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盛行的败军死将崇拜是怎么回事呢?
六朝时期，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从三国鼎立（魏蜀吴）到南北朝时期，大约是从公元220年到589年。这是一个战乱频仍、朝代更迭频繁的时代。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有些奇特的文化现象——“败军死将崇拜”——悄然滋生，并逐渐盛行。
这可不是什么“歌颂失败”的意思，更不是说人们主动去追捧那些打败仗的将领。它更像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投射，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扭曲回应，也是对某种理想的无奈寄托。要理解这个现象，咱们得从几个层面来看。
一、时代背景下的绝望与希望
想象一下那个时代。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北方和南方长期对峙，虽然有统一的呼声，但实现起来却是步履维艰。在这种环境下，生命仿佛变得廉价，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和时代的洪流紧密相连，却又常常身不由己。
在这种普遍的绝望感中，人们渴望看到一些东西来慰藉心灵，或者至少能找到一个寄托。而“败军死将”，尤其是那些战死沙场的将领，虽然是失败者，但他们的死却往往带着一种悲壮。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某个君主、为了某个理念，拼尽了最后一滴血。这种“为国捐躯”的行为，即使在失败的结局下，也依然闪烁着人性中某种值得尊敬的光芒。
所以，败军死将崇拜，很多时候是人们对这种“虽然失败但英勇不屈”的精神的一种推崇。他们宁愿看到一个战死的英魂，也不愿看到一个苟活的懦夫。这种崇拜，其实是对失败背后那种英勇抗争的肯定，是对生命价值的一种高远追求，即使这种追求最终以悲剧告终。
二、对“忠君”和“气节”的极致演绎
“君臣父子”的观念在古代中国一直非常重要，而到了六朝，在国家分裂、政权不稳的情况下，这种观念的表达可能更加极端和情绪化。
对败军死将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是对“忠君”思想的极致演绎。即便君主昏庸，即便江山不保，这些将领依然选择为君主战死。他们的死，成为了“忠诚”这个抽象概念最血淋淋的证明。在那个时候，一个将领如果能为君主战死，无论战局如何，都会被赋予一种近乎神圣的地位。这是一种超越了胜负的道德评价。
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气节”的推崇。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个人的气节显得尤为珍贵。一个将领在绝境中，选择了战斗到最后一刻，而不是投降或逃跑，这种“不降不屈”的气节，在人们心中具有极高的分量。这种崇拜，本质上是对一种不屈服于命运、不背弃自己原则的精神的赞美。
三、历史叙事的塑造与传播
这种崇拜并非凭空出现，而是通过历史叙事一代代传播开来。史官的记载、文人的颂扬、民间故事的流传，都在不断地强化这种观念。
史书的记录：史书在描述战败的将领时，常常会着重描写他们的英勇事迹和悲壮结局。例如，那些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依然奋勇向前，直至力竭身亡的将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往往会被特别记录下来，并冠以“烈士”、“忠臣”等赞誉。这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审视和评价的标准。
文人的创作：文人墨客们更是这种崇拜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通过诗歌、赋、传记等形式，将这些败军死将的故事艺术化、传奇化。他们会用华丽的辞藻渲染悲壮的氛围，将将领的死亡描绘成一场感天动地的悲剧，从而引发读者的共鸣和崇敬。很多时候，文人笔下的这些将领，即使在现实中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战死者，也会被赋予英雄的光环。
民间传说的渲染：在民间，这些故事以更加生动和通俗的方式流传。通过口耳相传，这些将领的事迹被不断加工，他们可能被赋予一些超乎常人的能力，或者他们的死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意义，例如“化作风雨”、“托梦显灵”等等，这些都进一步神化了这些人物。
四、对“功业”与“名声”的另类追求
虽然是“败军”，但“死将”却可能获得了比许多“胜军”将领更持久的“名声”。在那个时代，个人的名声非常重要，尤其对于读书人和仕子来说。
许多将领，尤其是那些出身不高但凭借军功步步高升的，他们的死亡往往标志着他们短暂辉煌人生的终结。而战死沙场，即使是以失败告终，也避免了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名誉扫地甚至被清算的风险。相比之下，战死沙场反而成了一种“全身而退”的体面方式。
所以，对于一些将领来说，与其在朝堂上勾心斗角，最终落得个悲惨下场，不如在战场上轰轰烈烈地死去，即使是战败，也能博得“忠勇”的美名，名垂青史。这种“成仁取义”式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功业”的一种另类追求。他们追求的不是战场的胜利本身，而是通过死亡来定格自己的人生，赢得不朽的名声。
总结来说，六朝盛行的败军死将崇拜，是一种复杂现象。它根植于那个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是人们在绝望中对希望的寄托，是对“忠君”、“气节”等传统美德的极端推崇，也是通过历史叙事和民间传说不断被塑造和强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解读，是在失败的结局中寻找某种超越性的意义，是人们在黑暗中点亮的一盏微弱却倔强的灯火。
这种崇拜并非对失败本身的肯定，而是对失败背后那种不屈的意志、忠诚的精神和悲壮的结局的肯定。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这可不是什么“歌颂失败”的意思，更不是说人们主动去追捧那些打败仗的将领。它更像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投射，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扭曲回应，也是对某种理想的无奈寄托。要理解这个现象，咱们得从几个层面来看。
一、时代背景下的绝望与希望
想象一下那个时代。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北方和南方长期对峙，虽然有统一的呼声，但实现起来却是步履维艰。在这种环境下，生命仿佛变得廉价，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和时代的洪流紧密相连，却又常常身不由己。
在这种普遍的绝望感中，人们渴望看到一些东西来慰藉心灵，或者至少能找到一个寄托。而“败军死将”，尤其是那些战死沙场的将领，虽然是失败者，但他们的死却往往带着一种悲壮。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某个君主、为了某个理念，拼尽了最后一滴血。这种“为国捐躯”的行为，即使在失败的结局下，也依然闪烁着人性中某种值得尊敬的光芒。
所以，败军死将崇拜，很多时候是人们对这种“虽然失败但英勇不屈”的精神的一种推崇。他们宁愿看到一个战死的英魂，也不愿看到一个苟活的懦夫。这种崇拜，其实是对失败背后那种英勇抗争的肯定，是对生命价值的一种高远追求，即使这种追求最终以悲剧告终。
二、对“忠君”和“气节”的极致演绎
“君臣父子”的观念在古代中国一直非常重要，而到了六朝，在国家分裂、政权不稳的情况下，这种观念的表达可能更加极端和情绪化。
对败军死将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是对“忠君”思想的极致演绎。即便君主昏庸，即便江山不保，这些将领依然选择为君主战死。他们的死，成为了“忠诚”这个抽象概念最血淋淋的证明。在那个时候，一个将领如果能为君主战死，无论战局如何，都会被赋予一种近乎神圣的地位。这是一种超越了胜负的道德评价。
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气节”的推崇。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个人的气节显得尤为珍贵。一个将领在绝境中，选择了战斗到最后一刻，而不是投降或逃跑，这种“不降不屈”的气节，在人们心中具有极高的分量。这种崇拜，本质上是对一种不屈服于命运、不背弃自己原则的精神的赞美。
三、历史叙事的塑造与传播
这种崇拜并非凭空出现，而是通过历史叙事一代代传播开来。史官的记载、文人的颂扬、民间故事的流传，都在不断地强化这种观念。
史书的记录：史书在描述战败的将领时，常常会着重描写他们的英勇事迹和悲壮结局。例如，那些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依然奋勇向前，直至力竭身亡的将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往往会被特别记录下来，并冠以“烈士”、“忠臣”等赞誉。这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审视和评价的标准。
文人的创作：文人墨客们更是这种崇拜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通过诗歌、赋、传记等形式，将这些败军死将的故事艺术化、传奇化。他们会用华丽的辞藻渲染悲壮的氛围，将将领的死亡描绘成一场感天动地的悲剧，从而引发读者的共鸣和崇敬。很多时候，文人笔下的这些将领，即使在现实中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战死者，也会被赋予英雄的光环。
民间传说的渲染：在民间，这些故事以更加生动和通俗的方式流传。通过口耳相传，这些将领的事迹被不断加工，他们可能被赋予一些超乎常人的能力，或者他们的死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意义，例如“化作风雨”、“托梦显灵”等等，这些都进一步神化了这些人物。
四、对“功业”与“名声”的另类追求
虽然是“败军”，但“死将”却可能获得了比许多“胜军”将领更持久的“名声”。在那个时代，个人的名声非常重要，尤其对于读书人和仕子来说。
许多将领，尤其是那些出身不高但凭借军功步步高升的，他们的死亡往往标志着他们短暂辉煌人生的终结。而战死沙场，即使是以失败告终，也避免了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名誉扫地甚至被清算的风险。相比之下，战死沙场反而成了一种“全身而退”的体面方式。
所以，对于一些将领来说，与其在朝堂上勾心斗角，最终落得个悲惨下场，不如在战场上轰轰烈烈地死去，即使是战败，也能博得“忠勇”的美名，名垂青史。这种“成仁取义”式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功业”的一种另类追求。他们追求的不是战场的胜利本身，而是通过死亡来定格自己的人生，赢得不朽的名声。
总结来说，六朝盛行的败军死将崇拜，是一种复杂现象。它根植于那个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是人们在绝望中对希望的寄托，是对“忠君”、“气节”等传统美德的极端推崇，也是通过历史叙事和民间传说不断被塑造和强化的结果。这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解读，是在失败的结局中寻找某种超越性的意义，是人们在黑暗中点亮的一盏微弱却倔强的灯火。
这种崇拜并非对失败本身的肯定，而是对失败背后那种不屈的意志、忠诚的精神和悲壮的结局的肯定。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网友意见
其实题主都用上“败军死将崇拜”这种学术词汇了，看看相关的学术文章应该就能找到答案了，我简单复读一下吧。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巨变，至秦汉社会，逐渐形成了政治结构的单元与社会结构的多元。社会 结构的多元必然造就社会信仰的多样性。汉代出现了疯狂的造神运动，使得民间信仰的神灵范围也大大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民间信仰继续发展的时期。 两汉以来所表现出的泛神崇拜的特点至魏晋以后已趋于淡化，魏晋以后的民间信仰仍属于多神信仰但增加理性的成分。由于战争和人口移动的关系使得相对封闭 的社会被打破，这样各地的民间信仰的差异性也逐渐的减小，不同地区的民间信 仰开始借鉴和融合，民间信仰的实用性特征不断地加强。——马新、蒋红艳《中国古代民间信仰》
汉代的巫术，总的来说由于得到皇帝的推崇，朝廷的支持而得到迅猛的发展。魏晋时期曹操与孙权等都有信巫的记载。进入南北朝，统治阶级爱好巫术并加以利用。隋唐时期的帝王也多有信巫。——高国藩《中国巫术史》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今日南京地区，东汉三国时期属于丹阳郡，丹阳郡与九江郡、庐江郡、会稽郡、吴郡、豫章郡、广陵郡等在分野上均属于吴地。自古以来淫祀巫风盛行。众所周知楚地“ 信巫鬼，重淫祀 ” , 而“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 《汉书 · 地理志》 ) 。这一带，汉代以来多有淫 祀的记载。“会稽俗多淫祀，好卜莁。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 , 发病且死先为牛鸣 , 前后郡将莫敢禁。” ( 《后汉书 · 第五伦传》 ) 东汉末孙坚、孙策平定江东时 , 吴地淫祀巫风依然昌盛。—— 陈圣宇《六朝民间巫觋鬼神崇拜与地名——以蒋子文和苏峻为例》
在这一时期的祭祀活动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人们对恶名昭著的凶神特别敬畏，因而对凶神的祭祀也特别虔敬。——张承宗《六朝民俗》
蒋子文基本上是一种厉鬼，而崇拜厉鬼正是从汉末以至六朝时期，江南地区民间信仰和巫觋信仰的核心，同时也是当时道教徒所鄙视、拒斥的‘败军死将’、‘乱军死兵’、‘巫鬼’、 ‘邪神’之祀。——林富士《中国六朝时期的蒋子文信仰》
六朝志怪小说记载了一系列普通人物非正常死亡后，被民众立祠建庙进行祭祀，成为低微的神衹的故事，体现了六朝民间神仙信仰的独特性。六朝民间的造神运动打破了先成仁后成神的主流造神观念，将无德、无能、无功的亡灵捧上了神坛。——刘湘兰《淫祀的悖论——从六朝志怪小说看民间神仙信仰》
类此败军之将为何成为鬼主？瘟神？实涉及当时人，尤其道教众人的瘟神疫鬼观：其中蕴涵有两种意义，一是战役、大兵之后尸体未能完善处理，导致传染病流行的恐怖经验，这是根据经验原则所形成的认知；另一则是对于凶死者成为厉鬼，基于怖惧情绪乃相信在阴界雄将率领鬼卒为祟。——李丰楙《行瘟与送瘟——道教与民众瘟疫观的交流与分歧》
总的来说这种“败军死将”作为厉神崇拜的一种，是有长期的、丰厚的历史人文背景的，加之六朝时期的特殊性，例如统治中心集中在“信巫鬼”的吴、楚地区，例如战乱、疫病频发等等，使得这种民间信仰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这种民间神，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中提到了蒋子文、苏峻、石虎、董卓、项羽，项羽比较特殊，他在民间的形象既有善神的一面也有凶神的一面，比较复杂。
朱大渭在《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考据了十三人，分别是：有曹操、邓艾、贾逵、诸葛亮、邓芝、孙坚、周瑜、蒋子文、苏峻、袁双、孔愉、萧承之、邓县令。
成书于西晋到唐代的《洞渊神咒经》记录了许多“大鬼”，其中有大量历史人物：
道言：自大汉之后，有五通大鬼，鬼名王翦、白起、韩章、乐阳、楚狂。又有郝景、女娲、祝融三万九千人，各领八亿万人。此鬼从伏牺以来，帝王相丞，此大鬼主召领十二万人。天下小鬼依凭求食，与其鬼王作兵，来耗动万民，万民患之。各各伺人家，取人男女，疾病、急厄、口舌、官事、水火。千万为众，枉其良民，病杀无辜，诳斥家亲，催促灶君，令人宅神不安，每事不果，行万种病，病痛急疾。乘风驾雀，妄作光怪，自顷以来，不唯一条。今遣正一功曹、大明使者、验神使者，各领铁面骑吏九亿万人，手持大戟，杀鬼之具。太上强力健士四十九万人，一合下来。收捕此土国中死将之鬼、一切魔邪、百千万魅、不正之祥、来害生人之家者，一一收捕打杀之，令荡除宅中杀鬼。鬼王等悉加甩力，次次缚之。若有一鬼不去者，鬼王等千斩不恕。急急如律令。
道言：国土有大鬼主邓艾、锺士季、赵山、王莽、李敖、杜周、刘斗乌、王离、夏侯婴、蒋公琰、南阳叶公里、夏檀支、萧何、申屠伯、韩信、田进、梁洪、高沛、孙温、司马迥、刘元达，有此大鬼，主令世人。或有祠祀武帝、文王，世问供养，立祠不绝。各各有兵马，为天下人作祟，祟病杀人，年年月月，行千万种病。或四支沈重，寒热下痢，臃肿水腹黑病，头目悉痛，胸背燠热。或有黄瘅，謦欬咽喉不通。一切万病，杀人无度矣。
道言：此等之人，皆悉是往时大将、任事之人，死亡之后，各有人立祠，祀之不止。今传有百鬼附之，唯成大众，仍伺人形便，杀害百姓。令人水火口舌，官事万凶。凶来奄杀，人口多死，从来非一。今遣赤卢大禁兵，身长万丈，八十万人，各领三亿万众，来下收捕此等之鬼王，得便斩杀之，不恕矣。
这其中有些人可能有恶行或者不得善终，但也有些人并非如此，甚至还有受百姓爱戴之人，却因“皆是往时大将”而成为鬼主，可能也是由于厉神信仰的扩大化。
前燕祭祀冉闵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策略，主要目的是安抚原冉魏境内的支持者，为自己入主中原做铺垫。最多反映了王充在《论衡》中提到的“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的思想，但其并非自民间崇拜升入朝堂，也没有因为前燕官方的祭祀走向民间，很难作为六朝时期盛行的“败军死将”崇拜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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