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为什么没有像历代农民起义一样把清朝根基摧毁？反而让他再延续半个世纪?
要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看看太平天国起义的独特性，以及它与历代农民起义的不同之处。
一、起义的时代背景：晚清的“新”与“旧”的碰撞
历代农民起义，往往发生在王朝统治衰败、民不聊生的时刻。明末农民起义如此，安史之乱前的唐朝也是如此。而太平天国起义，虽然也发生在清朝统治后期，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却有了显著的不同。
西方列强的介入与渗透： 这是太平天国时期最鲜明的时代特征。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后，以各种不平等条约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始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侵蚀。虽然列强最初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并对太平天国抱有戒心，但后来他们为了维护在华的贸易和传教士的安全，最终选择了支持清政府。这种外部力量的介入，是以往农民起义从未遇到过的。列强的洋枪洋炮、先进的军事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清朝的灭亡。
传统社会结构的松动与转型： 太平天国起义，虽然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但其宗教色彩（拜上帝会）和提出的很多改革措施（如天朝田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传统社会结构在西方冲击下的某种动摇和对新秩序的探索。但这种探索是粗糙的、理想化的，未能真正抓住社会转型的脉络。
士绅阶层的分化： 与以往不同，清朝中后期，一批汉族官僚和士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通过兴办洋务，掌握了一部分军事和经济力量，他们形成了维护清朝统治的强大实力集团。这股力量的出现，是历代农民起义中没有的，他们成为了清政府的中流砥柱。
二、太平天国的战略失误与内部矛盾
如果说时代背景是“天时”的差异，那么太平天国的战略失误和内部矛盾，则更多是“人和”的缺失。
“定都南京”的战略选择： 占领江南富庶之地、定都南京，这是太平天国一个极具争议的战略选择。
失去北方战场的主动权： 南京虽然富饶，但远离政治中心北京，也未能有效牵制清朝在北方的力量。北伐大军在初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却未能乘胜追击，直捣黄龙，反而陷入了长期的拉锯战。
地理上的孤立： 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虽然易守难攻，但一旦被海陆交通受阻，就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列强的海军力量，最终也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
失去与普通民众的进一步联系： 相较于北伐前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定都南京后，太平天国更多地被视为一个盘踞在江南的政权，与更广阔的乡村民众的联系有所减弱。
“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性与实践困境：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最具吸引力的纲领之一，其平均分配土地的理想在当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然而：
脱离实际的经济设想： “圣库制度”等设想，完全忽视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其绝对平均主义在实际操作中难以为继，甚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未能真正解放生产力： 虽然它试图解决土地问题，但其严苛的社会管理和宗教色彩，并没有激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反而限制了社会的活力。
加剧了内部矛盾： 在战争年代，物质匮乏是常态，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军队内部和占领区内，很容易引发矛盾和不满。
领导集团的腐化与内斗： 这是农民起义普遍面临的困境，太平天国也不例外。
天京事变： 这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东王杨秀清权力过大，试图逼宫洪秀全，最终被洪秀全借北王韦昌辉之手铲除，随后韦昌辉又被石达开推翻。这场惨烈的内斗，不仅消灭了大量优秀的将领和骨干力量，更暴露了太平天国高层政治的黑暗与残酷，严重动摇了其统治基础。
洪秀全的保守与宗教狂热： 洪秀全后期沉溺于宫廷生活和宗教幻想，对实际军政事务的指导作用越来越弱，未能有效解决太平天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他对下属的猜忌和控制，也阻碍了人才的发挥。
人才的凋零： 天京事变以及后续的政治清洗，导致了许多才能出众的将领（如石达开）出走或牺牲，太平天国的军事指挥和政治管理能力大大削弱。
三、清朝的应对与“借师助剿”
虽然清朝政府在军事和政治上存在诸多弊端，但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巨大压力下，它也展现出了强大的自我调整和生存能力。
曾国藩等汉族官僚集团的崛起： 曾国藩凭借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卓越的军事才能，组建了湘军。湘军的出现，改变了清朝军队战斗力低下的局面。曾国藩及其提拔起来的李鸿章、左宗棠等，不仅在军事上正面抗衡太平天国，还在政治上逐渐掌握了朝廷的实权。
湘军的特点： 湘军以“兵为将有”的模式，与以往八旗、绿营的士兵由国家供养不同。这种模式虽然可能导致地方割据的隐患，但在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忠诚度和战斗力。
洋务运动的开端：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管理理念，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奠定了基础。
“借师助剿”——列强的实际支持： 前面提到，西方列强最终站在了清政府一边。
军事援助： 尽管没有直接派兵参战，但列强为清政府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并培训了“常胜军”、“常捷军”等由西方人指挥或参与的军队。这些军队以其精良的装备和战术，在关键时刻给予了太平天国沉重打击。
情报与封锁： 列强还利用其海军力量，帮助清政府封锁长江，阻碍太平天国的物资供应和对外联系。
清朝统治的韧性： 即便是在最危急的时刻，清朝也未能出现像明末那样中央政府彻底瘫痪、各地群龙无首的局面。虽然八旗、绿营不堪一击，但汉族官僚的应变能力和地方势力的支持，使其能够重新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力量。
总结来说，太平天国之所以未能摧毁清朝的根基，反而让其延续了半个世纪，其根本原因在于：
时代巨变的外部压力： 西方列强的介入，改变了以往农民起义的“单挑”局面，为清朝提供了外部支持和“现代化”的军事工具。
战略上的失误： 定都南京未能占领战略要地，北伐的孤军深入，以及未能有效利用战争初期的优势。
内部的致命伤： 天京事变导致人才凋零和领导集团的分裂，洪秀全的昏庸无能加剧了统治危机。
清朝统治者的适应性： 曾国藩等汉族官僚集团的崛起，组建了具有战斗力的湘军，并开始引进西方技术，使清朝政府在军事和组织上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太平天国以其宏伟的理想和悲壮的结局，向世人展示了中国近代史转型期的复杂与残酷。它虽然未能推翻清朝，但其对中国社会思想和政治格局的冲击是深远的，为后来的革命埋下了伏笔。而清朝，则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西方的力量后，才得以在风雨飘摇中多支撑了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更像是回光返照，最终也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洪流。
网友意见
这个必须讲民族矛盾与文明冲突以及阶级矛盾。
说到满清，规避不了满汉民族矛盾。
说起洪秀全，必然少不了说拜上帝会与基督教。
基督教徒总是嘲笑拜上帝会是邪教，什么洪秀全是耶和华的二儿子，这肯定假的。
就如同很多人认为，基督教就是邪教一回事，比如犹太教，跟买买提创立的伊斯兰教，耶稣自称是耶和华的儿子，这肯定瞎扯，邪教无疑。
因此，太平天国运动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文明冲突，即基督文明与中华文明（儒教）的冲突。
当然，阶级矛盾是一直存在的。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1929年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后，蒋介石非常关心历史，指出要教育年轻人有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意识，他对有关部门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立刻为太平天国正名，以告慰一直崇拜天王洪秀全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
于是，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即于当年（1929）就《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函请内政部，教育部参考酌办，不久正式出台规定“嗣后如有记述太平史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应之名称”。
常凯申是以曾国藩为楷模的。动不动就叫手下的人要学曾国藩。
而常凯申这么做，是因为孙中山是抓住了太平天国运动中好的一面，就是杀清妖。
太平天国的口号是，爷哥朕幼杀清妖！
孙中山《招降满洲将士布告》：
彼满洲以五百万民族陵制四万万汉人，而能安卧至二百 六十年者，岂彼之能力足以致之，徒以中国人不知大义、为 之效力、自戕同种，故满洲人得以肆志耳！试观满洲入关以来，每遇汉人起义，辄用汉人剿平，杀人盈野，流血成河，皆 汉人自相屠戮，而于满人无所损。……
上面一文就专门突出了民族矛盾。也正是这个时候有什么汉地18省之类的说法。到了后来也不提汉这个词，而是强调中华民族这个问题。
而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用教员的评价来说，还是在于曾国潘的那篇檄文所讲的一样。
洪秀全起事，发了三篇檄文：
就是《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这三篇檄文，主要内容只是三点：
一是指责清廷是满族人所建立的，是胡人、是夷狄，痛陈剃发易服之恨；
二是赞美史可法、瞿式耜等抗清英雄；
三是洪秀全是耶稣娃的弟弟，就是爷哥朕幼中的朕，世人都应该响应太平军起义来推翻清朝。
曾国藩则针对性的发表了《讨粤匪檄》。
这篇檄文精华之中的精华，它对夷狄之辨绝口不提，对于满汉矛盾压根不谈。而是打出文化牌。它说太平天国是邪教，是邪教针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战争。它所说的“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上上下下都可以称兄弟这种做法，是将中华文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颠倒了。
曾国藩的这篇檄文，让太平天国失去了很多支持。
太平天国转型失败，内部自爆而灭亡。如果东王不死，转型成功，并且成功北伐，现在就不存在满族“同胞”了。太平军一贯的作风是“严种族之辨”，一旦攻破满城，不接受满洲人投降，尽诛之。
至于满清苟活到1911，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强给它续命。太平天国虽亡，却扫荡了南方，打烂了满洲人的殖民统治，野猪皮政权已是摇摇欲坠。但是，西方列强不会任由野猪皮垮台，因为野猪皮是最好的奴才，扶持野猪皮，利于西方列强吸血。所以，西方列强向野猪皮输血：不仅帮助野猪皮攻击太平天国，甚至还亲自上马，参与了战争，之后又给予巨额贷款，还帮忙管理海关，极大缓解了野猪皮的财政危机。如果没有列强帮忙，满洲灭亡太平天国之后，它自己撑不了多久，财政危机会从根本上压垮它，就如大明亡于财政。
可以这样讲：西方列强与野猪皮都是奴役中国的殖民统治者。谭嗣同就说了：我们汉人是野猪皮的奴隶，野猪皮是西方列强的奴隶，所以汉人是奴隶的奴隶。
孙中山《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彼满洲以五百万民族陵制四万万汉人，而能安卧至二百 六十年者，岂彼之能力足以致之，徒以中国人不知大义、为 之效力、自戕同种，故满洲人得以肆志耳！试观满洲入关以来，每遇汉人起义，辄用汉人剿平，杀人盈野，流血成河，皆 汉人自相屠戮，而于满人无所损。举其大者，如嘉庆年间汉人王三槐等举义，四川、湖南、湖北、陕西诸省相继响应，满洲政府势垂危矣，八旗之兵望风奔溃，禁旅驻防皆不可用；乃重用绿营，招募乡勇，于是汉人杨遇春、杨芳等为之效力，屠戮同胞，死者亿万，川、湖、陕诸省遂复归于满洲主权之下。又如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自广西，东南诸省指顾而定，西北则张乐行等风驰云卷，天下已非满洲所有，其督师大臣赛尚阿、和春一败涂地，事无可为；及汉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练湘军、淮军以与太平天国相杀，前后十二 年，汉人相屠殆尽，满人复安坐以有中国。凡此皆百年来事， 我父老子弟耳熟能详者也。汉人不起义则已，苟其起义，必非满人所能敌，亦至明矣。所最可恨者，同是汉人，同处满洲政府之下，同为亡国之民，乃不念国耻，为人爪牙，自残骨肉。彼杨、曾、胡、左、 李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祖国既将存而复亡，使其同胞既将自由而复为奴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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