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和评价贡萨罗和“光辉道路”组织？

把贡萨罗的经历换算到中国，大约是这样的效果：

1921年tg建党，在共产国际建议下进行反军阀斗争。这之后共产国际没有帮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而是推动国民党和tg以和平斗争的方式结束军阀政权，同时英美日等列强也在进行类似的活动，而作为tg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也接纳了共产国际的主张。

tg当中有个叫瞿秋白的年轻人，受过很好的教育，并且在党内担任要职，对陈独秀执行的“右倾”路线不满，坚决主张搞暴力斗争，同时党内也有不少人被瞿秋白的主张所吸引。

1930年，瞿秋白同陈独秀领导的党组织决裂，带着罗登贤、柯庆施等人另立新党，并称呼陈独秀领导的tg为“修正主义”，苏联和共产国际也不免遭责。外界一般把瞿秋白领导的新党叫做“红太阳运动”。

整个三十年代，陈独秀及其门徒把持的“修正主义”中央自始至终没有武力反抗过军阀政府，瞿秋白的“红太阳运动”也主要在高校发展组织，号称“要重建一个排除修正主义的党”，没有搞出值得一提的游击战争，倒是一贯道组织了规模较大的“关云长运动”武装公开对抗军阀政府。

在1930-1940年的这段时间里，瞿秋白一直致力于树立自己作为党的领袖的绝对地位，要求“红太阳运动”成员对他绝对服从和崇拜，并同国内外的各路“修正主义”势力划清界限。

1940年在美日监督下北洋军阀结束军事独裁，举行全国大选，陈独秀、张闻天等人领导下的“修正主义”tg同国民党一道参加大选。而“红太阳道路”则拒绝参选，反而发动武装斗争，派人烧毁投票站，同时瞿秋白本人也突然“失踪”。

这之后，“红太阳运动”广泛地在农村和城市执行“消灭剥削者”的行动，多次暗杀受人嫉恨的土豪、劣绅、奸商乃至各级官员。在进行大选的日子，他们会把死猫死狗吊在显眼的地方以表示对当局的警示，并且多次袭击美日等“帝国主义”或苏联这样“修正主义”国家的大使馆。

“红太阳运动”没有建立起明确的根据地，只是在中国各地农村流动作战。虽然活动范围多达十几省、人数最多时号称有20万的“人民游击军”（考虑人口比例的换算），但基本没有野战能力，主要经济来源则是鸦片贸易和绑票勒索。

在英国、法国、巴西等国家也有一些小规模的“共产主义”组织宣布以瞿秋白的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实际人数还不如这些国家的道家文化爱好者（当然后者也多不到哪去）。

1940年选举出来的罗隆基“文人政权”对“红太阳运动”毫不手软，政府军警以残暴的屠杀和强制驱离对待可能的“赤匪同情者”，甚至四处建造集中营，一度也把相当多贫苦农民确实逼到“红太阳运动”一边，上百万人死于对“红太阳运动”的镇压当中。

面对政府军的武力威胁，“红太阳运动”也开始变得神经质，1943年他们在广西一连杀害了1500名平民（按人口比例，同上），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儿童，这之后他们在烧杀政策当中越陷越深，日益失道寡助。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对丈夫的固执不满，1948年被迫自杀。

1950年金璧辉高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在美日等国派出的顾问支持下向瞿秋白的“红太阳运动”重拳出击，在政策上一反罗隆基政府的强硬转为怀柔，民国对红太阳运动的镇压走上“正规”。

1952在北京一处四合院秘密开会的瞿秋白被警方逮捕，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而有效镇压“红太阳运动”的金璧辉在1955年以70%得票率连任总统。在坐了30年牢后，年逾耄耋的瞿秋白于1981年瘐死狱中。

瞿秋白入狱后柯庆施继续领导“红太阳运动”，1959年也不免入狱，残余的“红太阳道路”组织四分五裂，很多沦落为纯粹的毒贩土匪，只有闽西一带还有几千人在坚持“革命理想”。

那些位于西方的“红太阳小组”则依然在自娱自乐，发文捍卫“瞿秋白主席”直至今日。

这样的一个“红太阳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有多大意义上的“革命价值”，就请各位看官自行裁量。

从大历史角度来看。

“光辉道路”是秘鲁左翼势力发展到最高点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它衰败的开始。

第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没有土壤，怎么会产生呢。

就像大量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只可能在伊斯兰国家存在。

不可能在日本这样的没几个伊斯兰的国家凭空冒出来大量的伊斯兰组织。

光辉道路这样的极左组织，也只有在存在大量激进左派人士的国家才会出现。

事实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秘鲁就开始有成组织的左派组织活动。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政经学军里，已经有大量左翼人士存在。左派政治家，国企集团，左派学者，左派军人，早就成为一个网络。

整个秘鲁的政治经济措施，有越来越左的趋势。

1968年，秘鲁军人贝拉斯科发动政变。

他上台之后，开始了激进的左翼改革（是不是对军人不搞右翼有些奇怪）。

包括大规模的土地没收和农业集体化，大规模的国有化，没收外资企业。

但他的改革，带来的结果是经济停滞，通胀高企。

显然是搞不下去了。

1975年，他被军队里的同僚赶下台。

但他的很多政策依然延续了十几年。

后续的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文官政府，都是小修小补，甚至干脆走回头路。

因此经济发展继续失败。

搞到上世纪80年代，秘鲁经济失败到这种程度。

1986年能买一栋房子的钱，1990年只能买1只牙膏。

从1988年到1994年，上百万秘鲁人离开了秘鲁。

而光辉道路，则是连贝拉斯科这样已经算是很左的路线都看不上，认为不够彻底的一帮人。

他们最终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

之后的光辉道路的行动，我想大家随便一搜都知道。

完全符合各路极左恐怖分子的活动方式。

使用各种暗杀，爆炸等手段，时常滥杀无辜，参与走私贩毒。

另外，关于光辉道路，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1、光辉道路在农村站住脚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很多农民反感农业集体化。

他们要求重新分地单干，成为一个非常奇怪的联盟。

2、对于土地本来就比较私有的地区。

农民往往强烈反对光辉道路。他们还组织了各种农村自卫队。

这些后来成为滕森反光辉道路的利器。

3、光辉道路打击了秘鲁政府的扫毒行动，因此有些种植古柯叶的农民也支持他们。

当然，光辉道路也因此跟国际毒贩们联系密切。

里面显然有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和卡林贩毒集团。

因为贩毒的高收益，这些古柯种植地区成为要地。

光辉道路还为此跟另一支极左游击队发生激烈冲突。

4、长期的左翼思想熏陶下，其实光辉道路在城市也潜藏了不少支持者。

这也是他们能长期在首都利马立足。成功制造各路恐怖袭击的群众基础。

5、光辉道路失去民望跟他们活动太过火有直接关系。

比如他们杀害了为城市棚户区居民长期服务的公益组织成员。

他们试图打击一些商业活动，困死城市。后来更是直接把袭击目标定位到住宅区，把左派小清新都赶跑了。

6、不可否认的是，秘鲁政府在镇压过程中，也犯下了不少暴行。

光辉道路的失败跟左翼的失败是一体的。

1990年滕森上台之后。

在军事政治上，大力扶植农村自卫队。这些自卫队往往具有保守的宗教背景。但同时他们也代表农民利益，反对政府官员的很多政策。

同时加紧军事打压，出动大量正规军围剿。

经济上，进行了比较彻底的自由化改革。

秘鲁的经济形势大为好转。

大量无业游民和贫苦农民，进入城市打工。

光辉道路的空洞许诺，越来越像一个笑话。

1992年，贡萨罗被捕之后。光辉道路就每况愈下了。

现在已经早就不成气候。

而再想重复一次左翼兴起的历史。

已经吃过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炸弹恐袭，既匮乏又动乱日子的秘鲁人。

怕是没那么容易。

毕竟就连左翼小清新都吃不了贡书记的厚礼。

这个帖子发表于9月底，我今天依然坚持里面的结论。不过从那时以来，秘鲁国内关于与贡萨罗有关的活动新闻，又有了两则消息，在此简要介绍下。

10月4日，国外一个立场倾向于贡萨罗派的网站报道了一则新闻，标题为：”秘鲁共在秘鲁进行武装鼓动和宣传行动“。报道指出在秘鲁拉埃斯佩兰萨区特鲁希略，秘鲁共的旗帜被竖立在一片碎石之前，旁边海报上的口号是：”如果他们继续威胁Party的群众，他们就会被消灭。Party有千眼千耳。秘鲁共万岁！“

该网站认为，这一事件是“秘鲁共在秘鲁进行武装鼓动和宣传行动”。

我认为，在纪念贡萨罗在秘鲁国内已经被统治阶级宣布为“大逆不道”之时，有人勇敢的公开纪念贡萨罗，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想这个事件本身并不能称得上是什么“武装鼓动”。还要必须注意的是，该事件是在贡萨罗去世之前好几个月发生的，和纪念贡萨罗去世无关。

另外一则是秘鲁当地媒体报道，有人在秘鲁纪念贡萨罗而被拘捕。这件事被发到知乎上以后，便被一些人认为是纪念者“显然是秘鲁共的支持者”。但是，只要查看原文就可以看出，示威者的口号和诉求是“修改宪法、关闭国会和国有化天然气行业”，并要求为贡萨罗修建陵墓。

但是，稍微关注贡萨罗的斗争和实践的人都会理解，贡萨罗的思想是通过人民战争打倒秘鲁旧秩序，建设新社会；而不是抽象的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兜圈子。有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所谓“修改宪法、关闭国会和国有化天然气行业”更多的是从改良角度提出的诉求（但是不一定是改良主义，革命派也可以提出这些要求）。坦率地说，我不相信秘鲁共成员如果打算去利马公开宣传的话，会提一些不疼不痒的口号，而不是高呼“人民战争万岁”的。本人不懂西班牙语，尽管努力寻找后续报道，但是没发现秘鲁当地媒体跟进。另外这件事尽管被资产阶级媒体广泛报道，国际贡派却对此事件均表述沉默，也是比较耐人寻味的。相反的是，秘鲁拉埃斯佩兰萨区特鲁希略的事件则被得到广泛报道。

顺表将新闻原始链接提出，有兴趣读者可查询：

Policía detiene por apología del terrorismo a sujetos que hacían homenaje al terrorista Abimael Guzmán [VIDEO]

总体来说，我认为自己下面的原始发言放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从主观情感上来说，自然是希望秘鲁真正的革命者力量能够越来越强，走出近三十年来的低迷态势。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在分析研判具体情况时候，就可以放弃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场。

“但是在秘鲁，笔者恰恰未见任何悼念、纪念贡萨罗主席的群众活动的报道。有人可能说，这是秘鲁的“白色恐怖”所致。但是无论是在印度还是菲律宾，甚至在斗争规模小得多、国家机器更加强大的土耳其，当地革命者也往往能够冲破统治者设置的阻碍，举行纪念烈士的活动。这背后的情况，值得有心人进一步思考。”

个人认为，贡萨罗作为国际共运低潮时期反潮流的英雄、勇敢同黑暗反动势力作斗争的战士，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角色，类似于二十世纪初期的罗莎 卢森堡。

在1976后，国际共运遭遇重大挫折，贡萨罗能够在至暗时刻振臂一呼，点起希望的火炬，同菲共、印度革命派一样在最看不见希望的八十年代坚持斗争，无论如何是无可抹杀的伟大功绩。

然而，资产阶级反动媒体泼脏水，让人恶心，不加分析，全盘否定，甚至把英雄的所有论点绝对化、夸张化，同样是讽刺至极的（毛主席有云，”我的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一句顶一万句是荒谬的““大树特树，究竟树谁呢？名曰树我，实际上树何人？”（大意））。

之前知乎上就有所谓贡萨罗派宣传什么”国际大部分MLM组织都接受了贡萨罗主席普遍性的贡献“云云，甚至夸张的捧为”世界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的确，国际上的贡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巴西共（红）和秘鲁人民运动（这个组织可是视为秘鲁共在国外的派出机构或者同情者组织），此外还有欧美一些小团体对于贡萨罗进行了我认为夸张的颂扬：

直到最后一刻，贡萨洛主席还是地球上最伟大的MLM者，秘鲁共和秘鲁革命的伟大领袖，世界革命的领袖，共产主义者的导师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
我们敬爱的主席可能身体已经死亡，但他无所不能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并继续其不可阻挡的胜利行军。在秘鲁人民和坚持人民战争的秘鲁共身上，每时每刻都在粉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梦想。”“

不过贡派也承认，秘鲁革命被“军头干扰了”，“目前正在重建”（实际上夸张一点的是，秘鲁“非军头”的“真”秘鲁共的活动早已经极为罕见，维基百科词条认为“军头组织”就是秘鲁共相关武装组织中目前唯一还在活跃的一支），但是在秘鲁，笔者恰恰未见任何悼念、纪念贡萨罗主席的群众活动的报道。有人可能说，这是秘鲁的“白色恐怖”所致。但是无论是在印度还是菲律宾，甚至在斗争规模小得多、国家机器更加强大的土耳其，当地革命者也往往能够冲破统治者设置的阻碍，举行纪念烈士的活动。这背后的情况，值得有心人进一步思考。

不言而喻，不是每个赞扬贡萨罗的组织都是“贡派”。否则，菲共、阿富汗共（毛）也是“贡派”了，为什么会被一些人骂“丑恶嘴脸”、“到了开除MLM组织资格边缘”呢？这些人当然也是绝对不会承认菲共、阿富汗共（毛）和他们是思想观点一致的。

就贡派的观点而言，他们特别强调贡萨罗主席的贡献主要是：

一、各国革命都要产生伟大领袖和指导思想,二、:"世界革命已经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三，“人民战争普适性”。“人民战争直到communist”，四，“同心圆建设”，先锋队“军事化建设”，云云

遗憾的是，国际大多数较有影响力MLM组织（可见）对于以上几点，在悼词和声明中均未予提到。他们对于贡萨罗的基本评价大多超不出“秘鲁革命领袖”这个范畴。

印共毛声明中写道：

贡萨洛同志走的是Mao领导下的CPC发展的持久人民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 1969年，贡萨洛同志在GPCR的鼓舞下，正确地拒绝修正主义，与11位同伴组成秘鲁光辉道路共。 1980年5月...光辉道路游击队在对抗代表秘鲁反动和反革命统治阶级的秘鲁政府武装力量的斗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
...
贡萨洛同志领导的秘鲁共与一些国家的革命共特别是MLM政党组成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当时秘鲁共l领导的RIM（此处疑似有歧义）以不同形式团结起来，帮助秘鲁和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 RIM 把毛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综合为毛主义，并宣布其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和更高阶段...
通过发展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和综合方法，贡萨洛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贡献。贡萨洛同志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宝贵经验和马列毛主义理论运用到秘鲁的具体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中，推进了秘鲁的革命运动和人民战争。毛同志关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这一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新民主革命的目标之一的概念和认识，在秘鲁的背景下得到了更具体的界定。 贡萨罗同志对秘鲁新民主革命和人民战争的贡献被秘鲁共产党以”贡萨洛思想：进行宣传。

本人视力的确不好（有点近视），不知道视力好的网友们能否从中读出印共毛承认“人民战争普适性”、“伟大领袖”、“军事化先锋队”一类观点来。

TKP ML（中委会），尽管这个组织之前曾多次和一些贡派组织联合发表声明，这次则在声明中开头写道：“秘鲁革命的领袖冈萨洛同志不朽！”而不是什么“世界导师”。

TKP ML（组委会）则写道：

古兹曼博士一生都在为无产阶级服务，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
...
贡萨洛同志是最早倡导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并将毛同志对无产阶级科学的贡献视为马克思主义新的更高阶段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之一。

希腊共（ML）声明的标题是：

“向秘鲁communist革命领袖阿比玛尔·古兹曼致敬！”

再来看菲共的声明：

对于秘鲁革命领袖曼努埃尔·鲁本·阿维马埃尔·古斯曼·雷诺索，即著名的贡萨罗主席——秘鲁共的建立者和领袖的逝世，菲律宾共向秘鲁的工人、农民以及所有被压迫阶级和阶层致以最深切的同情。...
尽管菲律宾共并不完全赞同贡萨罗及其追随者提出的想法，但我们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的发展和捍卫理应被承认。他为秘鲁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以及他们要求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愿望，献出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并牺牲了生命。

阿富汗共（毛）的评价是：

Gonzalo 和他领导的政党于 1980 年代初在秘鲁发动了人民战争。...秘鲁人民战争加强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并得到广泛应用，破坏了旧的压迫性社会关系，建设了新的、解放的社会关系。以CP为领导的秘鲁人民战争，在全球弘扬MLM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共产主义的斗志，大大提高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革命威望。
...
此外，由贡萨洛总统领导的秘鲁共产在 1986 年党代表大会文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文件承认毛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第三阶段。这是通向 1993 年 RIM 扩大会议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会上通过了“马列毛主义万岁”文件。

印共（ML-新民主）写道：

CPI (ML)-新民主向秘鲁革命运动领袖 Abimael Guzman（俗称冈萨洛同志）的革命记忆致敬...这也是一个借鉴秘鲁共（光辉道路）领导的革命战争经验的机会，吸收积极的东西并从消极的东西中吸取教训。 现在是共义革命者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的时候了。
CPI (ML)-新民主向贡萨洛同志致敬，誓言要为印度的新民主革命加紧斗争。

总而言之，贡萨罗在发动秘鲁人民战争，认识并定义Maoism方面的，是得到国际革命运动广泛认可的。他也是当之无愧的国际无产阶级战士。但是，超出这个方面，甚至把所有纪念贡萨罗的组织都有意歪曲成“贡萨罗派”，甚至暗示这些组织都接受一些明显宗派主义甚至荒谬的东西，就是不那么诚实的手法了。

一般而言，用“光辉道路”就是美帝、震旦等资产阶级媒体话术，言下之意无非“恐怖分子罪有应得”，中性化概念应使用秘鲁共。

贡萨罗主席就读于圣奥古斯丁国立大学社会研究系，哲学和法律学双学位，论文题为《论康德关于空间的理论》《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政权》。在早期他受到秘鲁共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的影响，曾于1965年访问中国。1980年正式领导秘鲁革命武装斗争，直到90年代面对内忧外患和世界局势的变化，内部也不可避免有错误发生，被捕入狱，监禁29年，始终坚持MLM信仰。在看不到光的地方，有这种数十年一日的恒心毅力，值得尊敬。

印共（毛）在不久前发布的声明表示：

印共（毛）向全世界的工会、进步-民主势力和人权组织呼吁，举行争取释放年迈的秘鲁共产主义领袖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博士（别名贡萨罗）的行动。
在星期三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发言人阿拜同志说，年迈的秘鲁共产党领袖贡萨罗已经被与美帝国主义者勾结的秘鲁买办政府关押了29年。
他被关押在戒备森严的监狱之中，29年来遭受着心理上的折磨。监狱拒绝向他提供医疗和其他基本的设施。他说，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贡萨罗站在反对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为秘鲁被压迫人民而战斗，领导秘鲁革命运动。

诚然，由于组织内部在某些时期的路线存在不合理、秘鲁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如藤森政府武装运动、资产媒体故意或无意间抹黑等等，秘鲁共存在各种负面新闻。有部分是事实，如果是组织的错误需要总结教训、进行惩戒；但很多并未发生过，要么是张冠李戴，要么是宣传战。

——这里补充日本左翼运动史的一个侧面略作说明：

社會學家安藤丈將的研究指出，日本警察調整策略，與傳媒聯手，營造警察的專業和親民形象，同時建立新左翼「過激派」的印象。國家機器武力升級，擴大機動隊、防暴和公安，展開全面鎮壓，甚至製造假案，得到輿論支持。政府也趁機提出新法制，專門對抗抗議分子。被捕者會被拘留在「待用監獄」二十三日（而且很容易延長），其間猶如人間蒸發，只能間中見律師和家人，訊問時間可以達至一日十二小時。審訊程序冗長，每月上庭一次，控方可以在無事前通知下呈上新證據。赤軍領袖塩見孝也被捕後，隨即被拘留十八個月。如此體制的用意，就是要磨滅嫌疑人的意志，使其屈服，達至百分之九十九的入罪率。

来点B乎喜欢看的特色论文：

1980 年“光辉道路”已经宣称其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并且领导人古斯曼多次到苏联和中国学习也得到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支持。为了表示与之不同，坎波斯选择到古巴学习游击队的革命斗争经验，于是使“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的思想主张更倾向于格瓦拉主义，把模仿古巴革命的成功经验进行革命斗争作为范例。除此之外在国际上，八十年代苏联在冷战中已经处于劣势地位，并且随着斯大林模式弊端的逐渐显露和国内改革的失败，坎波斯和卡托列尼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于民主和计划的认识存在严重不足，但是古巴革命的成功经验自六十年代以来已经适应了美洲的革命形势，可以作为他们的学习对象。第三，早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之初的五六十年代，游击队作为古巴革命的斗争形势在美洲曾掀起热潮，“游击中心论”可谓是美洲革命的第一个巅峰，也是美洲少有的对抗帝国主义成功的革命，坎波斯在到古巴调查学习期间也获得了古巴革命力量的支持，不论是革命理论上还是武装力量方面，他们的团队初期发动袭击活动很多都是由古巴人策划并且帮助实施的。
虽然受格瓦拉主义影响大，但是“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也没有完全照搬格瓦拉主义，他们采取了格瓦拉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大陆革命论”和“游击中心论”的一部分内容，并且把格瓦拉本来提倡的伦理价值观极端化。再加上马克思初期在《莱茵报》工作时针对德国的情况时所提倡的通过革命改变现状，进行政治解放从而达到解放人类的革命思想。把以上几种思想嫁接在一起，就成为“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坎波斯提出要把“游击中心论”放在革命中心的位置上，要按照格瓦拉主张的方式，通过最初的几次重大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过来，支持和参与他们的革命。并且为了展示与“光辉道路”的不同，坎波斯提出“城市中心论”在城市尤其是秘鲁的首都利马为中心，发起一些大型的袭击组织，袭击对象主要是秘鲁的政府高官和成功企业家，还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
1989 年领导人坎波斯被抓越狱之后“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的两位领导者的思想开始转变，不再完全针对“敌对势力”，也在一些袭击活动中伤害平民，九十年代之后，藤森政府上台，对秘鲁国内的游击队组织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打压措施，并把当时秘鲁社会的两个游击队组织，即“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一同归为犯罪组织，在当时几个秘鲁热销的报纸上大量篇幅报道他们的袭击活动和造成的损失，并在国内展开搜捕组织的领导人和成员。藤森的铁腕政策很快便取得了成效，1992 年坎波斯和卡托列尼的妻子先后被捕入狱判处终身监禁，在这之后“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就彻底的背弃了自己先前的革命主张，卡托列尼开始策划在各大城市搞无差别的恐怖袭击，爆炸、枪杀伤及平民的事件越来越多，在利马甚至其发源地库斯科省城区都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引起人民的抗议。最终在 1996 年发起日本大使馆人质事件后走向衰败。

震旦媒体方面，广义的南方系显著高于某球系。

对于贡萨罗主席的更高等级理论是否认可，则是可以求同存异而非强行宗派主义的问题；贡萨罗主席本人，一直保持着革命者的谦逊。

我认为恐惧和缺乏恐惧构成了一对矛盾。关键是要拿起我们的意识形态，释放我们内心的勇气。是我们的意识形态让我们勇敢，给了我们勇气。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死亡？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知道生命总有一天会结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坚信其他人将接过我所承诺的工作，并将继续下去，直到他们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我认为，归根到底，最可怕的恐惧就是不相信群众反而相信你自己是不可或缺的，是世界的中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前进是必然的。

最后为贡萨罗主席献上一曲国际歌。

贡萨罗主席作为秘鲁革命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战士，永垂不朽。

“光辉道路”是新人民军系菲共、印共毛派、阿共毛派和土共马列派的国际统一战线战友。

在贡萨罗去世的时候，这几家是对其给予最高的纪念和评价的。

当然，一些议会共产党对其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例如南非共产党：

朱祥忠，1932年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1953-1954年，就读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1955-1960年，留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1960进入外交部工作；1969-1975年在中国驻古巴使馆任三秘、调研室主任；1980-1985年在中国驻古巴使馆任政务参赞；1985-1988年在美大司任主管拉美事务的副司长；1988-1990年任中国驻秘鲁大使；1990-1995年任中国驻智利大使。

　　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交流基金会理事等职。

　　朱祥忠大使是位与拉丁美洲结下不解之缘的外交官。在古巴，他目睹了美军入侵格林纳达和古美之间的较量；在智利，与“军事强人”皮诺切特有过近距离交往，亲历了极左分子向中国大使馆投掷炸药包的恐怖袭击……在朱祥忠看来，外交官决非仅仅是衣冠楚楚出入各种盛大场面的“头面人物”，他们有时与危险仅一步之遥。

　　“1987年，陪同吴学谦外长访问秘鲁、厄瓜多尔和智利，对我而言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朱祥忠对记者说，当吴外长一行到达秘鲁首都利马时，他临时坐上了吴外长的“主车”。这段经历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机场没有举行欢迎仪式

　　1987年6月，吴学谦国务委员兼外长在访问了肯尼亚、科特迪瓦等非洲七国后，经停西班牙马德里，转道去秘鲁、厄瓜多尔和智利三国访问。时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主管拉美事务副司长的朱祥忠，由北京出发赴马德里，陪同吴外长访问。

　　6月7日中午，飞机到达秘鲁首都利马。朱祥忠说，“当时飞机没有降落在利马国际机场，而是降落在了离国际机场非常近的一个军用机场。仅此一点，就让我立即警觉了起来。”没有整齐的列队欢迎，只见秘鲁外长瓦格纳匆匆把吴学谦外长和翻译接走，中国驻秘鲁大使杨迈低声和朱祥忠说，“我们不进贵宾室了，直接上车进城。”

　　“我看到停在面前的车辆两侧挂着中国和秘鲁两国国旗，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和杨迈大使要给吴学谦外长做‘掩护’。因为这车原本应是吴外长乘坐的主车。”上车后，面对秘鲁司机，朱祥忠和杨迈心照不宣，一路无语。主车前有开道车、后有护卫车，一路浩浩荡荡开进利马市区。朱祥忠看到，每个街口都布置了军用坦克和装甲车，沿途军警荷枪实弹，气氛异常紧张。到市中心后，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在利马城内最豪华的希尔顿旅馆门前，这是代表团原本下榻的地点。但此时车队经过旅馆门口径直前行，待绕了一大圈后，车队最终在海军俱乐部内停住。此时，吴外长已端坐于客厅内。

　　“秘鲁方面和我们使馆先后得到情报，秘鲁反政府组织‘光辉道路’准备制造一起国际事件，将吴外长一行作为‘行动目标’。因此，秘鲁方面提出，从吴外长的安全考虑，代表团改住海军俱乐部，所有访问日程也全部改变。”

　　为保密起见，保留希尔顿旅馆住房。让吴外长换车，早一步离开机场，走近路直达海军俱乐部。

　　朱祥忠大使告诉记者，“1976年国内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外一些‘左派’政党，认为‘中国变修了’、‘资本主义复辟了’，将矛头直指中国。”当时的“光辉道路”组织，就是从秘鲁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极左派，他们搞恐怖活动，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毫无共同之处。朱祥忠在秘鲁工作期间，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就被炸弹袭击两次，万幸的是并无人员伤亡。

　　“到秘鲁来搞‘地下活动’”

　　第二天，利马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标题几乎都醒目地写着：“中国外长失踪了！”，当地记者无法找到吴外长采访。此后几天，出于安全考虑，吴学谦在秘鲁的行程也全部改为当日临时决定。吴外长说：“没想到，革命几十年之后，还要到秘鲁来搞‘地下活动’。”

　　朱祥忠对记者坦言：“坐在吴外长的主车上，要说一点儿都不害怕，那是假话。如果当时‘光辉道路’组织采取军事行动，就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去秘鲁前，我对那里不稳定的局势已有思想准备，却没想到最终会出现这种情况。”

　　此后，在会谈中，秘方提出希望我方在新闻公报中谴责“光辉道路”组织。但经磋商后，我方明确表态：众所周知，中国同该组织无任何联系，“光辉道路”问题毕竟是秘鲁内部事务，中国方面不便于说三道四。在得到秘鲁方面的理解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遂在新闻公报中作了如下表述：“在谈到恐怖主义问题时，瓦格纳外长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世界各地出现的这种不健康的暴力行为。吴学谦外长表示，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世界上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各国内部事务可以通过国内政策予以解决。”(王乐)

http://www. chinaqw.com/lxs/xzfc/20 0908/04/1742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