个感午电，就是于学忠回忆中提到的

张即立复一电，痛陈“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

5月29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偕驻华使馆武官高桥，一同到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住所北平居仁堂，会见了何应钦及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第一次以口头形式提出了日本的通告和要求。

第一，由于中国官宪方面的责任，发生了对付满洲国的阴谋，中国方面给予长城附近的中国义勇军援助，还有实行对日恐怖等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其发动的根据地在北平和天津。如此看来，日本军队已经需要再度越过长城线而进行新的发展，北平、天津两地也应在实际上包括进停战区域。
笫二，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是践踏在天津订立的交换公文，是对日本的挑衅行为，今后如有类似事件发生，日本将依据条约所规定的权力，采取自卫上所必要的行动。

同时又提出如下具体要求：

1．中国宪兵第三团、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治训练处和与事件有关系的国民党部及排日团体从平津撤退，罢免这些团体的负责人员。
2．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
3．希望事项：驻平津地区的第51军（于学忠军）及中央军移驻保定以南；禁止平津地区党部及蓝衣社和其他秘密团体所策动的反满抗日活动。

得到这个消息后，蒋介石决定撤换于学忠。

当天下午4电，蒋介石正如于学忠回忆的那样，给张学良发电报，玩起了“没收到电报”的流氓手段。

日前由渝奉商处置华北问题一电尚未接复，至为焦念。

在这封电报中，蒋介石彻底撕下了因为于学忠迁保延迟，所以要免职的假面具，明确提出于学忠不光要免职，还要调出河北省：

……目下情形，宛如九一八之前夜，若不迅速处置，一经爆发，收拾越难。……前电主张调为河北绥靖主任，移驻保定，但时机已逝，反有引敌深入保定一带之虞，似宜别求安置。

5月31日，张学良复电蒋介石：

日人态度虽似严重，实则故意恫吓而促成局势不定，波澜起伏者，实属别有挑动。日人虽有激昂者，究不过少数军人。彼邦外交，现颇两歧，时局虽艰，果能妥善应付，是亦未必更易冀省主席为遏止日方凶焰之唯一方法。若因此而易人，则使日人之不骄悍者亦将骄悍，无要求者亦将要求其余希望，必不止此事。于虽去，亦不能从此了事。继于者亦恐无妥善应付之方。影响所及，不惟我方丧失主权，日陷窘境，而彼方得寸进尺，华北恐非国有矣。

然而，蒋、汪、何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对日妥协。

5月31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发明“自行办理”大法：

日方提出各点，势在必行，我若不于可能范围内，决然自动办理数件，则时日迁延，必致引起意外严重之事态。

何提出“自动办理”的事项，包括：

1、于孝侯（即于学忠）、张廷谔（时任天津市市长）他调，津市公安局李俊衮免职。
2、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团附丁昌即行他调。
3、河北省、市党部专做内部工作，停止其外部活动及宣传工作。

蒋介石6月1日批示：

所拟三项，均可照办。惟孝侯拟仍令其迁保，且限令三、五日内实行。所有津市文武官员，一律由中央改派……鱼日（6日）以前，无论孝侯遵办与否，虞日（7日）行政会议，均自动发表。

悲剧的是，正如张学良所言，“若因此而易人，则使日人之不骄悍者亦将骄悍，无要求者亦将要求其余希望，必不止此事。于虽去，亦不能从此了事，”日方开始加码。

6月1日晚，何应钦致电蒋介石，日方加码中央军撤退：

顷酒井复托人来言，中央军最好能稍向后移动。

6月2日上午，何应钦再度致电蒋介石，报告于学忠不愿辞职：

目前形势已非省府迁保所能了事，更不能延至虞日始行。……拟先免孝侯职……，同时免张廷谔市长职。……职迭托人与孝侯商量，彼始终表示不愿自动辞职。

蒋公批示，给脸不要脸，不愿自己辞就免：

孝侯不愿自动辞职只有免职另用。

2日下午，何应钦再度致电蒋介石，报告日方对国府自动办理的赞赏，“认为中方极有诚意”：

秘电所呈我方必须自动办理之三事，曾由职托人转告酒井，并谓已建议中央。据云如我中央能照此办到，彼亦认为中方极有诚意。

6月4日，酒井、高桥再次到居仁堂访何应钦，询问对日方要求的执行情况。何应钦答复说，已经处理，如罢免蒋孝先等3人、解散宪兵第三团特务处等。但酒井等变本加厉，当即又提出将于学忠免职，从天津撤走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调走北平的宪兵第三团，解散抗日团体及调走驻天津的第五十一军等5条更为苛刻的要求。

当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报告会议过程。在该电中，何应钦承认，抗日部队孙永勤是被日本、国府联合绞杀：

孙永勤残部窜扰遵化、迁安附近，我政府当时即令警团协同围剿，业已将其击溃。

同时何已向日方承诺，要追查曾经支援孙部的河北官员：

至谓曾受遵化县接济一层，此间已令河北省政府速饬严查，如果查有实据，自当照律惩处。

何应钦指出，日方所要求各项国府已经全力配合满足：

宪兵团团长蒋孝先、政训处长曾扩情已于六月一日晚免职。宪三团之特务处已令其撤销。天津市党部将由中央令其停止工作。蓝衣社根本无此组织，如有妨害中日国交亲善之团体，即予取缔。

酒井在会谈中进一步恫吓：

军部方面对华北及全中国均有最大之决意及充分之准备也。

何应钦随即坦承，国府中央的“既定方针”就是“中日亲善提携”，如有皇军不满意之处，我们立刻马上改：

中日亲善提携为我中央既定方针。……过去各地如有注意不周之处当尽力改善。

最后，酒井亮出底牌，最近几个事都是借口，关键是蒋记中央“是否真心与日亲善”：

中日问题之关键全在蒋委员长是否真心与日亲善，……华北近日问题不过其枝节耳。

6日，蒋介石针对日方新提出的各项要求，全盘接受，仅对“军分会政训处及宪兵团他调一层”，提出希望能够给一点缓冲时间，“可逐渐办理”。

同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提出中国对日侵略总体应对方针，一方面调整冀、察省府，选派亲日人士出任，一方面取缔抗日活动，以免发生“重大事变”：

当自动先行处理华北内部，对河北、察哈尔两省应多派与日方稍微接近之干练人物主持……以免贻人口实。一面表示我无对抗意思，只求自己整理内政，使华北不致再生重大事变。

6月6日，国民党政府令于学忠率第五十一军经保定退避陕西，再以孙永勤入境问题令遵化县长何孝怡辞职，宪兵第三团调走。

6月7日，关东军调兵至古北口、山海关等长城一线，炫耀武力，显示其向平津推进的态势。

同日，何应钦感到卖国责任重大，于中午致电蒋介石，要求蒋明确对日根本方针：

中央对日根本方针如何，务乞密示，以便应付。

蒋公一看，小样，你办就好了，想让我说，没门：

对日方针，中央在一月间早已决定，并未变更。……对日交涉关于军事者，全权处理，亦不必事事请示。

8日傍晚，何应钦致电蒋介石，报告其与高桥的会面，高桥在会中表示：

军部认为尚未达到日方之希望，表示不满。望我方再加考虑，以免事态严重。

何应钦立刻把国府准备办的事和盘托出，惟对于中央军南移，希望日本方面能够“勿再提此事”：

最后高桥复提到中央军稍微南移问题，职即答以此事绝难加以考虑。

然而仅一日之后，何应钦就妥协了。

6月9日上午，酒井、高桥第三次晤见何应钦，步步紧逼。

日方提出4点要求：

1、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
2、五十一军撤退，并将全部离开河北日期告知日方；
3、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
4、全国排外排日行为之禁止。

并且恫吓：

对以下四点，仍命望即日办理，否则日军即采断然之处置。
（有关要求）均系决定之件，绝无让步可言，请于文日（12日）正午前答复。

何应钦立即照单全收：

职意目前情势十分紧迫，对此四点，只有即日分别办理。

6月10日，何应钦会见高桥，根据国民党中央的训令，以口头形式，答应了日方全部要求。

同日，国府发布《敦睦邻邦令》称：

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同日，中央军关麟征部第25师开始移驻洛阳，黄杰部第2师移驻豫皖。

对于中央军南撤，当时有人就写了一首诗：

忽闻协定说班师，
十万儿郎涕泪时；
忍辱不堪回首望，
城楼不见汉家旗！

同日，蒋公致电何应钦，指出撤军对外要说是去剿匪，并且以调防名义办，“对内较易应付”。此外，华北既然已经决定“隐忍”，那么察东也应设法缓和。

然而，就在国府认为事都办完了，一切结束的时候，日本方面送来了“觉书”。6月11日，高桥突然携带一份南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到北平军分会，要中国方面照抄一份，并由何应钦签章后送交梅津，该备忘录全文如下：

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左：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同同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左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
（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
此致何应钦阁下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何应钦一看，太君也太不把狗当狗了，事我都办完了，还非要有个条陈，当即表示：

此前系双方口头约定，由我自动实行，不能以书面答复。

6月12日下午，吓破了胆的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要求北平中央部队“全部星夜徒步撤离”：

北平附近之中央部队应即全部星夜徒步撤离，仍须防止借口挑衅，力避冲突。

6月13日，蒋介石也觉得太君太不厚道了，致电何应钦要求不得留下书面答复：

觉书切不可以书面答复，应拒绝之。

然而蒋公还是怕太君翻脸，6月15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转何应钦，提出要对日军尊重，“与其体面”，千万别让皇军不高兴：

而对其军人，则应设法旋转，与其体面，勿使其更恼羞成怒，否则彼少壮派绝不肯如此罢休。

同日下午，高桥再度会见何应钦，提出将觉书改为备忘录，但仍要何签字，修改后的备忘录如下：

第一、交涉迄至现在，中国方面允诺事项：
（一）罢免蒋孝先、丁昌、曾扩情等；
（二）罢免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
（三）解散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
（四）解散天津市党部
（五）撤退宪兵第三团；
（六）解散军分会政治训练处；
（七）废止蓝衣社类似机关；
（八）废止励志社北平支部；
一、已撤废之各机关不得重新设置，同时对于对日关系足以发生不良影响之新人物或新机关，不得进入。
二、关于省市政府职员人物之件。
三、约束事项监视纠察手段。
第二、未着手事项
（一）撤退河北省内党部；
（二）撤退五十一军；
（三）撤退中央军；
（四）禁止全中国排外排日行为。

6月15日，经南京国防会议决定：“此事始终口头交涉，且酒井隆参谋长、高桥坦武官一再声明，由中国自动办理。现中国均已自动办理，且必能如期办妥，是日方意见已完全达到，实无文字规定之必要。我方难以照办，应请日方原谅”。

但日方仍蛮横进逼，于6月21日、7月1日由高桥连续登门将拟好的一个要何应钦具名的通告交何应钦，文稿全文是：

六月九日由酒井隆参谋长所提出之约定事项，并关于实施此等事项之附带事项，均承诺之。并拟自动的使其实现，特此通告。

何应钦在同汪精卫斟酌后，略加修改于7月6日按复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
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至此，由梅津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实际达成协议，史称《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的形成，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日本大使有吉声明说：“期望中日两国国交之圆满不仅限于一地，应将全华排日风潮为之一扫。”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小的时候，打了这么多次架，回头想想跟抗战一样，每次打架最害怕的是，一开始彼此气势汹汹的时刻，不光怕对方气头上打死自己，其实也怕自己气头上不顾一切地失了手。还有就是眼看落败的时候，不服气下的黑手。

所以，武汉会战和衡阳会战那两年都非常艰难。

个人认为应该是 1940 年。

永远都不要在时间顶点1941年（1942.06 中途岛海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爆发前）叫最难，而是即将到1941的时候是最难。请大家针对抗日战争和国际形势自行判断。眼观国际上是什么情况？ 1940年，轴心国西踏法兰西、困不列颠如猪兽，东踢苏俄；大半个欧洲的国家都被占了。美国保持中立态度，国际联盟的两个大佬，一个夹着尾巴在伦敦寻求名义上的法国自由存在，唐宁街的丘老头那个老烟鬼在死撑帝国面子反轰炸。

因为 1941年末，大家都看到了不只是中国对抗日本了，法西斯轴心和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美苏英中），让中国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撤回了援华苏军，也不在提供武器

德国和日本结盟，撤回了军事顾问，也不在提供武器

本土大量城市被占领，就剩下四川军阀当年留下的几个小兵工厂

美国还在两边卖武器，胖虎打大雄，所谓的保持中立就是在帮胖虎····

在珍珠港之前，这一段时间，是最难得，撑过去了，就是胜利，撑不过去····

衍圣公估计就连夜从重庆跑回曲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