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第9号，第20号判例不再参照？法律依据是什么或者哪些发生了变更？
您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第9号、第20号判例不再参照”的说法可能存在一些误解。在中国法律体系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或称典型案例）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并非完全“不再参照”。 它们的作用是统一法律适用，规范司法行为，为下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指引。
然而，我们确实需要探讨为何某些指导性案例在一段时间后可能“参照价值降低”，或者说在实际应用中“不再成为首要的参考依据”。这通常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 法律法规的更新与完善：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其目的在于对现有法律法规的理解和适用进行指导。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律体系的进步，国家会不断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
新的法律的出台： 如果指导性案例所依据的法律已被新的法律取代，那么该案例的参考价值自然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与新法精神相悖。例如，如果一个案例是依据旧的《合同法》判决的，而现在我们有新的《民法典》合同编，那么《民法典》的规定就成为最新的、更权威的依据。
法律的修订： 即使法律没有被完全取代，但如果相关条款被修订，原判例的论理基础可能就发生了变化。例如，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在不同的法律阶段有不同的变化，指导性案例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可能会随着法律的修订而不再适用。
司法解释的出台： 最高人民法院自身会不断出台新的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是对法律条文的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新的司法解释可能涵盖了指导性案例所涉及的领域，并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司法解释通常会优先于旧的指导性案例，或者说其解释力度和权威性更高。
二、 审判实践的发展与观念的演变：
司法实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化，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形成新的理解和经验。
审判理念的更新： 社会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一些指导性案例可能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审判理念，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审判理念可能对类似案件的处理提出不同的要求。例如，近年来关于人权保障、私法自治的理念日益强化，可能会影响对某些合同或侵权案件的判断。
疑难复杂案件的增多： 指导性案例通常是为了解决一些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法律适用问题。但现实中，许多案件的案情更为复杂，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单一的指导性案例可能难以完全涵盖所有情况。法官需要综合运用法律法规、其他指导性案例以及自身的专业判断来处理。
“法律保留”原则的理解： 尽管指导性案例具有参考作用，但最终的判决必须以法律条文为最终依据。如果一个指导性案例的论理与现行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存在较大出入，且没有新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对其进行明确支持，那么其参考价值就会受到质疑。
三、 指导性案例本身的局限性：
指导性案例虽然重要，但其性质决定了它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个案指导”与“普遍适用”的界限： 指导性案例是针对特定案件的判决，即使具有指导意义，也无法完全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具体案情。法官在参照时，需要仔细辨别指导性案例与正在审理案件的案件事实、法律适用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案件特殊性： 每个案件都是独特的，即使案例名称相同，案件事实也可能千差万别。法官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性，而不是机械地套用。
指导性案例的“更新换代”： 最高人民法院也会根据需要，发布新的指导性案例来指导新的法律问题或修正过去的某些观点。旧的案例在新的案例发布后，其指导作用可能会被新的案例所取代。
那么，具体到您提到的“第9号”和“第20号”判例，如果它们不再被作为主要参照，其背后的原因最可能是什么？
由于您没有提供具体的判例内容（例如案件名称、发布年份、涉及的法律领域等），我无法给出针对性的分析。但是，我们可以从指导性案例发布的大致时间框架来推测。
早期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例如，早期批次发布的案例）： 这些案例可能更容易受到上述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影响。随着中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尤其是《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很多领域的法律规定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早期案例所依据的法律可能已经失效或被大幅修改。同时，随着审判实践的发展，许多概念和法律适用方法也发生了演进。
特定法律领域的重大变革： 如果某些指导性案例涉及的法律领域发生了重大的立法变革（例如，《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的重大修订），那么这些领域的早期指导性案例的参考价值就可能大幅下降。
法律依据是什么？或者哪些发生了变更？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失权性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虽然这个通知本身不是直接说明“不再参照”，但它反映了国家层面定期清理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范性文件的态度。指导性案例虽然不属于“规范性文件”的典型定义，但在其内容与现行法律不符时，其效力自然会受到影响。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该规定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性质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强调的是“指导”而非“强制适用”。这意味着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参照，但并不是“必须”完全照搬。当案件与指导性案例存在较大差异，或者存在更权威的法律条文或司法解释时，法官有权不参照或选择性参照。
3. 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废止： 任何指导性案例都必须在现行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参照。如果指导性案例所依据的法律条文已被新的法律所取代，那么指导性案例就失去了其法律基础。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2020年）对民事审判领域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许多原有的民事法律规定被整合、修改和重塑。《民法典》的规定，以及由《民法典》引发的新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优先于早期依据旧民法体系制定的指导性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主要法律的多次修订，也会直接影响相关领域的指导性案例的适用。
4. 新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会根据需要，发布新的指导性案例来解决新的法律问题，或者通过新的司法解释来明确、统一法律适用。当出现更具指导性或更具权威性的新规定时，旧的指导性案例的参照价值自然会降低。
总结来说，
“最高人民法院第9号、第20号判例不再参照”这样的说法，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
其参考价值已经降低。
不再是审理类似案件的首要或唯一依据。
可能因为其所依据的法律已被新法取代，或者审判实践已经形成了更成熟的观点，或者有新的、更具权威性的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发布。
如果您能提供具体的判例信息，我可以为您进行更精确的分析，指出可能发生变更的法律依据或法律实践。否则，以上分析是基于一般情况下的普遍原因。
然而，我们确实需要探讨为何某些指导性案例在一段时间后可能“参照价值降低”，或者说在实际应用中“不再成为首要的参考依据”。这通常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 法律法规的更新与完善：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其目的在于对现有法律法规的理解和适用进行指导。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律体系的进步，国家会不断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
新的法律的出台： 如果指导性案例所依据的法律已被新的法律取代，那么该案例的参考价值自然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与新法精神相悖。例如，如果一个案例是依据旧的《合同法》判决的，而现在我们有新的《民法典》合同编，那么《民法典》的规定就成为最新的、更权威的依据。
法律的修订： 即使法律没有被完全取代，但如果相关条款被修订，原判例的论理基础可能就发生了变化。例如，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在不同的法律阶段有不同的变化，指导性案例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可能会随着法律的修订而不再适用。
司法解释的出台： 最高人民法院自身会不断出台新的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是对法律条文的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新的司法解释可能涵盖了指导性案例所涉及的领域，并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司法解释通常会优先于旧的指导性案例，或者说其解释力度和权威性更高。
二、 审判实践的发展与观念的演变：
司法实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化，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形成新的理解和经验。
审判理念的更新： 社会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一些指导性案例可能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审判理念，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审判理念可能对类似案件的处理提出不同的要求。例如，近年来关于人权保障、私法自治的理念日益强化，可能会影响对某些合同或侵权案件的判断。
疑难复杂案件的增多： 指导性案例通常是为了解决一些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法律适用问题。但现实中，许多案件的案情更为复杂，涉及多重法律关系，单一的指导性案例可能难以完全涵盖所有情况。法官需要综合运用法律法规、其他指导性案例以及自身的专业判断来处理。
“法律保留”原则的理解： 尽管指导性案例具有参考作用，但最终的判决必须以法律条文为最终依据。如果一个指导性案例的论理与现行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存在较大出入，且没有新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对其进行明确支持，那么其参考价值就会受到质疑。
三、 指导性案例本身的局限性：
指导性案例虽然重要，但其性质决定了它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个案指导”与“普遍适用”的界限： 指导性案例是针对特定案件的判决，即使具有指导意义，也无法完全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具体案情。法官在参照时，需要仔细辨别指导性案例与正在审理案件的案件事实、法律适用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案件特殊性： 每个案件都是独特的，即使案例名称相同，案件事实也可能千差万别。法官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性，而不是机械地套用。
指导性案例的“更新换代”： 最高人民法院也会根据需要，发布新的指导性案例来指导新的法律问题或修正过去的某些观点。旧的案例在新的案例发布后，其指导作用可能会被新的案例所取代。
那么，具体到您提到的“第9号”和“第20号”判例，如果它们不再被作为主要参照，其背后的原因最可能是什么？
由于您没有提供具体的判例内容（例如案件名称、发布年份、涉及的法律领域等），我无法给出针对性的分析。但是，我们可以从指导性案例发布的大致时间框架来推测。
早期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例如，早期批次发布的案例）： 这些案例可能更容易受到上述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影响。随着中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尤其是《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很多领域的法律规定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早期案例所依据的法律可能已经失效或被大幅修改。同时，随着审判实践的发展，许多概念和法律适用方法也发生了演进。
特定法律领域的重大变革： 如果某些指导性案例涉及的法律领域发生了重大的立法变革（例如，《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的重大修订），那么这些领域的早期指导性案例的参考价值就可能大幅下降。
法律依据是什么？或者哪些发生了变更？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失权性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虽然这个通知本身不是直接说明“不再参照”，但它反映了国家层面定期清理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范性文件的态度。指导性案例虽然不属于“规范性文件”的典型定义，但在其内容与现行法律不符时，其效力自然会受到影响。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该规定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性质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强调的是“指导”而非“强制适用”。这意味着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参照，但并不是“必须”完全照搬。当案件与指导性案例存在较大差异，或者存在更权威的法律条文或司法解释时，法官有权不参照或选择性参照。
3. 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废止： 任何指导性案例都必须在现行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参照。如果指导性案例所依据的法律条文已被新的法律所取代，那么指导性案例就失去了其法律基础。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2020年）对民事审判领域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许多原有的民事法律规定被整合、修改和重塑。《民法典》的规定，以及由《民法典》引发的新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优先于早期依据旧民法体系制定的指导性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主要法律的多次修订，也会直接影响相关领域的指导性案例的适用。
4. 新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会根据需要，发布新的指导性案例来解决新的法律问题，或者通过新的司法解释来明确、统一法律适用。当出现更具指导性或更具权威性的新规定时，旧的指导性案例的参照价值自然会降低。
总结来说，
“最高人民法院第9号、第20号判例不再参照”这样的说法，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
其参考价值已经降低。
不再是审理类似案件的首要或唯一依据。
可能因为其所依据的法律已被新法取代，或者审判实践已经形成了更成熟的观点，或者有新的、更具权威性的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发布。
如果您能提供具体的判例信息，我可以为您进行更精确的分析，指出可能发生变更的法律依据或法律实践。否则，以上分析是基于一般情况下的普遍原因。
网友意见
9号案例我不懂，没有深入研究。但是20号案例在我的专业领域范围之内，我是认真研究过的。
20号案例讲的其实是这么一个事情：
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的临时保护期内制造、销售、进口的被诉专利侵权产品不为专利法禁止的情况下，其后续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即使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也不视为侵害专利权，但专利权人可以依法要求临时保护期内实施其发明的单位或者个人支付适当的费用。
所谓临时保护期，是发明专利特有的：因为发明专利会经过两次公开，第一次公开是申请公开，告诉全社会这件专利已经提出申请来了。第二次公开是授权公开，告诉全社会这件专利已经被授权了。
而专利是在授权公开以后开始计算保护期。既然有两次公开，那么自申请公开开始，到授权公开为止的这段时间就成了真空期，竞争对手看到了专利申请中记载的技术，这个技术又没有开始得到保护。怎么办呢？法律就赋予了“临时保护期”，规定这段时间内实施专利技术的，不算侵权，但是要支付费用。
20号指导案例的意思是：如果临时保护期内就实施了专利技术，那么临时保护期过后仍然不算侵权，继续付费即可。
有些答主说，20号指导案例不再参照的原因是和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相冲突。这就只看到了表象，有点倒果为因的意思。
20号指导案例真正的问题是未能保护好专利权，反而给侵害专利权的人留下了一道口子——只要够早，从临时保护期开始抄袭、模仿技术，就可以一直不被视为侵权。
考虑到发明专利的审查周期往往长达几年，这个漏洞可以说是相当致命的。几年时间足以让大多数行业的经营者把一项技术模仿透、消化透，然后在专利授权之前抢先推出自己的类似产品。
文明一点的竞争对手，推出产品后会去找专利申请人：你还在临时保护期，你不能拒绝我模仿，你的保护期费用多少钱合适？我们商量一下费用，我足额支付。
野蛮一点的竞争对手，直接不和专利申请人交流。抄了就是抄了，有本事你去法院起诉我要求支付临时保护期费用。反正不算侵权，法院不能判我停止侵权，这个费用也高不到哪去。
无论文明还是野蛮，支付完临时保护期费用后，等到发明授权，仍然可以一直以“支付费用”的方式实施专利，专利权人无权禁止，这就和专利制度的初衷不符。虽然理论上新生产的专利产品已经不算“后续实施”了，但是专利权人也很难就其新生产的行为进行举证。
20号指导案例目前不再参照，应当是意识到这个漏洞之后进行的修复。
20号指导案例不再参照之后，需要严格按照专利法的规定认定专利侵权。专利临时保护期内的实施行为不构成侵权行为，但是应当缴纳专利临时保护期的合理费用；在专利授权之后的实施行为，则必须获得专利权人的许可，否则就构成侵权行为。这样才符合公平原则，正确保护专利权人的应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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