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是民主的结果还是前提？

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决定政策法律和最高领导人时才需要民主。一个班级、一个大学社团、一幢居民楼、一个连队也都需要民主。一个班级决定怎么花班费，一个大学社团决定下一任社团负责人，或者一个连队决定如何评功评奖，和私人资本有什么关系？和美国现任总统是哪个党派有什么关系？和公权力有什么关系？如果连这个最起码的问题都想不明白，那还凑什么热闹呢。

回到题主的问题，一个班级决定如何花班费、决定是不是要在期末考试后组织聚餐、决定要不要在教师节给老师买花、决定如何组织自愿献血等等事务时，需要某些特定的能力吗？似乎是需要的。但是需要的能力是高等数学的解题能力、古诗词的背诵能力或者英语词汇量吗？显然不是。那需要的能力是什么呢？是适当表达自己观点和诉求的能力、是和其他人交流沟通的能力、是理解其他人的观点和诉求的能力、是知道何时该坚持何时该妥协的能力等等。当然，除了这些“软性”的能力，也需要一些硬性的知识。比如高中生不知道大学生的学分绩点制度，就未必理解大学生的奖学金评定政策；比如某幢楼的居民不知道栽种一棵梅树、养护一片月季要多少钱，就很难评论小区的绿化方案。

所以，运行民主需要参与者拥有一定的素质吗？需要。这种素质难以掌握吗？有些难有些容易。这种素质在课堂中教授吗？大部分并不教。那我们怎么掌握这种素质呢？唯一可行的路子是在参与民主活动的过程中培养这种素质。当然，有些人觉得一个班级永远是辅导员决定怎么分配奖学金，一个连队永远是长官一言堂，一个小区永远是物业公司的关系户承包绿化养护，也没啥不好就是了。

近期在阅读和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相关的文献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八十年代“新启蒙”知识分子固然在政治上对于德先生有着热切的期盼，但由于前三十年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负面印象，因此他们在追求德先生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对真正应当作为民主政治主体的群众抱有深切的不信任乃至某种恐惧和蔑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自然入不了他们的法眼甚至会遭到他们激烈抨击。而在新启蒙的话语体系中，“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之所以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五四以来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绝大多数群众还不是理想的“现代人”。由此，他们事实上对于群众参与民主政治的素质门槛是颇为看重的，而这种看重又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知识分子对群众的负面观感以及他们排斥群众性政治参与的深层心理。换言之，他们可能比今天很多被称为“亲建制派”的人更相信素质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贺照田在《人间思想》中的《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一节中对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进行了如下概括：

（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其时的中国社会主体，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干部、解放军，看起来各异，但多数都因受现代荡涤不够，骨子里实质还是前现代的小生产者。而这种革命其表、小生产者体制其里的社会状况，又有着看似冲突、实则共构的两面性，平时是封闭的、保守的、目光短浅的、缺乏民主意识的，狂热起来则会趋向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反现代“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政治方面新启蒙思潮对民主的强调则强烈中又带有某种暧昧。如此是因为新启蒙思潮当然强调民主，但这强调由于它对中国社会主要由小生产者构成而产生的对广大中国社会阶层的深刻不信任，使得它对什么人适合民主实际上有很强的设定。就是在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和领受者意识深处，只有那些受过启蒙深刻洗礼而成为了“现代人”的民主，才是真正理想的、可信任的民主。

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中《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节里则对这种拧巴的心理予以尖锐的抨击：

（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方面，要求重建形式化的法律和现代文官制度，通过扩大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逐步建立保障人权、限制统治者权力的议会制度（它被理解为政治自由）；但是，由于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的恐惧，许多人对于政治民主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形式民主”、特别是法制建设方面，从而把“民主”这一广泛的社会问题局限于上层社会改革方案的设置和专家对于法律的修订和建议方面，不仅忽略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乃是民主的必要内容，而且完全无视这种政治参与与立法过程的积极的互动关系正是现代民主变革的基本特征。令人惊异的是，有些学者无视现代宪政民主中包含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内含（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完全排斥直接民主在民主实践中的意义，甚至把民众的普遍参与看成是专制主义的温床。这种“民主观”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和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尽管非常违反许多人的直观印象，但事实是，我们今天认为1949年以来对所谓“民主”这个政治概念最执着的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今天绝大多数自由派的论述都没有突破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范围，甚至可以说是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全面劣化版本）从本质上说恰恰是很可能站在民主的对立面的。“民智未开”“素质不够”不仅仅可以成为反动分子阻扰社会革新的借口，它同样可以构成某些热切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的内在逻辑的一部分——必须承认，吉伦特派治下区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只有0.2%的人拥有选举权的所谓“温和宪政”对很多人（不管他们是热情地赞美两党政治还是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民粹”）来说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无论这两拨人在政治立场上如何对立，在一个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以“素质”为所谓“民主的前提”，同时有意无意地将对“素质”“民智已开”的定义模糊化，从而阻止广泛的群众性政治参与这一民主的真谛，在不同程度上将群众排斥于政治决策之外，将他们骨子里对群众的不信任和恐惧落到实处。

一个真正拥护德先生的人，必然也是一个对人民抱有敬畏、相信人民智慧和力量（而不是以难以定义的“素质”来贬低、蔑视人民）、不惮于同人民分享信息并让人民广泛参与到政治实践中的人。或许2018年普遍接受了义务教育的俄罗斯公民比一百年前识字率不到30%的工农兵更具有“运用理性的能力和素质”，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彼时正遭到各路反革命势力围攻、几乎陷于绝境之中的苏维埃俄罗斯依然在1918年7月10日通过的宪法中向全世界郑重宣告：

第六十四条　凡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下列男女公民不问其信仰、民族、居住情况等等情况如何，凡在选举日常已年满十八岁者，均享有各级苏维埃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一、一切以生产劳动及社会有益劳动谋得生活资料者以保证前者能够进行生产劳动而从事家务之人员，如工业、商业、农业等所使用的各种工人及职员；不以谋取利润为目的而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民及哥萨克农夫。
二、苏维埃海陆军兵士。
三、在某些程度上丧失劳动能力本条（一）（二）两款所列举的各种公民。

民主从来不是为了“良政”，不是用来解决怎样统治的好的问题，而是用来解决由谁来统治的问题。不是用来解决管理者是谁的问题——虽然它确实用于产生一部分高级管理者，而是用来解决主权者是谁的问题——虽然他们在选举中很多时候不会直接出面。

民主的目的不是为了选出优秀的人，是为了选出忠诚的人。和忠诚比，优秀一文不值。而且什么样算优秀呢？在专长之外，我们都是无用之人；在专业之外，我们都是中学生。精通工程建设对于一位总统而言，并不能让他更善于领导国家的卫生事业，甚至也不能让他把投资宗教场所的财政经费拿来投资工科教育。对于他来说，统计局的文牍工作经历，真的比选区的演讲游说经历，更有利于领导国家么？

相反，忠诚就是一个可以更明确衡量的问题了，起码在锁定了确切的效忠对象时。倘若主权者（不是白纸黑字上规定的，而是真正的）不能把管理者说换掉就换掉，而且无需给出理由时，管理者对主权者哪里有可靠的忠诚可言呢？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团利益上，把集团利益凌驾于阶级利益之上的事，这六千年来人类见得还少么？

对于教廷来说，君士坦丁堡如果不能成为天主教国家的首都，那么它的主人是谁，它是继续存在下去还是被夷为平地，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至于忠诚于谁，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几乎和民主的历史一样长了。

在大革命时代，“素质”是社会精英为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赋予的道德理由，他们强调那些没有固定资产的人是“与社会缺乏稳定的联系”，是“没什么可失去的”“不负责任”的人，并且“缺乏运用理性的能力”，因此不应该赋予他们选举权，并由此以财产为标准设置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而罗伯斯庇尔则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你们的宪法是什么？是事实上的贵族统治……并且是那种最令人难以容忍的贵族，富人的贵族制。”他激动的强调：“使我们成为公民的绝不是税金！”而他的好友德穆兰的动员口号则更为著名：“真正的积极公民是那些攻占巴士底狱的人！”

后来，他们又把同样的理由应用到女性身上，并且一直延续了一个世纪：“女人是应当远离混乱议会的孩子。”“女人天生与我们不一样”“女人的嘴是用来微笑的，而不是用来辩论的。”他们认为女性应该被隔离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应当专属于男性。这种观念使得女性在1944年才获得选举权，而同样的权利男性在1793年就得到了宪法上的承认。

当财产、性别、种族的偏见被去除，社会精英对于选举权的限制被归纳为更一般性的能力，基佐认为：“赋予权利的乃是能力，能力本身是一种独立于法律的事实……法律应当全力以赴的、准确的承认它。”然而，1831年的选举法中所谓能力合格公民只包括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和退役高级军官，他成为另一种囚牢。

这种囚牢有时候并不会以明目张胆的方式出现，当《人权宣言》被提出时，王政派的马卢埃强调：“美国社会是由习惯平等的有产人士组成的，而我们的同胞是一大群没有财产的人……让我们努力工作，通过制度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而不是轻率的将抽象的权利给予一无所有的人。”放到今天，我们同样可以把“财产”替换成“素质”，甚至连美国都不用变。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本身，这个问题背后的核心在于，共和（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我将避免使用民主这个词，但是我所称的“共和”，核心同样在于政治参与）不仅是一种治理的工具，他本身也是一种公民身份的体现，我们不是因为足够优秀而成为公民，而是因为身为公民而应当优秀。

国民素质会直接引发出两个问题，第一，基于民智未开的事实，我们应当采取何种态度？第二，“民智”“素质”“理性”本身是否是共和主义的必要条件？

梁启超很早就认识到“共和”的本质不在于静态的制度里是否有皇帝，而在于公民本身：“共和之真精神，在自治秩序而富于公益心。国民心理而能如是者，则共和不期成而自成。”然而当他认识民智未开的现实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时，他没有进一步开展自己的启蒙工作，而是选择转向了开明专制的保育政策，结果这位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启蒙者，最终走向了威权主义。

而当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同样认识到这一问题时，他们宣称：“我们必须更新当前一代人，同时塑造下一代人……我们必须使法国人成为新人！”为此，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法语、传播革命的理念，如果说雅各宾派和其他革命者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那就在于雅各宾派不相信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罗伯斯庇尔甚至批准了一项全国性的教育计划：“将所有法国儿童移出他们的家庭，送入国家管理的寄宿学校待六年或更长的时间。”马前卒在今天还在倡导的理念，法国人在200多年前已经考虑了。甘必大、费里第三共和时期“全面”“世俗”“免费”的教育体制则是“新人”计划的精神继承者——如果民智没有开，那就是从今天开始开。

另一个问题在于，“素质”并不是政治参与的必要条件，即使是一个发文无数的文学博士，也不能敢说自己对于核电站的选址问题有足够的“参与素质”，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智永远不会开，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让每一个公民都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但是这恰恰说明，政治参与所需要的不是一般性的“素质”或“理性”，而是针对具体事件的“信息”，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所有方面的专家，而是应该让持有不同观点的专家为公民提供他们进行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而公民所需要做的，是保持自己作为公民，对于政治参与和公民权利的敬畏。

民智永远不会开，但共和国现在就该来。

这句话总让人觉得很熟悉：

有人说，当民众素质不高的时候，民主就会缺乏成长的土壤而走入歧途，我总在想，没有民主人就会缺失社会意识，而凸显其自我意识，进而变得自私自利，公德、素质也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你认为呢？

于是我试着做了一点代换：

有人说，当民众素质不高的时候，宗教就会缺乏成长的土壤而走入歧途，我总在想，没有宗教人就会缺失社会意识，而凸显其自我意识，进而变得自私自利，公德、素质也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你认为呢？
有人说，当民众素质不高的时候，政治就会缺乏成长的土壤而走入歧途，我总在想，没有政治人就会缺失社会意识，而凸显其自我意识，进而变得自私自利，公德、素质也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你认为呢？
有人说，当民众素质不高的时候，艺术就会缺乏成长的土壤而走入歧途，我总在想，没有艺术人就会缺失社会意识，而凸显其自我意识，进而变得自私自利，公德、素质也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你认为呢？
有人说，当民众素质不高的时候，独裁就会缺乏成长的土壤而走入歧途，我总在想，没有独裁人就会缺失社会意识，而凸显其自我意识，进而变得自私自利，公德、素质也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你认为呢？
有人说，当民众素质不高的时候，法律就会缺乏成长的土壤而走入歧途，我总在想，没有法律人就会缺失社会意识，而凸显其自我意识，进而变得自私自利，公德、素质也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你认为呢？
有人说，当民众素质不高的时候，道德就会缺乏成长的土壤而走入歧途，我总在想，没有道德人就会缺失社会意识，而凸显其自我意识，进而变得自私自利，公德、素质也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你认为呢？
有人说，当民众素质不高的时候，人性就会缺乏成长的土壤而走入歧途，我总在想，没有人性人就会缺失社会意识，而凸显其自我意识，进而变得自私自利，公德、素质也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你认为呢？
有人说，当民众素质不高的时候，自由就会缺乏成长的土壤而走入歧途，我总在想，没有自由人就会缺失社会意识，而凸显其自我意识，进而变得自私自利，公德、素质也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你认为呢？
有人说，当民众素质不高的时候，理想就会缺乏成长的土壤而走入歧途，我总在想，没有理想人就会缺失社会意识，而凸显其自我意识，进而变得自私自利，公德、素质也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你认为呢？
有人说，当民众素质不高的时候，历史就会缺乏成长的土壤而走入歧途，我总在想，没有历史人就会缺失社会意识，而凸显其自我意识，进而变得自私自利，公德、素质也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你认为呢？
有人说，当民众素质不高的时候，知识就会缺乏成长的土壤而走入歧途，我总在想，没有知识人就会缺失社会意识，而凸显其自我意识，进而变得自私自利，公德、素质也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你认为呢？
有人说，当民众素质不高的时候，武德就会缺乏成长的土壤而走入歧途，我总在想，没有武德人就会缺失社会意识，而凸显其自我意识，进而变得自私自利，公德、素质也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你认为呢？

话题突然间变得有趣了起来。

这样“形式大于内容”的句子颇有自动写稿机的风范，我曾经在很多作文材料中见到过。

这种问题看起来非常深刻，实际上什么都不是。

口头争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国自打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年，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记得黄飞鸿电影里面有一部，面对白莲教海量被洗脑的教众，姜大卫饰演的角色崩溃了：中国没救了。

如此多的愚夫，如此民智不开。

而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为何要写“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一百年的救国历史。

又为什么历史书上写，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因为一百年的历史里，各个理念流派势力，都为救国做出过努力。

而其中的文化精英，可用之才，少之又少。

以前好像是看虎扑键政区的时候，我看了这么一段介绍，很小一个圈子里的中国大学生们，为了讨论救国路线，分歧之下甚至拳脚相向，打完之后两波人的领袖鼻青脸肿地握着手说，既然理念不同，以后相见可能就是在战场上了。后来这两波人分别在不同势力里成了高官。无他，当时能用的人才太少了。

在这一百年的历史里，各个理念流派势力，都有过机会，都因为局限性而把握不住机会。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党，因为党的革命性最彻底；为什么人民选择了党，因为党结合本土实际情况发动群众最彻底。

只有彻底代表人民的利益，才能有最彻底的革命性，有力量和动机去和三座大山做最决绝的斗争，才有不和稀泥的底气，才能把旧社会给砸碎而非改良了事。

返回头说这个话题。一百年前，中国有素质的才几个，开了民智的有几人。

不是说做好了准备再开始救国，而是没文化没素质的时候，救国的办法不一样。

但是，这不代表中国就该一直没文化没素质下去。

一百年的根基，前人革命者种下了启迪的种子，让它缓慢地发芽。

小时候第一次知道谭嗣同的时候，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以为他只是留了一首绝命诗，便如流星般退出了历史舞台。
后来发现自己还是naive，谭嗣同曾创办长沙时务学堂办，其中有一位学生天分极高，十六岁就入学堂，年纪最小。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后，手下有个兵受其影响颇深，可谓半师之谊。这便是松坡将军蔡锷和朱德。
谭嗣同还有个学生叫杨昌济，多年以后自己创办了学堂，又收了一个学生，他很喜欢这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年轻人，甚至把女儿嫁给了他。至于这两个谭嗣同学生的学生做了什么，后来我们都知道了。


作者：桥桥的奇妙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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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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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

现在回头看，无论是把素质当做结果还是前提进行救国努力的人，无论他们的成败，无论是否丢了初心，他们都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奔走过，努力过。

都为梦中的明天。

素质与民主无关。

题目称“我总在想，没有民主（此处缺失逗号）人就会缺失社会意识，而凸显其自我意识，进而变得自私自利，公德、素质也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看起来意思是说“人的自我意识是个坏透了的东西”。

那么，按照题目的说法，我们可以导出下面三个推论：

一、260万年前人类诞生的时候，大概立即就实现了民主。

• 不然的话，人类刚一诞生，就按照题设缺失社会意识、凸显自我意识、自私自利，走上了公德、素质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之路。
• 因此，你可以预期，南方古猿的素质足以支撑民主——无论南方古猿是立即实现民主还是让素质先滑坡了一阵再实现民主，结论都不会改变。
• 那么，你觉得现代人的素质比起南方古猿来是高还是低呢。

二、人类历史上各个专制社会取得的成就，都是在恶性循环中砥砺前行的。

• 人们的公德、素质越来越差，还涌现了那么多英雄人物，真是可歌可泣啊。
• 不过，你要怎么解释出土化石显示的、未曾专制过的古人类之间高比例的攻击与杀戮（后详）呢。
• 大概那都是高素质的攻击与杀戮吧。

三、自我意识就是问题所在。

• 只要我们使用磁脉冲或超声波照射将人的自我意识压制住，凸显社会意识，进而告别自私自利，让公德、素质越来越好，就能实现民主的结果。
• 那样一来，民主不民主就完全无所谓了。

如果你觉得上面三个推论里至少一个有问题，那么题设就是有问题的。

其实，实验早已证明，人类潜意识或无意识地倾向于利他。无论婴儿出生在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太平洋岛国还是东非部落，“社会意识”方面的基本素质起点相近。

• 2006年3月2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进化研究所的研究员沃内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人类利他主义天性的研究成果^[1][2]。人类婴儿可以在出现视觉自我认知能力之前就出现利他行为。
• 2016年2月，两项研究显示人脑有与共情和利他决策相关的脑部区域且可以被干预^[3][4][5]。

可以参照：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77548977/answer/1064397553

如果你对民主有这些东西之外的期待，就不要用这些东西做理由。

某些人虚假的素质倒是很配他们口中那虚假的民主。但即便是这些人，心里也往往不相信自己说的那些东西——毕竟人家不傻。

如果不相信我说的，可以看美国人怎么说：

阿罗悖论等数个命题已经被数学证明[6]。

当然，你可以在设计投票的时候避开阿罗悖论的部分前提。但是，候选方案的个数越多、投票者的不同偏好越多，投票结果让人们不满意的情况越常见。

人为限制候选方案的数量或是统一投票者的偏好，也可能会是强加的。

关于古人类高素质的攻击与杀戮：

远古狩猎采集者经常攻击他人。如果一个人年老力衰或肢体残疾、无法跟上部落的移动，就可能遭到遗弃或杀害。如果婴儿或儿童被视为多余，他们就可能被随意杀死或用来陪葬、献祭。

以下引自《人类简史》：

• 多瑙河谷的多处遗址中出土的400具遗骨有18具显示曾受到暴力伤害。假设这18人死于暴力伤害，意味着远古多瑙河谷约有4.5%的死亡率来自人为暴力。20世纪，在两次世界大战、规模最庞大的种族屠杀、暴力犯罪的堆积下，人类约有5%的死亡率来自人为暴力。
• 有人会说，就算远古多瑙河谷有些遗骨上有暴力痕迹，也不见得就是死因，有些人可能只是受伤。但你考虑到古代的医疗水平，伤及骨头的武器打击足以造成致命的感染。而且，人们也可能死于软组织受创、腹腔破裂、战争带来的资源剥夺等等，这些不会反映在遗骨上。
• 在苏丹的捷贝尔撒哈巴发现的一处12000年前的墓地出土了59具遗骨，其中24具遗骨内部或其附近发现了箭镞和矛头，占所有遗骨的40%。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具女性遗骨共有12处伤痕。
• 在德国巴伐利亚的欧夫内特洞穴，考古学家发现38具遗骨被丢进两个墓穴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这些遗骨的半数（包括儿童和婴儿）明显受到人类武器攻击，包括棍棒和刀。少数成年男性的遗骨显示出极严重的暴力攻击痕迹。可能在这个洞穴里曾有一个部落被屠杀殆尽。

参考

1. ^报道 https://www.mpg.de/532681/pressRelease20060302
2. ^论文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6513986
3. ^报道 http://newsroom.ucla.edu/releases/your-brain-might-be-hard-wired-for-altruism
4. ^论文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hbm.23119
5. ^论文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7470919.2016.1154105
6. ^ https://dx.doi.org/10.1016%2Fj.artint.2009.02.005

现在的“民主”已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了——美国一人一票但还是只能从两个烂选项中选一个，这谈不上“民主”，不如就按寿公（ @持续低熵 ）说的“票主制度”来形容吧。

知乎就是典型的“票主制度”，从一开始的一人一票最高赞，到后来的加权投票制度，再到现在的时间线制度可以看出“一人一票”下还是童谣做的比较好——当然，童谣确实没有特朗普表演的更令人开心就是了。

后来有了加权后，仍然会出“抱团点赞/踩”的制度——实际上这个类似于当下选举中的“看立场抱团投票”的操作，仍然会出现少部分人操纵了整个结果的情况——知乎当年还谈不上什么经济利益/政治权力就已经这个样子了，在金钱和权力的加持下，那大概就是美国那样的公然操纵大选的情况。

可以说，“票主制度”特别是“一人一票”制度的漏洞极大，非常容易被利用。那么都是谁在利用呢？一部分大V或者一部分小群体——对应美国的资本和政党。

实际上，“票主制度”完美的实现了甩锅，即错误的决定总是可以甩锅给选举或者被选举人，幕后的资本和政党往往不会被批评——同时利益流向了资本和政党。

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票主制度一定是最不坏的那个”，这实际上是一种玄学论断——仅仅由一种直觉（投票权的幻觉）。实际上在世界大多数非霸权国家，“票主制度”都是最坏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下天然的给了外国资本和外国权力干涉政治的条件。部分国家例如印度、日本则是利用封建主义来对抗这种侵蚀，但拉美国家没有封建主义传统表现反而更容易被外部所控制。

至于素质？难道美国人的素质比英国、德国、日本更高吗？显然日本人的外表素质更高，但是有什么用呢？美国的强大是因为其强大，而不是票主制度，就算拜登今日登基，也不会改变美国的强大，十几艘航母也不会立马沉船。

至于人民的福祉？全世界也就那么几个政党写进了章程，而且是exe格式的可以说屈指可数。

你可以等价平移这个问题看，

首先，我本人不觉得当今世界，某些政体政治领域的popularity contest算是民主。目前看，这种一人一票政党轮替的游戏，就是个政客完全没有accountablity的体制，玩砸了不用负责，这民做了个鬼的主，这就是dictator by popularity。但是为了讨论方便，你如果觉得这算是，那就是吧。那么问题来了，经济领域同形式的民主该不该追求？

现在世界范围内，经济领域全都是一个个的迷你dictatorship（公司）和大dictatorship（央行/财政部）和巨dictatorship（美联储），不是么？

想想看，相比遥远的政客来说，你的公司才是真真正正主导了你生活方方面面的存在。为什么政治民主无比重要，跟空气阳光水一样，公司dictatorship却理所当然？公司怎么用人，普通员工插不上嘴；公司产品方向，普通员工插不上嘴；公司怎么花钱，普通员工插不上嘴；公司该用营收的多少比例发工资，每天工时该多少，普通员工更插不上嘴。傻吊老板，你能用选票教育他么？大dictator巨dictator各种放大水救老板们，你除了眼睁睁的看你手里的钱缩水，能放半个管用的p不？

那么经济领域的民主无法得以推行，你觉得是不是素质问题？还是一群没素质的人在故意阻挠？经济领域的民主和素质是什么关系？

我觉得正确的问题是：是谁画了个圈？告诉你圈内的东西实行民主是好的，圈外的东西就都应该默认搞dictatorship？这个画圈人，这个拥有定义权的人，ta到底算不算是个dictator？

对了，经济领域的民主有个名字，叫C

公权力相对私人资本在法律和实然层面的独立性和权力性、民众直选的规模和话题限制及代议制、大众传媒集团的非私有资本化和去权力化、高级政治人物的实然职业生涯和责任捆绑、公权力集团的去贵族化/去门阀化/去阶级化/去世袭化/广泛代表性......是好的民主的典型特征。

最终，民主的好坏，民主的程度，评价标准有且只有一个：公权力是否可以长期稳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短中长期根本利益。

民众的素质，最多仅是个门槛性质的事情。过去，这个门槛可以是 “识字”。现在，这个门槛可以提升至完成过义务教育。且这也并不是说，大量的民众低于这个门槛（如普遍文盲），就没可能实现好的民主。

高过了门槛，民众的素质提升，或许有好处，但终究无所谓。任何国家在任何发展阶段，其人口中的大多数，注定是认知层面的笨蛋。这既不是一个诅咒，也不是一个预测，也无关褒贬，纯粹就是一个客观描述。

（以我个人在美国生活十年的经历来看，美国民众中，堪称蠢货的比例 — 这个词有褒贬 — 少说也有七八成。反而我国民众中，让我有此感知的比例还更低些，虽然绝对值依然很高吧，而这就是个普遍必然了）

也正是因为此，在任何成规模的国家，在大众传媒充分私人资本化和权力化的情况下，组织成规模的民众，围绕一系列民众中的大多数注定没有足够高的认知能力去判断和分析的政治议题，花费高达几十上百亿计规模的，主要由私人资本家供给的资金，展开全国性的大型营销活动，最终赢者通吃的 “局”，这样的规则，结果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公权力仅是该国真正的顶级权力拥有者 — 资本寡头们 — 安抚、控制、愚弄、压迫人民的工具和手段。

最终，此问题，此类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回答 “什么才是民主？” 这个问题。对此，依然是两句老话：

1，在不分享议事规则制定权的情况下，一切思辨都是徒劳的。

2，定义不是命题，而是意志的彰显。

这个问题下目前的回答中， @曹哲 回答的实际上是“素质低下的公民在应然层面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而 @何楚之 和 @姜源 回答的则是“民主制度在实然层面是否需要较高的公民素质来维持”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显然的，是否享有民主权利与素质无关。这个是常识，没什么可说的

我想就第二个问题对这两位答主进行一定的补充，顺便谈一下它的答案和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的矛盾之处，以及如何看待这种矛盾。

关于“民主制度在实然层面是否需要较高的公民素质来维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然的：是。从200年前的托克维尔到现代的哈耶克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这个问题

托克维尔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的乱象中，得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论：

人们对平等的激情天然地胜过对自由的热爱，如果一个强大的僭主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平等，能够把高于他们的不平等抹掉，他们会放弃自由而追随他。结果，人们宁愿在奴役中平等，也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

哈耶克则在考察苏联和纳粹德国的例子中指出：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社会大众会感觉计划的失败是因为国家权力不够、无法有效推行目标所造成的，这样的感觉会使大众开始投票支持中央集权， 并会支持那些看似“可以让计划付诸实现”的“强人”攫取政治权力。

由此可见，没有相应的公民素质，即使勉强建立了民主制度，公民也会自愿地选择放弃民主。那么一个社会中相应的公民素质是如何培养的？

托克维尔给出的药方有两种，其一就是 @何楚之 所提的大力发展公民教育，培养公民合理追寻自我利益并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其二是乡镇自治与结社，鼓励公民亲自参与到政治实践上来

目前为止，答案似乎已经比较清晰了：就民主制度的维持而言，素质的确是民主的前提

但如果讨论就到此为止的话，显然有些太肤浅了，因为目前为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没有回答：

如果低素质的人理应享有民主的权利，而民主制度只有在高素质的公民社会才能维持，那么在民智未开的时候政治制度该如何设计？

这的确是个悖论式的问题，显然强制式公民教育的推广及其背后的经济基础等背景因素，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我们如何能保证这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无私地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严格地说，这个悖论至今没有太完美的解答。包括托克维尔等人的普遍倾向是：公民的素质和政治的成熟一起进步：即，我们不能以公民素质低下为理由抗拒民主，但同样不能以形而上学的先验原则为理由一步到位地建立完全的民主。

在思考如何平衡公民素质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时，不妨思考个更有深度的问题：

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

提供哈耶克的观点作为一个参考，希望能激发你的思考：

民主并不是最高的目的，而是一种保障国内和平和个人自由的手段。我们绝不能忘记，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以想见，在一个非常整齐划一和由教条主义多数所支配的政府统治之下，民主政府可能和最坏的政府同样暴虐。因为，民主虽然可能会防止权力变成专断，但并非仅依靠存民主就能防止专制”。

在哈耶克眼里，民主并不是目的，自由才是

那么难道民主还有妨害自由的可能吗？

不妨参考参考阿尼巴尔·奎杰罗(Aní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格诺罗(Walter Mignolo)的著作，看看这二位如何将欧美文化霸权主义下对“理性”、“现代性”的阐释批判地淋漓尽致。然后顺着他们的思路，思考一下，将“民主”等同于“西式代议制民主”的阐释，是否也是非理性的文化霸权主义的结果？以及这种阐释，是否会造成对自由的侵害

素质和民不民主无关，既不是结果，也不是前提。

如果说素质是民主的前提也就是没有高素质的人，你就建立不起民主。你可以看看当今号称民主制度这些国家，老百姓素质真的高到了哪里去吗？尤其像印度这种还有相当比例文盲的国家，也建立起了形式上完备的民主制度。所以素质谈不上是民主的前提。

素质更谈不上是民主的结果。搞了民主就会提高素质吗？当美国人冲击国会大厦的时候，当台湾的民代在会上大打出手的时候，你真的相信民主能提升人的素质吗？

什么叫高素质？不光是知识文化水平，更在于对自己本性欲望的克制，以及保持整个社会的和谐。而这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和教育水平有关，和民不民主没关系。一个经济水平发展比较高的地方，人受教育的机会会更高，在物质水平丰富又受过良好教育的状态下，人更容易表现出高素质。之所以会有题主这样的人，相信素质和民主有着某种意义上的逻辑因果联系，只是因为从现象上来说，很多西方国家的国民表现出高素质，而同时他们又都是采取民主制度的国家，比如北欧诸国。但你要看到导致他们国民素质比较高的一个原因，使这些国家都保持了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和素质只是在这些国家发生了伴随状态，并没有明确的逻辑因果。

在任何一个国家，无论那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怎么样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众素质总是在提高的。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老百姓素质提高了不知道多少，但我们的制度是没有变过的。你说这是前提还是结果？

我持无关论。

首先说孙中山那个段子没啥意思，因为不仅民主能够提高民众素质不仅没有证明，我们还能找出一大堆民主不能提高民众素质的案例。

但同时，素质也不是民主的前提，民主就是民主。

说白了，公民素质和采取的政治体制其实没啥太大的关系，当然民主制度需要一些基本的素养，例如能够表达意见、投票和沟通什么的。但是满足了最基本的这些条件后，素质并不会与所适合的政体直接挂钩。

毕竟你要讲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前就存在的制度需要什么素质作为前提，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你追求的不是民主，是通过民主制度做正确选择。

民主制度很古老，就是种决策制度，选民选谁当总统，村民决定谁是狼人，都按这个制度走就完了。

当然，都说你是反GM，按民主制度你就是反GM。集体会议上没有人说你无罪，你就是有罪的。我们村选村长，我就选给我家米面粮油的那个，这也是民主。

苏格拉底是被民主投票杀死的，你追求民主，那当民主给你一杯毒酒的时候就直接喝干净别养鱼。

至于通过民主获得正确答案，那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想要通过民主获得正确答案，素质就是前提条件。

琢磨发火箭上天，你不找科学家，还让全国公投，最后大家觉得这玩意得烧无烟煤，你觉得行吗？缺少必要的专业性，靠人数在那修正，修着修着就不知道修到哪里去了。

不要说什么会有那有学识的人出来纠正民众的错误。美国的反智被他们的科学家纠正了吗？你往里加学问，还有人往里加金钱呢，为了赚钱，水军什么不能说？你确定专家能干过水军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

你把那些具备现代人文素质却没有理科素养的人（比如律师、作家、演员……），打包穿越到封建社会环境中，这一群体照样会演化建立出一套封建制度来。

所谓的素质是要有物质基础保障的， 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素质有赖于现代国家提供的安全保障、司法保障、食物保障、教育保障，而这些保障需要一整套的工业化体系支持，没有足够的生产力是提供不了大量的工业人口养成素质的。

追溯民主的历史，你会发现“民主”早期的表现可比不过“专制”，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民主制度的体系败给了专制制度的体系。

现代第一个民主国家的建立是美国，也是第一个没有皇帝的正经国家，但是与人民素质有关系吗？是建立的那一群人素质高吗？不是，是当时在新大陆上谁都没有条件成为皇帝罢了。你要清楚美国建立后保持了很长很长时间的奴隶制，素质你指的是那些奴隶主的素质？

我们也可以看看如今的这些民主国家在建立之初是什么情况，绝大多数民众当时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更不谈不上什么政治素养。

如果你真的了解非洲、中东、南美的近代历史，你会发现他们建立不起来靠谱的现代政治制度，主因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是美国西方的干涉。

素质与民主其实时相干关系，但却不是因果关系。

民主是群策群力。

大家辩论，甄选优质方案。

关键在谁能拍板说这是优质方案？

民主说是群众，但是群众也是非常容易糊弄的。

柏拉图说精英，精英屁股决定脑袋，可能会做坑群众。

两院制度就是平衡，精英同意，群众同意，这个法案才能定了。

美国的两院制度民粹化了，上院下院都是群众投票决定，这个就是渐渐的民粹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