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20世纪中国在世界上的站队策略？
20世纪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极其复杂而多变的脚色。从一个长期沉睡的帝国，到经历战乱、革命、建设的现代国家，其站队策略的演变，深刻反映了其内政的剧烈变动以及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变化。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亲近谁、疏远谁”，而是要深入分析其背后的逻辑、驱动因素以及每一次战略调整的时代背景。
1. 革命的黎明与最初的迷茫（20世纪初至20年代）：挣脱旧秩序，寻找新盟友
20世纪伊始，大清帝国摇摇欲坠，在列强的瓜分下风雨飘摇。此时的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救亡图存”，摆脱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在这个阶段，谈不上明确的“站队”，更多的是一种对外来干涉的抗拒，以及对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的好奇与学习。
反帝反封建是主旋律：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性质。革命党人虽然学习西方民主，但对西方列强的真实意图保持警惕。他们看到了列强在中国利益的争夺，自然难以对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毫无保留地信任。
共产国际的介入：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苏俄成为国际上唯一一个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力量。这吸引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目光。共产国际的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力量开始接触并受到苏联的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开始倾向于一种新的国际力量。
北洋政府的“外交困境”： 袁世凯及其后的北洋政府，在列强的势力范围内进行周旋，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巩固自身统治。他们虽然从西方引进技术和制度，但其外交政策往往服务于军阀割据和内战，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战略。
2. 国共合作与分裂：左右摇摆的棋局（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
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下，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这种合作虽然短暂，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国际力量的利用。
“联俄容共”的策略： 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的“以俄为师”思想指导下，与苏俄建立了联系，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包括军事顾问和经费。这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利用苏俄的力量来对抗国内的军阀势力和外部的列强干涉。
共产党的国际联系： 中国共产党则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导，其战略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背景下。
合作破裂后的分化： 1927年国民党右派的清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破裂。此后，中国进入了长期的国共内战。国民党政府虽然继续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保持联系，获取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对日本的侵略则显得软弱。共产党则继续深化与苏俄的联系，将其视为革命胜利的重要依靠。
3. 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下的短暂“合纵”与“连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中国打破了长期的内部分裂，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抗日战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站队策略更加复杂，是民族利益压倒一切的时期。
民族利益至上：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将驱逐日寇作为最高目标。这使得中国能够联合一切国际力量共同对抗日本。
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 随着全球法西斯主义的扩张，中国成为了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一员。中国与英美等国在军事和外交上进行了合作，共同打击日本。这种合作并非意识形态上的完全认同，而是基于共同的敌人和国家利益的考量。
苏联的支援： 苏联虽然在早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了道义和物资上的支持，但在具体策略上，苏联也考虑到了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共两党的关系。
4. 冷战的阴影与新的抉择：从社会主义阵营到独立自主（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峙。中国的站队策略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一边倒”：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力量的重新洗牌。在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上，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的方针。
“一边倒”的时代背景： 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敌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并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同盟。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盟，被认为是获取支持、对抗西方压力的必然选择。
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实践： 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都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营。这使得双方在政治理念、国家建设模式上有很多共通之处，也为两国结盟提供了思想基础。
经济和军事援助： 苏联对新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并提供了军事技术支持。这种援助对于巩固新生政权、抵御外部威胁至关重要。
中苏关系的演变与“独立自主”的再思考：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意识形态的分歧： 中苏在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世界革命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严重分歧。苏联“修正主义”的帽子，成为了中国对苏联进行批判的标志。
国家利益的冲突： 苏联试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对中国施加压力，例如在核武器研制上设置障碍，以及在边界问题上的摩擦。这些都触动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走向“独立自主”： 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被推到了一个更加孤立但同时也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地位。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并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包括了对第三世界的支持，以及在联合国内部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广泛的联系。
“联美抗苏”的战略转向（70年代）： 到了70年代，中国面临着苏联巨大的军事压力（例如珍宝岛事件）。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西方国家的技术和市场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与美国缓和关系，并最终实现邦交正常化。
时代背景的促成： 尼克松政府寻求从越南战争泥潭中脱身，也乐于见到亚洲力量格局的变化。中国“联美抗苏”的策略，与美国“围堵”苏联的战略目标不谋而合。
战略利益的考量： 与美国建交，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封锁，为中国争取了重要的战略回旋空间。中国可以借此机会获得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支持，缓解来自苏联的压力。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利益考量的务实选择，而不再仅仅受制于意识形态的约束。
总结
20世纪中国在世界上的站队策略，并非一成不变的“忠诚”或“背叛”，而是随着时代变迁、国内局势变化以及国际力量格局的演进，不断调整和演化的结果。
早期： 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中国在反抗列强干涉的同时，受到苏联革命的影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潮。
国共时期： 政治力量的博弈使得中国在与西方和苏联之间进行策略性的选择，但核心目标仍是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
抗日战争： 民族危亡迫使中国团结一切力量，在反法西斯同盟中寻找盟友，站队策略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
冷战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西方敌视和自身安全考虑，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结盟。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中国又转向了“独立自主”，并在70年代实现了“联美抗苏”的战略转向。
总而言之，20世纪中国的站队策略，是一部关于国家生存、民族独立、战略选择和利益博弈的宏大叙事。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为自身争取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的艰难探索。每一次站队的背后，都蕴含着对国际政治现实的深刻洞察和对国家未来的审慎判断。这种策略的演变，也为理解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脉络。
1. 革命的黎明与最初的迷茫（20世纪初至20年代）：挣脱旧秩序，寻找新盟友
20世纪伊始，大清帝国摇摇欲坠，在列强的瓜分下风雨飘摇。此时的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救亡图存”，摆脱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在这个阶段，谈不上明确的“站队”，更多的是一种对外来干涉的抗拒，以及对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的好奇与学习。
反帝反封建是主旋律：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性质。革命党人虽然学习西方民主，但对西方列强的真实意图保持警惕。他们看到了列强在中国利益的争夺，自然难以对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毫无保留地信任。
共产国际的介入：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苏俄成为国际上唯一一个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力量。这吸引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目光。共产国际的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力量开始接触并受到苏联的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开始倾向于一种新的国际力量。
北洋政府的“外交困境”： 袁世凯及其后的北洋政府，在列强的势力范围内进行周旋，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巩固自身统治。他们虽然从西方引进技术和制度，但其外交政策往往服务于军阀割据和内战，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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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下，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这种合作虽然短暂，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国际力量的利用。
“联俄容共”的策略： 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的“以俄为师”思想指导下，与苏俄建立了联系，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包括军事顾问和经费。这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利用苏俄的力量来对抗国内的军阀势力和外部的列强干涉。
共产党的国际联系： 中国共产党则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导，其战略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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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中国打破了长期的内部分裂，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抗日战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站队策略更加复杂，是民族利益压倒一切的时期。
民族利益至上：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将驱逐日寇作为最高目标。这使得中国能够联合一切国际力量共同对抗日本。
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 随着全球法西斯主义的扩张，中国成为了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一员。中国与英美等国在军事和外交上进行了合作，共同打击日本。这种合作并非意识形态上的完全认同，而是基于共同的敌人和国家利益的考量。
苏联的支援： 苏联虽然在早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了道义和物资上的支持，但在具体策略上，苏联也考虑到了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共两党的关系。
4. 冷战的阴影与新的抉择：从社会主义阵营到独立自主（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峙。中国的站队策略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一边倒”：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力量的重新洗牌。在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上，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的方针。
“一边倒”的时代背景： 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敌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并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同盟。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盟，被认为是获取支持、对抗西方压力的必然选择。
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实践： 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都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营。这使得双方在政治理念、国家建设模式上有很多共通之处，也为两国结盟提供了思想基础。
经济和军事援助： 苏联对新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并提供了军事技术支持。这种援助对于巩固新生政权、抵御外部威胁至关重要。
中苏关系的演变与“独立自主”的再思考：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意识形态的分歧： 中苏在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世界革命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严重分歧。苏联“修正主义”的帽子，成为了中国对苏联进行批判的标志。
国家利益的冲突： 苏联试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对中国施加压力，例如在核武器研制上设置障碍，以及在边界问题上的摩擦。这些都触动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走向“独立自主”： 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被推到了一个更加孤立但同时也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地位。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并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包括了对第三世界的支持，以及在联合国内部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广泛的联系。
“联美抗苏”的战略转向（70年代）： 到了70年代，中国面临着苏联巨大的军事压力（例如珍宝岛事件）。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西方国家的技术和市场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与美国缓和关系，并最终实现邦交正常化。
时代背景的促成： 尼克松政府寻求从越南战争泥潭中脱身，也乐于见到亚洲力量格局的变化。中国“联美抗苏”的策略，与美国“围堵”苏联的战略目标不谋而合。
战略利益的考量： 与美国建交，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封锁，为中国争取了重要的战略回旋空间。中国可以借此机会获得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支持，缓解来自苏联的压力。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利益考量的务实选择，而不再仅仅受制于意识形态的约束。
总结
20世纪中国在世界上的站队策略，并非一成不变的“忠诚”或“背叛”，而是随着时代变迁、国内局势变化以及国际力量格局的演进，不断调整和演化的结果。
早期： 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中国在反抗列强干涉的同时，受到苏联革命的影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潮。
国共时期： 政治力量的博弈使得中国在与西方和苏联之间进行策略性的选择，但核心目标仍是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
抗日战争： 民族危亡迫使中国团结一切力量，在反法西斯同盟中寻找盟友，站队策略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
冷战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西方敌视和自身安全考虑，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结盟。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中国又转向了“独立自主”，并在70年代实现了“联美抗苏”的战略转向。
总而言之，20世纪中国的站队策略，是一部关于国家生存、民族独立、战略选择和利益博弈的宏大叙事。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为自身争取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的艰难探索。每一次站队的背后，都蕴含着对国际政治现实的深刻洞察和对国家未来的审慎判断。这种策略的演变，也为理解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脉络。
网友意见
世界：“（中国）你已经是个成熟的大国了，该学会自己当大腿了。”
原本最适合中国的外交策略，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大国，在东亚自成一家，或者说在国际范围内“不结盟”，不被卷入不必要的斗争，但因为近现代史上国力的弱势，导致很多时候只能“两害相较取其轻”。
不站队协约国？当时我们是半殖民地，全国但凡有油水的地方都是列强势力范围，自然要选列强里更能打，且在国内势力范围更大的那队站，毕竟协约国的刀子已经架到脖子上了，国内不少核心地区就是它们的租界和势力范围。
不站队同盟国？问过昭和们的想法了吗？站队轴心国就能保证日本人不扩大侵略，不在东北作威作福吗？还是在纳粹眼中华人比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更“高贵”一点儿？
建国初，我们也想“和资本主义国家做买卖”，然而美国的选边站和我们被迫卷入抗美援朝，打乱了这一进程，使之推迟了近20年。“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前期铺垫已经完成，最后却只能“一边倒”。
而到了“苏攻美守”的阶段，再不远交近攻，中国很可能成为苏联扩张的牺牲品和武器试验田，中美建交也符合当时美国与西方的利益，也就比较容易地水到渠成了。
以弱国之实，行大国之道，四两拨千斤，锁定了一个合法的列强席位，获得了发展机遇和活动空间，以及独自自主的发展基础，这是老一辈的智慧和魄力体现。
但这背后的艰辛和无奈，是一定不能忘记，并在以后应该极力避免的。
中国在一百年里经历了极大的改变。
自日清战争后，中国已经失去了在列强面前讨价还价的资本，必须要选择站队。
事实上每次做出选择都不难....或者说根本没有其他选择，中国的历任执政者都是在「很糟糕」和「更糟糕」之间做抉择。
坦白的说，百余年来中国的外交能力谈不上特别高明，但往往能避免最差结果。
未来几十年也很难再「站队」了，中国的实力已经无法找到一个稳定的靠山，需要学会独立生存，面对西方国家的打压。
这种奇妙的「站队」，以后不会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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