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这份上海兵力布署？

抛砖引玉，为楼上两位大佬做一点小小的补充。部分用词将进行河蟹处理，“懂的都懂”。

一.何人夺权

根据刘健发表的《回顾一举粉碎》，遍查大陆出版的、官方公布的材料，在事实上篡P（Party）夺权的是苏铸派（以下简称苏），而不是云鹤派（以下简称云）。云的行为是程序之内、公开的，苏的行为是程序之外、秘密的。

日后罪证中的主要指控：上海给民兵发枪、孙玉国调装甲师进京、井峰的弟弟去panzer师活动、井峰让萧木给上海市委的口信，给人一种云派要武力夺权的假象，但是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和审讯记录看，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是类似苏派所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武力活动，而是准备自卫和最后对苏派军事行动的反抗（第三节将详细说明）。上海行动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而且双方最终都认为以民兵向军队发动进攻或抵抗军队的攻击都是以卵击石。上海并不是云派“阴谋夺权”计划的一部分，只是无奈的防卫，用叶选基的话说是“负隅顽抗”。

退一万步讲，即使上海行动是非法的和暴力的，苏派也失去了对其指责的资格；因为苏派已经先行违反程序，动用国家武装力量实行秘密抓捕。

二.上海外围

在知晓井峰的军事部署之后，花帅立即调动南京军区部队三个师，向上海外围出动，控制上海外围险要地带。（引用自 清华求是版共和国史）

实际上，1976年9月，花帅与徐向前、聂荣臻曾经与许世友会面，花帅问已经调往广东军区的许：“还能指挥南京军区吗？”许回答：“南京司令是我保镖。”保镖，指的是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

远在这之前，其他地区已经“早做打算”了。

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回忆：

正义的人们也做好了最后的准备。黄知真对我说：如果Four上台，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再次发动群众，再次上山打游击闹革命。在得知MZD不再接见外宾后，黄知真果断下令，让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周克用以拉练为掩护，命令全省武装警察向南昌靠拢。这样，如果一旦形势发展需要，就可以在一个晚上，把在江西紧跟Four的那些人一网打尽。1975 年以来，随着国家前途命运面临严峻考验，那些老一辈革命家不管在野在朝，都自觉地把国家的生死存亡责任肩负起来。叶飞夫人王于畊阿姨有一次对我说：如果我们国家出现打内战的情况，我们家跟定叶帅了。罗瑞卿在福州养病，皮定钧找到罗瑞卿说：罗总长，到时候你就给我们出主意，我们背你上山，一定保护好你。

杜某回忆：

1976年初，Dwarf被开除P籍^[1]。中央给广东的韦国清发来电报，让他次日拂晓前回电表态。韦国清大半夜把我、萧洪达、吴南生几个人找来，商量怎么回电。商量了整整一夜啊，很为难。说同意开除Dwarf P籍吧，不行。说不同意吧，上面第二天就干你了。韦国清当时急了，把巴掌往桌子上一拍：老子跟他们拼了。你看看，Four把P内的矛盾已经激化到这个程度了，下面与M的矛盾实际上也处在一个爆发点上了。我们已经策划了几个方案。出于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和蔡锷起义一样，我们只要登高一呼，全国都会响应，Four的力量，马上稀里哗啦就垮了。我们也估计了手里能掌握的几个军，比如许世友是广州军区司令，他是能够响应的。当时缺个指挥，朱德很有号召力，但是他很快在6月份去世了。当时还想到一个人：叶。Four手里也有点力量，主要是上海有点民兵，大概有几个军。我们的基础更大，因为M这一套，得罪了很多干部。

三.上海的问题

徐汇区志：

1976年10月8日,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王秀珍得知XXXXX集团主要成员被抓后,便召集他们的势力秘密策划XXX武装暴乱。深夜,王秀珍在市民兵指挥部派人找徐汇区民兵指挥部负责人下达落实队伍的命令。区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据此选定了21个单位,落实了1320名兵力,并召开指挥部行政、P的小组长会议进行紧急动员,实施24小时值班。
9日,市民兵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具体布置徐汇区第一批应急力量360名,第二批1800名,摩托10辆,必须昼夜待命,领导成员在位,武装弹药配套,通讯联络有保障,以及电台全部进入战备等。会后,区指挥部向中共徐汇区委副书记苏桂珍作了汇报,并于当日上午11时和下午3时,分2次召开40个单位的民兵负责干部紧急会议,由区民兵指挥部负责人作传达动员和部署。10日起,分别到基层单位检查落实。
13日晨,苏桂珍等从市妇联、总工会得悉“吹风会议”内容。回区后,紧急召见组室中“XX派”骨干,叫嚣:“不能等死,要斗争到底。”苏桂珍还煽动说:“我们要内战到底,每人有一支枪同他们拼,他们来抓的话,咬也咬他两口!”区指挥部负责人随即下令:“把所有弹夹全部压满”。共压了10个机枪梭子(1000发)、40支冲锋枪弹夹(1200发),还准备了越野车2辆、摩托车11辆等。在上海衬衫一厂防空洞设立第二秘密指挥点。工厂民兵也被拉到徐家汇和淮海中路一带昼夜巡逻。还强令区房地产管理局交出境内13处空房的钥匙,以备作指挥潜逃和关押人员的黑据点。随着XXXXX集团的覆灭,前后进行了5个昼夜的阴谋活动,最终被彻底粉碎。

最终也没有看到什么严重到XXX级别的暴力行动，只是部署、检查和警惕、巡逻。

上海通志：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粉碎XXXXX集团。7日凌晨，中央办公厅通知马天水与周纯麟赴京开会。8日中午，上海徐景贤、王秀珍与北京马天水秘书房佐庭通话，得知北京发生“意外”。下午派金祖敏秘书廖文金飞赴北京探听消息，当天用“我娘心肌梗死”暗语回电。徐、王等立即召开市委常委会议，认定“北京发生XX，修正XX上台”“要准备独立作战”。晚上，徐、王等人得到Four被抓的密报，决定“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当即设置两个指挥点，一号点设丁香花园（代号为一号点），徐景贤率领，负责总的指挥和舆论准备；另一路王秀珍率领，设点在市民兵指挥部（后转到东湖路招待所，代号为二号点），直接指挥武装XX。徐景贤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000人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王秀珍带领市革会副主任冯国柱等30多人到民兵指挥部召开会议，制定民兵行动方案。决定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在两个指挥点架设15部电台，进行联络。10月9日上午，市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师负责人开会，命令集中兵力，人车、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27000余件，调集汽车、摩托车225辆，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
中央采取措施部署，解放军部队对上海采取包围之势，以防突发事件。并要马天水打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于10日下午到北京开会。
10月12日下午，陈阿大、叶昌明、马振龙等找冯国柱要求市委开会。晚上8时半，在康平路165号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朱永嘉、王知常等说：“8日就应该干，已经错过了，今天不干，到了明天，一切时机都丧失了，今晚要干，要大干！”提出全市停产罢工，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用沉船封锁吴淞口，控制报社、电台，发表告人民书，“决一死战”。提出“还我XX，还我XX，还我XX，还我XX”口号。半夜，北京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电话通知上海“一切等我们回来再安排”，会议没有结果。
13日凌晨，市民兵指挥部拟定“捍一”、“方二”两个方案[“捍一”方案为“保卫”外滩、康平路市委、市革会“首脑机关”；“方二”方案为防止“外来”的方案，以与江浙交界口、沿中山路邯郸路、市中心区（肇嘉浜路、乌鲁木齐路）分别形成3个保卫圈]，未及布置。同日凌晨，陈阿大、叶昌明等分别向总工会机关、区县局工会和妇联负责人通报有关信息，要求13日下午传达到基层。
10月13日上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14日，市委召开区县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宣布XXXXX集团被粉碎的消息。
10月20日，以苏振华为组长，倪志福、彭冲为副组长的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

能够显然看到的是被动防御、临时协调、试图阻击且并未成功布置。

杨浦区志：

1976年6月，铁根多次催促上海市委要向民兵发放武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密议“军队要出乱子，要打内战”，“手里要有点力量”。王秀珍向市民兵指挥部布置“当前复辟势力很严重”，要“准备打仗”。8、9月，突击发放枪支75842支、大炮300门、弹药1000多万发，大量储备粮食等战备物资。9月9日，铁根、井峰多次要马天水等“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考验”，“上海要有大考验，要打仗”，“要警惕XX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10月7日，中央办公厅通知马天水去北京开会。8日，徐景贤、王秀珍等探知XXXXX集团被隔离的讯息，连夜决定调动民兵进行武装XX。市民兵指挥部制定了民兵参加武装XX的实施计划，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第一、二指挥点，在两个指挥点、10个区民兵指挥部等处架设电台进行联系。9日，市民兵指挥部召集区民兵指挥部和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作具体部署，杨浦区民兵指挥部决定由邓成福、毛庚娣任总指挥，部署第一、第二梯队兵力7250人，配备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火箭筒等各类武器7942件，子弹93.79万发。还配备5部电台、10辆摩托车和20辆备用卡车。当天下午开会落实，连夜进行检查。
10日，徐景贤、王秀珍又去北京开会，留在上海的活动更加频繁。陈阿大等还到上棉十七厂、上棉三十一厂等串连，布置，准备“大干”。市民兵指挥部在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武装XX的“预备指挥所”和架设电台。杨浦区民兵指挥部也在五一电机厂设预备指挥点。11日深夜，毛毓旗带了报务员、驾驶员等5人和电台进驻五一电机厂指挥点。邓成福还给该厂增发自动和半自动步枪40枝和子弹4320发。13日，市民兵指挥部来了解兵力落实情况。区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组长刘俊杰同意向区人民武装部拿手枪10枝，子弹500发。深夜，邓成福身佩手枪带一部电台进入在上海卷烟厂增设的预备指挥点，指令各联络员通宵守在电话机旁，听候指挥。
XXXXX集团在上海的残余势力发动的武装XX也受到有关P组织和民兵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抗。在中国纺织机械厂内，市民兵指挥部在厂里架设电台，抽调民兵，卡车，24小时值班，枪、弹配套，参加“战备”的不寻常行动，引起厂里干部群众的怀疑。厂P委副书记召集一些干部商量对策：召开民兵团干部会议，强调“P指挥枪”的原则，向车间民兵干部通气，思想上作准备以免受骗；把枪枝弹药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安排专人掌握情况。厂民兵团副团长李国华借送棉大衣为名，闯入“指挥点”实地侦察。另一副团长彭德新秘密拍摄了“指挥点”外景、电台、天线和报务员工作情景的照片作证。12日晚，经厂P委研究决定，派姚雄飞专程到南京军区向军区负责人越级上报。南京军区当即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
10月13日，中央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返回上海平息事态。当天下午，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马天水等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内容。XXXXX集团在上海的残余势力哀叹“完了！”14日区委开会传达，消息传开，人民欢呼P中央粉碎XXXXX集团！

6月开始的异常调动，只能表明上海集团部分人对于内部矛盾爆发、局部武装冲突有可能性的考虑，但并没有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更谈不上篡P夺权。更确切的，我们普通人可看见的公开材料，具体行动都是8日以后徐景贤等人才部署，用当事人话说“已经晚了”，从始至终都是局部的、被动的防御。

事实是“我们”没有上阵；

历史的公正评价，自然也是没有的。

参考

1. ^ 实际并没有开除。

不知道 @龚格晟 在两年前提此问题主要是想看什么方面的内容，或者是想要自问自答而未完成。这个问题要讲的宽可以由此写一篇“第二武装兴亡史”的硕士论文，因本人才疏学浅，无法以充足的一手资料还原从文攻武卫时期到第二武装覆灭的全过程，因此只能引用李逊等人的著作随便谈谈（洗稿）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几个点。

一、第二武装的真实实力究竟如何？

（一）第二武装的异动

1976年9月10日，舵手已逝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虽然各班人马都意识到要发生巨变，但舵手已逝后的某些人的部分行为并不是如后世所言是要为“按既定方针办”提前做好特殊准备，而是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一般性的应急准备或者将每年的通例认真实施（类似10.26后的戒严），无论是从某些人9月中旬到10月初的动向（指四次去清华给学生们讲话总结经验顺便吃饭，随便在平谷县讲讲如果出了XX主义要怎么办的例行讲话、抑或是在coup d'etat前一天沉迷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只能说他们是极其缺乏面对特殊情况的物质准备以及心理预期的，毕竟尸骨未寒谁又能想到呢？他们的动向与英明舵手10月7日马上笼络南京部队的操作相比的确是极其大意的。不过起诉书的确抓住了一点，也就是第二武装6月28日开始的“异动”，这也是产生判决中“武器仓库中发给“民兵”枪七万四千二百二十支，炮三百门，各种弹药一千多万发。”的结果的开端。

不过6月28日发生了什么？上海民兵指挥部上报的《关于武器分发请示报告》是例行报告，之所以推迟到6月末，是因为反击工作正在进行。7月3日，马老否决了民兵指挥部只发半自动步枪的意见（全自动浪费子弹），但武器过了一个月还没发下去，8月11日，开会布置发武器。至于急于发武器的动机，主要还是对内战爆发可能性的担忧。9月10日，七万多件武器（74220，包括步枪73000支、机枪200挺、八二迫击炮300门）全部发到基层，舵手已逝后，又补发了六百万发子弹^[1]和一万五千发炮弹。9月21日，徐对张详细汇报了60军（在南京、无锡一线部署）情况（因为丁盛多次告诉他们自己指挥不动60军）。至coup d'etat之前，第二武装再无其他大的异动，应该说，某些人对舵手已逝后发生内部冲突以至于局部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是有考虑到的，但是其并无积极的行动，除了借用民兵的例行武器装备制定计划分发武器之外，没有任何正规军站在他们一边，这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至少他们从未有过通过武力维护地位的能力。

（二）第二武装的常备力量与运行情况

第二武装诞生于舵手的“文攻武卫”思想，7月31日，张的请示在得到舵手同意后，于8月26日建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的筹备大会，1970年5月31日，上海民兵取代了“文攻武卫”之名。在整个第二武装存在的九年间，其主要起到维护治安、制止WD的作用，因为自一月风暴以来，Police被群众和内部的支持者接管（夺权，如公革会），所以说其原有的统一协调维护治安的作用被大大削弱，67年8月，上海的治安持续恶化（如砸联司）事件，因此对维护治安、制止派仗的呼声也是很高的，第二武装由此而生。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第二武装不是中立的维护治安者，出于改造旧民兵制度的考虑，王HW希望通过CLASS STRUGGLE教育这些新兵，因此在查抄驻沪办事处、清查外来人口等活动中其经常以万人规模参与此类运动。

当然由于72年后财力不济，这些原来不脱产的武装转化为业余活动，参与此类运动的次数就少了，其主要职能变成了维护治安。此处引用一段72年——76年第二武装维护治安的作用：

1972年3月，馬老提出民兵不應脱產， 於是民兵小分隊改為業餘活動。到1976年，全市一百十一個街道都設立了民兵小分隊辦公室;全市1100多個里弄，都進駐了民兵小分隊。36據1973年7月的統計，全市派出1170多個小分隊。37市民兵指揮部為此還起草了《 民兵小分隊條例》。
民兵小分隊進駐街道里弄，主要職能是巡邏執勤，打擊犯罪，起着社區保安的作用。據統計，從1971年至1973年，「兩年多來，全市民兵小分隊共破獲各種案件2.2萬餘起」。38自從民兵小分隊巡邏執勤，一些喜歡聚眾街頭鬧事起哄的小青年收斂多了。他們稱小分隊為「阿文攻」， 一聲「阿文攻來了」，那些站立街頭的小混混馬上作鳥獸散。侮辱強聂婦女的案發率也下降多了。

第二武装在参与运动的同时，其组织也在迅猛发展。最初两年，对组织单位的要求较严，只有在大联合完成且”老造反"^[2]掌权的情况下可以成立，最初的试点单位有12个（包括国棉十七厂等知名单位）。1967年9月，文攻武卫第一师成立，这也就是第二武装成建制武装的开端。

随着秩序的稳定，该组织发展极为迅速：

組織的發展速度加快。據統計，僅1969年，就發展了4.1萬多名文攻武衛隊員，是1967年和1968年發展總數的兩倍;而到1970.年3月已建立了7個師，72個團，151個營，623個連，共21萬人。

在改名之后，王等人通过将消防、专政”四类分子“、工厂保卫科的职能交予第二武装的方式，希望实现该武装的常态化与正规化，将不脱产的民兵转化为脱产的名副其实的”第二武装“。除了在工厂试点之外，还在郊区的嘉定、金山等农村生产大队进行了试点，之后推广到了全市。民兵武装的”四部合一^[3]“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介绍了。

那么这支第二武装究竟归谁管呢？66年以前，民兵毫无疑问是归属于正规军管辖的，但”四部合一“后，第二武装的指挥权就能转移到地方，但实际上，这个设想一直遭到正规军人员的强烈抵制，指导1975年10月，在上海县等试点地区（试点地区共10个县，240多个公社）仍然未能完全铺开，警备区对第二武装的制约仍然存在，当然在基本的训练方面警备区方面还是很配合的。

1976年，这只武装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呢？《GMZF年代》《上海军事志》都采取了同样的口径，即：

到1976年，上海市民兵指揮部共轄有9個師，602個團，1287個營，1.87萬個連，約300萬人。不僅有步兵，而且還有摩托、高炮、水上及防化、通訊、工程等專業兵種;擁有各種槍械20.6萬件，火炮1900餘門，火箭筒2600枚，各種車輛500百餘輛，以及耗資一百多萬元建造起來的「上海民兵101艦」。形成一支舉足輕重的地方武裝力量。

当然300万这个数据虽然很吓人，不过很明显这绝非其能用于同正规军作战的兵力，因为这个数字极大可能包含了里弄中的治安小分队、各试点地区的WZB人员、各层行政人员。我们若想得知在最后一战全面爆发的情况下第二武装能拉出来多少人，也可以参考以前的行动。比如1974年”调动1万民兵，人、车、枪弹配套，队伍留厂“，以及反击一、反击二、反击三所预期调动的“万余人和二百多辆汽车”，结合发枪的数量，我认为最后一战中能调动10万人就已经是极限了。

至于最后一战有没有胜算，未完待续（如果有人看且知乎能让我更新的话）

参考

1. ^ 此处李逊《GMZF年代》写成了六万发，经我核对《上海军事志》应为600万
2. ^ “老造反”即参加了工総司成立以及安亭事件的成员
3. ^ 即武装部、民兵指挥部、人民防空办、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

从纯粹战术的角度出发，以越战表现为依据，我很好奇这一轮淞沪巷战真打起来会是个什么效果。

我想还不至于动用重炮，那么轻武器CQB的话，正规军真能有那么强的战力吗？

仅就题目描述的话，作战目的不清晰、战斗意志不坚决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街垒战一旦交火，守备方必须要以本部全灭作为基本前提，任何心存侥幸而导致的决心不足都会导致守备的迅速动摇和溃败。

从军事上讲，防线并无意义，就算能守出一个内线区域，这个区域也不产什么战斗资源，唯一有意义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街垒。

反正这都是我出生前七八年前的事情，九零年代才逐渐开始成长的我，是完全无法理解他们那种把夺取全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心态的。

全国的枪都是用来打我们的，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能有他们这种条件，足以让我大笑着去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