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太平天国的洪仁玕？

那时候,外国侵略者已经撕开"中立"假面具,开始干涉太平天国革命.到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太平天国与英国侵略者公开决裂.太平军分五路向上海进军,英、法侵略军调兵遣将,豫备迎战.大战一触即发.罗孝全看见火要烧到他身上了,决定离开天京.十二月的初十日(一月二十日)早晨,他接到停泊在天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狐狸号(Peynard)上送来的一封信,要他赶快离开,倘若不走,战争一开始,他将完全无法跑掉.这一天,正是天王洪秀全生日,他乘着天京庆祝天王寿诞,全城在欢腾的时候,立即逃出天京,跑上狐狸号.他宣干王不听他的恳求,用大刀当他的面杀死的他的仆人,并狂暴地打他,企图把他一并杀死.他回到上海后,又写信给美国驻华公使薄安臣(BurlingameAnson)报告经过,说:"现在,我反对太平天国的程度(我认为这种反对是以很充分的理由为根据的),同我当时赞助他们的热情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攻击天王为"狂人"、"疯子或是一个傻瓜","没有成立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妄杀臣民,反对商业等等〔一〕.其实,洪仁玕并没有杀死他的仆人,不过是出走的借口〔二〕.至于他痛骂天王,也不是如他所宣称的什么"以很充分的理由为根据",而是他记着九年前
他要到天京来,马沙利曾经唬赫过他"如果你妄图这样做,我就绞死你"的警告,那只好把自己扮装成一个反对太平天国的斗士,来给他呆在天京十五个月又七天作开脱.

第二、罗塞尔伯爵问道: “纵使太平军答应不再侵扰我们，我们可以跟他们和平相处，但是他们是否可能组成一个正式的政府呢?一-关于这一点,我们有着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是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罗孝全先生就是头一个。 .....前些时候,罗孝全先生曾往南京到他以前的门生那里去。不管那位领袖也许有什么缺点,可是他对他以前的老师总是非常亲切的。不料这位牧师有一天却受了惊吓,慌忙地离开了那里,并写了一篇取消他以前对于太平军的信念的声明。他在当时一定是丧失了理智,因为他所说的那个在他眼前遭到了杀害的男仆,后来竞被人发现仍旧活着,并且安然无恙。.... 他的意见是毫无价值的。 第二个权威性的证据就是宁波领事夏福礼先生.

原注: 本书已经提到过罗孝全先生，他是美国浸礼会的一个传教士,于1860年10月底曾往南京太平天国。所有在中国布道的传教士中间，他是最没有资格来担任这种工作的。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缺乏坚定性格与和蔼态度的人，偏狭，拘于漫礼会的教条。易怒、暴躁、反复无常、心志不定。他到南京去实在是害多益少的。他除了自己的教会以外，反对一切其他教会，反对一切其他非国教的宗派，这使得太平天国人们对于他们经常为之惊讶的英美两国教义之中的区别深感疑虑，他们认为那些为了这种区别永远争吵不休的人们是不能为上帝好好服务的。关于罗孝全先生前往太平天国及其个人经历，我认为是一个无聊的插曲，本拟略去不论，但鉴于他从南京无礼地逃走这件事曾被加以歪曲的宣传，我想谈一谈这个题目还是必要的。罗孝全先生在太平天国接受了尘世的品级，他因为愚味武断，固执已见，经常引起了不愉快的争辩。自从他到南京以后，干王一直款待他。有一次干王因特殊事故要责罚家里的一个男仆，他就和干王发生了争论。罗孝全先生由于盲目的冲动，(可是欧州人是不会怀疑他的颠倒说法的)或其他原因,于是在盛怒之下从城内逃走，躲避到停泊该地的英国兵舰“狐狸号”上去。罗孝全先生由于只有他自己才能明白的错觉的缘故，竟把干王所用的一根棍子误认为一把刀,并且宣称那个男仆被野蛮地杀害了,他还觉得不满意:虽然他在头一天晚上临睡之前还相信他周围的人全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可是就在第二天跟干王争吵之后,他突然如梦初醒,发觉他们又全都是大罪人了,罗孝全先生由于一时感情冲动,竟把自已多年以来一直称扬太平天国人们为道德高尚的人的话忘得干干净净,他在一天之内，就态度大变，宣称自己一直受到了欺骗,而且为了对于一个人的行为不满,竞不惜使得千千万万为太平天国宗旨而奋斗的人们全都投身在炮火之下,我们只要把罗孝全先生的几种不同的言论作一对比,就可以结束这个题目了.
下面摘录的是他在“狐狸号”上头一次所说的话:
“干王受到了他的充当苦力的哥哥(他在香港简直就是一个苦力)的影响,这个魔鬼竟不惧怕他眼前的上帝,在本月(1862年1月)13日星期一这一天,走进了我的住所,怀着预谋的恶意,就在我的面前,用他手里的一把大刀把我的一个仆人杀死了,他既没有在事前警告一下，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他砍死了我的可怜的、无罪的,无助的男仆之后,就象恶鬼一样跳到他的头上,用脚乱跺乱踩。”
当广州的外侨全都知道上述杀人的诬裁是不正确的时候,罗孝全先生又在1802年4月3日,取消了他所说过的这些话(见1862年《蓝皮书》第5页),另外提出了干王的施行洗礼的仪式;
“一个背教者(?),多妻主义者,杀人凶手,竟想执行人们奉为神圣的宗教仪式,这是何等亵渎神圣?可是关于那个男仆,后来据一个看到了他的人告诉我说,在他被拖出去了之后,证明仍旧还活着,我认为干王把他赶出去,让他不死不活地冻饿而死,比干脆砍下他的头来更残酷。不管这个男仆是不是直接地被杀死的,我却并不认为干王和挑起他干出这件坏事的哥哥,因此就不成为杀人的凶手了,照我看来,他们两人全都应该被视为谋杀犯的,

据《关于太平叛军的宗教致维多利亚主教书》一书的作者说:“自然你现在可以明白关于干王杀害了那个男仆的故事是出于捏造的,当我向罗孝全先生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干王来访问我,要我责罚这个男仆.我跟他说,我要先劝告他,可是干王的哥哥不满意我的回答，打了他，我想他是被打死了。

指望在知乎这种地方理性地评价太平天国干王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要我来评价的话，洪仁玕是那个时代极有勇气、有抱负、有气节的小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意味着他有着那个时代小知识分子通用的学识不高、眼高手低、贪图享受的缺点，但他的勇气、抱负和气节让他在那个时代中国数以百万级的乡绅知识分子中脱颖而出，并最终和他的人生偶像文天祥一样青史留名。

洪仁玕虽然手无缚鸡之力，单论勇气比这个回答下面几个高谈阔论点评江山的键盘侠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要知道洪仁玕是选择在天京事变后去南京的，而当时天国的局面都已经糟糕到江南大营都堵到天京门口了，不开天眼的话，天国能撑过1859年都是奇迹了，而这个时候洪仁玕放着香港的太平日子不过，一路化装成民夫、商人，经过交战频繁的江西战区，步行千里去投奔天国，难道是为了贪图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撑一年的太平天国给他的荣华富贵？我相信，他离开香港北上的时候，必然是抱着不惜一切也要给太平天国带去一些改变的信念和勇气启程的，这才能千里走单骑。

而洪仁玕也是个很有抱负，并在他能力范围内我认为基本尽了全力去实现自己理想的人。天京事变后，天国军事政治问题尚在其次，凝聚人心的建国理想破灭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下《资政新篇》尝试用近代化建国蓝图做个替代，总比没有强。当然过于超前和不接地气这个批评都对，但观察《资政新篇》的总体内容，重新从乡村治理开始加强中央集权，促进近代交通和工业发展，铲除迷信陋习，这和之后百年内一代代中国人努力的方向难道是违背的？没有《资政新篇》只有《天朝田亩制度》，那么后世看待天国就不过依然是在明末李自成的范式里打转了，正因为《资政新篇》的存在，太平天国才会在近代史有极为特别的地位。

即使撇开资政新篇，洪仁玕也不是个只会空口白谈的书生，他真的尽力了，但天国后期客观层面的掣肘不是他个人能解决的，我认为就是换青年诸葛亮来顶他的位置也不会有质的区别。要知道以诸葛亮的才华，最开始进入刘备集团的时候，也是首先负责和江东的外务工作，然后历任各种机要岗位，最后刘备遗诏背书的基础上，这才有在季汉对下级文武如臂使指的管理。而洪仁玕并非金田起义的旧人，回朝后直接在一个月内被提拔到精忠军师总理朝政的地位，很难有资历和威望统合下面的各路大将，况且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垄断意识形态却毫无军政才干，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等人作为军政要员掌控地方的情况下，干王作为中央政务型人才本身也难以施展。从根子上说，这是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如何重新中央集权的问题，天国最后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问题没处理好导致的、

但洪仁玕进入天国决策层后，还是努力有所作为，他和陈玉成结成同盟（但也因此和李秀成关系始终谈不上好），在外交上接待各国传教士和使节力图为天国争取一个有力地位。他在二破江南大营时支持先外后内的整体战略以及之后二次西征时不断向李秀成强调上游战事重要性都是正确的意见，并且相关的协调组织工作基本称职。而之后几次军事行动解围安庆失败，说到底是因为单以天国的皖北和皖南兵团是不足以打破湘军在安庆的包围圈的，陈玉成亲自指挥照样失败，这是李氏兄弟不配合上游作战的情况下的必然结局。他的失误在于外交上对于洋人始终还是抱有天真的幻想，因此侧面影响了陈玉成在武昌城外的决策，但所谓“东线都打到南京了还支持李秀成西征上海”是完全没有的事，要黑也黑到点子上；另一个问题在于他始终不敢硬顶阿洪，导致在滥封王爵等各种阿洪乱搞的事务上他最后总是妥协退让，但本质上他的权力就是来源于洪秀全，而洪秀全对他也不是完全信任，洪秀全在后期一度乱搞到组建了一个儿童内阁，让儿子洪福天贵带着一堆10-12岁的小孩在那里议论军国大事，这种情况下洪仁玕也只能和蒙得恩等人勉强维持事情不要太离谱而已。

除了军事之外，干王还实际负责天国后期的文宣工作，并且主导了天国后期意识形态领域面向民族主义的加速转向，事实上有可能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真正尝试用民族主义进行大规模宣传的人，并且是他最被忽视的功绩之一。李秀成功克苏州后，缴获的印刷机就被他下令用来加速印刷各种反满宣传的文告，天国众王的许多民族主义色彩极为强烈的诗篇，后面都大多被证明是清末革命党的托伪作，但干王留存至今并且能证明是他写的诗篇完全证明他是个不带引号的皇汉。他负责编修审订的《军次实录》《英杰归真》《诛妖檄文》里皇汉味道都是极重的，天国后期几乎全部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告几乎都出自他的手笔，我这里摘录干王的一部分檄文——

“堂堂中土，亘古制匈奴；烈烈神州，岂今宥胡狗？乃有鞑靼妖出，则文武衣冠异于往古，父母毛发强为毁伤；口其言语，说甚么巴图鲁之鬼号；家有伦类，毒受那满洲狗之淫污。正宜遵中国、攘北狄，以洗二百载之蒙羞；归上帝、扶天王，以复十八省之故土。”

“鞑妖每岁剥中国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以卫花粉之费，每岁耗费鸦片烟土银几千万，于今二百余年矣。中国金印几几剥仅，而我中国华民动以贫困兴嗟，无有以十八省之大被满洲三省所制所辱，更无以五百万万之众受制鞑奴之三百余万为羞者。噫，人心至此，忘其身之为华甚夷！本军师即毫无知识，岂肯历次苦征？诚以生长中邦，义有所不容辞者；故每多感激自奋之语也，贤者鉴之！”

在这个层面上，我并不认同某些学者所说的太平天国的民族主义色彩是被清末革命党构筑出来的，虽然还欠缺一些决定性的证据链，但洪仁玕的宣传极大地影响了之后整个东南地区的民族主义启蒙当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可以说，他在这其中可能起了关键性地嫁接作用，使得辛亥革命在叙事上顺利成章成为天国革命的后续，清末知识分子能对天国有相对不错的好感除了满清本身很烂外，这种民族革命叙事的承续感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

最后干王是个极有气节的人，强烈的民族大义感之前的文章里已经叙述了。在天国覆没前的最后时刻，他是少数已经抱有杀身成仁之决心的人。他到湖州的时候，依然有机会向杨辅清一样丢下部队到上海租界隐居，考虑到他和众多外国传教士关系良好，这并非不是一条路，但他依然选择迎接南京陷落后出逃到湖州的洪天贵福，并安排流亡政府迁移到江西的行动，并最终在那里兵败被俘。而被俘后，和还抱着幻想向清廷摇尾乞怜的洪天贵福已经态度比较消极的李秀成不同，干王从被俘那一刻起就决心做天国的文天祥，并保持天国军师的尊严直到最后一刻，先后怒斥沈葆桢等人作为汉人为虎作伥，并对曾版《李秀成自述》中他觉得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做了批驳，从另一个角度和敌人战斗到了最后，并留下了壮丽的绝命诗——

春秋大义别华夷，时至于今昧不知;

北狄迷伊真本性，纲常文物倒颠之。

志在攘夷愿未酬，七旬苗格德难侔;

足跟踏破山云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意马不辞天地阔，心猿常与古今愁;

世间谁是英雄辈，徒使企予叹白头。

英雄吞吐气如虹，慨古悲今怒满胸;

猃狁侵周屡代恨，五胡乱晋苦予衷。

汉唐突厥匈奴犯，明宋辽元鞑靼凶;

中国世仇难并立，免教流毒秽苍穹。

北狄原非我一家，钱粮兵勇尽中华;

诳吾兄弟相残杀，豪士常兴万古嗟。

从这个角度，干王宗教信仰虽然是基督徒，但至死都是个极为传统的中国人（褒义），行的是汉唐士大夫之事。他有千里走单骑之勇气，有努力救亡图存的信念，有坚持华夷之别的浩然正气，有战斗到最后的碧血丹心，如何评价？天下豪杰，容闳不如也！

干王绝命诗还有最后一段——“我今即永逝，一语贻后贤。天国祚虽斩，复生待他年。”这一年是1864年，不到50年后，诚如此言！