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否应该将患有精神疾病作为让犯人（包括轻，重刑犯人）量刑减免的考量和依据？
这个问题触及到了刑法与精神健康交织的复杂领域，在不同的文化、法律体系和伦理观念下，都有着不同的看法和实践。简单来说，是否应该将精神疾病作为量刑减免的考量和依据，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需要细致地权衡各方因素。
支持将精神疾病纳入量刑考量的理由：
追溯与惩罚的根基——主观恶意与责任能力： 刑法的核心之一在于追究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于精神疾病严重扭曲了其对现实的认知、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甚至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那么将他与一个心智健全、有预谋地实施犯罪的人同等对待，在道义上和法律逻辑上都存在疑虑。精神疾病可能削弱甚至剥夺一个人的责任能力。
人道主义与社会公平： 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对遭受精神疾病折磨的人施加与正常人相同的严厉惩罚，可能是不公平的。这相当于在已经存在的痛苦之上，再施加社会性的惩罚，而这种痛苦并非其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社会本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去帮助和矫正那些因疾病而偏离正轨的人，而不是一味地排斥和惩罚。
矫正与再犯预防的有效性： 对于许多精神疾病患者而言，传统的监禁刑罚可能无法解决其根本问题。监禁环境甚至可能加剧某些精神疾病的症状。相反，专业的精神健康治疗、心理康复以及社会支持，可能更有助于其康复，降低再犯的风险。如果一个犯人能通过治疗显著改善其精神状况，从而不再对社会构成威胁，那么减免刑罚，并辅以强制治疗，可能是一种更有效的社会安全策略。
避免“病上加病”的恶性循环： 将患有精神疾病的犯人投入监狱，往往意味着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甚至可能接触到不良环境，导致病情恶化，也可能在狱中滋生新的犯罪心理。这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也增加了长期的社会成本。
区别对待，实现罪刑相适应： 刑罚的目的是惩罚、预防犯罪，同时也要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精神疾病作为导致犯罪的潜在因素，其责任程度与健康者是不同的，因此量刑上的差异也并非不合理。
反对或谨慎对待将精神疾病纳入量刑考量的理由：
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如果将精神疾病作为广泛的量刑减免理由，可能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如何界定“精神疾病”的程度，如何判断其对犯罪行为的“影响程度”，这些都可能成为争议的焦点，增加司法运作的难度，并可能被滥用。
潜在的滥用风险与“精神病豁免”的争议： 历史和现实中都存在罪犯利用“精神病”作为脱罪或减刑的手段的情况。如果门槛过低或界定不清，可能会导致一些本应承担法律责任的人逃避惩罚，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公众可能会认为这是对受害者不公平，对犯罪行为的纵容。
对社会安全感的冲击： 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以及普通民众而言，一个犯了罪的人，即使有精神疾病，也需要受到惩罚。如果因为精神疾病就可以大幅度减刑，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安，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够保护。
执行上的挑战： 监狱并非是精神病院。在监狱环境中，如何为数量庞大的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专业、持续、有效的治疗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强制治疗的有效性、周期、以及在刑满后如何衔接社会支持，都充满了未知数。
责任与疾病的界限模糊： 许多精神疾病并非是简单的是或否的界定。很多时候，精神疾病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和冲动控制能力，但尚未达到完全丧失辨别能力或控制能力的程度。如何在这些灰色地带做出判断，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量刑依据，是极其困难的。
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与污名化： 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误区和污名化。过度强调精神疾病的“免责”作用，可能反而加剧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恐惧和排斥，形成新的社会问题。
具体的考量与实践方式：
在大多数现代法律体系中，精神疾病确实是影响量刑的一个因素，但其作用和形式是复杂且多样的：
1. 刑事责任能力评估： 在刑事诉讼初期，特别是对重刑犯，会进行刑事责任能力（或称精神状态鉴定）的评估。评估的重点在于被告人在实施犯罪时，其精神状态是否严重到使其无法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完全丧失责任能力： 如果鉴定结果表明被告人因精神疾病而完全丧失了辨认或控制能力，那么通常会判定其“无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将逍遥法外。法律通常会规定强制治疗等措施，以保护社会。
部分丧失责任能力： 如果鉴定认为被告人精神疾病对其辨认或控制能力有影响，但并非完全丧失，那么这可以作为量刑时酌情考虑的情节，可能导致刑期的减轻。
2. 量刑情节的酌情考虑： 即使精神疾病没有达到完全或部分丧失责任能力的程度，法官在量刑时也可能将其作为酌情从轻的情节来考虑。这涉及到对被告人犯罪动机、犯罪过程中的表现以及其社会危险性等进行综合评估。
3. 刑罚的执行方式调整： 对于有精神疾病的罪犯，即使判处了刑罚，其执行方式也可能与普通罪犯不同。例如，可能优先安排在条件允许的监狱医院接受治疗，或者在判决中明确要求配合精神康复治疗。
4. 不同罪行和不同刑罚的区分： 对于轻微犯罪和重罪，对于死刑、无期徒刑和短期监禁，对精神疾病的考量可能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在考虑是否适用死刑时，精神状况的评估往往更为审慎。
总结来说：
将患有精神疾病作为量刑减免的考量和依据， 不应该被简单地“是”或“否”来回答。 它是一个需要精细操作的领域，核心在于 平衡司法公正、人道主义、社会安全以及犯罪预防。
关键在于“程度”和“影响”： 核心问题不在于犯人“有”精神疾病，而在于精神疾病的“程度”如何影响了其对自身行为的认知、控制能力，以及这种疾病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多密切。
司法鉴定是关键： 专业、客观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是做出判断的基础，也是避免滥用的重要保障。
刑罚执行的配合： 量刑减免不等于“放纵”，而往往需要配套强制治疗、社区监管等措施，确保社会安全。
公众认知与社会支持： 提升社会对精神疾病的科学认识，减少污名化，建立更完善的精神健康服务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补充。
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法律体系都承认精神疾病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并将其纳入量刑的考量范围，但通常是以一种审慎、严格、且有明确鉴定依据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无限制的“宽恕”。 最终的目标是，在保障社会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体现司法的公平和人道关怀。
支持将精神疾病纳入量刑考量的理由：
追溯与惩罚的根基——主观恶意与责任能力： 刑法的核心之一在于追究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于精神疾病严重扭曲了其对现实的认知、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甚至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那么将他与一个心智健全、有预谋地实施犯罪的人同等对待，在道义上和法律逻辑上都存在疑虑。精神疾病可能削弱甚至剥夺一个人的责任能力。
人道主义与社会公平： 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对遭受精神疾病折磨的人施加与正常人相同的严厉惩罚，可能是不公平的。这相当于在已经存在的痛苦之上，再施加社会性的惩罚，而这种痛苦并非其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社会本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去帮助和矫正那些因疾病而偏离正轨的人，而不是一味地排斥和惩罚。
矫正与再犯预防的有效性： 对于许多精神疾病患者而言，传统的监禁刑罚可能无法解决其根本问题。监禁环境甚至可能加剧某些精神疾病的症状。相反，专业的精神健康治疗、心理康复以及社会支持，可能更有助于其康复，降低再犯的风险。如果一个犯人能通过治疗显著改善其精神状况，从而不再对社会构成威胁，那么减免刑罚，并辅以强制治疗，可能是一种更有效的社会安全策略。
避免“病上加病”的恶性循环： 将患有精神疾病的犯人投入监狱，往往意味着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甚至可能接触到不良环境，导致病情恶化，也可能在狱中滋生新的犯罪心理。这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也增加了长期的社会成本。
区别对待，实现罪刑相适应： 刑罚的目的是惩罚、预防犯罪，同时也要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精神疾病作为导致犯罪的潜在因素，其责任程度与健康者是不同的，因此量刑上的差异也并非不合理。
反对或谨慎对待将精神疾病纳入量刑考量的理由：
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如果将精神疾病作为广泛的量刑减免理由，可能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如何界定“精神疾病”的程度，如何判断其对犯罪行为的“影响程度”，这些都可能成为争议的焦点，增加司法运作的难度，并可能被滥用。
潜在的滥用风险与“精神病豁免”的争议： 历史和现实中都存在罪犯利用“精神病”作为脱罪或减刑的手段的情况。如果门槛过低或界定不清，可能会导致一些本应承担法律责任的人逃避惩罚，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公众可能会认为这是对受害者不公平，对犯罪行为的纵容。
对社会安全感的冲击： 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以及普通民众而言，一个犯了罪的人，即使有精神疾病，也需要受到惩罚。如果因为精神疾病就可以大幅度减刑，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安，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够保护。
执行上的挑战： 监狱并非是精神病院。在监狱环境中，如何为数量庞大的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专业、持续、有效的治疗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强制治疗的有效性、周期、以及在刑满后如何衔接社会支持，都充满了未知数。
责任与疾病的界限模糊： 许多精神疾病并非是简单的是或否的界定。很多时候，精神疾病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和冲动控制能力，但尚未达到完全丧失辨别能力或控制能力的程度。如何在这些灰色地带做出判断，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量刑依据，是极其困难的。
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与污名化： 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误区和污名化。过度强调精神疾病的“免责”作用，可能反而加剧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恐惧和排斥，形成新的社会问题。
具体的考量与实践方式：
在大多数现代法律体系中，精神疾病确实是影响量刑的一个因素，但其作用和形式是复杂且多样的：
1. 刑事责任能力评估： 在刑事诉讼初期，特别是对重刑犯，会进行刑事责任能力（或称精神状态鉴定）的评估。评估的重点在于被告人在实施犯罪时，其精神状态是否严重到使其无法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完全丧失责任能力： 如果鉴定结果表明被告人因精神疾病而完全丧失了辨认或控制能力，那么通常会判定其“无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将逍遥法外。法律通常会规定强制治疗等措施，以保护社会。
部分丧失责任能力： 如果鉴定认为被告人精神疾病对其辨认或控制能力有影响，但并非完全丧失，那么这可以作为量刑时酌情考虑的情节，可能导致刑期的减轻。
2. 量刑情节的酌情考虑： 即使精神疾病没有达到完全或部分丧失责任能力的程度，法官在量刑时也可能将其作为酌情从轻的情节来考虑。这涉及到对被告人犯罪动机、犯罪过程中的表现以及其社会危险性等进行综合评估。
3. 刑罚的执行方式调整： 对于有精神疾病的罪犯，即使判处了刑罚，其执行方式也可能与普通罪犯不同。例如，可能优先安排在条件允许的监狱医院接受治疗，或者在判决中明确要求配合精神康复治疗。
4. 不同罪行和不同刑罚的区分： 对于轻微犯罪和重罪，对于死刑、无期徒刑和短期监禁，对精神疾病的考量可能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在考虑是否适用死刑时，精神状况的评估往往更为审慎。
总结来说：
将患有精神疾病作为量刑减免的考量和依据， 不应该被简单地“是”或“否”来回答。 它是一个需要精细操作的领域，核心在于 平衡司法公正、人道主义、社会安全以及犯罪预防。
关键在于“程度”和“影响”： 核心问题不在于犯人“有”精神疾病，而在于精神疾病的“程度”如何影响了其对自身行为的认知、控制能力，以及这种疾病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多密切。
司法鉴定是关键： 专业、客观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是做出判断的基础，也是避免滥用的重要保障。
刑罚执行的配合： 量刑减免不等于“放纵”，而往往需要配套强制治疗、社区监管等措施，确保社会安全。
公众认知与社会支持： 提升社会对精神疾病的科学认识，减少污名化，建立更完善的精神健康服务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补充。
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法律体系都承认精神疾病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并将其纳入量刑的考量范围，但通常是以一种审慎、严格、且有明确鉴定依据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无限制的“宽恕”。 最终的目标是，在保障社会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体现司法的公平和人道关怀。
网友意见
不应该，刑罚的唯一依据应该是行为造成的危害大小，或潜在危害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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