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对胡适评价不好?
首先，胡适最核心的立场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及他极力倡导的“白话文运动”。这在当时无疑是革命性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言文脱离了口语，晦涩难懂，阻碍了知识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流。推广白话文，就是要把文字“解放”出来，让普通人也能读懂，能够思考。
对于白话文的推崇，很多人是赞赏的。 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这股风潮席卷了整个中国，为现代文学和大众教育奠定了基础。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还停留在咿呀学语读古书的时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速度会慢多少？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过于激进的否定传统： 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而胡适又是其中的旗手。他批判“国民性”，批判“旧道德”，批判“孔家店”。这种全盘否定的姿态，让一些人觉得是数典忘祖，是对中华文明的亵渎。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有其糟粕，但同样有精华，不能因为要革新就一股脑儿地扔掉。胡适的某些言论，比如“打倒孔家店”，就极易被解读为对中国文化根基的攻击。
“实用主义”的疑虑： 胡适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中国传教士。他强调“为人生”，强调“研究问题”，强调“做学问要自己能做”，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和形而上学的思辨。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也很接地气。但问题在于，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国家民族的存亡是头等大事。很多人觉得，胡适的“实用主义”似乎太过温吞，不够“革命”，甚至有些“精致利己”。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在谈“一点一滴”地做学问，很多人会觉得不合时宜，甚至是一种逃避。
对政治现实的态度： 这是胡适评价中最具争议的一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是执政党，而共产党是重要的反对派。胡适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但他与国民党政府的许多重要人物，尤其是蒋介石，有着不错的私人关系，也得到过国民党的不少支持。他的温和派立场，以及对国民党政府的某些“容忍”或“辩护”态度，让左翼人士和共产党人对他非常不满。
“不谈政治”的质疑： 胡适曾说过“我最不赞成的是‘不谈政治’的‘学者’”，但他自己却常常被批评为“回避”或“不深入”政治斗争。在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看来，在那个年代，不积极站队，不明确反对黑暗，就是一种默许，甚至是同流合污。
对国民党的辩护： 在抗战时期，蒋介石政府的统治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腐败、专制。但胡适却相对温和地看待这些问题，他更强调进步的缓慢性和渐进性，主张通过改良来实现民主。这种态度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站错了队，是在维护一个他们认为罪恶的政权。
赴美游说： 抗战胜利后，他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担任驻美大使。很多人认为这是在为国民党政府争取国际支持，是“拥蒋”。而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他的一些言论和行为，在一些人看来，更是强化了他“反共”的形象。
“改良主义”的局限性： 胡适相信通过教育、文化和渐进的改革来改造中国社会。他认为民主和科学是救中国的根本。但他的改良主义，在很多人看来，面对的是一个积重难返、顽疾缠身的中国。在他们看来，光靠改良是无法根除问题的，必须要有彻底的革命。胡适的“温吞”与当时许多激进派追求的“迅猛”形成了鲜明对比。
晚年的境遇与政治站队： 新中国成立后，胡适选择去了台湾。在大陆，他的思想和著作受到了批判，被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而在台湾，他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也存在一定的张力。这种政治上的“边缘化”和“不接地气”，使得他在大陆的评价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而他在台湾的处境也并非一帆风顺。
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批评点：
对中国文化的“西化”倾向： 有人认为胡适过于崇尚西方，把西方模式全盘照搬到中国，忽视了中国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价值。他的“全盘西化”论，在一些民族主义者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学术上的争议： 尽管胡适是“新国学大师”，但他在某些学术上的结论也受到过质疑，例如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对中国哲学史的梳理等等，虽然影响广泛，但并非没有争议。
总结一下，为什么很多人对胡适评价不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激进的文化革新带来的反弹： 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过于彻底，触动了许多人的文化情感。
2. 政治立场上的争议： 在国共两党对峙和全民族抗战的复杂时期，他的温和改良主义和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使他在许多革命派眼中形象不佳。
3. 实用主义的解读： 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年代，他的“一点一滴”式的进步论被一些人视为软弱和不思进取。
4. “全盘西化”的担忧： 他对西方文明的推崇，在一些人看来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背叛。
5. 时代局限性与政治化评价： 他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到他所处时代政治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大陆，他的思想和行为被长期政治化批判。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些批评就否定胡适的历史贡献。他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上的地位依然非常重要。他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推广白话文，倡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些都是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深远影响的。
所以，对胡适的评价，往往是复杂且多元的。有些人会聚焦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性批判和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选择，认为他不够“革命”，甚至“站错了队”。而另一些人则会更多地肯定他在启蒙思想、文学改革、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赞赏他的自由精神和对进步的追求。
理解这些不同的声音，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胡适这个人，以及他与他所处的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他的评价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知识分子的艰难抉择，以及不同思潮的碰撞与较量。
网友意见
我现在不喜欢写答案了，还是图片来的直接，知乎删的时候，我也无所谓。
当然了，胡适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就不说了，烂大街了。
跑美国当大使，狗屁没搞定，给自己弄了一堆头衔。
就这，还想咋地。
北京大学的女大学生沈崇被美国驻军性侵后，胡适作为校长的表态是这样的：
除了国民政府，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学生提出的美军撤华等口号也并不赞同。比如参与此案审讯的北大校长胡适就曾对记者称：美兵侮辱本校女生行为，是个法律问题，美方应速解决。学生示威游行，本人在感情上很同情，因东西方文化不同，东方人贞操观念，西方人不太了解，但罢课举动，则不必。
有记者问他关于游行中有美军撤华等口号，是否离题太远时，胡适回答：美军应否驻华，是政府与政府间的事情，纯是政治问题，与此不幸事件不可混为一谈，但感情上发生连带作用，则所不免。
（1946年12月24日）晚上8点多，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修理班工人孟昭杰从修理班出来，打算去隔壁的平安电影院门口买包烟。平安电影院就在今天东方广场的位置。孟昭杰一出门，就听见电影院对面东单练兵场旁的树林里有女人的哭声。黑灯瞎火的，他不敢贸然行动，于是回到修理班叫来同事强志新、赵泽田、马文彬、赵玉峰四人。这五个人打着手电筒，进入小树林一探究竟。后来，孟昭杰在法庭上作证说，他们看见距自己一丈多远，有一个美国兵站着。距离他一二尺处，有一个美国兵与一个女人躺在地下。由于手里没有武器，对方又是美国兵，所以一干人决定去平安电影院报警。
在法庭上，沈崇回忆了当天被美国兵强奸的全过程。1946年12月24日晚上，她独自一人去平安电影院看电影。走到东长安街北街时，两个美国兵忽然一左一右抓住她，并把她架到路边的小树林里。当时，正好驶过一辆汽车，沈崇刚要呼救，就被美国兵堵住了嘴。在小树林中，沈崇奋力挣扎，但一名美军按住了她的身体，另一名美军强奸了她。这时，沈崇看到有手电筒光闪烁，便连忙高呼“救命”。而两名美军又将她拖到另外一个地点，再一次强奸了她。警察赶到后，沈崇便被带到警局录口供，并到警察医院做了检查。
为沈崇检查身体的是时任警察医院院长、日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王和诚。当被问到沈崇的检查结果时，王和诚以医学专业术语描述了沈崇私处的创伤。他认为，“这处裂痕是用暴力在不正常性交下造成的。”
案发次日下午，美国军医克拉克也曾给沈崇做过身体检查。他说，当天他发现沈崇有三处伤痕。他的描述更谨慎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伤痕“很可能是初次性交所致。”
我不喜欢胡适，不是因为他提倡的自由主义。
我所讨厌胡适是因为他在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期间的一系列行为让我困惑：
胡适先生自我认知究竟是民国大使还是美国国务院亚洲司首席男仆？
对于胡适来说，究竟是他那正在被日本人侵略的四万万同胞重要，还是美国官员的私人时间重要？
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
“桐油借款”是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派人到美国谈妥的一笔3000万美元的借款，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时期，3000万对于中国来说无异于救命钱。
结果当时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等了两周都没见到胡适来代表国民政府要这笔钱，于是觉得很奇怪，派人请胡适过来。胡适来了后，摩根索就问胡适为什么两周没找自己，胡适居然说：
我不愿意打扰你。
搞得摩根索都很不好意思的表示，自己欢迎胡适随时来打扰。
台湾学者齐锡生在其学术著作《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一书中就谈到相比进攻性十足，用鞭子抽着华盛顿官僚干活的宋子文，华盛顿上上下下官僚更喜欢胡适，因为胡适足够安静，足够尊重美国官僚。
事实上不论是“桐油借款”时的陈光甫还是后来的宋子文，对胡适的评价都特别低，他们对胡适批评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
过于媚美。
胡适是我所了解的民国高级知识分子里唯一真正表现出对美国怀有特殊感情的人。
大概胡适内心深处也觉得自己是“生错地方的美国人”，所以在担任民国驻美大使后便专心做好美国国务院亚洲司首席男仆的工作。
胡适所提倡的自由主义是极好的，也是我个人100%笃信。但是胡适这个人，我实在喜欢不起来。
因为小资对自己缺少正确的认知
真正的体力劳动者和工人农民，不会讨论胡适，他们对于胡适没有兴趣，无论是褒奖还是批评。
会讨论胡适的，都是学生，小资，中产。
而这群人往往高估了自己的道德水准，低估了自己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很多人，从来没有体验过饥饿，没有体验过旱厕，没有体验过长时间劳作带来的全身的疼痛和极致的劳累，没有体验过冬天穿着单衣的刺骨的寒冷。所以他们对苦难的理解是极为肤浅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英雄，结果可能吃饭时吃到厕纸就精神崩溃了。
上山下乡已经狠狠教育了这群人。
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财富和权力的理解也是极为浅薄的。他们没有体验过掌握人的性命的生杀大权，没有体验过别墅和豪宅，没有体验过顶尖的美食。他们远远低估了权力和财富对人的腐蚀，低估了人的欲望。他们不理解上层对于财富和权力的欲望有多强烈多深刻。
说来说去，就是见识少，体验少，过不了苦日子，没见过好日子。所以只能不痛不痒地道德上批评几句。
这群人太容易被现实毒打了。
奇怪的问题，中国台湾对胡适的评价也没好到哪里去啊。
插个眼，我们不妨听听鲁迅先生怎么评价胡适的
何健在湖南大搞白色恐怖，胡适跑去为何健镇压民众而辩护，搁今天怎么也算御用文人了吧
1.这就是政府权---------听胡适维维说
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叫做”实验主义。
但是，这火怎么救，在“人权论”时期(一九二九——三○年)，还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卖价格做出来之后，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登载胡博士的谈话说：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么
民国监狱黑暗是当时公认的，看胡适为kmt花样洗地
2.我们中国的监狱真是太厉害了------胡适拉夫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
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
胡适博士认为帝国主义没有侵华，民国愤青小粉红需要反思，要用爱感化日本人。
3.哪来的帝国主义侵华，月球吗---------师老适胡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②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胡适看来，蒋蚣防御塔也不怎么敏感
4.铁拳怎么砸到我头上了之 我的心里只有感恩----------胡适勃士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 “为文艺的文艺” 了。
5.阿附权贵之二丑艺术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
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几年前，因为工作关系，研究了一段时间的五四历史。
个人见解，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可能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紧密。
简单的说，二者更像必要不充分，新文化运动启到了启蒙的作用，但这个作用非常的小，实际上，五四前，这场运动局限在北京高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而这个圈子几乎都集中在北大。相比之下，真正导致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其实是中国学生因为凡尔赛条约将德国在华利益转给日本，之前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鼓吹的威尔逊主义破产，大家感觉被西方列强给卖了，产生的愤怒情绪。
回到五四当天，游行的前半段，在所谓新文化运动领袖领导下，以北大为主的游行是非常平和的，这个大家可以找一下五四运动相关照片，警察和学生表情都非常放松，激烈程度甚至比不上之前北京学生到冯国璋那的请愿，也就是说，如果到此为止，五四运动仅仅是北洋军阀引导青年学生发泄不满情绪的手段。问题出在游行队伍进入东郊民巷，驻扎在此处的外国驻军都对游行学生放行了，而姗姗来迟的北洋军警却阻拦了学生队伍，导致学生情绪集中爆发。这个时候，出现运动领导权的转变，北师大学生代替北大成为运动的主导者，最终导致了震惊的中外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也就是说，五四当天的运动核心是火烧赵家楼，而火烧赵家楼的主导者不是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北大，而是北师大。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水岭，但就五四当天的游行和后来学生被捕事件，是承担不起这个历史作用的。五四运动之所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是上海工人自觉掀起的“三罢”运动，直接动摇的皖系军阀统治的经济根基。其二是长辛店工人罢工，让北京的统治者感受到直接的威胁。其三，吴佩孚等地方军阀政治投机，逼迫安福俱乐部破产。
回到题主问题本身，五四运动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最大功绩，其中可以看到陈独秀、李大钊对运动全力支持，但对于蔡元培、胡适，五四运动就比较尴尬了，胡适对于运动态度模糊，蔡元培最初是阻拦，后来直接撂挑子不干，跑路了。与其说，新文化运动孕育了五四运动，不如说，五四运动是中国人面对近代以来列请对中国凌辱的不满情绪的爆发。
那么既然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来说不是那么重要，那么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胡适就更不重要了。实事上，胡适、傅斯年等人一直主张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切割，但问题是，如果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切割，那么新文化运动就彻底变成了学术小圈子的讨论，它的启蒙作用无限趋近于无。
新文化运动真正发挥影响力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领导者迅速向三个方向转向，陈独秀、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突破了学术研究的小圈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傅斯年等人则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坚持新文化运动最初考据学的观点，对传统文化留存发展做出了贡献。鲁迅等人坚持文化革命，大量创作新文化作品，实际上在启蒙的道路上继续走了下去。而胡适先生的学术活动，却到此基本停滞了，到处演讲走穴，甚至开始和帝国主义勾搭到一起，在最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却到处投机。
真是向左向右走中间都可以，但你得干点啥，也不至于什么都没干吧？
其实，在研究这段历史之前，我对教科书上胡适的评价是不太爽的，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虽然有抄袭之嫌，但作为启蒙运动，都是不可避免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些现在读起来，感觉一定在当时是有影响力的作品。但研究完五四史之后，就感觉胡适这个人真的是可有可无，这些作品当时就是一个小范围传阅的文章，影响力有，但其实对启迪国人没什么太大的作用。等到这些作品出圈之后，新文化代替旧文化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作用就更加难以评价了。
更不要说之后，胡适先生之后的政治投机，都投机到日本人那里去了，这就不是有没有作用能够讨论的，这就是人品问题。
我原来对胡适无感。
我在爱卡和一个极度崇拜胡适的人交手多次，或者，他也不是崇拜胡适，只不过胡适的某段话挠了他的痒痒肉，更或者，他要借胡适的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自从2004年就活跃在爱卡，至少有39个ID，仅叫精诚的就有11个，他的许多头像就用胡适的照片，甚至ID和胡适有关的就有2个。
截止2019年，他在论坛已活跃了15年，仅知道的这39个ID发帖量就不下10万。
他在爱卡造谣、双标、发明历史，是他勾起了我了解胡适的兴趣，而我对胡适越了解越讨厌他。
胡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逆向种族主义的代表，蒋豢养的打手和走狗，中国公知的祖师爷，毫无民族节操、无羞耻心的文人，出卖自己同仁的“ 及时雨 宋江”，以及老蒋眼里的“文化买办”，善于伪装的“狐仙”。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胡适27年拿到博士，而17年就以博士自居出书，整整提前了十年。抗日紧急关头，蒋派他任驻美大使，指望他为中国争取美援，而胡适大搞“三不”外交，置中国人民的生死不顾，到处捞博士帽，为自己博名声，甚至蒋在日记里对他痛骂。
废帝召见他，能让他飘飘然，蒋许他当总统，能让他得意忘形。偷偷九次拿老蒋美元，又冒充独立学者在文人学者中呼朋引伴，增加自己的份量。
逆向种族主义的代表
胡适的名言，“中国百事不如人”，“中国不亡，世无天理”，胡适并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是彻底认为中国、中国人就是不行。
毫无民族节操、无羞耻心的文人
组织“底调俱乐部"为汪精卫打气，向蒋建言放弃东北三省50年以谋和平，918事变后，许多学生、学者主张抗日，胡适在日记里骂爱国青年为“歇斯底里”，甚至说，宁愿亡国也不主张抗日。在汪精卫死后，胡适仍对汪惺惺相惜，称他有烈士情节。
到37年蒋已经决定全面抗战之际，胡适仍建议对日妥协、投降。
蒋在台湾大搞白色恐怖统治，胡适《自由中国》同仁被逮捕之际，胡适才在其日记里抱怨台湾毫无自由，转脸就在美国用英文发表了《台湾是多么自由》马屁神文，毫无羞耻之心。
蒋豢养的打手和走狗
胡适到处以独立学者自居，甚至忤逆下老蒋，以显示其清廉不苟的文人风骨。事实上，胡适偷偷九次拿老蒋的美元，已沦为蒋的打手和走狗，小骂大帮忙是也。偷偷九次拿老蒋美元的胡适，为老蒋做了以下脏事。
1、在蒋打压《自由中国》杂志，逮捕胡适同仁之际，胡适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职务，临阵脱逃、釜底抽薪，抛弃了其同仁。他甚至劝说其同仁，说错话要接受蒋的惩罚，强行为蒋开脱。
2、吴国桢跑到美国，告诉美国人台湾的真相，胡适大怒，写信驳斥吴。胡仍感到意犹未尽，为消除吴的余毒，胡适不知羞耻地写下发表了马屁神文《台湾是多么自由》。
3、他为小蒋背书，称小蒋无论如何都不会上台。
中国公知的祖师爷
言必美国民主、自由的胡适，究其一生，既不信奉民主、自由，也不追求民主自由。用蒋对他的评价，不过挟洋自重的“文化买办”而已。废帝召见他能让他飘飘然，蒋许他总统能让他兴奋莫名。蒋在大陆大肆逮捕、暗杀学者，胡适不仍鞍前马后为其效劳？蒋的众多独裁法律文书，就有胡适签字背书。蒋在台湾搞白色恐怖，大肆逮捕、杀害学者、普通老百姓时，胡适不仍写出 马屁神文《台湾是多么自由》在美国发表？！
中国公知也口口声声羡慕和向往美国的民主自由，问题是，他们羡慕和向往复制了美国制度的菲律宾、海地、利比里亚吗？只不过叶公好龙而已，他们羡慕和向往的是美国富裕稳定的生活，而又不知道美国是如何发达的，想当然地认为是美国制度带来的。
善于伪装的“狐仙”
胡适在青年文人以乐于助人著称，胡适有个名号“我们的朋友胡适”，简直和“及时雨"宋江有一拚。他对青年学者或提携，或小恩小惠，让许多青年学者引他为导师。
而胡适正是借助在学者中的声望，向老蒋要挟，提高其政治地位的资本。
比如，他和一帮学者创办《自由中国》，他任发行人，俨然一副学者领袖。而当老蒋变脸打压《自由中国》，逮捕胡适的同仁编辑时，胡适一边在同仁面前表达对蒋的愤怒，一边辞去发行人职务，一年多不再给杂志写文章，临阵脱逃、釜底抽薪，出卖了其同仁。更有甚者，他劝导同仁接受蒋的惩罚。
胡适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刚还有知友赞叹胡适是温和的政治家，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胡适穷凶极恶的一面。比如，918事变后，胡适向老蒋建言，放弃东北，以东北人民被日本殖民50年为代价，以换取和平专心“剿匪”，可见胡适对他的政敌是多么咬牙切齿地痛恨。而他日记里痛骂918主张抵抗的学生、学者为“歇斯底里”、“爱国癫”，他甚至说，宁愿亡国，也不主张抗日。
鲁迅专门为胡适之流写的《二丑艺术》，真是把他刻画的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
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很简单，胡适所代表的是自由主义思潮。
1949年，第一场政治运动，就是批胡适，当时连带着把胡适相关的红楼梦、实用主义，统统批倒，促使当时整个思想文化发生震动，为马克思主义垄断意识形态提供了帮助。
对于苏联式模式的共产主义来说，自由主义是他的死敌，
通过批判胡适，实际上是逼迫当时的学者战队，就好像赵高牵上一首鹿，硬要人们说他是马。一旦知识分子踏出这一步，后面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通过批判所谓的“异教”，好像是唐吉可德式的对于风车开战，目的就是为了垄断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这是宗教国家最典型的特征
海峡彼岸高层曾经对他的定位很明确：
文化买办。
这人至少接受过满铁、英国的海外资助。发表过诸多洗白“帝国主义”的言论。
“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常凯申
要知道物流大队长自己就是代理阶层啊，连大队长自己都极为嫌弃胡适。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 「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 「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胡适
1919年7月20日
不過奇怪的是，目前在知乎的神友，照理說應該很支持胡適那套，可是胡適在這篇提的東西，他們一點都做不到。
你說當胡適的對手，不遵守這套，整天談主義，那也正常，畢竟是對手。
但是像 @林先生 @曹哲 @Coldstream 這樣，整天大談甚麼主義，甚麼自由之類，然後又說自己支持胡適那套，就很奇怪了。
所以我認為，胡適在中國大陸風評不好，不是因為胡適本身，而是支持胡適的這些人，完全走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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