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公正评价陈炯明这个人？
时代背景：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与军阀混战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陈炯明所处的时代。那是一个古老帝国走向终结，新共和国艰难诞生的动荡年代。清朝的腐朽统治早已不堪重负，革命的火种在全国蔓延。辛亥革命的爆发，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及随后建立的中华民国，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然而，共和国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袁世凯的窃国、北洋军阀的割据混战、以及共和理念在实践中的曲折，都构成了那个时代严峻的挑战。
陈炯明正是活跃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的重要人物。他并非天生就是革命家，而是在时代洪流中逐渐形成的政治军事力量。他的早期经历，尤其是在广东地区参与反清起义，以及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是理解他后来一切行为的基础。
陈炯明的早期革命与广东的建设
陈炯明早年曾留学日本，接受新式教育，并接触了革命思想。回国后，他投身革命，参与了多次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后，他在广东地区逐渐崛起，成为一方实力派。
评价他在此期间的表现，不能忽视他在广东推行的“建设与巩固”方针。在辛亥革命后，广东在陈炯明的管治下，曾出现过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他重视发展地方经济，推行了一些新政，比如整顿吏治、兴办教育、修建市政设施等。尤其是在民国初年，各省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情况下，陈炯明能在广东维持相对的秩序和发展，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试图在地方建立一个相对有序、能够进行理性治理的政治格局。这与当时很多纯粹以武力维持统治、搜刮民脂民膏的军阀相比，陈炯明的治粤举措，至少展现出了一定的建设性愿望。
“联省自治”的理想与实践
陈炯明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之一，便是“联省自治”。这个理念在他看来，是应对当时中国分裂局面的可行路径。他认为，中央政府权力衰弱，地方势力膨胀，与其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中央统一，不如让各省先实现真正的自治，建立起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他希望通过各省自治，各自发展，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联邦共和国，避免军阀混战对国家和人民的持续伤害。
他积极倡导并实践联省自治，与孙中山的“北伐统一”构想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孙中山主张通过军事力量推翻北洋政府，实现国家的统一。而陈炯明则认为北伐的劳民伤财和其背后可能导致的新一轮军阀冲突，不如通过和平协商和地方自治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评价“联省自治”，我们需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在当时民族危机深重、列强环伺的背景下，一个松散的联邦制是否能够抵御外侮，也存在疑问。而且，地方实力派能否真正放下私利，实现各省的协同自治，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与孙中山的决裂：功过是非的争议点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决裂，是评价他一生中最具争议也最关键的部分。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六一六事变”，炮击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州，这是他人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也让他背负了骂名。
事发后，孙中山及其支持者严厉谴责陈炯明为“叛逆”、“反革命”。历史的记述也一度倾向于将陈炯明描绘成一个背叛革命、阻碍统一的野心家。
然而，从陈炯明的角度来看，他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私欲。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以及一些史学家的研究，陈炯明对孙中山北伐的策略感到担忧，认为北伐将耗费民力，且可能再次引发战争。他认为孙中山过于依赖外部势力（如苏联），并且缺乏对地方实际情况的考虑。他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来阻止他认为有害的北伐计划，并希望推动他所主张的联省自治。
理解这一事件，我们不能简单地贴标签。
从孙中山的视角看： 陈炯明行为无疑是背叛了革命盟友，动摇了北伐大业，阻碍了国家统一的进程。他是孙中山的部下，却以武力相向，这在政治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
从陈炯明的视角看： 他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实践革命理念，是对孙中山政治策略的一种修正。他看到了北伐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坚信自己的联省自治方案更符合中国的实际。他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与一个他认为已经“走偏”的革命领袖划清界限。
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与辩证性
评价陈炯明，需要秉持一种历史的辩证法。
他的功绩： 在广东的建设性治理，在乱世中试图寻找国家出路的联省自治主张，都显示出他并非一个纯粹的破坏者。他试图在政治困境中找到新的解决之道，尽管这些方法可能存在争议或未能成功。
他的过失： “六一六事变”无疑是他最大的污点，无论其动机如何，这种行为在政治上是极其冒险且具有破坏性的，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和革命力量的削弱。他未能有效地将自己的理想转化为被广泛接受的行动方案，也未能与革命的领导者建立起有效的沟通与协调。
他的局限性： 陈炯明作为地方实力派，其政治视野和战略思维可能受到其身份和经历的限制。他未能完全理解和适应革命发展的全局，也未能赢得广泛的政治支持。他的“联省自治”构想在实践中也遇到了重重困难。
如何做到“公正”评价？
做到公正评价，意味着我们需要：
1. 摆脱党派的立场束缚： 不要简单地以孙中山阵营的评价为唯一标准，也不要过度美化陈炯明。要认识到历史评价的主观性，并努力寻求更客观的视角。
2. 理解历史的必然与偶然： 陈炯明的行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他的选择受到时代、环境、个人性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3. 关注其思想的演变与尝试： 他的联省自治思想，虽然最终未能实现，但作为一种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4. 区分政治立场与道德评价： 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行为，既要看其政治主张和战略选择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也要看其行为是否符合基本的政治道义和道德规范。
5. 倾听多方面的声音： 查阅不同阵营、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了解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
总结
陈炯明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既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也曾是广东的建设者；他怀揣着“联省自治”的理想，却也因与孙中山的决裂而背负骂名。评价他，不能简单地非黑即白。
他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和军事实力派在探索国家出路时的迷茫与挣扎。他的尝试或许未能成功，甚至带来了负面影响，但他的思想和行动，以及他与孙中山之间的冲突，都为我们理解那个波诡云谲的民国初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素材。
公正地评价陈炯明，是审视中国近代史复杂性的一个缩影。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理解，一种基于史料和理性分析的理解，而不是简单的情感宣泄或意识形态的标签。他是一个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做出过重要选择的人，其功过是非，需要留给历史和后人去细细品味和深入研究。
网友意见
他是南方的阎锡山，他的悲剧在于他离孙中山太近了，这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阎锡山的幸运就在于他离孙中山足够远。
所以陈炯明在国民党叙事里成了叛徒、野心家和反动军阀，而山西的阎锡山则成了模范省长，内政达人，党内巨头。
陈炯明和阎锡山一样，是典型的“本土派”军阀，换句话说就是“土豪”，他们虽然也认同广东和山西是国家的一个部分，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家乡对这个国家负有什么必须的责任，更反对为了所谓的“统一国家”而让自己家乡承担不必要的压力和超高的税赋。
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国家是没有，或者只有一个礼仪性质的中央，各省高度自治，财政、人事、治安力量都相对独立；所以他们本能都反感任何认为应该武力“统一”的政治势力，即使包括自己所在的政治派别也是如此。
陈炯明也曾经多次说过，国家要富强，第一步就是打倒大军阀，产生一大批小军阀；第二步才是知识分子和士绅带领老百姓打倒这些小军阀；最后联省自治，国家大同。
陈炯明不仅是这么主张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曾经率军拿下过福建，进入过广西，但是他都先后拒绝担任这两个省督军的提议，他认为外省人不应该担任本省的督军，本省的事情应该交给本省人来做。
然而，他的悲剧在于他距离孙中山实在太近了，他的理想和孙中山的理想是严重抵触的；孙中山虽然是广东人，但是他实际上是出生于夏威夷，他对广东的感情和他对其他省份的感情其实是差不多的；相比具体的某个省，某个城市，孙中山更爱抽象的“国家”。
在孙中山看来，国家在北洋那群人手里肯定是好不了的，而真正能让国家好起来的只能是他孙中山，因此，他作为国家的领袖，要求广东在一定时间内多牺牲一点点，多出一点力是天经地义的，就像朱元璋虽然是安徽人，但是作为明朝皇帝，他必须要求同为南方省份的江苏、浙江承担比北方各省份高得多的多的赋税一样。
但是，这就和陈炯明这种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没法化解的，因为两边的根本诉求完全是相反的。
孙中山主张是把广东变成他“北伐”的基地，为他的“北伐”大计出钱出人出粮，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广东要成为孙中山的现金奶牛，这样的话，广东实际上就是一个被榨汁的橘子。
而陈炯明作为广东本省人，他不愿意也不想看到自己乡亲被如此残酷的对待，他不愿意看到孙中山为了筹集军费，在广东允许烟土和妓女合法，把广东搜刮的天高三尺。
双方的矛盾很快就从文斗变成武斗，两边武力冲突的导火索是当时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杀，虽然一直没有很清晰的证据，但是从事后各方反应看，最大嫌疑者应该就是孙中山，因为邓铿作为陈炯明的参谋长，他是站在反孙中山北伐第一线的，曾经还因为拒绝拨给孙中山500条枪产生过严重的矛盾。
在孙陈交恶这件事情上，当时在广东的英国领事馆资料披露的更详细，英国情报显示在1922年孙中山就因为陈炯明对“北伐”消极，半公开声称长江以南应该消灭的三个军阀是赵恒惕、唐继尧与陈炯明。孙中山还多次要求陈炯明提供500万以上的北伐经费，但是被陈炯明拒绝。
陈炯明一开始是以一种非常“北洋”、非常“绅士”的方法展开和孙中山的斗争的，在邓铿被刺杀后，陈炯明提出自己辞去一切职务“下野”；这个“下野”可不是真的彻底辞职，而是类似中唐藩镇割据时，造反的藩镇杀了领头的节度使向朝廷投降，而朝廷则按照潜规则，从藩镇其他将领里选出一个将领成为该藩镇新的节度使的方式。
陈炯明希望用自己个人的“下野”来平息孙中山的不满，来解决这件事情，毕竟他也是国民党员，也曾经狂热追随过孙中山；可惜，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两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两人的目标是南辕北辙。
所以，孙中山打破了潜规则，并没有任命一个陈炯明的人担任新的粤军总司令；其实到了这一步，陈炯明也没有想和孙中山决裂，他还是希望采取“绅士”办法来解决他和孙的矛盾。
这就是基层军人闹事。北洋时期，军队闹事绝大多数时间里并不是单纯的闹事，而且一种姿态，制造一种社会不稳定的局面来逼迫自己不喜欢的人辞职或者下野，陈炯明也是这样，他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孙中山自己离开广东。
目前所有史料都能证明，陈炯明从来没有想过要杀孙中山，只是希望把孙中山驱逐了，让孙中山去另外地方找新“橘子”，别祸害广东。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孙中山经过“二次革命”，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和老练的，孙中山不愿意接受这种看似“绅士”实则黏黏糊糊的状态。孙中山已经很习惯用“撕破脸”的方式让自己支持者站队和表态。毕竟，之前陈炯明和粤系与孙中山派系两派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蒋介石以及大批非广东籍国民党员就在这个时间段里脱颖而出了，毕竟对于纯粹广东人来说，孙中山“榨汁”一样搜刮方式确实很难令人接受。
说句题外话，广东人确实比较具有“地方主义”情节，若干年后，某叶姓将军主政广东时因为划地主人数太少，对地方顽固势力太过于“软弱”被严厉批评以及被撤换了，换上了一位姓陶的湖南籍人士主政广东，很快广东大地就到处上演“分田分地真忙”的情景悲喜剧了。
我看现在很多学者认为陈炯明接受了英国的资助，这真是冤枉陈炯明了，陈炯明真的没有；因为蒋介石在东征的时候就发现了陈炯明部队的窘境，连机关枪都用不起，用鞭炮放在铁桶里冒充机关枪，试图消耗黄埔军的弹药。
如果没有外援，陈炯明很可能就成功了，而孙先生可能就会从此开始退出政治舞台，就像参与了张勋复辟的康有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外援来了，有了充足的枪支弹药，陈炯明自然就很容易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成了“叛徒、反动军阀、阴险小人”的代言人。
从这一点，明眼人也应该看出来，近代的历史，确实是外力决定论，而不是相反。
至于如何评价陈炯明，这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了。
站在地方主义立场，陈炯明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乡亲被如此盘剥搜刮，不愿意看到自己家乡黄赌毒泛滥，他有错吗？当然没错。相反，另一方才是叛徒和二五仔，因为他身为广东人，却背叛了广东。
如果站在国家主义立场，陈炯明是最危险的敌人，尽管陈炯明私德操守都很不错，但是他的主张是彻头彻尾的分裂国家，对国家的危害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大，陈炯明的理想如果实现必将造成国家无力化，会将亚洲的领导权拱手让给日本，让华夏从东亚霸主变成一个大号“泰国”，因此，陈炯明就应该千刀万剐。
陈炯明的问题在于，他就是想当个军阀土皇帝。
没错，他是对邻省没有野心，几次击反击省军阀入侵他都没借此吞并邻省，这个在当时主张“联省自治”的督抚当中已经算是一股清流了。但是那些认为靠这些督抚就能把中国推向美国式的“联邦制”的人都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那就是真正的“联邦制”绝对不是一群地方军阀能建立起来的。而陈炯明恰恰也是一个军阀。
首先，所谓军阀，就是手握“效忠于个人的武装”的一群人，这一点和联邦制是天生的矛盾，联邦制要求的是“自由邦的自由联合”；组成合众国的邦必须先是自由的，然而自由邦的武装力量，必然不能是效忠个人的私人武装，但是这些号称要“联省自治”的督抚们没有一个哪怕是明确地公布一个时间表，说什么时候把自己的私人武装转变成省的民兵武装，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几个不自由的“邦”，能真的搞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吗？那是不可能的。
其次，为什么说陈炯明也不过就是一个军阀，那是因为广东省议会已经在1921年12月19日通过了《广东省宪法草案》，但是这部宪法从来就没有摘掉“草案”的帽子，甚至也找不到它被真正公布并实行的记录，草案到了当时担任省长的陈炯明那里就此没了下文。在此后他和孙中山因为路线问题发生争斗的半年时间里，直到1922年6月16日事变爆发，陈炯明武力驱孙，都没有就广东行宪做出过任何实质上的努力，只是空讲“联省自治”。而且还要求孙中山恢复“广东省司令”这种职位并自己来当，要知道，《广东省宪法草案》仅仅规定“省长有统率全省海陆军及管理全省军务之权”，没有说要设立“广东省司令”并由省长兼任之以统帅广东省陆海军这一说。而且陈炯明的广东省省长一职在1922年4月21日已经由伍廷芳取代，那么按照省宪，应该统帅全省海陆军的就是伍廷芳，陈炯明要这个“广东省司令”就完全没有合理理由：因为如果“广东省司令”不由省长兼任，它就是一个武职，那就应该由现役军人担任并且接受省长领导，然而陈炯明并无军籍，这个司令就算设置，也应该轮不到他才对。这样一来，无论如何他都是自己践踏了《广东省宪法草案》，那么他的“联省自治”还能有多少诚意在里面？最后，从道理上讲，要反击孙中山路线，陈炯明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先真正公布实行《广东省宪法》，进行省长选举（哪怕只是出个公告定个日期），做出“联省自治”的模范事实，真的把孙中山架火上烤，然后再考虑动用武装；然而他的选择是一面跟孙中山打“联省自治”的嘴炮，另一边直接用军队武力驱孙，这如果还不是一个军阀，那就不知道什么才是了。
所以归根结底，这些军阀追求的不过就是一个弱势中央，这样他们好在割据的地盘上当军政一把抓的土皇帝罢了，要说这种制度是“自由邦的自由联合”的“联邦制”，不如说只不过是一群（开明）专制君主的“邦联制”罢了；这种制度最后涣散成真正的地方专制分裂的可能性，要远大于过渡到“自由邦的自由联合”的“联邦制”的可能性。“陈炯明路线”之失败，并不足惜。
所以说，陈炯明应该说是个有良心的军阀，但是终究他还是一个军阀，指望这些军阀把中国带向“联省自治”的民主之路，是断无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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