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的转折性战役是哪一战？

看了下高赞回答，集中在说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豫湘桂战役等。我认为没有一个说到关键本质上。

直接说我认为的答案吧：珍珠港事件。是的，中国抗战的转折性战役不在中国战场，而在太平洋战场，而且是太平洋战场上一场我方（盟军）失败的事件。

七七事变后，蒋发表庐山谈话，向中国军民、日本政府和军部等各方喊话，随后主动将上海冲突不断升级成大规模阵地战即淞沪会战，并在淞沪会战的尾声组织了特殊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以蒋为首的国府掌权者的整体思路是清晰的一贯的，那就是中日战争的出路在国际化，将国际势力引入到中日冲突中，改变对垒双方的力量天平。任何一场战役的战略，都是服务于这个大政略的。

事后诸葛来看，这个思路是十分正确的。

最近管虎导演的《八佰》上映，又带动起一波关于四行仓库保卫战意义的讨论。

中方为什么要在远东第一大都市、欧美列强利益关涉最深的上海，将战争规模不断升级成大型会战，即使明知在临海且地势平坦的上海进行阵地战，有利于日方不利于我方？中方为什么要在与租界隔河相邻的四行仓库组织一场残酷的孤军保卫战，即使明知会战大势已去且四行仓库本身实际地理价值与经济价值有限？

原因都是「战略服务于政略」这个整体思路。在上海展开大规模会战，直接触动欧美在沪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引入国际干涉调停；在租界旁边开展孤军保卫战，让租界里的人能「现场观战」、「全程直播」，以扩大舆论，利于宣传。

虽然淞沪会战引入国际干涉的目标落空了，美、英、法、苏等列强都延续对日绥靖，但在此后的抗战中，国府的中日战争国际化、战略服务于政略的思路是不变的。「持久战」，「苦撑待变」，「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都是这个含义。

抗战最凶险的时期是什么时候？不是上海失守，不是南京失守，不是武汉失守，不是汪精卫投敌，而是1940年7月至9月，国际环境的变化导致中国抗战路线的动摇。

1940年，欧洲形势急转直下，英法在德军攻势下迅速溃退；6月，法国对日绥靖，宣布滇越铁路停止向中国运输物资；6月底，德军攻入巴黎，法国投降；7月，英国对日绥靖，宣布对中国关闭滇缅公路，甚至还劝中国与日本「议和」。至此，中国进出口的主要运输通道全部丧失，国际干涉日本的希望似乎幻灭。那段时间，蒋在日记中感叹：「三年来以今日为最大最危之关键也。」「自七月至九月，此三个月间，实为最严重之时期，而以国际变态与社会心理二者之关系最大也！」

那时，亲近美英法、疏远德意的外交策略似乎走到破产边缘，民主阵营似乎要被打败，国府内部就继续走美英法路线还是德意路线发生严重争执。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那时中方改变了外交策略，选错了阵营，之后面临的将是多么可怕的恶果。

最终，蒋拍板坚持美英法路线，并于当年内等到了德意日结盟反苏、日本偷袭珍珠港等事件的发生，明晰了美英法苏联盟对决德意日联盟的国际态势。此后，美英法苏自然而然站到了中国的战壕里。

对应的，从日本的角度看，珍珠港偷袭一役虽然大获全胜，但由于大战略上的极其错误，所以当时日本决策者内部即有不少反对行动的声音。即便是主导促成行动的山本五十六，在回答首相近卫文磨关于开战后果的问题时，就几乎精准地预判了随后几年的悲观战局：「头六个月或一年大约是可以顺利进攻的，但对于第二年和第三年的战事，我就毫无信心了。」在给家人的信中，山本写道：「珍珠港的胜利微不足道，不适合用来大肆宣传，这样会使日本人民忽略了事情的严重性。」

对中国来说，珍珠港事件发生，「苦撑待变」的「变」终于在苦撑三年多后来临，这时其实中方内心已经大大缓了一口气，这是全球大局明晰敌我、对垒双方重新盘点实力的一天。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国紧随美、英正式对日宣战，宣告与日、德、意轴心国处于战争状态。而此时，中日全面战争已经事实上进行四年多了。

至于具体到一两场战役，固然军队将士的奋战和牺牲壮烈伟大、可歌可泣，但一两场战役的成败其实不足以决定整个大局。

补充说明：

以上分析，没有丝毫否认中国抗战胜利是自身奋战努力的结果之意，没有丝毫否认四万万军民同胞先辈浴血奋战、牺牲巨大的伟大精神与壮烈史实。如果没有国人的坚韧抗战，假设像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样被闪电击败，持久抗战与联合同盟国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国人的坚韧抗战，纵使获得同盟国援助，也会阿斗扶不上墙无济于事。

我是中国人，我尊重国人过去和现在所有的善良与努力，我对这片土地有强烈深沉的美好期望。

同时，我尊重历史，希望从读史中获得启迪。历史照应现实时有态度，但读史应客观。我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所谓「果粉」之类，不是任何势力或政客的「粉丝」。但我对历史中善良人的处境报以同理心和善意。

答主： @万岛

武汉保卫战，打得日元贬值了；

后来的事靠了美国，关键一役是硫磺岛之战。

所谓转折性战役，应该是通过大规模的歼灭战，改变敌对双方强弱对比的战役。抗战期间，中国关内战场（不包括滇西战役）有这样的战役吗？从抗战爆发，到最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关内战场敌强我弱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但需要指出的是，1942年11月以后，侵华日军的实力确实不断在减弱，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尤其是1942年11月瓜达卡纳尔岛战役日军呈现败局以后，日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战局恶化，陆续从中国关内战场抽出精锐的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场，同时不得不组建三流的警备师团，来替代这些精锐师团，这使得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的实力有所减弱，然而其实力还是远胜过中国军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大本营从中国关内战场抽出了6个师团：第5师团（1941年11月中旬抽出，从上海出发，前往印尼），第18师团（从1941年11月末到1942年1月上旬其各部陆续便被抽出，从广东出发，前往印尼），第21师团（1942年1月下旬抽出，从青岛出发，前往北部法属印度支那），第33师团（1941年12月15日抽出，从上海港出发，调往缅甸），第38师团（1942年1月中旬抽出，从广东出发，前往金兰湾），第4师团（1942年2月下旬抽出，从上海出发，前往菲律宾）。

从瓜达卡纳尔战役末期（1942年11月）起，日本大本营又从中国关内战场调兵，增援太平洋战场，先后抽出3个师团：第51师团（1942年11月中旬抽出，从广东出发），第6师团（1942年12月21日抽出，从上海出发），第41师团（1943年初被抽出，前往新几内亚）。

1943年下半年，又调出3个师团：第17师团（1943年8月1日从徐州转进上海，9月24日再转进到新不列颠岛），第15师团（1943年9月11日抽出，调往缅甸），第36师团（1943年初被抽出，编入关东军所属，同年11月5日改编为海洋编制师团，移师新几内亚）1944年，调出4个师团：第26、32、35、62师团。1945年，调出6个师团：第22、37、39、59、63、117师团。

（二）1944年，侵华日军在后勤、卫勤、空中掩护等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发动打通平汉、粤汉铁路的一号作战（日军分别称为河南、湘桂会战）。湘桂会战期间，日军第11军各部因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中美航空部队的空袭，战场附近流行病盛行、后勤补给不继等原因，人员、装备损失严重。

《步兵133联队衡阳的死斗》（作者：第133联队第9中队老兵浦田幸一）一文，记述了第116师团在衡阳作战中的死亡人数：

“战死：1588人

战伤死：461人

战病死：1420人

总计3469人。”

因为这个死亡人数过高，有些网友怀疑是该师团整个湘桂作战的死亡人数。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披露的部分资料记载：

第3师团野炮兵第3联队在湘桂作战第1期之第1次平江及浏阳攻略战及醴陵附近集结（1944年4月29日至6月18日）战死战伤死10人，战病死4人，事故死亡1人，变死1人，2人失踪。湘桂作战第1期之第2次茶陵及安仁攻略战和耒阳附近的扫荡战（1944年6月19日至8月8日）战死战伤死51人，战病死45人，8人失踪。湘桂作战第2期之第一次零陵及道县攻略战（1944年8月9日至10月22日）战死战伤死34人，战病死254人，失踪15人。湘桂作战第2期（1944年10月23日至12月9日）战死战伤死23人，战病死77人，变死1人，失踪1人。（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中支那方面部队略历（其一）分割8）

第65联队湘桂作战（1944年5月29日至12月4日）死殁者将校32人，下士官兵873人，计905人。（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中支那方面部队略历（其一）分割10）

铁道第3联队湘桂作战死殁人数将校3人、下士官35人，兵375人，计413人。铁道第12联队湘桂作战战死将校3人、下士官15人、兵44人。战病死下士官6人，兵92人。第4野战铁道司令部第3独立铁道工作队湘桂作战战死9人，战伤死1人，战病死25人。（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中支那方面部队略历（其三）分割6）

陆上勤务第98中队湘桂作战死亡57人。第2独立铁道桥梁大队湘桂作战战死7人，战病死25人。（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中支那方面部队略历（其五）分割6）

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湘桂作战中日军各部病死者极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作者：法兰克?吉伯）一书，收录了一名日军卫生下士官飞田俊夫对湘桂作战的回忆：

“作为一名卫生下士官，我参加了开始于昭和19年5月的湘桂战役。在7月间的衡阳战斗中，我担任桧、广、岚部队伤员和病号的接收工作，将他们送往设在衡阳郊区杨家坳的野战医院。惨剧就是在那里发生的。来自后方的补给被切断，最基本的粮食供应也没有了。在医院功能无法施展的情况下，霍乱病爆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大部分病人死去。数目没人说得清，据估计是四千甚至五千人。在这极端的情形下，逃跑和自杀也发生了，死了的人也得不到确认。

我所在的诊疗所，不过是一间民房匆匆改成的收容室。泥土地上铺上草垫，收了大约600个病人。他们在霍乱发生后一周内无一幸免。负责照料这六百名病人的六名看护，自己也因为营养不良而病倒，哪里也去不了。人死之后就放在那里，任其腐烂。我不记得我作过死亡将士名册和应送交先遣队司令部的死亡报告书。其他战地救护站一定也是一样。每个士兵都有姓名身份签，但是在那样极端的情形下，也都没有派上用场。”

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记载：

我想根据战后得到的资料来分析一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期间因战斗而死亡者与因战场患病而死亡者的比例问题。轻视补给的作战计划，兵站线的断绝，美国空军的妨碍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一号作战期间的补给，尤其是粮食的供给极其不充分。因此，日军中陷于营养失调的人员非常多，其特点是因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死亡的人员达到了大多数。根据在野战医院所统计的病死者的死亡原因的顺序，第一是痢疾，第二是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第三是疟疾，第四是脚气，即使是痢疾、疟疾，很多人也是因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导致抵抗力衰竭而最终死亡的。据长尾五一军医所著《战争与营养》一书所说，如果体谅战死者家属的心情，作为军医很难提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的病名，但实际上，在战场上生病而死的大部分人都被认为是由于患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且，日军这样的作战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作战受伤的人很多也是死在了野战医院里。其原因很多还是因为对野战医院的补给不充分，使伤病员们患上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抵抗力下降而导致死亡。

关于在战争期间的战死者、战伤死者、战病死者的比率，可以看一看我们部队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那里面有如下记载：

“从1944年开始到战败回国为止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期间，联队的死亡者人数为1647名，其中作战死亡者509名，占31%，作战受伤死亡者84名，占5%，战场患病死者1038名，占63%，其他(包括意外死亡和死因不明)16名，占1%。也就是说，战场患病死者是作战死亡者的2倍有余。”另外，虽然我作为中队长为了不使中队出现战场患病死者而竭尽全力，但是，我们第三中队仍然有作战死亡者36名，占死亡总数的47%，作战受伤死亡者6名，占8%，战场患病死亡者35名，占45%。

跟瓜塔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岛的情况不一样，在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中国战场，一般都以为不会发生日军士兵被饿死的事件。但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实际情况却是，由于补给断绝，给养恶化，在日军里发生了大量的战争营养失调病症，出现了很多的因战场患病而致死的官兵，也就是广义上的饿死者。

医院的状况其实是很悲惨的。由于医院本身没有征发物资和粮食的能力，所以医院的粮食供给问题比一般的作战部队更为严峻。医院给伤病人员的饮食，不过是稀稀的白粥加上了一点盐而已。因为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茶陵发现了岩盐仓库，所以盐的供应不成问题。对于普通的伤病患者，只有稀粥果腹自然是不够的，于是能够走路的人就都自己跑到医院外面去自由征发食品。虽说是自己去征发，但实际上茶陵一带早已没有留下什么粮食了，只好勉强在割完了稻子的田地里捡拾稻穗。也有人把贵重的烟草作为以物易物的材料，用来交换食品一类的东西。

因此，死在医院里的人也非常多。这一情况其实在日军各部队早已是广为人知的事了。所以每当中队决定把病情、伤情较轻的伤病员送到野战医院去的时候，伤病员们总是恳求说，为了不给野战医院增添麻烦，还是就这样留在中队里为好。尽管留在中队里会给战友们带来麻烦，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离开中队。

根据《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所记载的尾崎军医的回忆，在茶陵作战和驻扎期间，第三联队野战医院收治的大部分患者的病是战争营养失调症，因此疟疾和结核等重症患者也迅速增多。而且因为野战医院的食品供应更为困难，所以负伤和生病的人都尽量不离开中队，不去住院。正因为如此，在茶陵的陆军野战医院里由于生病而死亡的人数是作战死亡人数的两倍以上。当然，病死的人并不一定都是由于战争营养失调症而致死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死因或多或少都跟战争营养失调症有关。

在与中国军队的对峙期间我们所处理的事情，还有把战死者的遗骨送回日本去。在华北担任警备任务时，因为战死者人数少，物资供应也比较充分，所以往往是堆积起像小山一样的柴堆，把战死者的遗体火葬。但自从一号作战开始以后，既没有时间收集柴禾，也没有时间举行火葬。特别是沿京汉线连续进行的酷烈的行军开始以来，因为没有火葬的时间，所以只能切下死亡者的一只手带走，到了两军对峙、战事稍缓之际，再把断手集中起来火葬，然后把骨灰送往后方。湘桂作战开始后，就连给战死者断手并进行火葬的时间也没有了，而且如果要送往后方的话，又存在着不能确保后方兵站线安全的情况，所以只好切下一根手指带走。但是，这样的做法只能用于跟随中队作战的战死者，而对送到野战医院以后病死的人就毫无办法了。在野战医院的很多人病死以后，像这样无论是遗骨还是遗物都没有留下来并送回国内的情况，恐怕也是经常发生的。到了战后，我也经常听到有关亲人战死后，遗骨没有送归故土的事情，但那也是无可奈何的。

从上述记述，我们可以看出，湘桂作战日军病死人数多，这是日军在各项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强行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所造成的恶果，是日本侵略者自己给自己酿成的苦酒。

湘桂作战结束时，由于日本国内已征集了大量兵员前往太平洋、东南亚战场，导致日本大本营无法征集足够的优质兵员补充第11军受损的部队，导致侵华日军的实力进一步减弱。

1944年12月20日，第6方面军的中村作战主任对新任的第6方面军参谋长唐川少将说道：“前些日子走访第11军时，看到了第11军的战力表，它说明已不能与去年以前的师团相比。现在师团的战斗力，第一线的师团，只相当于1个联队的战斗力。”（《昭和20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译本第1卷第1册第105页）

1945年1月，第6方面军参谋部第1课在研究后得出结论：“湘桂作战的结果，各兵团的战力急剧下降，在恢复方面，需要相当时日”。（《昭和20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译本第1卷第1册第106页）

这期间，虽然日军实力受损，中国军队的实力也在减弱，不但死伤了大量的官兵，而且因丧失了大片国土，难以补充受损的部队。

1945年初，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打通滇缅路后，大量美国物资和装备通过驼峰航线和滇缅路输入中国，陆续装备和补给中国军队，使其战力增强，在1945年四五月份的湘西会战中，挫败了日军第20军夺取芷江空军基地的企图，给予其沉重打击，并全歼了日军第115大队等部。然而，此时总体上日军实力仍占优势。如果战争再打几年，由于美军航空兵对日本本土的轰炸，美国海军对日军海上交通线的封锁，侵华日军难以从本土获得人员、物资的补充，实力会越来越弱，而中国军队会逐步接受美援装备，变得越来越强，甚至美军也可能直接派遣大量地面部队到中国参战。到那时，中国军队及驻华盟军的实力将胜过侵华日军，到时再发动大规模歼灭战不迟。到时，那样的歼灭战就会成为抗日战争中的转折性战役。

远东战役（外文通常写为八月风暴战役）

在盟军夺取制海权，彻底切断日本本土，南洋占领区与中国战场的联系之后，能够与中国战场取得联系，且有较好工业基础的日占地区仅剩满洲，日本侵华部队的补给完全依赖于满洲提供的钢铁，煤炭和其他工业品等物资

苏联的八月风暴行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苏联红军一举彻底摧毁了帝国之花日本关东军，解放东北五省，使日本彻底丧失了依托中国占领区，以战养战维持战争，争取有条件投降的可能

远东战役是在中国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战区战役级别胜利，第一次战区战役级别的进攻性战役，第一次扭转了中国战场上的攻守态势。远东战役的胜利同日本本土遭到原子弹轰炸一同彻底扭转了战争走向（一个告诉日本本土防卫没有希望，你可以一亿玉碎我美国没有伤亡，另一个告诉日本中国战场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日本绝无可能在中国死城，盘踞在中国的数百万日军绝无可能成为日方争取有条件投降的筹码）

“八月风暴”

苏军发动“八月风暴”帮助中国收复黑、吉、辽、热、察五省。

没有苏军消灭关东军，东北三省会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在此之前国共没有实力单独收复东三省，抗日战争继续打十年，甚至20年。

从日本方面看，应该是百团大战。

82版的日本自卫队编的战史，里面有两个章，专门提到华北治安战。

后面的那个治安战起因就是百团大战。

从这一章后，日本的战史就很悲观了。

希望知乎能让发日本战史。

其实打完武汉会战日本高层就知道自己打不赢了。接下来几年，日军就没搞过以消灭国民政府为目标的大会战了。因为知道超出了能力范围。

而早在淞沪会战末期，日军里部分智囊就提出和谈，也是看到这一点了。

1939年末，日军投入中国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一共160万。另有配属管理、后勤、治安等人员210万人。

日本当时精壮男性劳动力合计也只有1800万，一下子将近四分之一丢在了中国。换算成现在中国，大概将七八千万男性脱离直接生产。

日本被搞的受不了了，连买粮食的外汇都拿不出来——工厂大部分军事化了，出口企业变成了军需企业。哪来的外汇？

摆在面前的，就是怎么体面结束的问题。但是握有军事优势的日本，不可能退让太多。而国民政府又不可能接受附带领土条件的和谈——日本提出过退出7.7事变后占领地等主张，美帝和苏狗拱火老蒋：东北不让。其中苏狗还承诺更大力度援助，美帝方面则对民间援华大开方便之门。

日本没招，开始搞汪精卫政府，抽离占领区人员，减少开支。但这样，就意味着和重庆堵上了和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